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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海涛
【内容提要】 中日关系正处于历史转型的关键时期。各种结构性矛盾与政策性冲突逐渐公开和加深，体现在公众面前的主要是钓鱼岛领土主权争端问题、日本对侵略历史的认识问题，以及东海划界与资源开发利用问题等。而日本安倍政府的政治右倾化与僵硬的对华外交政策更使得中日关系雪上加霜，形势更为紧张严峻。
【关键词】 中日关系 安倍谈话 历史认识 主权争端 国际秩序
安倍第二次执政以来，安倍政府连续对华强硬发声，不断加剧中日双边关系的紧张程度，其表现超出以往历届政府，不仅激起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愤怒，也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担心。安倍政府恶化中日关系的言行主要集中在历史认识问题、钓鱼岛领土主权争端、针对中国的安全防务战略与策略的变化几个方面。2015年8月14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发表了关于二战结束70周年的“安倍谈话”，引起了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安倍谈话”在出笼之前即引起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由于国际关系的利益纠葛与战略需要，对日本政府“似是而非”的二战结束70周年表态，国际社会的反应与解读不尽相同，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如何适应时代变化与新的中日关系是我们需要面对的重大课题。
2015年10月27日，以“沟通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的中日韩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时值李克强总理出访韩国和出席中日韩首脑会谈前夕，研讨会作为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主办的半官方半民间论坛被外界看作时隔三年半重启的中日韩首脑峰会前的“预热”，外交部部长王毅出席了研讨会并发表致辞。王毅部长在致辞中提到，“中日韩三国理应排除干扰，携手共进，共同朝着睦邻互信、全面合作、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方向前进，努力实现2020年建成东亚经济共同体的既定目标”，既表明了中日韩三国面向未来、相互合作、共同发展的殷切期盼，也指出了当下中日韩三国合作面临的困境与问题的实质所在。事实上中日韩三国的合作因近年来日本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倒行逆施而备受困扰。
2013年以来，重新执政的自民党安倍政府在中日领土主权争端以及中日关系许多其他重大问题上的右倾化程度比民主党政府更加严重，没有表现出丝毫解决领土争端的诚意。安倍政府否认侵略历史，公开渲染“中国威胁论”，鼓吹使用武力应对主权争端。钓鱼岛领土主权争端持续“高位震荡”，中日关系依旧没有太多改善的迹象。
钓鱼岛列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诸多历史原因造成了日本实际控制钓鱼岛拒不归还的局面。并且在中日间围绕钓鱼岛领土主权的争端中，日本屡屡挑战中国国家利益的底线，企图将对钓鱼岛列岛的“实际控制”变为“长期占领”，继而达到“实效取得”的目的，这成为中日关系发展面临的最大障碍。
众多历史文献证明钓鱼岛列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在近代，日本利用甲午战争的混乱秘密窃取钓鱼岛。1945年日本军国主义战败投降后，依照《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规定，日本被迫交出其长期侵占的包括中国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在内的中国领土。1971年美国与日本私相授受琉球群岛的行政管辖权，钓鱼岛被交给日本。中国政府一贯坚持对于钓鱼岛列岛的主权立场，坚决反对日本对钓鱼岛的窃夺。
钓鱼岛列岛主权争端尽管在20世纪70年代公开化，但问题早在50年代初就已经初现端倪。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中国占有历史和道义的制高点。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战胜国之一，中国有充分的理由和权利收回被日本殖民侵占的国土和正当权益。坚决主张并收回钓鱼岛列岛的主权，是中国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必要和关键的一环，也涉及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实现。在涉及中国国家核心利益的根本性重大问题上，没有任何可以妥协的余地。
日本在二战后借助美国的扶持和默许，在归还中国领土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问题上一再玩弄花样，不仅否认中日之间曾达成的“搁置争议”的共识，甚至直接将中日之间存在的领土主权争端予以否认。其实质，就是要借助否认二战成果和战后国际社会的基本共识，为日本摆脱二战后国际秩序的束缚、抛开战败国的标识、重振日本的大国地位撕开缺口。
日本政府在走向政治大国化、军事大国化的道路上，通过不断促使钓鱼岛列岛主权争端的升级，掀动“中国威胁论”，调整和扩充日本的军事力量，并通过日美同盟把美国紧紧捆绑在日本的战略布局中，实现“一石三鸟”的战略效应。中日钓鱼岛主权争端，看似是一个局部问题，实则牵动整个日本对外战略的部署。
在领土主权问题上强硬发声，树立强势政府形象，稳固执政党的基础，是日本国内政治右倾、抛弃二战后和平立国理念、鼓动民族主义的一个极好的借口。宣扬所谓“中国威胁”，唤起日本民众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潮，是为日本政治摆脱“二战后和平体制”铺平道路。
实际上，在日本国内也存在不同的声音。除了主张“中日之间不存在领土争端问题”的日本现政府和一部分政客外，更多观点认为应避免表面上的领土主权争端，不对中国的立场和做法高调反应，防止对问题有过度反应，并在实际事务层面上强化“实效控制”，加强对钓鱼岛的实际控制和管理，以既成事实和国际法为依据，保持对日本有利的局面。还有一种论调则是承认中日之间存在领土主权争端问题，但不赞成将问题表面化，主张搁置争议，避免因领土主权问题的争端激化影响东海油气资源的共同开发利用的谈判进程。注重在东海地区油气资源开发利用上的实际利益分割与共享是他们的基本立场。
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的始作俑者美国态度暧昧反复，客观上支持了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和做法，特别是日美利用钓鱼岛问题制约中国的意图越发明显，这也使得短时间内解决中日钓鱼岛列岛主权争端更为困难。中日钓鱼岛主权争端的现状表明：一方面，双方擦枪走火、出现突发事态的可能性正在增大；另一方面，这种对峙正出现长期化、复杂化的倾向，对中日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与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都将产生重大影响。
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在海洋权益争端中，日本并未获得美国对其主权要求的全面认同。美国对中日钓鱼岛争端的基本态度可以概括如下：认为钓鱼岛是处于日本行政管理范围内的，美国在主权问题上是中立的；
1971年美国向日本移交的是钓鱼岛的行政管理权，
[1]
而非主权。这种立场与安倍或者其前任野田佳彦所主张的钓鱼岛是日本领土一部分的立场是有显著区别的。因此，未来美国在中日钓鱼岛争端中的立场仍是一个变数。
鉴于钓鱼岛列岛所处的战略地位和周边具有的大量资源，当事者以及相关各方既无法轻易做出妥协，也都有各自国际国内的战略需要。在今后的地区国际政治博弈中，钓鱼岛主权争端问题依然会作为中日关系大棋局上的一个重要的“劫”而发挥特殊的作用。
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安倍政府不仅在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上顽固坚持错误立场（具体表现为大批阁僚集体参拜靖国神社），而且还公开表明“侵略尚未有明确的定义”， [2] 这是安倍政府公开从法理层面否定其侵略历史的又一突出表现。
在对华关系上，安倍妄称中国对冲突的需求是根深蒂固的，
[3]
故意转移视线，企图将道义批判的目标转到中国，严重毒化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进入2013年以来，安倍提高“调门”，在不同场合对中国的和平发展提出质疑，大肆鼓吹发展军力应对所谓的“中国威胁”。日本驻美大使佐佐江贤一郎对中国所提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质疑与对“中国梦”的抹黑
言论和行动，充分表明日本缺少对中国和平发展的基本认知和理解，也缺少对日本自身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信心。
日本认为重视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是中国外交的政治软肋，因此不断挑起事端，企图消耗中国的国力，通过主权之争阻滞中国发展战略的实施，在中国的反应中寻找突破口或制造借口，为其下一步行动提供“介入”的口实。而这也是西方近年来瓦解对象国（和平演变）惯用的手段。
日本安保战略和政策的调整明确而具体地反映了日本对中国和平崛起的恐惧和困惑。日本关于安保战略和防卫政策的调整早已开始，近年来日本对中国军事增长和军事动向的所谓不透明性的疑虑加重，这是日本要调整其安保战略的真实背景。日本在中日关系特别是钓鱼岛领土主权争端问题上采取的强硬做法，就是为了配合调整防卫政策而做的舆论造势。
日本的外交决策并未客观地对其国内外环境进行有效认知，相反，由于冷战思维的延续、自身政治文化的偏见、政治心理的扭曲等诸多因素的作用，日本在外交决策中对国内外环境的观念认知存在一定的错位和偏差：日本将美日同盟视为外交的基础，
而并未切实重视周边亚洲国家的重大利益关切。日本对历史的认知与周边国家存在相当显著的差异，这种差异影响了日本对他国国家利益的观念建构，而正是日本在历史上对周边国家的侵略才遗留了日本同周边国家的某些争端，也正是日本对侵略历史的刻意回避和有意美化才使日本涉及历史与现实问题的观念建构出现问题。
包括安倍在内的历届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大多态度暧昧，这使得日本的亚洲邻国，尤其是曾经受到日本侵略的国家难以对日本建立长期的信任。比如安倍对阁僚参拜靖国神社进行辩解，将靖国神社与美国的阿灵顿国家公墓进行类比，并声称“我从来没有说过日本不承认侵略”，“我从未说过我将来是否要去参拜”。
而在面对国会质询时，安倍也声称“从未否认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这种言论与先前安倍对侵略定义的否认，以及其“将对侵略的定义归结为历史学家的任务，而我们的任务是面向未来”的言论，形成相当鲜明的对比，这种态度不可能得到受到日本侵略的亚洲国家的认同。
《开罗宣言》是国际社会对日本侵略行径进行“制止及惩罚”的宣言，奠定了二战后东亚国际秩序的基本框架与原则。这个基本框架和原则后经《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书》确认，一同构成二战后处理日本问题和东亚国际事务的基本法律依据。二战后东亚国际秩序的形成和发展建立在这些国际法律文件的基础上。
继承法西斯军国主义衣钵的日本右翼势力则一直谋求摆脱国际社会与“和平宪法”对日本的束缚。二战后的冷战使国际社会对日本的和平改造遭受冲击，半途中止，同时也使日本得到利用国际社会的矛盾与对立获取自身利益的机会。所谓《旧金山对日和约》就变成了日本混迹国际社会的“至宝”，连同其后的《日美安保条约》构成日本“脱亚入欧”、加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际社会的“护身符”。
关于“安倍谈话”，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批判其扭曲的历史观、战争观和发展观的层面，而需要冷静思考和分析“安倍谈话”出笼的前后过程以及它所折射出的深层次问题。精心炮制的“安倍谈话”的核心内容并非表面文章那么简单，内里包藏了以安倍晋三为代表的日本右倾保守政治势力的政治理念、执政方针与外交政策构想，是一篇变形的施政报告，展示了日本政府力图使自身成为领导国际社会的大国的一种“自负”。
安倍晋三本人的历史观及其所代表的政治势力一贯主张的历史修正主义史观贯穿整个“安倍谈话”，这也是被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广为揭露与批判的问题。“安倍谈话”开篇即讲近代以来在西方殖民扩张的冲击下，日本实现了近代化并很快融入时代潮流，成为领导亚洲的先进国家。安倍声称“日俄战争给当时处在殖民支配下的众多亚洲和非洲的人们以勇气”。众所周知，日俄战争是日本帝国主义与沙俄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地区进行的一场争夺殖民权益、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完整与国家利益的帝国主义战争。安倍完全不顾历史事实赞美日俄战争，实际上反映了安倍本人及其智囊团在历史认识上的错误观念，即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胜利是日本领导亚洲抵抗欧洲殖民列强的胜利，日本始终是为把亚洲从西方殖民者统治下解放出来而战。这种贯穿于二战前的“解放亚洲”、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思想，竟然依旧存在于现今日本政治家甚至政府主要领导人的头脑中，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至今还有相当多的日本人对过去日本发动对外侵略战争无法形成正确认识。
作为对二战结束70周年的政治总结，“安倍谈话”竟然将当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理由归结于“世界金融恐慌与经济的集团化”，日本感受到“孤立”，不得不行使武力以打开“外交上和经济上的困境”，成为“新国际秩序的挑战者”。许多日本人至今依然认为殖民扩张是那个时代的通行做法，日本理应顺应这个“时代的潮流”。“安倍谈话”认为，尽管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取胜，鼓舞了亚洲和非洲人民，但很不幸后来日本做出了错误的选择，错误地同美英对抗而招致失败，这个历史教训应当牢记。这使我们丝毫感受不到安倍对过去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有深刻的认识与反省，反而倒令人觉得他像是在强调日本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不得不进行一场“自卫战争”“解放战争”。
虽然“安倍谈话”也提及日本给中国和东亚各国人民带来了无法估量的伤痛与损害，提到了众多日本人的牺牲，甚至也用间接的方式谈到了“慰安妇”问题，承认二战后日本的和平是建立在这些惨痛的牺牲上面的，并且安倍还表示当他回顾历史时，依然难忍“断肠之念”，“无话可说”；但是，“安倍谈话”并没有直接承认日本发动了侵略战争，而是将“事变”“侵略”“战争”泛化为无所指的抽象名词，强调“任何武力威胁与行使、作为解决国际纷争的手段”都不可被再次使用，应该建立与殖民地统治彻底决裂、尊重所有民族自决权利的世界。关于世人注目的对日本侵略的“反省与道歉”，安倍只是引述了历届政府的立场，不肯直接回应国际社会的强烈呼声。在这里，“安倍谈话”采取了移花接木的手法，将日本对亚洲的侵略转化为一般意义上的战争进行批判，回避了对自身侵略历史的反省。自二战结束已经有70年了，“安倍谈话”作为日本政府的正式立场和认识，较10年前和20年前日本政府的认识水平，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倒退。
作为代表日本政府立场的正式谈话，“安倍谈话”对历史的回顾与反思无疑是不彻底的。有关“二战后出生的日本年轻一代今后不应再背负历史包袱、不必再反省与道歉”的说法，更是暴露了日本近年来日渐泛滥的“自虐史观”在安倍思想深处的深深烙印。这已经不仅仅是对历史、战争的错误认识，更是对人类良知与常识的践踏，也无视和违背了大多数善良的日本民众对过去侵略历史的反省与悔过自新的努力。
在这一点上，更多有良知的日本人士已经给出了正确的回答。“承认日本自1931年至1945年所实施的战争是违反国际法的侵略战争，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在那个时代，先辈们经受了比包括现在在内的任何时代的日本国民都要严峻的考验，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也许，我们这些后辈没有资格去轻易断定先辈们的行为是错误的。但是，日本并不是被侵略的一方，而是日本去攻击中国、东南亚及珍珠港，造成了三百多万国民的牺牲、数倍以上的其他各国国民的牺牲，这些战争是极大的错误，很遗憾地说，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而且，日本对中国台湾和朝鲜进行了殖民统治，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在历史上，任何国家都会犯错误，日本也应干脆果断地承认这一时期犯下的错误。这种干脆果断的态度，才能让日本在国际社会中得到道义上的正面评价，也是我们日本国民值得自豪的态度。”
当大多数人关注浅层意义上的安倍历史观问题时，我们不能忽视“安倍谈话”在国家核心利益、领土主权和国际形象等方面暗度陈仓的卑劣做法。一方面，安倍晋三以插入“关键词”的方式发表了一份与“村山谈话”有本质区别的政府首脑谈话，至少在形式上回应了此前日本国内以及国际社会的呼吁，体现了日本政治与外交特有的圆滑之处。安倍“重新界定”近代国际社会和“二战”及战争责任等问题的危险企图已经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在关于二战结束70周年问题的表态上，“安倍谈话”无论如何掩饰，其中包含的右倾史观也难逃正义世人的法眼。而从“安倍谈话”出笼的前后过程来看，安倍本人似乎也并没有刻意回避这一点。尽管遭受了国内外对其回避问题本质、推卸应尽的历史责任的广泛批评，但是，安倍晋三渡过了“二战结束70周年”这一难关，达到了他所预期的目标。“安倍谈话”在日本国内得到了超过60%的认可与支持。这个事实值得我们关注与深思。
另一方面，我们需要特别重视“安倍谈话”在涉台问题、对华政策问题上的精心谋划。“安倍谈话”看似轻描淡写，但直接制造了“一中一台”的问题陷阱。同时，安倍以反省战争、反对以武力方式改变世界秩序的旁观者姿态，篡改历史并混淆历史问题和现实国际问题。其表达方式的露骨，使人直接联想到近年来日本对中国和平发展的无端指责与攻击。“安倍谈话”出笼前后日本政府的一系列做法，包括日本针对“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对抗措施，以及其对中国举行抗战胜利阅兵典礼的刻意诋毁等，都说明日本政府在中日关系的认识与定位上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已经将改善中日关系降为日本外交的次要问题。因此，我们不能将“安倍谈话”简单地定性为“立场含混”“表达模糊”“认罪态度不诚恳”而一笔带过。历史问题是中日关系主要障碍的时期即将过去，对中日关系应更多地从国际政治的现实来理解。
必须看到“安倍谈话”实际上是日本给中、美、韩、俄等国发出的明确政策信号。而各国的不同反应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际社会正面临政治与道义观念被重塑的危险，显示了国际社会在“二战”及战后问题上的立场分化和利益纠葛。这个问题值得我们从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的角度做深层次的认真解读。从日本国内及国际社会对“安倍谈话”的反应来看，批评“安倍谈话”在历史认识问题上说明和解释不充分、回避问题的实质、推卸应尽的责任，以及其日式的模糊行文方式可能会招致国际社会的误解等，为大多数人的态度，日本国内及国际社会有识之士的正义呼声依然值得我们重视。至少在现阶段，反对和制约日本重走军国主义老路的正义、和平力量还广泛存在，我们应该有信心，有必要认识到这一点并积极地加以利用。与此同时，我们也很少见到针对“安倍谈话”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缺少认识与反省、故意混淆是非与国际道义标准、对中国的发展含沙射影、故意制造“一中一台”问题陷阱等性质更为恶劣的问题进行追究的意见。这说明日本政府在处理对战争的认识与“二战后问题”时的某些主张和做法得到了西方主流社会的理解与认可。由此也可以认识到中国的周边外交工作，特别是政府外交与公共外交工作，仍面临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随着日本右翼势力日益扩大，日本政府在内政外交各个领域的政策不断突破“和平宪法”制约，其损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势态日益严峻，日本国家的未来发展方向令人担忧。虽然日本国内主持正义、爱好和平的声音受到打压，但依然是制约日本右翼势力的重要力量和社会基础。国际社会对日本否定二战后国际秩序的批判和制约也是制止日本重新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重要力量。日本的未来不取决于日本右翼势力的痴心妄想，只要制约日本右倾化与军国主义复活的因素和环境依然存在，日本国家的发展方向就不可能不受到民主与和平轨道的制约。
二战以来，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事实上得益于战后确立的国际秩序。维护二战后国际秩序恰恰有利于日本的和平发展，也有利于东亚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发展。这是日本今后国家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日本右翼势力无法阻挡的历史潮流。如果说70年前，《开罗宣言》在抗击法西斯肆虐世界的炮火声中敲响了日本侵略者覆灭的丧钟，那么70年后，《开罗宣言》则在呼唤和平的世界人民心中就日本未来应何去何从敲响了警钟。
当前中日关系的热点问题确实是钓鱼岛列岛领土主权争端的不断升级。但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领土主权争端并非中日关系的全部，要准确把握中日关系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保持对日战略总体方向的稳定。应该综合全面地看待中日关系的现状与发展趋势，避免一叶障目、以偏概全。坚定而明确的国家意志和强大的国家综合实力是保障国土安全与解决领土主权争端的最核心要素。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安倍谈话”的问题是主体不明、回避责任，安倍想要照顾到各方面的意见，但结果招致各方面的不满和批评。特别是右翼势力对安倍的“妥协”心存不满，对其政策实施将会提出更严厉的要求，安倍的抉择空间将受到更大的限制，对其改善中日关系以及调整外交政策都会带来更多的压力。这也将使我们的对日工作面临更大的困难。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应该给安倍政府一个适当的对华外交的空间，防止其“狗急跳墙”或者被更加右倾强硬的政治势力所取代，从而给中日关系带来更加不可预期的影响。
在目前的东亚地区国际政治格局中，处理中日关系中的矛盾与冲突至为重要，需要明确认识“去美国化”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要妥善处理美国在中日海洋权益与领土主权争端中的地位与作用。“安倍谈话”出台前后日本政府的一系列做法，包括是否参加九三抗战胜利阅兵典礼等，都说明日本政府已经确定将改善中日关系降为日本外交上的次要问题。
同时，要客观地看待中国地区行为能力的增长，在扩大交流、增进理解与树立互信的过程中，尽量不让其他国家在东北亚地区岛屿主权争端的处理中以“中国威胁论”等论调为借口联合遏制中国。
鉴于中日关系中存在的相互不信任与相互恐惧，有必要加强针对日本公众以及社会媒体的外交工作，消除他们对中国的误解和疑虑。中国的对日外交在坚持原则的同时也要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在对待一部分日本反华势力伙同美国等对中国施压和遏制的问题上，我们应该以“两手对两手”的策略灵活应对。在正面回应所谓“中国威胁论”的同时，也要采取必要的措施对日本的反华势力进行分化和弱化。鉴于日本国内在中国领土主权问题和海洋权益问题上存在不同声音的情况，我们可以有针对性地对包括各个政党和政治团体在内的相关政治利益集团采取必要的措施，或者压缩其政治活动的空间并分化、弱化其政治利益，或者针对较为活跃和有代表性的政治人物做思想政治工作，以争取其在中日关系中发挥积极而非消极、建设性而非破坏性的作用。
针对日本早已觊觎东海、南海的资源的现实，中国对日外交方针有必要做适当的调整，既要加强有针对性的对策调研，也要综合运用过去几十年积累的对日外交工作经验，从各个渠道以各种方式影响日本，以实际有效的“反制”措施，迫使日本放弃以追随美国为幌子实现自身海洋大国旧梦的幻想，使其外交方向回归理性，要使日本知晓中日关系的大局对于日本今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同时，我们对日本挑衅的反制措施要有针对性、实效性、灵活性。要整合国家相关危机应对机制，适当开放和充分利用民间资源和能量，增强和展示中国保卫国土安全的能力与意志，在危机处理中并用原则论与实践论，切实实现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战略目标。
我们还应该加强国际社会维护正义力量的联合，巩固二战胜利成果，积极应对日本企图否定历史的错误言行；正确认识日本的对华外交传统和两面派手法，以政策稳定应对日本的策略变化；重视在软实力外交上的较量，加大在国际社会的政府外交及公共外交上的努力；通过坚持维护二战后国际社会的秩序与正义，巩固世界反法西斯国际和平合作的成果，揭露和阻止日本通过非正义与非合法的方式挑战和否定二战后国际秩序、向海外扩张领土、攫取资源与市场的战略企图与做法；化解其通过军事安全、能源环境以及公共安全等领域的外交手段对中国构成战略合围的企图。
Mr. Abe’s War Speech and the Stratigic Delimma in Sino-Japanese Relations
Abstract Sino-Japanese relation is in a critical period of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All kinds of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s and policy conflicts，mainly including the sovereignty dispute of the Diaoyu Islands，the interpretation of Japanese aggression history，the demarcation of the East China Sea，the uti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its resources，etc.，have become open to the public and been deepening gradually. Japan’s political right-deviationism and the stiffness of the foreign policy of Abe’s government toward China made the Sino-Japanese relations even worse and tenser.
Keywords Sino-Japanese Relations；Mr.Abe’s War Speech；Historical Understanding；Sovereignty Dispute；International Order
[1] Mark E. Manyin，“Senkaku （Diaoyu/Diaoyutai） Islands Dispute：U.S. Treaty Obligation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25 September 2012.
[2] “Shinzo Abe’s Inability to Face History，” The Washington Post ，27 April 2013.
[3] Chico Harlan，“Japan’s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Chinese Need for Conflict Is ‘Deeply Ingrained’，” The Washington Post ，20 Feburary 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