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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每一次制造技术和制造系统的革命都会重塑全球产业竞争格局，如大规模生产成就了美国工业强国的地位，柔性制造实现了日本制造业的赶超。在剧烈的技术变革过程中，谁能够成为最终的胜出者，一方面取决于新的制造技术范式与哪个国家或地区的要素优势更加适应；另一方面则取决于哪些国家或地区能够培育形成新的更加适应新技术突破和应用的管理和政策环境，从而最大限度地分享新技术创造的经济价值。目前国内学术界有关“第三次工业革命”对我国工业发展可能产生的冲击的论述，更多的是从“机器替代劳动，从而削弱我国的要素成本优势”的角度展开。
我们认为，单纯从成本角度理解“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影响，是偏颇的。由于“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一场系统性的技术经济变革，其对全球产业竞争格局的影响将是多层次、多方面的。应当从更广泛的运营管理和经济社会影响的层面来理解“第三次工业革命”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可能产生的深刻影响。对未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而言，“第三次工业革命”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第三次工业革命”对中国制造业的负面影响和冲击是比较明显的。首先，从成本结构的角度看，“第三次工业革命”确实可能进一步弱化中国的要素成本优势。根据美国研究机构的计算，按照劳动生产率调整后的综合劳动成本，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是美国南部州的35%左右，到2015年左右将达到后者的60%左右。未来5～10年中美劳动力成本之间的差距将快速缩小。如果发达国家加快推进先进制造技术应用，通过机器对劳动的替代来减少劳动力的比重，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中国的比较成本优势可能会加速弱化。
其次，从综合的竞争绩效角度看，“第三次工业革命”对中国工业产品竞争力产生的更加重要的影响，更多地不在于弱化了中国的成本优势，而在于国外企业可能通过利用先进制造技术在维持“可接受成本”的基础上，针对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提供较中国产品种类更丰富、功能更齐全、性能更稳定、使用更人性化、环境更友好的产品。20世纪80年代，日本企业利用柔性制造和精益制造，实现了对美国和欧洲企业的赶超。日本企业通过结合新的制造技术和生产管理方法而形成的竞争优势，并不是更加低廉的产品价格，而是通过精细化制造提供了价格合理且质量更好的产品。
“第三次工业革命”是对企业运营绩效的一次全面优化。这种优化不仅仅是改变了不同要素的投入比重，更重要的是改变了投入要素的质量和性质。仅仅从劳动的角度看，“第三次工业革命”虽然减少了对简单劳动的需求，但同时增加了对知识和知识型员工的需求。在机器与人的关系方面，传统的大规模生产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根本区别在于，在前一种制造技术范式下，劳动是成本，最优的制造决策是如何尽可能减少人工，降低人工成本；而对于经先进制造技术改造形成的新的制造系统，劳动是成本，但更是战略性资产，最优的战略决策是如何通过知识型员工和机器的最优匹配来最大化企业的价值。因此，“第三次工业革命”不是降低了对劳动的要求，而是提高了对劳动的要求，是劳动者技能和知识结构的深刻转变，是工业人力资本内涵的又一次深化。而与先进制造技术相适应的新的生产要素的形成，恰恰是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遇到的最大挑战。
最后，“第三次工业革命”可能对中国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优化形成抑制。“第三次工业革命”不仅可能削弱中国的传统比较优势，而且有利于发达国家形成新的竞争优势。由于制造领域技术创新机会的涌现，制造的价值创造能力大幅提升，从而在产业价值链上的战略地位将变得与研发和营销同等重要，过去描述价值链各环节价值创造能力差异的“微笑曲线”有可能变成“沉默曲线”，甚至“悲伤曲线”。发达工业国家不仅可以通过发展工业机器人、高端数控机床、柔性制造系统等现代装备制造业控制新的产业制高点，而且可以通过运用现代制造技术和制造系统装备传统产业来提高传统产业的生产效率，通过装备新兴产业来强化新兴技术的工程化和产业化能力。同时，由于现代制造系统与服务业的深度融合，发达国家在高端服务业形成的领先优势也可能被进一步强化。“第三次工业革命”为发达工业国家重塑制造业和实体经济优势提供了机遇。曾经为寻找更低成本要素而从发达国家转出的生产活动有可能向发达国家回溯（近年来，以福特、GE为代表的美国制造业企业已经明显加大了在本土的投资规模），导致制造业重心再次向发达国家偏移，传统“雁阵理论”所预言的后发国家产业的赶超路径可能被封堵。
从机会和积极的角度看，首先，“第三次工业革命”为中国工业发展创造了新的增长机会。“第三次工业革命”不仅会导致工业机器人、3D打印机等新的制造系统和生产设备产业的发展，这些产业还会带动信息产业、新材料产业及工业设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增长。最重要的是，新的制造方式的应用不仅提高了既有产业的生产效率和市场容量，而且使得传统生产方式下无法生产的产品的工程化和产业化成为可能。例如，美国Tesla公司就是利用工业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等现代制造技术生产了技术较为成熟的新能源汽车。这意味着，先进制造技术不仅可以拓展既有产业部门“迂回生产”的链条，而且可以创造新的产业部门，为中国在全球进入新一轮经济衰退期时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寻找新的增长点提供方向和机会。其次，先进制造技术终归是在工厂和制造环节的应用，中国庞大的制造基础为先进制造技术和相关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潜在市场和应用场所。不同于产品技术，制造技术的突破和创新往往是伴随着实践应用的持续改进过程。应用了先进制造技术和设备的综合工艺水平的高低，不仅取决于制造技术和生产设备的先进性，更取决于生产装备操作者的技能、知识和现场的生产管理水平。20世纪80年代，日本在柔性制造系统领域实现了对美国的赶超。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美国企业大规模赴日学习取经时惊奇地发现，日本企业的设备远没有美国企业的复杂，日本对美国的此次赶超，不是因为日本企业的技术设备更先进，而是因为日本企业通过持续的现场学习，形成了全新的质量管理理念和一套扎实的、能够发挥机器和员工最大潜能的生产管理操作流程。更有趣的是，由于设计部门和技术部门的脱节，美国柔性单元在设计上存在的冗余复杂性不仅损失了设备的稳定性，而且成为现场操作人员的技术障碍，从而成为这些设备在实际使用过程中不能很好地发挥制造柔性的重要原因。 [4] 一劳永逸的先进设备投资并不能保证先进制造技术在现代工业生产中发挥最大的技术经济效益。
只要有危机意识和战略认识，充分利用中国的制造基础优势，调动企业技术突破和应用的积极性，在制造基础与先进制造技术融合的过程中，不断完善、改进生产设备以及与之匹配的人员知识结构和生产管理方法，形成中国独特的制造技术和制造业升级路径，中国完全有可能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赢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