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ICT资本深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测算

根据上部分的理论框架，我们可以从实证角度测算ICT资本深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目前，该类研究的实证方法主要有两种——增长核算法和经济计量法，但增长核算法的准确性遭到了一些学者的质疑。O’Mahony和Vecchi ^[13] 分别使用增长核算法和经济计量法估计了美国和英国的ICT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其发现增长核算法可能会低估了ICT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Meijers也肯定了这一点， 其通过经验性比较发现，ICT对经济增长的实际贡献要比利用传统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估算的结果更高，他认为新古典经济增长核算不准确的原因在于其忽视了ICT对经济系统的滞后性影响，这也是一些学者未能在研究中发现ICT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性的原因。 ^[14] 对此，本部分拟采用经济计量法进行实证检验。由于一国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变量之间的关系，采用普通的线性回归模型并不准确，本部分采用状态空间模型检验ICT资本深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

根据（17）式，可建立状态空间模型的量测方程和状态方程：

y _t = c ₀ + c _{a ， t} a _t + c _{nict ， t} k _{nict ， t} + c _{ict ， t} k _{ict ， t} + c _{h ， t} h _t

c _{a ， t} = s ₁ + s ₂ c _{a ， t -1}

c _{nict ， t} = s ₃ + s ₄ c _{nict ， t -1}

c _{ict ， t} = s ₅ + s ₆ c _{ict ， t -1}

c _{h ， t} = s ₇ + s ₈ c _{h ， t -1}

其中， a _t 为技术水平， k _{nict ， t} 为人均非ICT资本， k _{ict ， t} 为人均ICT资本， h _t 为人均人力资本 ， y _t 为人均产出， c ₀ 为常数。 c _{a ， t} 、 c _{nict ， t} 、 c _{ict ， t} 和 c _{h ， t} 分别表示技术、非ICT资本积累、ICT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其数值受状态方程影响动态变化。

受中国现有投入产出表数据限制，本部分选取时间序列数据年限为1987～2010年。其中，产出数据选取人均GDP数值，人均ICT资本由第二部分结果测算得出。人均非ICT资本等于人均总资本积累减去人均ICT资本，人均总资本积累参考单豪杰 估计得出。以上数值均利用GDP平减指数折算为2000年不变价。技术水平数据参照董敏捷和梁泳梅 的计算结果，而人均人力资本数据参考《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14》计算得出。计量方程的回归结果如表3-2所示。

回归结果显示，技术、人力资本和ICT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上升，而非ICT资本则呈现出下降的态势（见图3-3）。其中，ICT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1987年的0.05%上升至2010年的0.33%。这意味着到1987年，ICT让中国GDP增速提高了0.05个百分点，而至2010年该值扩大到0.33个百分点。近年来，我国ICT投资的不断增加加快了其资本深化进程，带动边际资本产出增加，从而提高了贡献率。相比之下，非ICT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1987年的3.6%下降至2010年的0.58%，下降势头明显。与资本相比，技术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提高较快。技术贡献率由1987年的1.08%上升至2010年的2.58%，人力资本贡献率由1987年的0.28%上升至2010年的1.28%。可见，目前资本投入已不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这主要是由非ICT资本的边际产出下降所致，而ICT资本投入仍有望在未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中发挥更大作用。

通过与国外相关研究结果比较，我们发现，我国ICT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较低，与欧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见表3-3）。2000～2010年我国ICT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0.32%，接近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1996～1999年的水平。20世纪90年代是欧美发达国家ICT产业快速发展时期，特别是1995年后，ICT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拉动效果凸显。美国在该阶段的贡献率达到1.01%，瑞典、爱尔兰、芬兰等重视发展ICT的国家也都收获了0.7%以上的贡献率。我国由于工业化基础较弱，ICT产业起步晚，但从欧美发展经验来看，随着我国ICT资本投入的进一步增加，ICT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有一定的上升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