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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科 陈祖丰
【内容提要】 本文梳理了日印两国准同盟关系的形成、特点、原因和影响。日本、印度两国的接近，既因为双方在国家战略方向上的契合，又因为美国的影响、中国的崛起等外部因素的作用。这首先会对亚太安全环境造成影响，使本已复杂的亚太安全环境更加复杂。其次会使“印太”概念得到发展，使之逐步从一个战略构想变为现实存在。最后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造成压力。针对日印准同盟的发展，中国应该保持足够的战略定力，不可自乱阵脚。
【关键词】 日本 印度 准同盟 安全合作
在冷战时期，日印两国安全交往不多。这首先是因为在地缘关系上，日本位于亚欧大陆最东端，印度位于南亚次大陆，双方相隔甚远。其次是因为在冷战期间，双方的战略目标并不相同。尼赫鲁就曾经说过，“与巴基斯坦的冲突加上要将印度各邦凝聚在一起占据了印度太多精力，印度几乎没有剩余能力去管次大陆以外的事情，除了道义上的劝诫”。
巴里·布赞和奥利·维夫在《地区安全复合体与国际安全理论》中也指出，“南亚复合体是一个有两极内核结构的标准复合体，该结构植根于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相互安全化”。
而日本方面，其更多承担的是美国“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任务，其安全防范对象更多的是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由于印度和苏联虽然并非盟友关系但仍关系密切，日印安全关系在这一时期趋于冷淡实属情理之中。但是，双方在此期间保持了一定程度的经济交往。根据统计，“1951～1973年，日本从印度的总进口和对印度的总出口分别从5240万美元和5170万美元增加到6.768亿美元和3.387亿美元”。
冷战结束后，国际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日本和印度开始重新审视双边关系。1991年9月，印度提出东向战略，为印日两国的接近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东向政策’正式推出以后的前十年时间是整个‘东向政策’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的特征是面向‘东方’的各亚洲国家，发展经贸与投资联系。”
在此阶段，双方关系仍然以发展经贸关系为主。“1993～1994财年，印对日贸易首次突破40亿美元关口。其中印对日出口比1989～1990年度增长了4倍多，达到24亿美元；而同期日本向印的出口增加了2.5倍，为16.3亿美元。”
在政府援助（ODA）方面，日本也向印度提供了6亿美元作为应急支持。
然而，为了取得大国地位，印度于1998年5月进行了公开的核试验，为此受到了美日等国家的经济制裁，“据报道，从账面上计算，美国公布的对印度制裁清单就涉及207亿美元；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亚洲开发银行也宣布中止对印度的贷款，涉及的资金数目更大”。
而日本作为唯一曾遭受核武器攻击的国家，对于印度的行为更是感到不满，几乎停止了对印的所有经济援助，两国关系发展也因此陷入低谷和停滞。
但两国关系的低谷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2000年1月，时任印度国防部部长费尔南德斯访问日本，随后日本首相森喜朗访印，双方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2000年6月8日，在日本外相河野洋平和印度防长费尔南德斯的会晤中，双方声明“虽然在核问题上有着不同的见解，但是双方都认为继续发展两国的双边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2001年3月29日，日方决定继续向印度提供ODA贷款180亿日元。2001年“9·11”事件的发生将反恐提升为一个全球性的重要问题，这在客观上为日印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利环境。在这样的背景下，日印因为共同的战略需求走得更近。同年，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问日本，双方发表联合宣言，“决定在政治、经济、军事、安全等领域展开全方位的交流”。
这标志着日印关系开始恢复，并逐渐进入新阶段。
安倍晋三在“第一任期”时，对于日印关系也颇为重视。2006年12月，在印度总理辛格访日期间，两国首脑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双方关系为“全球战略伙伴”关系。2007年8月22日，安倍访问印度。在此期间，安倍发表了著名的“两洋交汇”演讲，希望印度能够进入美日印澳的“四国同盟”，推动建立“自由与繁荣之弧”。随后，两国首脑发布《新时代日印全球战略伙伴关系路线图》，宣布双方在安全、经济、文化等方面加强合作与交往的具体措施。2008年10月22日，日印双方首脑发表《安保联合声明》，正式提出要在亚太地区解决长期问题进行信息交换和政治合作，在亚洲多边框架下进行双边合作、海岸防卫合作、反恐合作等九方面合作项目，并宣布双方开展“2+2”对话机制，日印准同盟关系初见雏形。随后日印关系迎来了高速前进的发展阶段。2009年，日印首脑进行了四次会晤。2010年，两国“2+2”会议正式举行。同年，日印双方宣布进入“全面经济伙伴关系”。2013年5月，印度总理辛格访问日本，称日本是“印度重要的地区和全球伙伴”，印日关系是亚洲持久稳定与繁荣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
2014年1月，安倍访印，印度以极高的礼遇迎接安倍到访，辛格对安倍所倡导实施的“积极和平主义”予以高度评价。同年8月，新任印度总理莫迪访日时也指出，日本是印度“最亲密”“最重要”的伙伴之一。
日印关系何以得到如此迅速的发展？学术界有着不同的解读方式。无论是基于现实主义的“权力平衡”观点，还是基于建构主义的“安全共同体”观点，都是合理、有益的视角。然而笔者认为，准同盟理论视角的引入，对于日印关系发展的理解，更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所谓“准同盟”，从某种角度上可以说与“同盟”（或“联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形似同盟，但是和传统的军事同盟有所区分。传统学术界认为，同盟的定义可以有宽泛和严格两种分界方式。阿诺德·沃尔夫斯认为，“联盟是指两个或多个主权国家之间做出的关于相互进行军事援助的承诺。这种承诺与那些松散的合作协定不同，一旦签订包含着承诺的军事协定，国家便正式许诺与其他国家一起对抗共同的敌人”；
[1]
格伦·施奈德认为，同盟是“为维护成员国的安全或扩大其权势而组成的关于使用（或不使用）武力的正式的国家的联合，这种联合针对其他国家，不论这些国家是否被予以明确确认”。
[2]
而相对宽泛的定义则包括斯蒂芬·沃尔特对于同盟的界定，他认为“同盟是两个或多个主权国家之间在安全合作方面所做出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安排”；
[3]
小约瑟夫·奈认为，同盟是“主权国家之间正式或非正式的安排，通常是为了保障自身的安全”。
然而，我们能从宽泛和严格的同盟关系中梳理出足够多的共性：首先，实行同盟的主体是两个或多个主权国家；其次，同盟的核心内容是同盟的主体在提供安全或是使用武力方面的合作；再次，同盟往往有着一定的指向对象，这些对象有可能是明确的第三方或是不明确的地区安全威胁；最后，同盟的参与方自身对于同盟的实施和维护有着自身的意愿。笔者认为，在冷战后的大背景下，宽泛的同盟形式虽然有助于我们理解历史和现实中的一些问题，但其对于同盟行为的泛化可能会使同盟变成一个过于宽泛以至于很难进行系统研究的概念，因此，将同盟双方缔结的条约界定在“正式安全合作”是很有必要的。而准同盟概念的提出，则填补了严格与宽泛的同盟定义之间的空白，即双方缔结“非正式或次级安全合作”。准同盟对比同盟，有如下三个特点。
首先，同盟的基础是共同防御条约，其核心条款规定了缔约国将联同与敌人作战，一般需要经国内立法机关批准生效，具有强约束力和法律效力。同盟一旦形成，其内部瓦解、改变的可能性会比较小（而且一旦发生变化，对于国家整体战略的影响都会很大），因为参与方必须承担法律层面的义务，否则国家的声誉就会受到严重损害。格伦·施耐德甚至认为，同盟体系中对于“被抛弃”和“被牵连”的恐惧，构成了同盟体系的核心动力机制，盟友之间的互动都是围绕这两个机制展开的。而准同盟缔结的核心基础是次级安全协定，相对于正式的盟约，次级安全协定更具非正式性，这体现在：在签订之时能够避免国内的复杂审批程序；在约束力上，次级安全协定并没有规定共同作战义务，有的只是共同的防卫意向和道义上的责任。
其次，在实施方面，准同盟更具动态性。正式的盟约往往时间跨度大，反映了缔约双方对于同盟所面临的共同威胁的预期，但经常很难适应不断变化的安全形势，因此通常只能规定安全合作的基本原则，缺乏可操作性。而次级安全条约是根据需要解决的具体任务签订的，更像是一种针对具体问题的反应行为，而非一个法律体系，因此更加具有可实施性。正如亨廷顿指出的，“与冷战年代相比，各国现在面临的共同威胁小得多，像北约那样永久性的联盟将变得不太重要，而像海湾危机（时期建立的）那种临时性、针对某些特殊问题的同盟则会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4]
最后，准同盟具有相对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传统的同盟体系中，同盟的参与国是固定的，具有明确的权利、义务甚至是对手。摩根索就曾做过这样的论断：“一个典型的联盟一定是针对某一特定国家或者特定国家集团的……假如敌人无法确定的话，任何同盟条约都是行不通的。”
另外，任何国家与另一国结盟，都是为了获得自身的安全，但同盟本身的安全合作就是零和博弈。根据安全困境理论的说法，一国为了保障自身安全而采取的防御性措施反而会降低其他国家的安全感，从而导致各国都感觉不安全。历史证明，同盟体系的出现往往伴随着安全形势的紧张，进而导致相关各国都想通过同盟来获得期盼的安全，那么同盟也就成了不安全的来源。而准同盟之间虽然缔结了安全条约，但是在双方的条约和实践中，并没有一个共同的“特定国家或者特定的国家集团”可以当作敌人看待。因此，这种战略性模糊可以将潜在对抗方受到的刺激降低，使准同盟参与方能够在复杂的安全形势中自由发挥，获得更大的国家利益。
那么，一国在什么情况下会选取准同盟，而非同盟或是中立？传统观点认为，一国受到安全威胁时，经常会在中立和结盟之间进行考虑。这在本质上其实是在安全与主权独立之间进行平衡。一般来说，如果决策者认为安全更重要，他们会倾向于结盟；反之，如果决策者认为主权独立更加重要，他们会倾向于中立。判断威胁则是以综合实力、地缘的毗邻性、进攻实力和进攻意图为根据，而采取的具体措施还受到决策者偏好和国家战略文化影响。选择结盟很多时候还意味着情况的复杂化。一旦国家将自身纳入同盟体系，就意味着将自身的命运与盟友的命运绑定，并有可能陷入“被抛弃”和“被牵连”的同盟困境。所谓“被抛弃”，指同盟成员国担心在需要盟友支持的情况下盟友可能脱离同盟或不完成同盟任务；“被牵连”指的是为非共享或部分共享的盟国利益而卷入冲突。两者实际上是动态的关系，一国如果不想面临“被抛弃”的境地，则需要更加积极参与合作，那么在避免被抛弃的同时，又增加了自己被牵连的危险。反之，该成员国如果不想被牵连，在同盟中采取了相对疏离的态度，那就增加了被抛弃的可能性。而中立政策则意味着用自身的力量来面对威胁，该国自己承担一切可能性，而后果如何，则取决于国家承担风险的能力与威胁力量的对比。在当今国际环境中，威胁的来源、类型都呈现多样化趋势。如果处理不好，会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安全利益造成不良的后果，严重的话甚至会使国家崩溃。
因此，选择准同盟就成了一种折中的、合适的做法。事实上，对于同盟体系来说，所谓同盟困境仅仅是同盟管理不佳的结果之一，而成功的同盟管理则会尽可能地减少这两种影响。但同盟管理成功与否，还受制于很多复杂的原因，受到很多变量的影响，其中最主要的还是同盟成员国之间的利益契合程度。“联盟成员根本利益是一致或平行的”，而基于上述特点，准同盟参与双方往往能在“根本利益存在重大矛盾” 的情况下进行合作。
日印两国选择缔结准同盟关系并予以深化是基于双方各自的考量。首先，从日本国家战略的角度来讲，日本是一个国土狭长的岛国，四面环海。2015年发布的日本《国防白皮书》就指出，日本非常依赖海洋进行运输和能源资源进口，因此确保海洋的畅通对于日本的国家生存至关重要。而印度洋是连通东亚和中东、欧洲的航路，对于日本来说，这是一条保证原油和液化天然气进口的航路，重要性不言而喻。加强与印度在海洋方面的安全合作，不仅可以“确保日本从中东经由印度洋上的海运安全，有效地打击海盗等非传统安全，而且……可以加强日本在印度洋地区的战略存在”。
从政治角度来说，安倍内阁下的日本，其首要目的就是修改日本二战后“和平宪法”，使日本成为“普通国家”，甚至是政治大国。那么日本二战后的“和平宪法”便成了横在安倍面前的巨大阻碍。为此，安倍政府于2014年4月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为“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大幅度放宽了对外出口日本武器装备和军事技术的条件。而印度也对日本的军备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根据日本共同社消息，2015年2月26日，经过多轮的谈判，印度国防部内部已经对日本US-2水上飞机做出购买决定。
这将会是日本近40年以来首次对外输出武器装备，意味着日本很有可能继续对印度输出武器装备乃至军事技术。这一举动不仅能够直接促进日本的军事技术向外出口，攫取经济利益，还能进一步获取政治资本，实现日本国家普通化的诉求。
而从印度的角度出发，接近日本可能出于以下考量。在国家战略上，印度在建国后奉行尼赫鲁主义。尼赫鲁本人就曾经说过：“印度以它现在所处的地位，尚不可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销声匿迹，中间地位不能引动我，我也不相信中间地位是可能的。”
纵观历史，在当代，没有一个大国是能够离开海洋力量而成为一个“大国”的。随着“巴基斯坦正在丧失其作为一极力量对抗印度的能力，因而南亚地区安全复合体正在缓慢地转向单极”，
印度不可避免地会将眼光投向广袤的海洋。印度崛起的基础是印度洋，但仅仅立足于印度洋无法满足其实力日渐增长的需求，因此，印度政府于20世纪90年代实行了“东向政策”，将目光投向太平洋地区，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成果。2012年印度出台了《不结盟2.0：印度21世纪外交和战略政策》，认为“当前国际格局有三个重要特征：一是随着新兴大国的发展及其在国际组织中话语权的增长，多种力量的崛起和多极化的发展已经呈现不可逆转的趋势；二是以美国为首的盟友体系在全球政治格局中地位下降已是不争的事实；三是以双边、多边合作共同应对全球问题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大趋势”。
这份报告的出台为印度继续深化、拓展自己在太平洋地区的影响提供了可能性。由此，印度莫迪政府上任伊始就将“东向政策”发展为“向东行动”政策。因此，印度和日本关切的范围逐步实现对接，双方合作也就成了合理的选择。
除此之外，日印准同盟关系的深化，还受一些外部因素作用的影响。
首先是美国因素，美国虽然自己并不是一个亚洲国家，但是其在亚洲乃至全球的影响力，决定了美国政策的转变很可能带来整个国际大环境的变化。2011年，美国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发表题为《美国的太平洋世纪》的演讲，推行“重返亚洲”战略、“亚太再平衡战略”等一系列举措，将自身的力量更多地投向亚太地区。2011年7月，希拉里访印，其间她认为印度“具有全球事务领导者的风范，应继续深化‘东向政策’和参与地区事务，并对印度在东南亚乃至太平洋地区发挥更重要作用持支持态度”。
在对日方面，美国的态度是“松绑日本、调整基地、扩边及扩容”，并且在重返亚太战略的背景下，美日同盟“由双重遏制中日向单一遏制中国转化”，这给予了日本更大的外交自主权。
2014年7月，美日印三国再次于日本四国南部至冲绳东部海域展开“马拉巴尔”演习，值得一提的是，这是美国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后，日本在时隔五年后再一次参与演习。从这个角度讲，美国为日印的接近提供了有力的平台。另一方面，印美、日美之间也并非全无矛盾，对于日本和印度来说，相互抱团也可以起到平衡美国在亚太地区影响力的作用。
其次是中国崛起带来的刺激，这在任何现实主义的研究中都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日印两国对于中国崛起的担忧由来已久。正如早在“2000年的东京和德里‘全球伙伴关系’对话会议上所揭示的，一个更独断专行的中国同样可以把印度拉入地区安全复合体，成为针对中国的反霸联盟的一员”。
在历史上，印度与中国存在边界冲突，20世纪60年代就曾爆发过边境战争。2014年9月，双方军队还在边境地区展开对峙，虽然事件得以和平解决，但也不能忽视其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另外，中国在建设海军的过程中，“参与建设或者升级的港口大多在印度洋周边，如缅甸的皎漂、孟加拉的吉大港、斯里兰卡汉班托塔和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
印方认为中国是在“其周围构筑针对印度的‘珠链战略’，旨在把印度永久地围困在南亚次大陆”，
这对于在印度洋地区实行“门罗主义”的印度来说，并非能够轻易接受。因此，奉行制衡战略是印度一以贯之的对华政策。在日本方面，对于中国快速、全面地崛起，日本有一种强烈的失落感。安倍在执政后，着力推行“自由与繁荣之弧”，并在第二次执政后将之进一步发展为“民主安全之钻”，然而无论其语言如何表述，都可以看出安倍想要组建的是一个有着“自由民主”价值观背景的跨越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多国同盟，这种极具冷战思维的策略背后，想要遏制的目标恐怕只有中国。而事实上，日本因为历史反思问题、领土主权问题等方面与中国又有着现实的利益冲突。因此，接近印度、组建准同盟，既能扩大海外影响力，又能遏制现实的敌人，可谓一举两得。
另外，日印双方还共享一系列其他层次的利益。例如，双方都有浓厚的大国情结，都希望成为政治大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印度洋海域的海盗问题也一直让双方头疼；在经贸方面，近年来印度经济高速发展，产生了大量的中产阶级，其消费及广阔的市场发展空间和相对稳定的投资环境是日本所渴望的，而日本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也是印度所缺乏的，双方互补性明显。
首先，日印两国的准同盟关系对于打击海盗、遏制恐怖主义、灾害救援等方面都有着积极的影响，这有利于亚太地区的安全稳定。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双方的关系中存在地缘政治因素，“印度战略决策层将亚太舞台视为多重战略竞争、大国权力博弈的角逐场和多样机制安排得以存续的温床”，
印度通过和日本的准同盟关系，大力推行“东向政策”，并参与了多个多边安全对话机制，比如美日印三边对话、印日澳美四方倡议等，以期作为博弈的参与方加入亚太地区的安全博弈，这使本已复杂的亚太地区安全形势更加复杂。另外，虽然准同盟不同于同盟，但在投射力量方面，两者的功能是相似的，日印之间的准同盟关系，也会导致地区间力量形成极化，促使地区内部的安全结构更加板块化，甚至有引发军备竞赛的可能性。
其次，日印两国的接近，会推动“印太”概念的发展。作为一个海洋生物地理的概念，“印太”一词早已出现；但其作为一个地缘名词被使用，仅仅是2010年前后的事情。对于“印太”的概念，有学者认为其有三层内涵
：其一，印太是一个地理概念，包括狭义和广义两种，前者认为印太包括狭义的亚太地区和东印度洋地区，后者认为印太包括狭义的亚太地区和整个印度洋地区，甚至包括太平洋东岸地区，但具体“为印太勾画出清晰的地缘范围既非易事，也显得武断和没有必要”；
其二，印太是一个战略体系，某种程度上意味着美国、澳大利亚和印度在战略上联合以塑造地区安全架构；其三，印太同时也是个时间概念，寓意“印太时代”的到来。印太概念是美国、印度、澳大利亚积极倡导的，与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相契合，也与日本的“自由与繁荣之弧”“民主安全之钻”有共同之处。在美国看来，印太概念的意义在于将亚太安全同盟体系扩展到印度洋地区，把印度拉入美国的同盟体系（或者至少是成为准盟友）；在印度看来，美国推动印太将会产生一定的经济政治红利；在日本看来，发展印太概念，可以发展、强化自身的海洋防卫能力，逐渐实现自己的政治大国计划……无论如何，印太构想的提出，标志着亚太和印度洋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虽然在目前阶段印太只能说是一种理念，并且概念本身还存在很多的争议，但从长远战略角度出发，中国必须要对这个概念进行关注、研究，做出正确的决策。
最后，日印准同盟关系的发展将对中国构成一定程度的安全压力。如前所述，日印两国都倾向于以中国的崛起建构“中国威胁论”，并对其予以进一步宣扬，这对于中国开展外交十分不利。并且，两国逐渐将关注开始介入南海问题，它们虽然未必会直接和中国展开对抗，但其行为一定会加大中国在处理南海问题上的压力。
日印准同盟，既是两国国内发展的共同选择，也是在外界环境刺激下因势利导的结果。客观来看，日印合作会长期存在，并有在准同盟框架下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中国应理性看待日印关系的发展，因为在中日印关系三角中，中日和中印关系并不相同。印度在面对日本的时候，并非毫无保留；在面对中国的时候，印度也仍然把中国当作对话的对象，中印两国之间的竞争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属于良性竞争范畴。另外，我们应该看到，在多极化的亚太安全格局和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周边区域大国调整外交策略对中国进行平衡和遏制，是必然会发生的现象。长远来看，日印两国都无法忽视和中国进行合作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因此，中国应保持战略上的定力，不可因为周边国家的反应而自乱阵脚。
The Internal Impetus of the Development of Japan-India Quasi-alliance Relation
Abstract The paper reviews the formation，characteristics，causes and effects of quasi-alliance between Japan and India. The Japan-Indian relationship，which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close，results from the match of two countries’ strategic directions，as well as external factors such as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U.S. The Japan-India quasi-alliance will firstly make the security situation of the Asia-Pacific region more complex. Then it will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cept of “Indo-Pacific”，and will transform it into a reality from a strategic vision. Finally，the Japan-India quasi-alliance will put pressure on China. Facing the developing Japan-India quasi-alliance，China should react with a calm strategic posture.
Keywords Japan；India；Quasi-Alliance；Security Cooperation
[1] Arnold Wolfers，“Alliances，” in David L.Sills，ed.，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Macmillan，1968），pp.268-269，转引自于铁军《国际政治中的同盟理论：进展与争论》，《欧洲》1999年第5期，第14页。
[2] Glenn H.Snyder，“Alliance Theory：A Neorealist First Cu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44，No.1（Spring 1990），p.104，转引自于铁军《国际政治中的同盟理论：进展与争论》，《欧洲》1999年第5期，第14页。
[3]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7），p.12，转引自张景全《同盟视野探析》，《东北亚论坛》2009年第1期，第28页。
[4] Samuel P.Huntington，“The Changing American Strategic Interests，” Survival ，Jan/Feb 1991，No.1，p.16，转引自孙德刚《国际安全之联盟理论探析》，《欧洲研究》2004年第4期，第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