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由于不同的学者对经济技术发展过程的关注点不同，其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界定也会存在差异。以英国皇家工程院生物医学与生物工程学部主席Kitney院士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以系统生物学与合成生物学耦合为核心的生物技术突破正在酝酿人类的“第三次工业革命”。而以Rifkin为代表的未来学家认为，正在发展中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则是基于互联网的通信技术和可再生能源系统融合发展的结果。本文接受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观点，从工业生产所依赖的主导性制造系统的技术经济特征的角度来界定三次工业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是18世纪中后期以后因蒸汽机的改良和大规模应用而形成的机械化生产方式；第二次工业革命是20世纪早期出现的以“福特制”为代表的流水线生产方式；而当前方兴未艾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是由于人工智能、数字制造和工业机器人等基础技术的成熟和成本下降，出现的以数字制造和智能制造为代表的现代制造技术对既有制造范式的改造，以及基于现代制造技术的新型制造范式，其核心特征是制造的数字化、智能化和个性化。

全球金融危机以后，除西方发达国家推动的新的全球投资贸易秩序形成、中国国内新一轮的市场化和收入分配改革等经济和社会性因素以外，“第三次工业革命”背景下制造技术的突破与发展，很可能是影响未来中国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方向和全球产业竞争力的最重要的技术性因素。“第三次工业革命”以智能化、数字化、信息化技术的发展为基础，以现代基础制造技术对大规模流水线和柔性制造系统的改造为主体，以基于可重构生产系统的个性化制造和快速市场反应为特点，是一场嵌入在技术、管理和制度系统中的技术经济范式的深刻变革。“第三次工业革命”肇始于制造技术的突破和发展，但将先进制造技术转化为一国现实的产业竞争力和经济利益，是生产设备与现场操作者的能力结构、微观企业的管理系统和宏观的制度政策框架相互适应、协同演进的复杂过程。这场变革不仅会改变制造业的要素投入结构和制造业企业竞争的关键资源基础，还将改变制造业的产业组织形态和国家间产业竞争的范式，改变国家的比较优势条件，从而重塑全球经济地理和产业分工格局，并最终影响中国的产业升级和技术赶超路径。

国内外工业发展的历史表明，某个国家（企业）所掌握的制造技术的先进性并不能完全决定该国（企业）的制造和制造业竞争力。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内涵及其经济社会影响的分析，必须适当突破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学科的理论范畴，通过与经济学和管理学等社会科学的跨学科对话与交流，构建更具包容性和自洽性的语言体系和研究框架。 2JM4gP8uA3jaZJQCFlkxcJu8/fuBoEX09FI6IbQ4r5eMbwHdTWPgG0dnokwcJbA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