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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纯是“武力战争”，而我国则发明有一种最高等战术，曰“心理战争”。三国时，马谡曰：“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这是“心理战争”学说之起点，而其原理，则自战国时已发明了。《孟子》一书，纯是讲“心理战争”其言曰：“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叛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叛，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如此之语，不一而足，皆心理战争之说也。曰：“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以秦楚之甲坚兵利，而日制梃可挞，岂非怪话？而孟子深信不疑，决然言之，果也，孟子死后，不及百年，陈涉吴广，揭竿而起，立把强秦推倒，孟子的说法，居然实现，赢秦之兵力，摧灭六国而有余，陈涉等乌合之众，振臂一呼，而一统之江山，遂土崩瓦解，不败于武力，而败于心理，孟子有知，当亦掀髯大笑。
春秋时，兵争不已，遂产生孙子的“兵战哲学”，战国七雄，运用孙子学说登峰造极，斗力斗智，二者俱穷，于是又产出孟子的“心战哲学”惜乎，当时无人用之，现今的形势，绝像战国七雄时代，我们正该运用“心战”之说，问：“如何运用？”曰：“只须把中国主义发扬出来就是了。”暴秦亡国条件，德意日三国是具备了的，全世界人民和他们本国的人民，同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国主义一发扬出来，一定倾心悦服，就成了“心战”妙用。
我国业已全面抗战，应当于“武力战争”之外再发动一个“心理战争”，在国际上成立一个“中国主义研究会”，请世界学者悉心研究，就算新添了一支生力军，敌人“攻城”，我们“攻心”，全世界倾心此种主义，是对于敌人取大包围，敌人国内之人民，倾心此种主义，是为内部溃变。日本军阀自然倒毙，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也自然倒毙。
凡是一种大战争，必有一定的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西洋主义和西洋主义决胜负，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应该把他变成中国主义和西洋主义决胜负。只要中国主义一战胜，世界大同之基础，就算确定了。十九世纪，上半世纪，是西洋主义盛行时代，下半世纪以后，是中国主义昌明时代，就进化趋势观之，盖决然无疑者。
现在五洲万国纷纷大乱，一般人都说，“非世界统一，不能太平”，战国情形也是如此。战国时梁襄王问孟子：“天下恶乎定？”孟子对曰“定于一”，即是说“要统一才能安定”，但统一之方式有二：一为“武力的统一”，一为“非武力的统一”，而孟子则主张“非武力的统一”。梁襄王问孟子：“孰能一之。”孟子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这就是“非武力的统一”。主张“武力统一”者，是用一个“杀”字来统一，说道：“你不服从我，我要杀死你。”人人怕死，不得不服从，故“杀”字能统一。主张“非武力的统一”者，是用一个“生”字来统一，说道：“你信从我的主张，你就有生路。”人人贪生，自然信从，故“生”字也能统一。人之天性，喜生而恶杀，主张“杀”字统一者，人人厌弃，主张“生”字统一者，人人欢迎，孟子学说，惜乎无人用之。后来赢秦统一是用“杀”字统一的，然而不久即亡。今者德意日三国，正循着亡秦途迳走去，我们正好运用“生”字统一之学理，乘其弱点而摧陷之，兵战心战，同时并进，德意日三国不败何待？
中西主义极端相反，西洋方面，达尔文之弱肉强食，马克斯之阶级斗争，尼采之超人主义，与夫近今的法西斯主义等等，都是建筑在“杀”字上面，中国方面，孔子言仁，老子言慈，杨朱为我，墨翟兼爱等等，都是建筑在“生”字上面。我们读达尔文、尼采诸人之书，满腔是杀机，读孔孟老庄和宋明诸儒之书，满腔是生趣，医生用药，相反才能相胜，方今西洋主义盛行，无处不是杀机，应当用中国主义救疗之，以一个生字统一世界。
西人对社会，对国家，以“我”字为起点，即是以“身”字为起点，中国儒家讲治国平天下，从正心诚意做起来，即是以“心”字为起点。双方都注重把起点培养好，所以西人一见人闲居无事，即叫他从事运动，把身体培养好，中国儒者，见人闲居无事，即叫他读书穷理，把心地培养好，西洋人著书做事注重“于身有益”四字，中国人著书做事注重“问心无愧”四字，达尔文讲竞争，倡言“弱肉强食”，尼采讲超人主义，倡言“剿灭弱者，为强者天职”。西人群起信从，为其“于身有益”也，中国绝无此等学说出现，为其“问心有愧”也。西人在物质上求愉快，中国则在精神上求愉快，西人以入剧场跳一场为乐，中国则以读书为乐，为善为乐，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为乐，故中国文化，洵足救西洋末流之弊。
孔门的学说，“欲修其身，先正其心，欲正其心，先诚其意”，从身字追进一层，把“意”字寻出，以“诚意”为起点。犹之修房子，把地面浮泥除去，寻着石底，才从事建筑，由是而修身，而齐家，而治国平天下，造成的社会，是“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人我之间，无所谓冲突。西人学说以利己为主，以身字为起点，不寻石底迳从地面建筑，造成的房子终归倒塌。所以经济上造成资本主义，种下社会革命之祸胎，国际上酿成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西洋主义遂告破产。
孟子曰：“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达尔文生存竞争之说，孟子复生，亦不能否认，但孟子学说一达到生存点，即截然而止，其言曰：“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人民到了不饥不寒，即教以礼让，推行王道。达尔文盛言“优胜劣败”，超出生存点以上，成为无界域之竞争，其弊至于消灭他人之生存权，以供一己之欲壑。尼采学说继之而起，几不知公理为何物。德国威廉第二和希特勒，从而信之，墨索里尼和日本少壮军人，又从而信之。此世界所以纷纷大乱也。
孟子曰：“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由此知：中国主义有两个原则：（一）人人争生存，以不妨害他人的生存为限。（二）人人争优胜，以不违背公理为限。我们把此种主义发扬出来，全世界恍然觉悟，知道舍了中国主义，别无出路，此即“攻心”之法也。
中国主义沉埋已久，应当聚全国学者尽量开掘之，整理之，去其不合现情者，撷其精华，成为系统，在国际上尽量宣传。从前中山先生革命，一般人以为必大大的流血，只因主义完善，宣传得力，遂不血刃而成功，此心理战胜之先例也。
世界纷纷大乱者，病根有三：（甲）经济方面，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互相冲突。（乙）政治方面，民主主义和独裁主义，互相冲突。（丙）国际方面，掠夺者和被掠夺者，互相冲突。我们一面抗战，一面制定宪法。宪法内容：（甲）经济方面，国中的土地、工厂、银行和国际贸易四者，一律收归国有，其他经济上之组织，悉仍其旧，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融合为一。（乙）政治方面，四万万五千万人，直接行使四权，四万万五千万根力线，直达中央，成一个极强健的合力政府，民主主义和独裁主义融合为一。（丙）国际贸易，收归国家经营，入口出口两相平衡，入超则为外国掠夺我国，出超则为我国掠夺外国，今定为出入平衡，无掠夺者，亦无被掠夺者，国与国即相安无事。宪法制成，一面实行，一面昭示万国，世界人士，正寻不着出路，一旦见中国主义之完善，一定跟着走来，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军阀，三个恶魔不打自倒，这即是心理之战胜。
孙中山先生，分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现在国难严重，三者当同时并进，对日全面抗战，是为军政。在抗战期中，制定宪法，从一村一场实行起走，是为宪政。村议员，场议员，负训练人民之责，是为训政。一村一场办好了，扩大为区，再扩大为县，为省，为国，迨及扩大为国，宪政即算完成，将来如能扩大于全世界，就算大同了。
国际战争有三种：（一）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二）帝国主义和弱小民族战争，（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战争。上次大战属于第一种，这次大战属于第一种和第二种。另外还有第三种，隐藏着跃跃欲动。若不将这三种问题同时解决，恐怕此次大战终了后，跟着又要发生第三次大战。威尔逊于上次大战之末，提出“民族自决”之主张。就是预防第二种战争，可惜未能实现。巴黎和会，特订一个“劳工规约”，列入和约之第十三章，就是预防第三种战争，可惜不彻底。
世界上不平等之事有三，列强对弱小民族不平等，资本家对劳工不平等，军阀对平民不平等。孙中山先生曾说：“我们今日，要用此四万万人的力量，为世界上的人打不平。”我们本三民主义，制出一部宪法，国与国立于平等地位，而本国的人民，在经济上，在政治上，立足点也平等，这三种不平等之事，就算打平了。我们把这部宪法宣布出来，即成了我国的“抗战宣言”，也即是预定的“战后和约”。倘若世界各国也走上这条路，国际上三种战争之祸根，即彻底拔除。
有了春秋那种形势，管仲“九合诸侯”的政策，应运而生，有了战国那种形势，苏秦“联合六国”的政策，又应运而生。此二者皆“合力主义”也。管仲揭出“尊周攘夷”的旗帜，把全国之力线，集中“尊周”之一点，然后向四面打出，伐狄，伐山戎，伐楚，齐桓公遂独霸中原。后来晋文称霸，亦沿袭其策，连孔子修春秋，也秉承“尊周攘夷”之主旨。他这个政策，直贯穿了春秋全部。
到了战国情形变了，周天子纸老虎已揭破，“尊周”二字说不上，楚在春秋为夷狄之国，此时更不能说“攘夷”的话，于是苏秦引锥刺股，揣摹期年，从学理上研究出“合纵”之策，齐楚燕赵韩魏六国，发出六根力线，取纵的方向，向强秦攻打，此种政策，一经告成，秦人不敢出关者十五年。《战国策》曰：“当此之时，天下之人，万民之众，王侯之威，谋臣之权，皆决于苏秦之策。”又曰：“廷说诸侯之王，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能抗。”战国时百家争鸣，是我国学术最发达时代，苏秦的政策，能够风靡一世，岂是莫得真理吗？无奈他莫得事业心，当了纵约长，可以骄傲父母妻嫂，就志得意满，不复努力，以致未克成功。有了苏秦之“合纵”，才生出张仪之“连横”，连横成功，而六国遂灭。可以说：苏秦的政策，贯穿一部《战国策》。苏秦的事，可分两部分看，自引锥刺股，至当纵约长，是学理上之成功，当纵约长以后，是实行上之失败。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也说苏秦的政策，是很好的，深惜六国之不能实行。三国时，鲁萧和孔明主张孙刘联合，原是抄写苏秦的古本，曹操是千古奸雄，听说孙权把荆州借与刘备，二人实行联合了，正在写字，手中之笔都吓落了，这个政策之厉害，可想而知。
现在五洲万国，是春秋战国的放大形，故威尔逊的“国际联盟”也就应运而生。他是老教授出身，也是学理上成功，实行上失败，他的十四条原则，一宣布出来备受世界欢迎，绝像苏秦之受欢迎一般。无奈他在巴黎和会欠了外交手腕，成立的国际联盟，反成了分贼的团体。其最大原因，则由于美国之立场根本与弱小民族相反，威尔逊“民族自决”之主张，不能实现，理固然也。我们熟察国际形势，仍非走管仲、苏秦和威尔逊这条路线不可，应由我国出来发起“新的国际联盟”，以弱小民族为主体，进而与强国联合，把威尔逊的原则修正之，扩大之，喊出“人类平等”的口号，以替代“民族自决”四字，这样一来，决定成功。何也？我国立场与弱小民族相同故也？有孔老以来绝好的主义，有汉弃珠崖这类绝好的事实，为世界各国所深信故也。
世界纷争之际，必有一个重心才能稳定，这个重心轮到我国来了。我们于武力战争之外，应当（一）在国际上成立一个“中国主义研究会”，为宣传机关。（二）发起“新的国际联盟”，为中国主义实行机关。喊出“人类平等”的口号，把世界上被压迫的民族和被压迫的劳工与平民，一齐唤醒起来，与我们站立在一条战线上，如此，则我国就为世界重心了。孟子谓：“制梃可挞秦楚”，盖纯乎“心理战争”也，我国今日则“武力战争”与“心理战争”同时并进，无异于以武力推行中国主义，则战胜敌人也决然无疑，救世界人类于水火也，亦决然无疑。
管仲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伐狄，伐山戎，是用武力解决，召陵之役，是用政治解决。我们把“新的国际联盟”组织好，德意日三国，如能信从我们的王道主义，则用政治解决。否则师法苏秦故智，率全人类向之攻打，暴秦亡国条件，德意日三国是具备了的，不败何待？
世界祸机四伏，念之不寒而怵，上次大战一告结束，而战胜国之劳工，反暴动起来。法国首相克利满梭，绰号“母老虎”，是欧战中最出力之人，巴黎和会充当主席，为法国增光不少，反遭国人行刺，几乎把七十八岁的老命送掉。意大利战胜归国之将士，带起徽章横行都市，专制魔王墨索里尼，乘机出现。美国人民要暴动，威尔逊调兵弹压，方才平息。英国的矿工和铁路工人，船上水手，结成三角同盟，布起阵势，预备随时可同政府决战，害得英国首相鲁意乔治，驾着飞机，今日回伦敦弹压，明日赴巴黎开会，一夕数惊，疲于奔命。其原因，则由于大战到了第三年，一般劳工都觉悟起来，一方面在战场上兵戎相见，一方面举出代表在中立国交换意见，主张言和，及到战事终了，劳工觉得白白的牺牲，所以处处发生暴动。巴黎和会正在开会，而各国的劳工也举代表，在瑞士国之熊城开会。巴黎和会见此情形，才订一个“劳工规约”列入和约，与自己国中之劳土言和。上次大战情形如此，此次大战可想而知，上次威尔逊提出“民族自决”之主张，巴黎和会，列强食言，弱小民族之心理，则又不言可知。此种祸根，若不彻底拔除，战争是永无终止的。要拔除此祸根，舍了中国主义，别无他法，除了中国出来肩此责任，也别无他人。
世界是一天一天进化的，是日向大同方面趋去的，其所以进化迟滞，大同久未出现者，可用比喻说明之：凡铁条皆有磁气，只因内部分子凌乱，南极北极相消，故磁力发不出来。如用磁石在铁条上面引导一下，南北极排顺，立即发出磁力。现在全世界分子凌乱极矣，我们用中国主张引导一下，分子立即排顺，就可加强进化之速度，而大同可早日出现。
地球为万宝之库，我们需要财货，向之劫取，他是绝不抵抗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乃是一伙劫贼在主人门外，你剥我的衣服，我抢你的器械，互相厮杀，并不入主人门内一步，地球有知，当亦大笑不止。请问是谁之罪？曰：罪在充当群盗谋主之达尔文和尼采。
凡事以“平”为本，孙中山先生之三民主义，纯是建筑在一个“平”字上面，这个“平”字，是从《大学》上治国平天下那个“平”字生出来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是向人类争平等，一到“平”字，即截然而止，转其目标，向地球劫取宝物，所以民生主义，言开垦，言种植，与夫水力发电等等，纯是开发地球生产力，故《三民主义》一书，极合现在国际的趋势，可说是中国主义之实行计划，也即是大同世界之指南针。
“新的国际联盟”者，大同世界之过度机关也。世界纷纷扰扰，是由地球生产力，机器生产力和人类之脑力体力不相调协生出来的。我们组织“新的国际联盟”，把这四种力线一一排顺，历若干年调整完毕，然后破除国界，把土地和机器一并收归全人类公有，技师出脑力，工人出体力，把地球蕴藏的宝物取出来，全人类平分，像这样办去，即是悬出地球为目的物，合全人类之力向之进攻，成了方向相同之合力线，人与人战争之祸，永远消除，孔子和孙中山先生所持之大同主义，于是完成。
以上经济，政治，国际三者，俱以合力主义为本。此外我还写了两本书：（一）《考试制之商榷》，（二）《中国学术之趋势》。其大意如下：
我以为国家立法，须把力线考察清楚，把离心力、向心力，配置平衡。我国从前考试时代，士子读书与否，听其自由，这是一种离心力，考试及格有种种荣誉和利益，足以动人歆羡，又具有向心力，两力平衡，故其时，国家并未规定学课，读书之子也不须有人监督，他自己会“三更灯火五更鸡”的用功。这就像地球绕日，离心向心，二力平衡，不须外力推动，自能回旋不已。今则校中学课，严密规定，又派教职员严密监视，而学子之用功未见胜过科举时代，且流弊百出，这就是离心力、向心力，配置不平之故。今之一切制度大都是二力配置不平，故规章愈密，监察愈严，而流弊反越多，言之慨然。
照现行学制之规定，欲取得毕业资格者，必须捐弃百事，每日在讲堂上坐若干时，历若干年，始取得毕业文凭而去，于是贫家子弟，在所摈弃，富家子弟，因障故而不能每日人校者，亦在所摈弃，迨至家贫者积有学费，家富者障故已去，而年龄已过，亦在所摈弃。国家施行此种制度，四十年矣，冥冥中不知损失若干人才，我主张把现行学制打破，设一个考试制，把考试标准明白规定，等于悬出一个箭垛，使人向之而射一样，每届小学、中学及大学，举行毕业考试时，在校生，私塾生，自修生，一体与试，不问学年，不问年龄，只问程度，严格考试，只要及格，即给予毕业文凭。并于各地适中场所，设置公共图书标本室，理化试验室，延聘导师常住其中，俾自修生，有所请问。如此办去，则贫民子弟，工商界学徒，各机关小职员和年长失学之人，只要自家肯用功，都有取得大学毕业之希望，半工作，半自修，而各人之能力，可尽量发展，国家文化，可日益进步。中山先生讲“民权主义”，曾说：“各人聪明才力，有天赋之不同，如把他们压下去，一律要平等，世界便没有进步，人类便要退化。”现在学校内把天才生、劣等生混而为一，同样授课，同时毕业，压为平头的平等，这就是违反中山先生诫条，促使国家退化。因此我主张：现行学制，应彻底改革，统以考试制汇其归，曾写了一本《考试制之商榷》。我写此文有一段趣事，是被木棒痛打一顿，才写出来的，不妨把原委写出来，用博一粲。
我从民国五年起，即当四川省视学（现改名省督学），当局每次召集教育会议，我即把我的主张提为议案，俱未通过。民国十二年，我上一呈文胪陈理由十六项，自请在原籍富顺县试办，经省长公署核准举行。十三年，我呈请省署通令全省试办，各县遂次第举行。十四年年假时，叙州联立中校学生毕业，我往主试，考了几场，一夜，学生多人手持木棒哑铃，把我拖出寝室，痛打一顿，其时全场静静悄悄，学生寂无一语，我也默不一语，惟闻乒乒乓乓之声，学生临去骂道：“你这狗东西，还主不主张严格考试？”我睡在地下想道：“只要打不死，又来！”随即请宜宾知事来验伤，伤单粘卷，木棒哑铃存案备查。次晨，我电呈上峰，末云：“自经此次风潮，愈见考试之必要。视学身受重伤，死生莫卜，如或不起，尚望厉行考试，挽此颓风，生平主张倘获见诸实行，身在九泉亦当引为大幸（伤单及原电载《四川教育公报》第一卷第一期）。”我稍愈，即裹伤上堂，勒令学生一律就试，不许一人借故不到，场规更加严厉，试单将首要学生送交宜宾知事讯办，详情备载《四川教育公报》，兹不具述。事后，我自咎欠了宣传，特写一文《考试制之商榷》，呈由四川教育厅，印作单行本，发交各县研究。
民国十四年，川省颁布《各级学校学生毕业考试暂行条例》。规定小学会考，于年暑假举行，不分学校与私塾，一体与试，中学修业年满，委员到校主试。其计划是先开放小学，故先举行小学会考，俟小学有了成效，再开放中学。二十三年，中央颁行中学会考制，取消小学会考制，成都、华阳……理番、松潘等六十一县教育局长，以“会考制度，行已数年，成效显著”等语，联名协请保留此项制度，教育厅据情转呈教育部，奉指令“姑准试行一年”。二十四年四川省政府咨请教育部，谓：“川省小学会考，有悠久之历史，著有成效。”胪陈理由五项，请予保留，复文“姑准再办一年”，二十五年全川各县，遂一律停止小学会考。
我主张的考试制，有两种意义：（一）学校内部的学课，太不认真，用考试制以纠正之。（二）现行的学制，太把人拘束紧了，用考试制以解放之。现行的会考制，只有前一种意义，后一种则无之，二十五年九月，我将所著《考试制之商榷》，重行印出，并将我请在富顺县试办的呈文，请通令各县试办的呈文，省公署先后令文，成华等六十一县教育局长的呈文暨教育厅、省政府和教育部往来公文，附载于后，成为一本，交成渝书店发售，借供教育界人士讨论。
现在既历行会考制，我希望政府颁布一条法令：“举行会考时，私塾生和自修生，一律与考，不问年龄，只问程度。”只要有此种法令出现，现行学制就算彻底改革了。
我写那篇《考试制之商榷》，注重在提倡私塾和自修。现在许多有学问的人，想当校长教员而不可得，遂有百计营谋者，同时有许多学生，求入学校而不可得，每次招考，异常拥挤，录取者少，摈弃者多，并且招考时，关说之信函，纷来沓至，校长深以为苦。学校是造就人才之地，闹得来读书须钻营，教书须钻营，不得谓非立法之不善也。从前地方官，对书院山长用聘，待之以师礼，京朝大官回籍者，往往乐就斯席，为地方造人才，盖师位甚尊故也。今则地方官对校长用令，校长对之用呈，学校变成官厅，教员俨成雇佣，师道凌夷，一至于此，尚望国家特许私塾之成立，与正式学校并行不悖，此亦培养士气之法也。东主聘我否，我设馆有人来学否，一以我之品行学问为准，而风俗可日趋醇厚。
现在全面抗战，秀杰之士，或赴前方军营，或在后方工作，同时添设许多临时机关，将来战事终了，机关裁撤，此项人才，消归何处？上次欧战终了，意大利战胜归来之将士，戴着徽章，莫得面包吃，处处暴动，墨索里尼，乘机组织棒喝团，因之穷得政权，此可为前车之鉴。此时我们早把学校开放，允许私塾之成立，则战胜归来之军官军佐和裁撤之人员，政府如不能全行安插，富厚之家，慕其声望，自必厚具惰脯，延请训课子弟，抑或自行设馆授徒，此亦代国家消纳人才之一法。苏东坡有篇《论任侠》的文字，可为我们这种主张之注脚。一面可消除隐患，一面可以培植人才，而款则无须国家添筹，我们何苦而不为？
至于我写的《中国学术之趋势》，大旨言：我国学术最发达有两个时期，第一是周秦诸子，第二是赵宋诸儒，这两个时期的学术，都有创造性，汉魏以至五代，是承袭周秦时代之学术，而加以研究，元明是承袭赵宋时代之学术，而加以研究，清朝是承袭汉宋时代之学术，而加以研究，俱缺乏创造性。
从周秦至今，可划为三个时期：周秦诸子，为中国学术独立发达时期；赵宋诸儒，为中国学术和印度学术融合时期。现在已经入第三时期了，世界大通，天涯比邻，中国、印度、西洋，三方面学术，相推相荡，依天然的趋势看去，此三者又该融合为一，是为中西印三方学术融合时期。进化是有轨道可寻的，知道从前中印两方学术融合，出以某种方式，即知将来中西印三方学术融合，当出以某种方式。我们用鸟瞰法升在空中，如看河流入海，就可把学术上之大趋势看出来。
周秦诸子中当推老子为代表，孔子不足以代表。一部《道德经》，包含世间法和出世间法两部分，他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是世间法，孔墨申韩孙吴诸人是走的这条路。他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是出世间法，庄列关尹诸人是走的这条路。他是入世出世打成一片，我们提出老子，就可贯通周秦诸子全部学说。
赵宋诸儒中，当推程明道为代表，朱子不足以代表。明道把中国学术和印度学术融合为一，成为所谓宋学，明道死后才分出程（伊川）朱和陆王两派，故提出明道，就可贯通全部宋学。明道以释氏之法治心，以孔氏之法治世，治心治世，打成一片，恰走人老子途迳。近人章太炎曰：“大程远于释氏，而偏迩于老聃。”故中国学术彻始彻终，可以老子贯通之。
世人以佛老并称，则老子学说，又可贯通印度学术。严又陵批老子，于第十章曰：“黄老之道，民主之国之所用也。”于三十七章曰：“此旨与卢梭正同。”于四十六章曰：“纯是民主主义，读法儒孟德斯鸠法意一书，有以征吾言之不妄也。”足知老子学说又可贯通西洋学术，我不是说我国有了老子，就可不去学西洋学问，我是说：“西洋学问与老子相通，我们可以尽量去学。”
我们从周秦诸子中，把老子提出来，就可把中西印三方面学术沟通为一，有人说：“著《道德经》的老子是战国时人。”不是春秋时人，我不管他生在春秋时，生在战国时，我只是说：“一部《道德经》可以贯通中西印三方学术。知其可以贯通，才可把世界学说融合为一。”
我们主张把力学规律应用到人事上来，而老子则早已用之，他书中屡以水为喻，水之为物，即是依力学规律而变化的。牛顿所说：“万有引力”的现象，老子早已见之，其言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天无以清将恐裂，地无以宁将恐发，神无以灵将恐歇，谷无以盈将恐竭，万物无以生将恐诚，侯王无以贞而贵高将恐蹶。”裂发歇竭灭蹶六字，俱是“‘万有引力”那个“引”字的反面字，也即是离心力那个“离”字的代名词，老子看见此等现象，不知其为何物，因以“一”字代之，古代算术凡过未知数，皆以“一”字代之，老子言道亦然。其所谓“一”，即牛顿所谓“引力”也。
自然界以同一原则，生人生物，牛顿寻出这个原则，用之物理上，老子寻出这个原则，用之人事上。西人谈力学，谈电学，必正负二者对举，老子言道，常用有无，高下，阴阳，静躁，贵贱，刚柔等字，也是把相反之二者对举。牛顿之后，有爱因斯坦，老子之后，有庄子。庄子的学说含有相对论原理，如“泰山为小，秋毫为大，彭祖为夭，殇子为寿”一类话，都是就空间上，时间上，相对而言之。我们会通观之，即可把人事与物理，沟通为一。
牛顿发明万有引力，定出公例，纷繁之物理，厘然就绪，而科学遂大进步。牛顿的原理，老子早已发明，惜乎沉埋已久，我们把他掘发出来，制成公例，纷繁之人事，一定厘然就绪，而文明必大进步。
从前印度学说传人我国，我国尽量采用，修正之，发挥之，所有华严宗、天台宗、净士宗等，一一中国化，非复印度之旧，故深得一般人欢迎，就中最盛者惟禅宗，而此宗在印度几等于无。我们此后采用西洋学说，仍用采用印度学说方法，使达尔文、斯密士和马克思诸人，一一中国化，如用药之有炮炙法，把他有毒那一部分除去，单留有益这一部分。达尔文讲进化不错，错在倡言弱肉强食，斯密士发达个性不错，错在发达个性而妨害社会，马克思讲社会主义也不错，错在看见社会，忘却个人，我们去其害存其利就是了。
孔门学说是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从前印度明心见性之说，传人中国，与固有学说，发生冲突，宋儒就用孔门的诚意正心，与之沟通为一。现在西洋的个人主义，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传人中国，又与固有学说，发生冲突，我们应该用孔门的修齐治平，与之沟通为一，始而沟通，终而融合，如此则学说不至分歧，而人事之纷争可免。融合之后，再分头研究，如一株树然，知道枝叶花果，同在一树上，即无所谓冲突了。
宇宙事物原是孽生不已的，由最初之一个，孽生无数个，越孽生越纷繁，自其相同之点观之，无在其不同；自其相异之点观之，无在其不异。古今讲学的人，尽管分门别户，互相排斥，其实越讲越相合，即如宋儒排斥佛学，他们的学说中，含有禅理，任何人都不能否认，孟子排斥告子，王阳明是孟子信徒，他说，“无善无恶心之体”，其语又绝类告子，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因为宇宙真理，同出一源，只要能够深求，就会同归于一，犹如山中草草木木一般。从他相异之点看去，草与木不同，同是一木，发生出来的千花万叶，用显微镜看去，无一朵相同之花，无一片相同之叶，可说是不同之极了。我们倘能会观其通，从他相同之点看去，则花花相同，叶叶相同，花与叶相同，此木与彼木相同，再精而察之，草木禽兽，泥土沙石，由分子，而原子，而电子，也就无所谓不同了。世间的学说，由同而异，由异而同，等于同出一源之水，可分为数支，来源不同之水，可汇为一流，千派万别，无不同归于海。
中国人研究学问，往往能见其全体，而不能见其细微，古时圣贤一开口即是天地万物，总括全体而言，好像远远望见一山，于山之全体，是看见了的，只是山上草草木木的真相，就说得依稀恍惚了。西人分科研究，把山上之一草一木，看得非常清楚，至于山之全体，却不十分了然，中国重在综合，西洋重在分析，二者融合为一，就可得真理之全了。
现在世界上纷纷扰扰，冲突不已，我们穷源竞委的考察，实由于互相反对的学说生出来的。性善说与性恶说是互相反对的，个人主义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经济学，是互相反对的，民主主义和独裁主义是互相反对的。凡此种种互相反对之学说，流行于同一社会之中，从未折衷一是，思想上既不一致，行为上当然不能一致，冲突之事就在所不免了。真理只有一个，犹如火山一般，东西南北看去形状不同，游山者各见山之一部分，所说山之形状就各不相同。我们研究事理，如果寻出本源，任是互相反对之说，俱可折衷为一。我们可定一原则曰：“凡有互相反对之二说，争辩了数十年，数百年，仍对时不下，此二说一定是各得真理之半，一定可合而为一。”如性善说与性恶说，又如唯心论与唯物论等等皆是也。
有人说：“人的意志为物质所支配。”又有人说：“物质为人的意志所支配。”这两说是各得真理之一半。譬如：我们租佃了一座房子，迁移进去，某处做卧房，某处做厨房，某处做会客室，器具如何陈设，字画如何悬挂，一一审度屋宇之形式而为之，我们的思想。受了屋宇之支配，即是意志受了物质之支配，但是我们如果嫌屋宇不好，也可把他另行改造，屋宇就受我们之支配，即是物质受意志之支配。欧洲机器发明而后，工业大兴，人民的生活情形，随之而变，固然是物质支配了人的意志，但机器是人类发明的，发明家费尽脑力，机器才能出现，工业才能发达，这又是人的意志，支配了物质。这类说法，与“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是一样的。单看一面，未常说不去，但必须两面合拢来，理论方才圆满。有了物理数学等科，才能产出牛顿，有了牛顿，物理数学等科，又生大变化。有了咸同的时局，才造出曾左诸人，有了曾左诸人，又造出一个时局。犹如鸡生蛋，蛋生鸡一般，表面看去，是辗转相生，其实是前进不已的，后之蛋非前之蛋，后之鸡非前之鸡，物质支配人的意志，人的意志又支配物质，英雄造时势，时势又造英雄，而世界就日益进化了。倘于进化历程中，割取半截以立论，任他引出若干证据，终是一偏之见。我们细加考察，即知鸡之外无蛋，蛋之外无鸡，心之外无物，物之外无心，鸡与蛋可说是一个东西，心与物也是一个东西，唯心论，唯物论，原可合而为一。
《伪古文尚书》上：《说命》一篇，曰“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孙中山先生则曰“知难行易”，一般人都说两说是冲突的，其实并不冲突，两说可相辅而行。傅说的意思是说：“非知之艰，行之惟艰，你很快实行好了。”孙中山先生的意思，是说：“知是很难的，行是很容易的，你很快实行好了。”二者俱是勉人实行，有何冲突？难易二字，本是形容词，傅说和孙中山先生，站在各人的立场上，因听话者的情况各有不同，故用这种形容词，加强其语气，而归根于叫人实行。我们明白了傅说和孙中山先生立言的本旨，即知两说可相辅而行。
就实质言之，世间的事，有知难行易的，有知易行难的，例如：发明轮船火车，何等艰难，发明之后，叫技师依样制造，那就很容易了，是谓知难行易。学制轮船火车的人，在讲堂上听技师讲说制造方法，心中很了然，到工场实地去做，那就很难了，是谓知易行难。
傅说说，知易行难。孙中山先生说，知难行易。这两个知字的意义迥乎不同，傅说的“知”字，是指“听话了解”而言，孙中山先生的“知”字，是指“发明新理”而言。《孙文学说》中，所举饮食，作文，用钱等一事，和修理水管一事，都是属于发明方面的事。孙中山先生是革命界先知先觉，他训诫党员，俨然是发明家对技师说话。意若曰：“艰难的工作，我已经做了，你们当技师的依样制造是很容易的。”故曰：“知难行易。”傅说身居师保，他训诫武丁，俨然是技师对学徒说话，我们取《尚书》本文读之，即知傅说对武丁说了许多话，武丁说道：“你的话很好，我很了解。”傅说因警告之曰：“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即是说：“讲堂上了解不算事，要工场中做得出来才算事。”傅说和孙中山先生，都是按照听话者之情况而立言，无非趋重实行而已。
发明家把轮船火车发明了，叫技师依样去做，技师做成之后，又招些学生来学，这原是一贯之事，孙中山先生说的是前半截，傅说说的是后半截，所以说两说并不冲突。
我们可以定出一个原则：“凡事与天性习惯违反者，知易行难，与天性习惯不违反者，知难行易。”例如，我们对画师说，我家有一小孩，形状如何如何。叫他画，他画来总不肖，把小孩牵来与他看，他一画就神肖，是谓知难行易。因画师以画为业，与他的习惯并不违反也，画师把小孩画在黑板上，叫素未习画之人临摹。看得明明白白，而画来总不肖，又成了知易难行。因其人素未习画，与习惯违反故也。革命志士，牺牲生命，在所不惜，所苦者，不知采用何种方法，始能成功，是谓知难行易。普通人，你对他讲杀身成仁的道理，他也认为是很好的事，对他讲进行的方法，他也很了解，但叫他去实行，他就不肯干，是谓知易行难。何也？杀身成仁之事，与志士之天性不违反，与普通人之天性则违反也。
据上面的研究，傅说的说法和孙中山先生的说法，原是各明一义。我们当返躬自问，如果自己是技师，是革命志士，就诵孙中山先生之语以自警；如果是学徒，是普通人，就诵傅说之语以自警。
再者，王阳明主张“知行合一”，说“即知即行”，孙中山先生则主张“知行分工”，说：“知者不必自行，行者不必自知。”这两说表面是冲突的，其实也是并行不悖。以作战言之，主帅把作战计划决定了，立即发布命令，指挥将士进攻，是为“即知即行”。主帅不必亲临战场，是为“知者不必自行”。战场上的将士，未必了解主帅的计划，是为“行者不必自知”。这也是一贯的事。王阳明说“知行合一”，是就主帅本身言之。孙中山先生说“知行分工”，是就指挥将士言之，如果本身都要分工，那么，孙中山先生著了一部《三民主义》和《孙文学说》，就可闭门高卧了。而他十次失败，十次起事，可知他本身是实行“知行合一”的，不过训诫党员的时候，是主帅对将士说话，才有“知行分工”的说法，全军之中，只有主帅一人，才能这样说。其他将士奉命作战，“即知即行”。如果也说：“知行分工，知者不必自行。”那就误事不小了。我们这样的研究，即知王阳明的说法和孙中山先生的说法，原是各明一义，我们在某种情况之下，适用某种说法即是了。
一部《孙文学说》，全为党员怠于工作而作。所有“知难行易”和“知行分工之说”，都是按照当日情事，为党员痛下砭针，有了这种病，才下这种药，至于传说和王阳明所说的，其病情又自不同，我们识得立言本旨，才不至自误误人，凡读古人书，俱当如是。
我们又可定一原则曰：“关于人事上之处理，凡有互相反对之二说，一定是一主性善说，一主性恶说。”孟子主张仁义化民，是以性善说为立足点，韩非主张法律绳人，是以性恶说为立足点；个人主义经济学是以性恶说为立足点，社会主义经济学是以性善说为立足点；独裁主义是以性恶说为立足点，民主主义，是以性善说为立足点，达尔文之互竞主义，是以性恶说为立足点，克鲁泡特金之互助主义，是以性善说为立足点。因为人性之观察不同，创出之学说遂不同。我们欲解除世界之纠纷，当先解除学说之纠纷，欲解除学说之纠纷，当先从研究人性人手。
人性本来是浑然的，无所谓善，无所谓恶。也即是可以为善，可以为恶。孟子出来，于整个人性中截半而以立论，曰性善，在当时是一种新奇学说，于学术界，遂独树一帜。但是遗下了半面。荀子出来把这半面提出来，曰性恶，也是一种新奇学说，于学术界，又特树一帜，成为对峙之二派，此二派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何也？各得真理之一半也。孟子之性善说，已经偏了，王阳明致良知之说，则更偏，学术界通例，其说愈偏者愈新奇，愈受人欢迎，所以王阳明之说一倡出来，风行一世。荀子之性恶说，已经偏了，我的厚黑学则更偏，阳明向东偏，我向西偏，其偏之程度恰相等，所以厚黑学三字，遂洋溢乎四川。后来我著《心理与力学》，说“人性无善无恶”，阳明是年，也说：“无善无恶心之体。”譬之攻城，阳明从东门攻入，我从西门攻入，入了城中，所见景物，彼此都是一样，阳明讲致良知，说得头头是道，我讲厚黑学，也说得头头是道，其实皆一偏之见也。
我研究人性，由《厚黑学》而生出一条臆说，“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由此臆说，生出“合力主义”，本此主义，而谈经济，谈政治，谈国际，谈考试，谈学术趋势，与其他种种，我的思想，始终是一贯。所谓厚黑学者，特思想之过程耳，理论甚为粗浅，而一般人乃注意及之，或称许，或诋斥，啧啧众口，其他作品，则不甚注意。白居易云：“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长恨歌以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我也有同样的感慨，故把我思想之统系写出，借释众人之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