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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思想体系
李宗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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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研究人性，由“厚黑学”而生出一条臆说，“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由此臆说，生出“合力主义”，本此主义，而谈经济，谈政治，谈国际，谈考试，谈学术趋势，与其他种种，我的思想，始终是一贯。
民国元年，我发表《厚黑学》，受的影响真是不小，处处遭人疑忌，以致沦落不偶，一事无成。久之又久，一般人觉得黔驴无技才与我相忘于无形，但是常常有人问我，发表此文动机安在？目的安在？是否愤世嫉俗，有意同社会捣乱，抑或意在改良社会，特将黑幕揭穿？我说：“我写此文，最初目的，不过开玩笑罢了。”
满清末年，我入四川高等学堂肄业，与同班友人，张君列五（名培爵，民国四年，在北平殉义，重庆浮图关，有衣冠墓），加入同盟会，光绪三十三年年假毕业，列五对我说道：“将来我们起事，定要派你带一支兵。”我听了很高兴，就用归纳法，把历史上的英雄（彼时尚无伟人的名词），一一考察，寻他成功秘诀，久之无所得。宣总二年，我当富顺中学堂监督（彼时中学校长名曰监督），一夜卧在监督室，偶然想及曹操刘备几个人，恍然大悟，就把厚黑学发明了。每逢朋友聚会辄讲说之，以供笑乐。友人王君简恒云：“你说的道理很不错，但是我要忠告你，你照着你的说法，埋头做去，包管你干出轰轰烈烈的事业，但切不可拿在口中讲，更不可形诸笔墨，否则于你种种不利。”雷君民心也说：“厚黑学，是做得说不得的。”后来我不听良言，竟把他发表了。
辛亥年武昌起义，重庆响应，列五被举为蜀军政府都督，成都跟着反正，成渝合并，列五赴省，退居副都督，专管民政。我在自流井家中，列五打电报，叫我同廖君绪初上省，其时党人在成都童子街，办一报曰《公论日报》，我住报社内，社中人叫我写点文章，我想不出什么文章，众人怂恿我，把厚黑学写出，我初时很迟疑，绪初说：“你可以写出，我替你作一序。”绪初是讲释朱学的人，绳趋矩步，简恒、民心诸人，俱呼之为“廖大圣人”，我想：圣人都说写得，当然写得，就写出来开玩笑，那知所生影响，果不出简恒、民心所料。
我发表此文，用的笔名是“独尊”二字，却无人不知《厚黑学》是我做的，以为我会如何如何，殊不知我发明了厚黑学，反成了天地鬼神临之在上，质之在旁。每想做一事，才一动念，自己想道：“像这样做去，旁人岂不说我实行厚黑学吗？”因此凡事不敢放手做，我之不能成为伟人者，根源实在于此，厚黑学真把我误了。
后来我才悟得：厚黑二字，确是成功秘诀，而为办事之必要技术。用此种技术以图谋一已之私利，我们名之曰厚，曰黑，用此种技术以图谋众人之公利，则厚字即成为“忍辱负重”，黑字即成为“刚毅果断”，自古圣贤豪杰，皆忍辱负重者也，皆刚毅果断者也。假令我当时悟得此理，一眼注定众人公利，放手做去，举世非之而不顾，岂不成了轰轰烈烈的伟人？无如悟得时，年已老矣，机会已过矣，回想生平，追悔莫及，只好著书立说，将此秘诀传之于人，所以才在成都《华西日报》写《厚黑丛话》，反反复复，说明此理。
我是生性好辩的人，《厚黑学》是以荀子“性恶说”为立足地，许多人以孟子“性善说”来驳我，我说道：“孟子说：‘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今试任喊一个当母亲的，把他亲生的孩子抱出来，当众试验，母亲手拿糕饼一块，小孩一见即伸手来拖，母亲不给他，放在自己口中，露半截在外，小孩立刻会从母亲口中取出，放在自己口中，请问：这种现象，是否爱亲？小孩坐在母亲怀中，食乳食糕饼，哥哥近前他就要用手拦他打他。请问：这种现象，是否敬兄？只要全世界寻得出一个小孩不这样干，我的厚黑学立即不讲，让孟子的‘性善说’成立，既是全世界小孩，无一不这样干，我的厚黑学非成立不可。”我口虽这样的说，然而心中也自怀疑，小孩的天性，何以会这样呢？
后来见小孩见着木头、石块和铜铁等物，都取来朝口中送，心想：此等现象，岂不等于地心吸力，把外面任何物件，都朝内部吸引一般？回忆在学堂时，教习讲心理学，曾说：“人是没得心的，心中一切知识，都是从外面来的。例如：看见花，知是香的，是我曾经闻过，看见盐知是咸的，是我曾经尝过，某种事该做，某种事不该做，是我曾听某人说过，抑或在书上见过。我们如把心中所有知识，一一考察其来源，从耳人者，仍从耳退出去，从目入者，仍从目退出去，其他从嗅觉、味觉、触觉入者，一一从其来路退出，此心即空无所有了。”又忆圆觉经云：“一切众生，自无始来，种种颠倒，妄认四大，为自身相，六尘缘影，为自心相。”我从此着想，就觉得心之构成，与地球之构成，完全相同。牛顿说：“地方有引力，能将泥土、沙石有形有体之物，吸集之而成为地球。”我们何妨说：“人心也有引力，能将耳闻目视，无形无体之物，吸集之而成为心。”我于是把牛顿的公例，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应用到人事上来，果然处处可通。我把孟子的“性善说”，荀子的“性恶说”和宋儒的“去私说”，绘为甲乙丙三图而细玩，才知人心现象，纯是“万有引力”现象，并无善恶之可言。民国九年，著一文曰：《心理与力学》载入《宗吾臆谈》内，创一臆说，“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后来扩大为一单行本，此书算是我思想之中心点。
人事千变万化，不外人与人接触生出来的，一个我，一个人，是为数学上之二元，一个X，一个Y，依解析几何可得五种线：（一）二直线，（二）圆，（三）抛物线，（四）椭圆，（五）双曲线。人世一切事变，总不出此五种线，我详加考察，认为人与人不相冲突之线，只有四种，直线两种，曲线两处，除此四线而外，任走何种路线皆是冲突的。至于世界进化，则为三元，一曰力，二曰空间，三曰时间，其轨道则为三元中之螺旋线。我们每作一事，须把力线考察清楚，才不至与人冲突，主持国家大政的人，规定法令制度，也须把力线考察清楚，施行起来才不至处处窒碍。
达尔文倡互竞主义，其弊流于互相冲突，克鲁泡特金倡互助主义，其弊流于互相倚赖。我们应改行合力主义，如射箭，悬一箭垛，支支箭向之射去，彼此不相冲突，而又不相倚赖，则可兼达、克二氏之长，而无其流弊。达尔文倡进化不错，错在讲进化而提倡弱肉强食；克鲁泡特金讲互助不错，错在讲互助而主张无政府。互竞和互助，其力线是横的，成立不起政府，由达尔文之学说，有时亦能成立政府，而其政府则是极端专制的。国中力线，郁而不伸，断不能永久安定，我们讲合力主义，其力线是纵的。全国有若干人民，即有若干力线，根据力线，直达中央，成一个极强之政府，是为政治上之合力，他如经济也，外交也，亦须取合力主义，不如是则世界永不太平，自有历史以来，皆是人与人相争，其力线是横的，我们应取纵的方向，悬出地球为目物，合全世界人向之进攻，把他内部蕴藏的富财取出来，全人类平分，是为合力主义之终点。著者本此主张，曾作一篇《解决社会之我见》，十六年载入《宗吾臆谈》，十八年扩大为单行本，曰：《社会问题之商榷》。二十九年我写《厚黑丛话》，内容会涉及国际问题。二十六年，定期十一月十二日，召集国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我写了一篇：《制宪私议》，从六月二十九日起，逐日在成都《华西日报》发表，以供参考。我打算写一篇《外交私议》，方着手写“七七”事变发生，乃改写一篇：《抗日计划之商榷》，是年九月合刊一册，曰：《制宪与抗日》，这些书现已售罄，此外我还写有《中国民族之特性》和《从战国说起》等文，在日报上发表，现在我已不想再印了。我原想写一本：《中国主义》，现已不想再写，并把各种文字的大意，分经济、政治、国际三方面写出来就是了。
（甲）关于经济方面：我们改革经济制度，首先应将世间的财物，何者应归公有，何者应归私有，划分清楚，公者归之公，私者归之私，社会上才能相安无事。
第一项，地球生产力：洪荒之世，地球是禽兽公有物。人类出来把禽兽打败，地球就为人类公有物。所以地球这个东西，应该由全人类公共享受，根本不能用金钱买卖，资本家买去，招佃收租，固是侵占公有物，劳动家买去，自行耕种，也是侵占公有物。何以故呢？以川省言之，“七七”事变以前，请人工作一日，每日工资伙食，至多不过大洋二元（抗战期间，生活程度高涨，是暂时现象，当以事变前为准），假令我们请工人，在荒山上种树一日，给以大洋二元，他得了报酬，劳力即算消灭，树在山上，听其自然生长，若干年后，出售得价百元，或千元，此多得之九十八元，或九百九十八元，全是出于地球之生产力，地球为人类公有物，此多得九十八元，或九百九十八元，即该全人类平摊，劳动家只能享受相当之代价，而不能享受此项生产力，所以说，劳动家买去耕种，也是侵占了公有物，因此之故，全国土地应一律收归公有，由公家招佃收租，其利归全社会享受，方为合理。
第二项，机器生产力：替人做工一日，得大洋二元，做手工业，每日获利也不过大洋二元，这算是劳力之报酬。若改用机器，每日可获利百元，或千元，此多得之九十八元，或九百九十八元，乃出于机器之生产力，非工人之劳力也，当初发明机器之人，业将发明权抛弃，机器成为人类公有物，此九十八元，或九百九十八元，即该全人类平摊，旧日归诸厂主所有，是为侵占了公有物，我们应该收归公有，给工人以相当代价，由机器生出之利益，归全社会享受，方为合理，劳工既得代价，即与普通人无异，所以“劳工专政”之说，是不合理。
第三项，脑力和体力：世间之物，只有身体是个人私有的，由身体发出来，有两种力，一曰，脑之思考力，二曰，手足之运动力。这两种力，即是个人私有物，社会上欲使用之，非出相当代价不可，并且出售与否，各人有完全自主权，不能任意侵犯之。
基于上面之研究，括为二语曰：“地球生产力，和机器生产力，是社会公有物，脑力和体力，是个人私有物。”我们持此原则，以改革经济制度，社会与个人，自然相安无事。
斯密士主张营业自由，个人之脑力和体力，可以尽力发展，这层是合理的。而他同时主张：有金钱的人，可购土地以收佃租，可购机器以开工厂，这就未免夺公有物以归私，马克思主张：土地和工厂，一律收归公有，这层是合理的。而他同时主张“强迫劳动”。认为个人脑力和体力，是社会公有物，可借社会力量侵犯之，这就未免夺私有物以归公。斯密士拥护私有权，忘却公有权，马克思拥护公有权，忘却私有权，故两家学说，施行起来，俱有流弊。
我们细绎孙中山先生主义，公者归之公，私者归之私，有斯密士和马克思之长，而无其流弊，故世界经济学，可分两大派：斯密士为一派，马克思为一派，中山先生则融合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而独成一派。
马克思讲共产，中山先生也讲共产，马克思是“共现在”，中山先生是“共将来”，马克思是“抢归公有”，中山先生是“购归公有”。我们本中山先生遗意，定出一原则曰：“金钱可私有，土地和机器不可私有。”将现在私人所有的土地，和使用机器之工厂，一律收归公有，就成为“共将来不共现在”了，但是全国工厂如此之多，土地如此之广，购买之款，从何而出呢？
我们首先定出一条法令：银行由国家设立，私人不得设立，人民有款者，存之银行，需款者，向银行贷用，其有私相借贷者，法律上不予保障，因借贷而涉讼者，其款没收归公，藏巨款于家，而被劫窃者，贼人捕获时，其款亦予以没收，有存款于外国银行者，查确后，取消国籍，华侨所在地，设立国家银行，存储华侨之款，由国家转存外国银行，私人不得迳往存储，如此则人民金钱，集中国家银行，可供一切应用。
银行月息多少，依现情为准，兹假定月息一分，以便说明，存入银行，月息一分，贷出为一分半，或二分，即无异于以金钱放借者，缴所得税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与公家矣。
首都设中央银行，各省设省银行，各县设县银行，县之下设区银行和乡村银行，川省有场而无村，则设场银行，银行法既确定，即着手收买。
（一）私人银行，一律取消，其股本存入国家银行，给以月息。
（二）使用机器之工厂，和轮船、火车、矿山、铁道等，一律收归公有，私人股本，存入国家银行，经理及职员工人等，悉仍其旧，不予变更，只将红息缴归国家，手续是很简单的。其手工业之工厂则听之。
（三）全国土地房屋，一律照价收买，例如：某甲有土地一段，月收租银一百元，即定为价值一万元，存入银行，每月给以息银一百元；人民需用土地房屋者，向公家承佃。其有土地自耕，房屋自住者，则公共估价，抑或投标竞佃，以确定其租息，原业主有优先承佃权。如此则我国四万万五千万人，无一人不是佃户，也即是无一人不是地主，是之谓“平均地权”。
（四）国际贸易归公，国内贸易归私。出口货，由人民售之公家，转售外国，入口货，由公家购而售之人民，听其自由销售，不再课税。盖价值之高低，公家操纵在手，取多取少可适合国家之需要，无须多设机关，多用冗员，向销售者琐琐征取，徒滋中饱营私之弊，而阻商业之发达也，执简御繁，固应如此。外人在内地设有工厂者，人民不得与之直接交易。如此则关税无形取消，外货以百元购得者，以一百五十元或二百元，售之人民，即无异值百抽五十，值百抽一百。
马克思所说“剩余价值”，是全人类所应有的，而被厂主掠夺了，他给厂中工人以相当代价，而以制出之货，行销世界各国，各国工人虽有劳力，无所用之。例如：我国人口，号称四万万，男女各半，从前女子以纺织为业，自从洋纱、洋布行销中国，女子纺织之事遂至绝迹，这二万万女子之劳力，即算被其掠夺去了。外国厂主和工人同是掠夺者，其工人生活之优裕，远胜我国中等之家。我们对付外国劫贼之法，只有把国际贸易收归国家经营，等于坚壁清野，他就无从掠夺了。外货何者该买，国家自有斟酌，出口入口，两相平衡，我国与外国，两得其益。
综计收归国有者，凡四项：（一）银行；（二）使用机器之工厂和公司；（三）土地；（四）国际贸易。自学理言之，土地和机器，当然收归国有，银行和国际贸易之归公，则本于中山先生“发达国家资本，节制私人资本”之主张。至其他私人资本应当如何节制，则俟此四者办到后，再酌量而行之。
上面四项，办理完毕后，即可按照全国人口，发给生活费，以能维持最低生活为原则（实施时，除未成年及老年人外，对于壮年人，当视其过去工作情况，分别酌发，以防怠工等弊），因为人民既将土地、机器、银行和国际贸易四者之收益，交之国家，国家即应保障人民之生存权。法国革命是政治上要求人权，我们改革经济制度，则注重生存权。孙中山先生把生活程度分为三级：（一）需要即生存，（二）安适，（三）奢侈。现在的经济制度，人民一遇不幸即会冻死饿死，是以死字为立足点，进而求生存，进而求安适和奢侈。我们发给生活费，则是以生字为立足点，进而求安适，求奢侈。中山先生说，“生存为社会中心”，人人能生存，重心即算稳定。
旧日贫富悬殊，我们把土地、工厂、银行和国际贸易四者收归国有，则富者削低一级，全国人民一律发给生活费，则贫者升高一级，高低二级之间，为人民活动余地。语云，“饥寒起盗心”，我们发给生活费，社会上可减少许多罪恶，衣食足而礼义兴，风俗可日趋醇厚，学问家不忧衣食，可专心深造，事业家无内顾忧，可一意图功。如此则社会文明，必蒸蒸日上。
改革社会犹如医病，有病之部分，该治疗，无病之部分，不可妄动刀针。我们从旧经济制度中，将土地、机器、银行和国际贸易四者收归国有，这即是有病之处，加以治疗，其余则悉仍其旧，私人生活，非有害于社会者，不加干涉，这即是无病之处，不动刀针，如此办去，则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相调和，就与孙中山先生之民生主义适合了。
世界富豪，除银行大王摩尔根，其父为富人，承受有遗产外，其余如煤油大王洛克依兰，钢铁大王卡匿奇，铁道大王福介舍尔，汽车大王福尔特，商业大王瓦纳迈尔，铜山大王章洛克，砂糖王斯布累克，法国大银行家劳惠脱，美国大富豪休洼布等，无不由赤贫之子起家。我们把上述四者收归国有，这些大王就无从出现了。欧美之银行大王，煤油大王等等，养成了雄厚之势力，欲推翻之而不能，我国尚无此种大王出现，然而业已萌芽了。为虺弗榷，为她奈何，韩非曰，“设柙非所以备鼠也，所以使怯弱能服虎也”，订立法令规章者，如果对于鼠则防之惟恐不周，对于虎则纵之而不过问，其弊将有不可胜言者，我们规定：土地、工厂、银行和国际贸易四者，收归国家经营，即所以防虎也。
大凡规划国家大计，目光至少须注及五百年后，否则施行一二百年，又要来一个第二次改革，国家所受牺牲，也就不小了，现在地主之土地，如果不收归国家，而移转佃农手中，并允许私人集资开设银行，开设使用机器之工厂公司，抑或经营国际贸易，即是发生流弊之根源，负有改革之责者，幸思之！思之！又深思之！
孔子倡大同之说，目光注及数千年后，而下手则从小康做起走。孔子死后二千余年，大同尚未出现，其学说之价值，不惟不灭，反益觉其伟大，何也？悬出一个目标，使人望之而走，数千年俱走不到，数千年后之人，俱有路可走。不似达尔文、尼采和斯密士诸人所创学说，行之数十年或百余年，即处处碰壁，无路可走，只好彼此打战。规划国家大计犹如修一大房子，须先把全部式样绘出，按照修之，即说财力不够，可先修某部分，次修某部分，最终就成一个很好的房子。
孙中山先生讲“民权主义”，曾说：“天生万物，除了水平面以外，莫有一物是平的。各人聪明才力，有天赋之不同……如果把他们压下去，一律要平等，世界便没有进步，人类便要退化。”所以孙中山先生主张的民权平等，是各人在政治上立足点平等，不是从上面压下去，成为平头的平等。我们把此种原则，适用到经济方面，不把平等线放在平头上，使国中贫富相等，而把平等线放在立足点，使各人致富的机会相等。欲务农者，向公家承佃土地，欲作工者，向工厂寻觅工作，为官吏，为教员，为商贾，悉任自由，不加限制。因劳动种类之不同，所得之报酬即不同，或富或贫，纯视各人努力与否以为断。如此则可促进人民向上心，而国家可日益进步。犹之水然，地势高下不平，就滔滔泪泪，奔趋于海，若平而不流，即成死水。
斯密士倡营业自由之说，认为人人皆有自私之心，利用此种自私心，就可把世间利源，尽量开发出来，其说是以性恶说为立足点，社会主义创始者，如圣西门诸人，皆谓人有同情心，是以性善说为立足点。到了马克思，创出唯物史观，又有了点性恶说，而社会主义之发生，根本原于性善说，故个人主义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经济学之冲突，不外性善说和性恶说之冲突。我们知道“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无所谓善，无所谓恶，即是合善恶而一之。所以我们改革经济制度，即应将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合而一之，才合孙中山先生民生主义。
（乙）关于政治方面，我国辛亥革命而后，改为民主共和国，意欲取法欧美，这是一种错误。我们要行民主共和制，办法很简单，只消把真正君主专制国的办法打一个颠倒，就成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了。君主专制国是一个人做皇帝，我们行民主共和制，是四万万五千万人做皇帝，把一个皇帝权，剖成四万万五千万块，每人各执一块，我们只研究这每块皇帝权如何行使就是了。
我国从前的皇帝，要想兴革一事，就把他的主张提交军机处，由军机大臣议决了，就通饬各省，转饬各县，以及乡村照办，其办法是由上而下的。民主共和国，以乡村议会，为人民的军机处，乡村议员为人民的军机大臣，川省有场而无村，人民对于国家想兴革一事，即提交场议会，经场议员议决了，即提交区议会，由是而县议会而省议会，而国会。经国会议决了，即施行。其办法是由下而上，兴君主专制国，恰成一反对形式。
君主专制时代，军机大臣议决之案，须奏清皇帝批准方能施行。民主共和时代，国会议决之案须经全体人民投票认可方能施行。小事由国会议决行之，大点的事由各省议会议决行之，再大的事，由各县议会议决行之，顶大的事才由全体人民投票公决。最困难的是如何才能使四万万五千万人直接投票，直接发表意见，不致为人操纵舞弊，这就大费研究，而办法就不得不麻烦了，然而我们要想直接行使民权，这种麻烦是无法避免的。
第一要紧的是整顿户籍，每县分若干场，场之下分若干保，每保分若干甲，每甲辖十家。投票不分男女老幼，一人有一投票权，一生下地而取得此权，投票时以家长为代表，某甲家有十人，某甲一票，即算十票，某乙家有八人，某乙一票，即算八票。用联二票，记名投票，甲长亲到各家收票，列榜宣示，某甲家十票可决，某乙家八票否决……榜末合计，本甲可决者共若干票，否决者共若干票，投票之家，持存根前往查对无误后，甲长送之保长，保长又例榜宣示，第一甲可决者若干票，否决者若干票，第二甲可决者若干票，否决者若干票……榜末合计，本保可决者共若干票，否决者共若干票，将榜送之区长，由是而县，而省，而中央，层层发榜，最终以多数决定。此就关于全国之大事言之，关于省县市之事，仿此办理。
我国人民，对于国事向不过问，要他裁决大政，判定可否，他是茫然不解的。所以必须训政，训之者何人呢？在他省为乡村议员，在吾川则为场议员，场议员，一方面为军机大臣，一方面又为太师、太傅、太保。凡是场议员，其智识当然比农民为高，对于国事能明了，每当裁决大政时，就由场议员公开讲演，使众人了解真相，应投可决票，或否决票，由各人自行判断，归家书票，等候甲长来取。以川省习惯言之，每三天赶场一次。乡村农民，无事都要赶场，场上发生一事，顷刻传遍全场。有未赶场者，亦可转相告晤，所以施行此种办法，在川省尚无何种困难。议会设立在场上，人民有议案直接向之提出，有不了解之事，可向议员请问，于人民很便利。以上系人民行使创制权、复决权之实施办法。
选举大总统，由四万万五千万人直接选举，投票时也以家长为代表，每票举三人，如投票人意中，认为可当大总统者只有一人，或二人，则票上只写一人，或二人，例如某甲票上写赵一等三人，某甲家有十口，则赵一等，即为各得十票，某乙票上，写钱二等二人，某乙家有八口，则钱二等即为各得八票，用联二票，甲长亲到各家将票收齐后，即列榜书明：某甲家举赵一等三人某乙家举钱二等二人……榜末合计，赵一共若干票，钱二共得若干票……各家持存根，查对无误后，由甲长将榜送之保长。保长又列榜宣示：第一甲，赵一得若干票，钱二得若干票……第二甲，孙三得若干票李四得若干票……合计赵一共得若干票……由保而区，而县，而省，而中央，层层发榜，以最多数之一人为大总统，次多数之二人为副总统，大总统任期四年，如中途病故，或经全国人民，总投票撤职，即以副总统代理，以凑满四年为止。第一任大总统于某年某月某日就职，以后每满四年，于该月该日，新任大总统，必须就职，旧任大总统，得票最多数，可以连任。
人民欲弹劾大总统者，向场议会提出弹劾案，经场议员议决，以全场名义向区议会提出，区议会议决，以全区名义向县议会提出，由是而省议会，而国会。经国会议决，弹劾案成立，送交大总统，令其自行答辩，由国会将弹劾案及答辩书，加具按语，刊印成册，发布全国，由人民裁决之。对于大总统或留任或免职，仍总投票，层层发榜，取决于多数。省长，县长，以至保长，甲长，人民行使选举权、罢免权，亦参酌此法办理。
大总统违法，经人民总投票，正式免职后，可以交付审判，处监禁，处枪毙，都是可以的。独是未经正式免职以前，大总统在职权内，发出之命令，任何人都要绝对服从，有敢违反者，大总统得依法制裁之。
凡办事当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远处着眼，近处着手，我们一眼看定大同世界，而下手则从一村一场办起走，我国人民向来不问政治，然而也有办法。我们规定，中央设中央银行，各省设省银行，各县设县银行，县之下设区银行，区之下设场银行，人民有钱者，应存之本场银行。又规定，人民的土地，第一步收归各场公有，欲使用土地者，向本场场长投佃。如此则人民因其有切身关系，自不得不起而过问了。场银行行长，由政府委任，副行长和场长，由人民投票选充。不称职者，投票撤换，则选举权，罢免权，人民自能行使了。银行办法大纲，和收买土地，承佃土地办法大纲，由政府规定，其细则由人民共同规定，有不合处，共同修改，则创制权，复决权，人民自能行使了。人民行使四权，以本场为见习之地。有旧式县长，监督其上，自不至发生流弊，即生流弊，亦易纠正。
每年应纳租税，总数若干，责成场氏缴纳，其整理土地，所得赢余，归各场公用。各场办好了，联而为区，土地收归全区公有，土地余利，归全区公用，区银行副行长和区长，由全区人民公举，再进则联而为县，土地收归全县公有，土地余利，归全县公用，县银行副行长和县长，由全县人民公举。由是而省，而全国，及至土地收归全国公有，大总统由全国人民公举，则中华民国之宪法，即告完成。倘能再进而将土地，收归世界公有，全世界之大总统，由全世界人民公举，则世界大同矣。
银行、工厂和国际贸易，收归国有，尚属容易，惟乡土地，纠葛万端，故第一步，当收归各村各场公有，本地人熟悉情形，容易处理，政府握定大纲，自会厘然就绪，只要各村各场办好，则基础稳固，以下自迎刃而解。
民主共和国，以取法君主专制国为原则，君主时代，知县有司法权，我们即当以司法权畀之县长，县长延请精通法律的人，为司法官，司法官对县长负责，县长对人民负责，审判不公，人民弹劾县长，撤换县长就是了。昔日衙门黑暗，人所尽知，今之司法机关，也易受人蒙蔽，往往事之真相，本地人士，昭然共见，而法庭调查之结果，适得其反，我们当以调查和调解之责，加之场长和区长，人民有争执事件，诉诸场长，场长调查明白，予以调解，如不服，诉诸区长，场长应将调查所得，及调解经过情形，备文送之区，再调查，再调解，如不服，诉诸县长，区长备文送之县，如仍不服，诉诸省，诉诸中央。场长区长，可依本地习惯法处理，县以上，则以国家法律解决之。
人民对于任何机关，如有疑点，都可自请往查。假如某甲对于国际贸易局，或中央银行，疑其有弊，即可向本场议会提议，该局或该行，有某点可疑，我要亲往彻查，场议会询明议决，即向区议会提议，本场拟派某甲往查某事，场议会开会议决，即向县议会提出，由是而省议会，而国会，国会开会议决后，即行知该局或该行，听候彻查，某甲查出有弊，即依法提出弹劾案。如无弊，即在中央报纸声明，我所疑者某点，今日查明无弊，倘不提弹效案，又不声明无弊，则某甲应受处分。倘某甲声明无弊，嗣经某乙查出有弊，则某甲亦应受处分，其他省县市所辖机关及工厂等，仿此行之。
现在民主主义和独裁主义，两大潮流，互相冲突，孙中山先生讲“民权主义”，曾说：“美国制宪之初，主张地方分权者，认为人性是善的，主张中央集权者，认为人性不尽是善的。”故知民主主义和独裁主义之冲突，仍是性善性恶问题之冲突。我们既知人性是浑然的，无善无恶，所以我们制定宪法，应当将地方分权和中央集权，合而一之，上述的办法，如能一一办到，则是我国四万万五千万人，有四万万五千万根力线，根根力线，直达中央，成一个极健全的合力政府，大总统在职权内，发出的命令，人民当绝对服从，俨然专制国的皇帝，是为独裁主义，大总统去留之权，操诸人民之手，国家兴革事项，由人民议决，是为民主主义，如此则两大潮流，即合而为一。
中山先生曾说：“政治里头有两个力量，一个是自由的力量，一个是维持秩序的力量，好似物理学里头，有离心力和向心力一般。”又说：“兄弟所讲的自由专制，这两个力量是主张双方平衡，不要各走极端，像物体的离心力和向心力，互相保持平衡一样。”中山先生把物理学的原理，运用到政治上，是一种新发明。物理上离心力向心力，二者互相为用，故政治上，也是放任与干涉，二者互相为用。从前欧洲国家，对于工商业，行干涉主义，以致百业凋敝，斯密士起而著《原富》一书，力持放任主义，欧人行其说，骤致富强，无如放任太过，酿成资本家之专横，社会上扰攘不安。于是马克思起而持干涉主义，则又干涉太过，凡非发生资本制度之源者，亦干涉之，私人生活亦干涉之，社会更扰攘不安，我们连用中山先生两力平衡之理，把土地、工厂、银行和国际贸易，一律收归国有，强制行之，此所谓专制也。私人生活，与夫劳心劳力之营业，一切放任，非有害于社会者，不加干涉，此所谓自由也。两力平衡，自然安定。
黄老是放任主义。申韩是干涉主义，二者皆是医国良药，用之得当，立可起死回生，赢秦苛虐，民不聊生，汉承其后，治之以黄老，刘璋暗弱，刑政废弛，孔明承其后，治之以申韩，因病下药，皆生了大效。我国今日，病情复杂，赢秦之病，是害得有的，刘璋之病是害得有的，又兼之人心险诈，道德沦亡，应当黄老申韩孔孟，三者同时并进。以申韩之法，治贪官污吏，悍将骄兵，奸商贵族，以黄老之道，治老百姓，而正人心，厚风俗，孔孟之书，要不可少。果如此，则中国之病自霍然而愈。
（丙）关于国际方面：现在的五洲万国，是我国春秋战国的放大形，古之春秋战国，是今之五洲万国的缩影。我辈欲推测将来国际上如何演变，当先研究春秋战国如何演变，要想解决现在国际的纠纷，当先研究春秋战国之纠纷，是如何解决。
世界是以螺旋式进化的，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成汤时三千国，周武王时一千八百国，春秋时二百四十国，战国时七国，到秦始皇时，天下就一统了。历时越久，国数越少，国之面积越大，这即是螺旋式进化。“竖的方面越深，横的方面越宽”，竖的方面者，时间也，横的方面者，空间也，照这样趋势看去，现在的五洲万国，势必混合为一而后止，所异者，古时是君主时代，赢秦混合为一，是一个人做皇帝。将来五洲万国，混合为一，是全球十八万万人做皇帝，而为大同之世界。
目下世界大战，一般人很抱悲观，殊不知：这正是世界大同之预兆。譬如，数个泥丸放在盘中，不相接触，永久是个个独立。我们取而挤之捏之，就成为一个大泥丸。战国七雄，竞争剧烈，此挤之捏之也，跟着赢秦之统一出现，今之五洲万国，竞争剧烈，亦所谓挤之捏之也。我们看清此种趋势，顺而应之，才不至为螺旋进化中之牺牲品。
将来地球这个东西，一定是收归全人类公有的，一定是全球十八万万人，共同做皇帝的。我们顺应此种趋势，脚踏实地，一步一步的走去。土地一层，始而收归一场一区公有，继而收归一县一省公有，终而收归全国公有。对于政治一层，所有创制，复决，选举，罢免四权，始而行使于本场本区，继而行使于本县本省，终而行使于中央，公举一个大总统。我国的宪政，即算完成。我们办到这步，再看国际情形，如果世界各国，也走上我们这条路迳，我们即把全国土地，归诸人类公有，十八万万人，公举一个大总统，世界就大同了。世界趋势显然如此，彼希特勒也，墨索里尼也，日本军阀也，不过昙花一现，终为螺旋进化中之牺牲品而已，犹江河之奔流人海，而欲以人力障塞之，无非多杀人畜，多毁田庐禾稼，而其奔流人海，则依然如故也。
我们把国际趋势看清楚了，再检查世界上产生的各种主义，何者与这种趋势适合，何者不适合，并讨论如下：
世界文化，分三大区，一印度，二西洋，三中国。印度地偏热带，西洋地偏寒带，中国划介属温带，三方气候不同，民族性不同，因而产出之主义亦遂不同。温带折衷寒热二带之偏，故中国主义，能够折衷西洋主义和印度主义之偏。
寒带天然物少，人不刻苦，不能生活，故时时思征服自然，因而产出侵略主义；热带天然物丰富，生活之需，不虞不足，故放任自然，因而产出不抵抗主义。请问：我国产出的是何种主义？要答复这个问题，当先研究我国对于自然是何种态度？易曰：“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所谓天地之道，天地之宜，皆自然也。对于自然，不征服之而辅相之，不放任之而制裁之，因而产出之主义，由孔老以至孙中山先生，盖一贯的抵抗而不侵略也。此由中国古人，生居温带，仰观俯察，创出学说，适应环境，不知不觉，遂有以折衷西洋印度之偏。其他民族，亦有生居温带者，而不能发生同样之主义，则由其人缺乏仰观俯察的研究性，而以他人之主义为主义也。
中山先生之民族主义，是抵抗而不侵略，尽人皆知，老子言无为，孔子言仁义，当然不侵略，而两家之书，皆屡屡言兵。老子曰：“抗兵相加，哀者胜矣。”孔子曰“我战则克”，所谓克也，胜也，皆抵抗之谓也。
战国时，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杨之言曰：“智之所贵，存我为贵。”此抵抗之说也。又曰：“力之所贱，侵物为贱。”此不侵略之说也。墨子非攻，当然不侵略，同时墨子善守，公输九攻之，墨子九御之，公输之攻已穷，墨子之守有余，则又富于抵抗力。二人的主张都是抵抗而不侵略，不过宣传主义时，杨子为我，偏重在抵抗，墨子兼爱，偏重在不侵略罢了。战国纷乱情形与现在绝似，其时是我国学术最发达时代，一般学者研究，觉得舍了杨朱主张别无办法，所以“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我们处在现在这个时局，也觉得舍了杨墨主张，别无办法。
孟子曰：“善战者服上刑。”而孔子则曰“我战则克”，正是所谓善战者，这两说岂不冲突吗？只要知道中国主义是抵抗而不侵略，自然就不冲突了。孔子常说：“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他说“我战则克”，是就抵抗方面言之。孟子把那些“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的人，痛恨到极点，他说“善战者服上刑”，是就侵略方面言之。拿现在的话来说，孟子曰“善战者服上刑”，等于说：“日本军阀，一律该枪毙。”孔子曰“我战则克”，等于说：“抗战必胜。”
中国崇奉儒教，儒教创始者为孔子，发挥光大之者为朱子，孔子学术，本与管仲不同，因其能尊周攘夷，遂称之曰“如其仁，如其仁”，又称之曰“民到于今受其赐”，推崇备至，何也？为其能抵抗也。南宋有金人之祸，隆兴元年，朱子初见孝宗，即言，“金人兴我，有不共戴天之仇，当立即断绝和议”，这些地方，都是儒教精神所在。
中国主义是一贯的抵抗而不侵略，养成一种民族性，所以中国人任便发出的议论，无在不合乎此种主义。例如：秦皇汉武开边，历史家群焉非之，为其侵略也；汉弃珠崖，论者无不称其合王道，为其不侵略也；秦桧义和，成为千古罪人，为其不抵抗也；岳飞受万人崇拜，为其能抵抗也。唐人诗云：“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葡萄入汉家。”直不啻为墨索里尼之远征阿比西尼写照；又云：“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犹未已。”更不啻为希特勒之侵夺四邻写照；又云：“恶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俨然是痛骂日本少壮军人。此皆我国文人痛恨侵略之表现，及至受人侵略，则又变而力主用武，南宋有金人之祸，陆放翁游诸葛武侯读书台诗云：“出师一表千载无，远比管乐盖有余，世上俗儒宁办此，高堂当日读何书。”是直斥南宋诸儒，只讲理学，不谋恢复。临死示儿云：“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中国诗人这类作品很多，我们要想考察民族性，要从哲学家，教育家的学说和文人学士的作品上，才考察得出来，至于政治舞台的人，时或发生变例，秦皇汉武之侵略，秦桧之不抵抗，皆变例也。
西洋人性刚，印度人性柔，中国古人将刚柔二字，处置得恰好，《易经》一书以内刚外柔为美德，泰卦内阳而外阴，明夷内文明而外柔顺，谦卦山在地下，既济水在火上，无一非内刚外柔之表现。孔老为中国两大教主，老子被褐怀玉，孔子衣锦尚纲，旨深合易旨。老子和光同尘，而曰：“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孔子恂恂如也，而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此皆外柔内刚之精神也。我国受此种教育数千年，养成一种民族性，故中国人态度温和，谦让有礼，此外柔之表现也。一旦义之所在，奋不顾身，此内刚之表现也。惟其外柔也，故“九·一八”以来节节退让，若无抵抗能力，惟其内刚也，故芦沟桥事变而后，全国抗战，再接再厉，为世界各国所震惊。我国民族性，既已如此，所以五胡也，辽金也，蒙古也，满清也，虽肆其暴力，侵入我国，终而无一不被驱出，故我国对日抗战，其必胜盖决然无疑者。
西人倡天演竞争之说，知有己不知有人，盖纯乎利己主义也。印度教徒，舍己救世，知有人不知有己，盖纯乎利人主义也。中国主义则不然，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盖人己两利也。印度学者，开口即说恒河沙数世界，其目光未免太大，看出世界以外去了，而其国因以灭亡。西洋人又患目光太小，讲个人主义者，看不见国家和社会，讲国家主义者，看不见个人和社会，讲社会主义者，又看不见个人和国家，于是乎个人也，国家也，社会也，成为互不相容之三个物体，因而生出种种纠纷。中国则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个人也，国家也，社会也，成为一个浑然之物体。六合之外，存而不论，这种主义，拾拾救西洋和印度之弊。
印度实行其主义，而至于亡国，西洋实行其主义，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事实之昭著，既已如此，而今只有返而求之中国主义，中国主义者，大同主义也。我们应将这种主义，在国际上尽力宣传，使世界各国一齐走入中国主义，才可以树大同之基础，而谋永久之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