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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玉国
【内容提要】 安倍内阁下的日本正在积极地进行国家战略转型，这是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国家战略4.0版”。从历史长波周期看，21世纪第二个10年的日本正处于国力“强—弱”周期性位移的变动期，以及国家发展“上升—下降”的阶段性转换期。在这样的转折期，日本的战略转型将对未来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从安倍内阁的政策看，“二战前思维”和“二战后道路”是日本战略转型的基本理念，变位性权力行为和积极型变位战略是日本采取的基本战略。安倍经济学、安倍安全保障学、安倍外交学，是日本国家战略转型的三大政策支柱。安倍的积极型变位战略，带有明显的进攻现实主义和机会主义的色彩。日本的战略转型必将对中国和平崛起带来冲击，对中日战略结构的稳定和地区未来战略形势产生深远影响。
【关键词】 安倍内阁 战略转型 历史周期 积极型变位战略 中日关系
21世纪的日本正步入新的战略转型期。冷战结束后的日本每10年都有一个大的变化：20世纪的最后一个10年，日本基本结束了是坚持“一国和平主义”还是向“普通国家”转型的国内论争，“普通国家”成为日本政治发展的基本方向；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日本政治改造论、经济结构改革论、东亚共同体论下的“普通国家”实践进入试错阶段，焦点问题变为应将目标指向“大国”还是“中等国家”，“普通国家论”事实上向“国家普通论”倾斜，日本自身的再崛起成为战略转型的核心理念；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普通国家论”逐渐演变成“平成开国论”和“强大日本论”，富国强兵、修宪强军的“大日本论”成为战略转型的基本方向。在20多年的战略摸索中，日本事实上沿着“开国—富国—强国”的轨迹进行战略争论和战略转型尝试。由此看来，安倍内阁下的“积极和平主义”是对“一国和平主义”第三波的“改造”。从历史长波周期来说，这是明治维新下的日本“图强”、战败（二战）后日本“示弱”、冷战结束后日本“思困”和21世纪初日本“重塑”以来的“日本国家战略4.0版”。此次战略转型能否成功，以及其将对日本和东亚带来何种影响，仍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从历史长波周期看，日本国家的战略转型呈现阶段性变迁的轨迹。在日本学界，存在30年周期、40年周期、60年周期、80年周期的争论。基于资本主义国家“60～70年周期”说，普遍观点认为“60年周期”说和“80年周期”说更能体现日本国家战略长期的演变。“60年周期”说重点从经济与国家发展的角度审视国家战略变迁，认为日本每60年就有一个“上升—下降”的周期性演进。其中，每30年中都有10年的起步期、10年的变革期和10年的转换期。也就是说，日本每60年会有一个大变化，每30年会有一个小变化，每10年会有一个变革。根据“60年周期”说，在日本150多年的近代化历程中，“整个日本的战略是以赶超西欧现代化为主要特征的”。
按照西欧国家近代化的轨迹（参照图1），日本的国家发展一直以“追赶”和“超越”西方为基本取向，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用近60年的时间完成了西欧近200年才完成的社会变迁过程。
图1 西欧国家近代化的轨迹
按照“60年周期”说，在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发展经历了两个近30年的上升期：19世纪80年代中期至20世纪初（约1880～1910年）的“富国强兵”期和20世纪4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1945～1975年）的“二战后高速增长”期。同样，在这两个上升期后，紧接着是两个近30年的泡沫期、混乱低迷期，即下降期：1915～1945年是作为世界强国的日本向世界扩张进而走向战败的时期；20世纪70年代以后是日本步入低速增长进而泡沫经济崩溃、国家与社会动荡与混乱的时期。按照“60年周期”说，日本国家发展的历史性下降的谷底将发生在2005年左右，此后日本又将步入一个新的上升阶段。以此推论，2005～2015年应该是日本的新30年上升周期的起步期，也是一个战略布局期。2015年以后的10年应是一个大的发展期，2025～2035年日本将迎来真正的战略转型。照此判断，安倍内阁正处于布局和发展期的关键性位置。从种种动向看，日本的大转型周期和安倍内阁进行的“小转型”可以部分印证日本的转变。
按照“80年周期”说，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国家战略明显地呈现40年一个变动、80年一个周期的现象。迄今，日本国家的发展经历了2个周期的4个发展阶段：第一个周期是1865～1945年二战结束前的周期，第二个周期是1945～2025年二战结束后的周期（参照表1）。每个周期大约80年，都包含各40年的2个阶段。也就是说，日本国家发展总体体现为80年大变化、40年大变动、20年大变革的基本态势。
表1 日本国家发展的两个周期
按照“80年周期”说，1985～2025年的日本处于下降期，2025年才将是日本重新从谷底走向复兴的转折。以此推论，日本虽然已经走过了“失去的10年”“失去的20年”，但是在“失去的30年”后才可以真正走出低谷。据此来说，安倍内阁的“日本复兴战略”、致力于在2024年完成修改宪法的努力等，都将是下降末期的日本谋求谷底强势反弹的政策。
综合两种战略周期学说判断，如果按照10年一个变化、20年一个小调整、30年一个大变革、40年一个大转向的复合轨迹衡量，则可以做出以下几个判断：第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进入一个比较大的变革期，是日本强弱、盛衰转换的波动期；第二，安倍内阁下的日本战略转型，是在此前20年变革的基础上，对日本进行的更大范围、更大幅度的调整；第三，安倍内阁本身正处于日本国家兴衰周期性转换、发展阶段“上升—下降”周期性变动的微妙时期；第四，在这样的转换期内，从经济和社会发展视角看，不排除日本复活经济和提升综合国力的可能；第五，从历史和政治多视角看，这一阶段将是日本政治意识大变迁和战略意识大变化的时期，也将是左右后10年日本战略兴衰的关键时期。
安倍内阁目前推动的日本战略转型，是综合考量日本战略变迁的一个切入点。
从战略思维的角度来说，安倍秉持的不是“冷战思维”，也不是“二战后思维”，而是“二战前思维”。他的基本逻辑是：二战后的日本不正常，二战前的日本才正常；二战前日本在“改变束缚体制”下强大，二战后日本却在“适应体制束缚”下生存。因而要摆脱日本战略困境，其关键是要摆脱“改造日本”的“战后惯性”，使日本在类似于二战前那样的“改造世界”中获得动力。由此，集二战后“日本奇迹”之成就，融二战前“赶超战略”之“活力”，内改二战后体制，外脱二战后体系，抛弃《日本国宪法》这身“旧衣”，摘下战败国这顶“帽子”，打造一个“日本帝国”式的“强大日本”，是安倍的“大日本梦”。
从战略模式的角度来说，安倍骨子里也并不希望走“二战前道路”（武力扩张道路），仍主张坚持“二战后发展道路”（经济大国道路）。不过，他认为冷战式的“经济大国道路”已经时过境迁，日本需要汲取二战前“自主图强”与二战后“依强谋富”的经验，重新确立谋求财富和权力的“获胜战略”，寻回日本的国际威望。由此，安倍内阁下的新“富国强兵”政策，旨在摸索一种集二战前与二战后两种方式合理性的“强国之路”；安倍的“积极和平主义”，本质上是改变二战后体制下“重依赖、轻自主”的权力获取方式，在“依赖”与“自主”之间建立新平衡；安倍的“美丽日本”论，就是要打破二战前与二战后日本历史“两分论”的枷锁，在历史的“继承”和“断裂”之间构建新的、统一的历史论和战略论，为“日本道路”的战略设计开山铺路。
可以说，“二战前思维”、“二战后道路”及其结合，是日本战略转型的基本理念和基本路线。安倍战略思想是其家族政治基因、个人偶像崇拜和自身执政阴影三种因素直接催生的产物。安倍既想当现时代的吉田茂、池田勇人，再创“日本二战后奇迹”；也想当现时代的岸信介、中曾根康弘，做日本“自主道路”的“引路人”；更想当“日本的丘吉尔”，秉持不拘一格的“道理在我，勇往直前”的理念，做一个“影响历史的伟人”。因此，“二战前思维”和“二战后道路”是安倍积极推动日本战略转型的理念基础。在这种理念中，既有二战前的“大日本主义”思想，也有二战后的“小日本主义”印记；既有基于日本历史观的“做大图强”的日本梦，也有基于对世界历史认识的“救世主”式的偏执。
总体上看，安倍的日本战略转型理念体现其对历史、时代、日本道路及日本与世界关系的深层思考，反映其基本的认知和态度。这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对历史的看法。在安倍看来，二战后的日本历史就是战败史、“受虐”的历史。思考日本的未来道路，要思考“千百年来的日本历史”，也就是思考日本的“大历史”和“大日本”的历史。由此，安倍内阁对历史问题予以重新定位。
第二，对时代的看法。安倍强调时代的领袖不能被“历史潮流”所束缚，对时代要有“独到”的认识。也就是说，丛林法则、弱肉强食仍是时代的本质。应该在质疑和超越时代意识的基础上，从国家本性评判时代。安倍强将中日关系同一战前的英德关系相类比，乃至暗示“中日必有一战”等，都明显刻有中日甲午战争前后日本对自身和时代认识的印迹。与此同时，“世界无秩序”或“无极时代”的时代认知，也使得安倍将仿效明治时的“富国强兵”作为日本生存的保险战略。
第三，对日本道路的看法。安倍认为，二战后的日本并没有实现完全独立，要实现富国强兵的“强大日本”目标，首先须实现日本的独立。其与二战前福泽谕吉“一身独立，一国独立”的独立思想一脉相承，也与二战前“脱亚入欧”式的日本独立思想极其相似。修改宪法和“富国强兵”等，都是这种“独立”思想的真实体现。不过，从安倍的“强大日本论”看，独立的目标还在于强大。二战前的“富国强兵”、二战后的“日本奇迹”，都是日本的“强盛之道”。日本需要在获取权力和财富的道路上，寻找到二者兼得且有益于提升日本国际威望的新方法。
第四，对日本与世界关系的看法。要将二战后秩序、日本侵略等问题置于世界历史中予以重新定位。安倍强调的“宪法并非日本制造”“侵略没有国际定义”“联合国徒有其表”等，更类似于二战前日本对国联、国家关系的基本认识，都暗含对二战后国际正义和国家道义的否定。与此同时，加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与重新塑造规则和秩序，也是安倍在国际上大谈“积极的和平主义”、指涉“中国威胁”背后的真正意图。
第五，对实现国家目标的目的和手段的看法。安倍的“富国强兵”实质上是“强兵富国”。强兵能富国、富国须强兵，这就是安倍经济学逻辑背后的政治逻辑。制定“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解除行使集体自卫权的限制等，都是将军事和军工产业作为日本复兴的保障和支撑的具体体现。修改“和平宪法”，实质就是让日本在实现国家目标过程中于理论上能够运用军事手段；日本所谓“普通国家”，实质就是能用或可以用各种手段实现国家目标的国家。在安倍看来，只有如此，日本才是一个“正常国家”。
总之，现阶段的日本战略转型目标已经明确要建立“大而强的日本”而否定“小而弱的日本”；不屑于二战后“乘便车的日本”“商业现实主义的日本”，谋求建立依赖而不依附、独立自主且随强而动的富有战略的日本。这种转型既是建立在安倍对日本历史“持续而审慎地认识与思考”
基础上的，也是建立在日本对当今国际体系和秩序变革预期的战略认识基础上的，是“不折不扣的机会主义”的真实体现。
对于安倍内阁下的日本战略转型，有两个相互冲突的认识：一种认识是从日本政治的微观视角看，日本政治转型“在20年前就已经进入过渡期，但至今仍在过渡期徘徊”，
日本仍处于一个战略转型的争论期，处于战略困局而无法自拔；另一种认识是从21世纪以来的日本行为看，日本已经从二战后的“和平国家”向“普通国家”大幅度转向，乃至有复活军国主义的危险，日本并非原地踏步，绝非20世纪90年代那个转变得“太小、太慢”（海湾战争时美国的评价）的日本，已是一个转变得“太大、太快”的日本。两种相互矛盾和冲突的认识，勾勒了一个现实的日本战略困境：在自身看来，其转变相对于期待而言始终远远不够；在他国人看来，其转变已经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也正因如此，日本的变动总会引发周边国家以及大国的敏感反应，日本的战略转型总给人以诸多的不确定性。
安倍内阁的日本转型战略，可称之为“积极型变位战略”。
安倍的战略行为可称为“变位权力行为”。
其核心是改变二战前、二战后的历史“两分论”，重新定位日本的“历史遗产”，建立日本的统一历史观；变革二战后体制下的安全与经济发展的“分离论”，以“一身独立，一国独立”为核心，改变日本的国家发展战略；改变日本“经济一流，政治三流”的“两极状态”，寻求以“普通国家”为核心的政治与经济、军事与安全、依赖与自主的平衡发展战略；打破“大日本主义”与“小日本主义”之争的“非大即小”的战略魔咒，以“积极的和平主义”重塑日本的战略共识。这种“积极型变位战略”的两个基本方向是，在内重构日本政治框架，建立长期稳定的政权结构，打造“55体制”那样的“2013体制”；对外重新认识国际体系转变，重塑外在威胁，构建“二战后自由贸易体制”那样的有利于日本发展的秩序与规范。
该战略的战略重心主张重新获取日本在东亚的战略优势，恢复日本的世界影响力，仿照二战后“美国进来、德国趴下、俄罗斯（苏联）出去”的“欧洲安排”，重新进行新阶段的“亚洲安排”，即美国重返、日本再兴、中国低头。该战略的政策路径以“安倍经济学”为核心，对日本经济下一剂“猛药”，改变日本经济增长模式；以“安倍安全保障学”为核心，解禁和打破宪法制约，重构日本安全的法制和制度框架，获取和充实综合保障日本安全的工具和手段；以“安倍外交学”为核心，构建民主国家联合体和自由与繁荣之弧安全带两个战略支撑，以“中国威胁”为标的重构地缘政治格局。
安倍主导下的日本战略带有明显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色彩。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认为，“所有国家都追求权力最大化，体系中不会有维持现状的国家”，
由此，面对大国的崛起，“受威胁的国家常常会采用推卸责任而不是均势战略……推卸责任者可避免与侵略者打斗的代价”。
安倍的积极型变位战略，建立在对自身实力相对下降、国际权力向新兴国家转移以及中国崛起的基本认识上，是一种日本积极应对而非被动反应的战略。对于中国崛起、日本衰落的现实，该战略明确将“捆绑美国”和“推卸责任”作为主要的应对方法。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支持，可以说是日本绑定美国并通过美国制衡中国的主要政策。安倍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在历史问题上的修正主义态度，以及参拜靖国神社的举动等，也旨在促使美国对东亚的深度介入、对中国不断增长的权势予以制衡，同时带有向美国推卸责任的目的。美国对此表示“失望”，因为美国有充分发挥盟国作用以弥补美国实力衰退的想法，但美国并不希望日本“拖美国下水”。虽然如此，两国的战略也有明确的契合点，那就是大幅度提升日本的作用，强化日美同盟的功能，打破日本宪法的限制，扩展日本的军事贡献。
安倍战略也带有明显的机会主义色彩。与冷战时期的“商业机会主义”不同，安倍的战略更带有“国家机会主义”的特征。从日本国家战略周期看，日本处于“上升—下降”的关键期；从国际权力转移看，中国崛起和美国衰落使两个世界大国处于向共治或者是冲突过渡的微妙时期；从世界经济的长波周期看，整个世界国家权势也将在2017～2025年迎来一个大变动周期。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安倍内阁自身又恰好处于一个没有主要抗衡势力的“黄金期”。因此，安倍的积极型变位战略旨在利用这样的战略机遇使日本回归世界政治的中心。2013年以来，在内政上，安倍以打造长期政权为核心，
从“规避风险”（risk off）转向“无畏风险”（risk on），不断对二战后政策进行修正；在外交上，开展首脑外交，兜售“中国威胁论”，为其历史认识和立场“正名”，并旨在建立一个价值观联盟。这些政策既是安倍实用主义的体现，也是其机会主义的体现。
总之，安倍推动的日本国家战略转型，是对二战前日本的再思考、对二战后体制的再认识和对未来日本的再定位。与冷战后其他几届政府的政策相比，这是在对二战前、二战后的历史和战略再定位的基础上，摆脱“狭隘日本论”进行大战略设计的一个尝试。安倍本人是一个“强硬的国粹主义者”和“历史修正主义者”，
他的转型战略也必将给东亚和世界带来诸多的战略冲击。
日本的战略转型将对未来中日关系造成深远影响。中国的崛起现已成为日本战略构筑的一个主要前提。“对冲”中国、制衡中国，事实上已成为日本战略的一个基本方向。中日国力地位的变动、战略结构的转变、世界影响力的消长，给日本造成了极大的战略冲击。反之，日本的战略转型、历史问题的翻案和总体右倾化的态势，也对中国及中日关系构成巨大的冲击。“两强并立”时代的中日关系发展，既需要战略定力，也需要战略魄力。
面对这样的安倍、这样的日本来思考中日关系，实质要思考五个问题：如何看中国、如何看日本、如何看合作、如何看分歧、如何看“第三因素”。其中，关键是中国抛弃“消极反应型”应对方式，积极主动设计中日关系；首要是针对安倍的战略外交行为，看清安倍的战略设计；核心是短期针对安倍和安倍内阁，中期针对日本国家战略转型，长期针对日本国家发展道路和模式的变化。有鉴于此，针对当前形势，可以大致做以下判断。
第一，中日关系的关键在中国。日本今后仍会频繁挑起事端，中国的“刺激-反应”型应对不会收效，反受其累。应转变为“结构-行动”型应对，从总体标明对日政策和对策的结构位置。
第二，安倍和安倍内阁不是个案，日本的战略转型是大方向，日本型发展模式接近二战前的现实主义，但还未发展到军国主义的程度。安倍内阁式的日本行为方式今后还会有，抛弃理想的和平主义而转为积极的现实主义是战略转型的根本，恢复二战后的“强日本”，让中、美等大国接受这样的“转型的日本”是日本的战略诉求。
第三，中日之间是合作还是冲突的问题受一种“结构性战略意识”左右。中国以“正向型”的战略结构意识为主导，认为合作将为双方带来更多收益，冲突必然损害彼此的利益，由此将中日关系看作影响中国崛起的非常重要的因素，认为中日关系恶化会对其他关系造成负面影响。日本则以“反向型”的战略结构意识为主导，认为合作不但会强化中国影响，而且会引发美国忧虑，日本则“两面受气”；冲突会提升日本需求的政治、安全上的影响力，借美国和中国之力，提升日本的影响力。由此，日本深知中国希求中日合作，所以一定程度的合作是日本的需求，一定程度的紧张也是日本的需求，日本以应对中国崛起为核心的“两面下注”策略来扩展战略空间。
第四，美国是中日关系中的“关键第三方”。对于当前的美国来说，中国“太大”且变得更“大”，日本“太小”且变得更“小”：中国国家大，且变得更强大；日本国家小，且日本的历史认识让它变得更矮小。但美国战略性的矛盾在于解决东亚大问题时更依仗“小日本”，而解决小问题时更希求于“大中国”。因此，美国迷茫之处在于日本解决大问题太小，中国解决小问题太大。总体上，美国希望的最好局面是中日亲而不合，都以不同角色融入美国体系。美国最不希望的局面是中日一体，联合对抗美国。在这两种局面之间，美国希望中日“斗而不僵、僵而不破、破而不战”。
The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of Japan and the Prospective Strategic Situation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Abstract Japan is actively carrying out the national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under the Abe Regime，which is the “Japan’s national strategy 4.0 version” since the Meiji Resto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historical long-wave cycle，Japan is in the “strong-weak” periodic change of the national power in the second decade of the 21st century. In this transition period，the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of Japan has the decisive influence on the future. In view of the policy of the Abe Regime，the “pre-war thinking” and the “post-war road” are the basic conceptions of the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of Japan；the behavior of power displacement and the positive displacement strategy are the basic strategies which Japan assumed. The Abenomics，the Abe security doctrine，and the Abe diplomacy doctrine are the three pillars of the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of Japan. The positive displacement strategy of Abe Regime demonstrates obviousl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ggressive realism and opportunism. The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of Japan will inevitably have a profound impact on China’s peaceful rise and the stability of the Sino-Japanese strategic structure and the strategic situation of the region in future.
Keywords Abe Regime；Strategic Transformation；Historical Cycle；Positive Displacement Strategy；China-Japan Rela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