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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楷平日主张，以为凡事重在实行，无取乎空谈。民国十三年三月，我上一篇呈文，主张施行考试制，呈文上只略略说明理由，就自请先从富顺县试办，经四川省长公署核准，十四年二月，我呈报川南各县经过情形，并请通令举行，复经省署核准，并颁发各级学校毕业考试暂行条例在案。拟调查所及，遵令办理的同多，因怀疑而生反对的，却也不少。十四年十二月，我奉令赴叙州联合县立中学校主试，起了一番大风潮，我从此得了一种觉悟，凡事固然重在实行，尤其重在宣传。其所以起风潮的原因，是由于一般人对于考试制怀疑，才生出反对的事来。
王安石的新法，本然是对的，他在鄞县做官的时候曾经试办过，人人都称便利，他当了宰相，便把他的法子，推行天下，竟遭了一个大大的失败。要说他莫得毅力，他是天变不畏、人言不恤的，其担当宇宙的气概，是古今不可多得的人物。要说他的法子不对，他死了过后，他的法子，几乎完全被人采用，还有许多法子，一直行到而今，不过把名称改一下，或把办法略略修正一下。
何以他当初会失败呢？这就是他少了一层宣传的手续，当时名流如司马光、苏东坡诸人，俱不能了解，一齐反对他，彼此各走极端，结果王安石与诸贤，两败俱伤，不但人民吃亏，国家吃亏，反种下亡国之因，真是不幸之至。
假如王安石不汲汲实行，先从宣传人手，把他的法子提出来，听人指驳，取消那种执拗态度，容纳诸贤的意见，把那法子酌量修改，诸贤也不泥守祖宗的成法，把那法子悉心研究，经过长时间的辩论，折衷一致，大家同心协力做去，岂不是很好的事吗？我心中有了这个见解，所以把我主张考试的意见，发表出来，请阅者诸君，痛加指驳，先使理由成立了，然后再讨论施行的方法。
我主张施行考试制，很有些人怀疑，说是治标之法，怪我未能洞见病源，他说：学生成绩不好，是由于校长不得其人，是由于经费支绌，而其最大原因，则在近年战争，兵匪纵横，不从根本上补救，仅仅一个考试制，就想要挽起沉疴，这是徒劳无益的。诸君的议论，我是异常佩服，认为确切不移的。但是川省的情形，诸君是知道的，所有款项，业已搜罗罄尽，加以防区制未破除，川省各县很有些校长及教育局长，是有强有力者保护的。关于筹款用人的权，教育厅几乎不能自主，这是无可讳饰的事。惟有核准毕业，教育厅尚操有全权，所以我主张，先从这个地方下手。
我辈能力有限，做一部分算一部分。假如我上一呈文，说要整顿全省学校，当先筹大宗款项，政府马上就派我为筹措全省学款专员，我是要敬谢不敏的。又假如我上一呈文说，要整顿全省学校，非先行解决兵匪不可，政府马上就派我去解决兵匪，我更要敬谢不敏。不但我办不到，恐怕川省里面，莫得哪个能够自信办得到。惟有考试一事，我有了这种主张，如果政府就派我去办，我自问尚能勉强做到。责备我的人，所说种种病源，我并不是不知道，我从民国五年，充当省视学以来，公报各县学务呈文，篇篇都是说这类话，这是有案可稽的。我呈请考试文中，目的在考试，所以对于那些事，未能深说，所有慎选校长、添筹学款等事，施行了考试制，还是可以办理，并不是有了考试制，就会妨害他的进行。
怀疑的人，都拿医病作比方，我也拿医病作个比方，与诸君商榷。施行考试制，犹如种牛痘一般，先年患天行痘很多，自从有了种牛痘的法子，就把这病消灭了。身有痘毒的，种了过后，不过数日之内，受点小小痛苦，终就无危险了。身无痘毒的，种了过后，毫不起作用，并无何种危险。我们实行考试，有不及格的学生，可以再行补习，不过略略费点时间，自己多操点学问，是很有益的。至于平日肯用功的学生，受了考试，当然是及格的，并无何种妨害。又有人说：考试只凭一日之长，不能考取真才。我说：这是无妨害的事，我们怕痘毒不能去尽，可以多种几次，怕试场之中有侥幸及格的，我们多复试几次就是了。
四川的教育病状甚多，诸君既已深知，就请分途治疗，或治内病，或治外伤，或治一切杂症，我于各症中担任了小小的一种，诸君各人择任一种，大家悬壶问世，我们四川教育界的病，或有医好的希望。
从前的科举，自然是为人所诟病的，但他的坏处，是由于考的东西不对，不该考八比试帖，其实那个法子，是很好的。那个时代，有一种顶好的精神，为现在学制远不能及：那个时代，只要有志读书，就有书可读。国家衡文取士，只问学业，不问贫富。试场之中，贫如乞丐的，富埒王侯的，是一体待遇，无丝毫区别。现在学校的组织，完全是家资饶裕的占便利，学校的等级越高，肄业其中的，所需的费用越多，于是乎高深的学问，就成为家资饶裕的私有物了。贫苦人的子弟，是终身不能求得的，即使实行义务教育，也不过得点粗浅知识罢了。
就人民全数而论，贫穷的人多，殷实的人少，现在的学制，只有富家的子弟，才有造成高深学问的机会，贫家子弟，是在摈弃之列，立法未免偏枯了。我们实地考察，凡是富家子弟，多半怠惰，贫家子弟，多半奋勉。我们中国历史上，许多名儒硕学，都是从极贫之家出来的。若照现在的学制，继续行去，国家要少出许多人才，暗暗之中受了极大的损失，我们还不觉得。
科举时代，可以一面谋生活，一面自己用功，国家施行考试时，对于此等人，与朝朝日日在书院内肄业的人，同样待遇，莫得歧视的心。现在学校的组织，定要朝朝日日，身在学校之内，住了若干年，才能承认他是某某毕业生。至于校外自修的，任他学问如何好，政府是不能承认的，把他当作弃材。我们把科举时代名人的履历来看，未遇之时，有教学糊口的，有充当书佣的，有务农下力的，这些人使其生在今日，我可以断定他永无出头之日。现在充当初小教师，与夫写生录事一流人物，要想得个学士博士，是终身不可能的，这不能不说是学制上的缺点。
我先年上的呈文，主张举行毕业考试之时，私塾学生，自修学生，一律准其与考，就是想弥补上面所说的缺点，使家务贫寒资质可造的学生，不至成为弃材。并且校内学生，见有校外自修的与之竞争，万一成绩不及他，岂不为人非笑，自己也就不能不用功了。所以考试时加入校外的学生，不惟不能妨害校内的学生，并且可以催促他们用功，同时可以成就校外的寒士，一举两得，我们又何苦而不为呢？
有人说从前的科举，注重在文字，可以自修，现在的科学，有许多非有人教授，是不能了解的，还有许多注重在实验，并不是课本上知识，是不能自修的。这种议论，我是承认的。我从前也虑及此，所以我那呈文中，说得有多设补习学校，并可于适中场所，设公共理化室，图书标本室，专聘教师，常住其中，许人自由请问等语，也就是救济这种缺陷。依我看来，中学校的科学，自修能了解的很多，就使不了解，只要有人指示门径，也可以循序自修。我的主张，先把考试制确定了，并且把校外自修生，准其与考一层，也确定了。我们基于考试制上，再想种种方法，去扶助他。例如设立补习学校，及公共理化室、图书标本室之类，则自修学生，只患自己立志，不患莫得操学问的机会。
现在的学校，各置仪器标本一部，封锁的时候多，用他的时候少，这是很不经济的。依我的主张，可以各学校公同购置，把他放在适中的地方，各校先在校中，把理论讲解明白了，到了规定的时间，由各校把学生引到那个地方去试验，每试验一次，酌缴消耗费若干。如此办去，一部标本仪器，可供多数学校之用，并且还可以把他开放，使校外之人，也能享受利益。
我们可聘请专员，住居其中，专任指导之责。关于文科方面的来请问，自然无须取费，关于理科方面的，如标本器械之类，指导员可指与他看，讲与他听，也无须取费。因为指导员业经受了公家的薪资，自然不能再向他人索费。惟有请实地试验的，则应酌量取费，因为药品有消耗，器械有损毁，不能不酌量取费，以为添补之用。来请试验的人，可多约些人同来听讲，大家的担负就轻了。如果我们兴下了这种制度，那些贫苦子弟，可以一面谋他的生活，一面抽闲自修，遇有不了解的地方，可以向人请问，倘若无人可问，就可赴公共场所请指导员指示，又有仪器标本可供实验，所得的知识，与在校无异。自己把学问操好了，与在校学生受同样的考试，所得的结果，与朝朝日日在校读书的，无有区别。如此办去，那些贫家子弟，有出身之路，有求高深学问的机会，于文化上是很有增进的。
我尝想川省办学，已经廿多年，所耗的金钱，不知有若干万，假如兴学之初，每年拨一笔常款，照上面所说的办法办去，所有经费，以大部份购置图书仪器标本，小部份聘请指导员，历年越久，购置越多，此处设置完备了，又设第二处，越推越广，经过二三十年，图书仪器标本。到处都充满了，贫寒子弟，随在都有求学的机会，何至会像在这么困难？
有人说：依你这种办法，那个指导员就难觅人了，是必学问极高深，又必须各种科学，无所不通，各种书籍，无所不觉的，方能胜任。我说：这也不必虑及，我们着手之初，可先就中学的课程，分科聘请专员，负指导之责，并可以先把教科书标示出来，指导员对于这几部教科书，负充分指导之责，若来问的，出了范围以外，指导员对于他的问题，如能了解不妨说与他听，如不了解，不妨谢绝他。因为指导员对于范围外的问题，原未负有解释的责任，如此办去，只消能够充当中校教师的，就可充当指导员了，此项人才，又何难觅之有。我们先把中学这一步办到了，中学以上的各科，我们再慢慢的想法子。
现在学校的学生，遇有父母死亡，身有家累的，或是家庭经济起了变更，不能缴费的，只好半途辍学，甚至有隔毕业只有一二学期，也不能不辍学。这种学生，已经在校有年，于各种学科，本已略窥门径，回到家中，即使发愤用功，把校中应授的学科，完全了解，甚或他的学问，比校中学生还要好点，学校还是把他当作弃材，不能与在校学生，同样待遇，不能给与毕业证书。所以许多聪敏的学生，遇有迫不得已的事故，中途辍学出校，只好自暴自弃了。学校的组织如此，无形之中，不晓得摧残了好多青年，如果考试时允许校外学生亦来与考，这个缺点，也就可以补救了。
现在学校的组织法，缺点很多，不能满一般人的愿望。据我调查所及，很有些校长教员的子弟，都未送人学校，自己聘请教师，在家训读，又有送在学校去读，每日归家的时候，家中聘有先生，与他补授，现象如此。所以我想把现在的学校，稍稍开放一下，使校外的学生也有毕业的机会。
民国十四年，省长公署公布毕业考试条例，已经明定举行小学毕业考试时，私塾学生，亦准考试，关于小学方面，算是业已定了案，我们不必再加讨论，只须催促各地实行就是了。我现在所汲汲要讨论的，就是中学一层，希望取得多数人的同情，请求政府仿小学之例，举行中学毕业考试时，校外学生，亦准与考。那吗，关于中学方面许多困难，都可减除了。至于专门以上的办法，等把中学这一段办到了，再行讨诊。我主张学校开放，由小学，而中学，而专门大学，慢慢的逐渐进行。
我主张的考试制，原有两个目的：一是杜绝学校积弊，使程度低下的学生，不能侥幸毕业。一是把学校开放了，使校外学生，亦能毕业，方可多造就些人材。消极积极两方面都有的。我的意思，尤重在后一层，以求学自由四字为主旨。现在学校的组织，非设法解放不可，欲求解放，非先把考试制成立了不可。
人的生性，本是不齐的，现在的学校，处处求整齐划一，我以为整齐划一这句话，是戕贼个性的代名词。古时有个强盗，捉得人即按他在铁床上，身比床长的，把他载短点，身比床短的，把他拉长点。现在的学校，注重在学年，学年一满，就可毕业，资质高的，把他按下来，资质劣的，把他拖起走，学生感不感痛苦，他是不管的，美其名日整齐划一，其实与某盗的铁床主义，是一样的，青年个性，被他戕贼的，不知若干。
现在的学校，按钟授课，学生对于本日应授的课，即使业已了解，钟点到了，还是要叫他上堂听讲。其有程度太差，听了茫然不解的，也要上去听讲，因为不如此就不整齐划一了。牺牲学生的精力与时间，去换取形式上的整齐划一，未免太不合算了。现在所说的三年毕业，四年毕业，并非是所习的学业，要三年或四年才能完毕，不过是讲堂上规定了若干钟点，必须上去坐满罢了。仿佛是三年的有期徒刑，或是四年的有期徒刑，所以现在的学校，也可以说是监狱式的学校。
我对于现在的学校，主张解放。第一种解放，是破除学校与私塾的界限，把在校肄业的，与闭户自修的，一体待遇。第二种解放，是学校内部的组织，得由教职员体察情形，酌量变通，不必泥守那种死板办法，随各学生的程度，为适宜的诱导。有此两种解放，自然呈一种纷歧状态，我们设一个考试制立于其上，悬一定的标准去考试，操学问的方法，虽是各个不同，其结果仍统归于一，参差之中，仍含着划一之制。我们希望学生学至某种程度，就悬某种标准去考试，将考试标准明白规定出来，一般学生，自然望标准而趋了。
近来办学的人，个个都说学生的程度，越降越低，这也是当然的事。现在学校的办法，学年一满，就可毕业，学生的眼光，全在学年上，对于毕业方面，自然不甚注意，程度降低，势所必至。若施行考试制，学年虽满了，学业不及格，还是不能毕业，学生平日在校，不能不充分准备，程度自然就越提越高。现在办学的人，大家都是关着门在办，学生成绩如何，外人不得而知。古人说：“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莫得竞争，就莫得进步，所以各校内容渐渐不堪问，学生的程度，就渐渐低下来。施行考试制时，汇合多数学校，同齐考试，并许私塾学生，自修学生，也来与考，大家争先恐后，互相竞争，学生的程度，就可逐年提高了。
有人说：照你这宗办法，私塾学生，也可毕业，现在的学生，岂不尽向私塾去了吗？学校内还招得到学生吗？我说：学校内的学生，为什么怕他向私塾去呢？施行考试时，所考的是学校内应授的学科，并不在杂志经书上出问题，私塾如不改良，他的学生，断不会侥幸毕业，自然学生不会到他那里去，即使去了，仍还会回来。如果他的学生，考试能及格，可见他的私塾，业已改良，与学校无异，岂不是很好的事吗？我们兴设学校的目的，原在造就人才，现在有私塾帮我们造就，又不支用公家款项，造出的学生，又能合格，我们当欢迎之不暇，又何必阻止他？如果私塾尽都改良了，学校的学生，全体都要向私塾去，那就更好了，我们不妨把造就人才的事，让与私塾去办，我们只消设一个考试制，去考试私塾的学生就是了。所有办学校的款项，移来办平民学校，教授力不能人私塾的学生，抑或办高级点的学校，教授私塾所不能教的科学，岂不很好吗？所以私塾发达，是很好的事，并不是悲观的事。
我所说的私塾，是包括私立学校，未向政府立案者在内，不仅仅是乡村的私塾。有人怀疑道：乡间的老学究，思想顽固，科学知识缺乏，有了考试，他也未必能够改良。我说：这问题，很容易解决，施行考试制，是百年的计划，不仅为目前计，再过三二十年，那些人自然死尽了，那时候教私塾的老先生，就是现在最新的青年了。我主张的考试制，是用各种学科去考试学生，对于私塾，充其量不生影响，不能改良罢了，断不会有了考试制，私塾内容越见腐败。诸君如有改良私塾计划，尽管实行起来，与考试是不相冲突的。
现在学界上争端很多，我们穷源竟委，细细推寻，可断言有一大半的由于位置上的关系。这也无怪其然，全省教育局长，与夫校长教员，位置是有限的，具有局长校长教员资格者，是很多的，并且是逐年增加的，实在是消纳不完。兼之实业不发达，各项人才，无所用之，只有汇集于教育之一途，怎么不起争端？现在公家所办的学校，颇为人诟病，富厚之家，每出重金延师训读，所苦的就是得不到毕业证书。如果施行考试制，私塾学生与在校学生，一样的可以毕业，那些家资富有的人，可以把他们礼聘去充当教师，也就可以消纳许多人才了。或者自家约几个朋友，组织私立学校，征收学费自行办理，无形之中增加许多学校，对于社会，岂不很有利吗？这类私立学校，互相竞争，大家都想办好，都想学生发达，自然教育事业，就进步了。公家所办的学校，见有私塾与他竞争，恐怕相形见绌，自然不能不整顿内容，兼之有了那些具有校长教员资格的人，去充当私家教师，那些腐败塾师，就被天然淘汰了。
从前书院的山长，官厅对他用聘，以师礼待他，他当然自己十分尊重，因此可以养成善良的风俗。而今把学校变成官厅的形式，官厅对他用令，他对官厅用呈，不惟尊师重道四字扫地净尽，并且养成夤缘奔竞、排挤倾陷种种恶习，长此以往，将来人心风俗，还不知要到什么地步。中国历史上，那些胜朝遗老，与夫隐居不仕的高人，大半是授徒终身，使其生在今日，要想教书，只好改变节操，受政府的委令去当校长，或是托人向校长关说，图谋教员位置，若要讲清高，只有饿死之一法。我所以主张于学校之外，另开私塾一途，安插这类人。
有人向我说道，川省将来实行裁兵的时候，兵士可以叫他去开垦，去修铁路马路，惟有军中的文人，把他消归何处？我说：提倡私塾，使他们去当私塾教师就是了。军中文人，由顾参以至录事，大半是学堂出身，叫他去当教师，是很能胜任的，将来裁兵过后，这类人如有赋闲的，即由富豪之家隆礼厚历，聘他去当教师，也就消纳于无形了。但是要提倡私塾，首先要筹画私塾学生的出路，所以我主张举行毕业考试的时候，私塾也准与考，使私塾和学校，受同等的待遇，私塾自然就发达了。
我主张改善学校的内容，主张提倡私塾，希望虽大，我的办法却很简单，只是毕业时举行综合考试，校外的学生，也准与考就是了，所有一切推论，无非说明这个办法的必要罢了。
有人说：依你的主张，那教育上的办法，未免太不一致了。我说：办法何必求其一致，惟其不一致，才会发明些良好办法出来。譬如周秦之际，学说顶不一致，个个都想独树一帜，因此就发明了许多精深的道理，为中国学术极盛时代。到了汉武帝的时候，尊孔子为圣人，罢黜百家，凡违反了孔子的学说，就是大逆不道，从此学说归于一致了，可是思想界就从此销沉了。孔子的学说，不是不好，但是要说除了孔子的道理而外，再没得良好的学说，那就不对了。现在的新学制，也未尝不好，但是要强令全国的人，就照那个办法办去，不许丝毫出乎范围，那就不好了。
有人说：许多良法美意，在外国行之无不益，独至我国，任何方法取来行去，无不弊病丛生，不知是什么道理？我说：外国所设各种法度，他是害了那种病，才用那种药，中国未把自己的病源看清楚，就把方子照抄下来，检药来吃，成了个药不对症，当然莫得病的人，都会生出病来。
从前有个人，向我说：中国人变法，往往把好肉割坏了来医。我下细一想，真是不错。即以改书院为学校言之，从前书院中，所学的是八股试帖，是极无用的东西，学校中改为学各种科学，这算对症下药，不会生出流弊。独是那个时候的制度，不问贫富，只要学业及格，就一样的取录，那些贫穷子弟，国家把他取出来，他并莫有扰害国家，并且还替国家立了许多功业。
为什么兴设学校的时候，定出这种制度，使贫穷人的子弟，永远得不到博士学士的学问？请问这是不是把好肉割坏了来医？那个时候在书院内肄业的，固然取录，就是在书院以外的人，只要有了学问，一样的可以取录，这些人取录出来，一样的可以替国家做事，中国贫弱的原因，并不是这宗人的罪过，为什么要限制这宗人，使他永无出身之路？请问这是不是把好肉割坏了来医？国家立法如此，焉得不流弊丛生？
现在甲处设小学，乙处设中学，丙处丁处设专门大学，凡未正式立案的学校，仕你学问如何好，是一概不取的。这就像讲种植的，规定此山种松，彼山种柏，此园种李，彼园种桃，把那山坡土（土+扁）、屋前屋后的果木，一律取消，以归划一。那买果木的人到了，只须告诉他，这个村子是某山所种的，这个果子是某园所出的，他就给价购买，若告诉他这是山坡土（土+扁）、屋前屋后所种的，他就掉头不顾。请问这个办法，究竟对不对？
现在的学校，由教育部规定，每年何时入学，何时放假，毕业期间若干年，每年分若干周，每周授课若干钟，中分历史几钟，地理几钟，……何时加授博物，何时加授地理，均以明令发表，命全国学校一律实行，据表面看起来，是很完备的，很整齐的，其实太限制人的自由了。更可怪者，只消入学之时，报个人校表，载明年龄籍贯等项，修业年满，报个住校日期表，教授起讫表，如果填造合法，即可核准毕业，实际上学生学业，究竟是否完毕，是从不考查的。这个办法的缺点，我可设个比方来说明：今年四川教育厅，召集中等学校校长会议，限期八月十号以前到省，假如也仿学制的办法，规定距省城五百里者，五号起身，距省六百里者，四号起身，距省七百里者，三号起身，……每日行一百里。每一日歇某处，第二日歇某处，……并规定某日在某处早膳，某处午膳，某处晚膳，还嫌其疏略了，并规定某处打尖，某处休息，某处坐车，某处乘船乘轿。……明令发下，叫他们遵照，各校长奉命后，只消报一个公文：说我于某日起身了，到省之后，再报一个表，载明途中食宿行止情形，教育厅查核填造不错，认为此人业已到省，即行开议。究竟此人曾否到省，也不清查。依我想：何必那么麻烦，只消于八月十号，清查人数；如有无故不到，又不呈明的，酌予处分就是了，不惟省去麻烦，且可杜绝流弊。我主张的毕业考试，就是在八月十号清查各校长曾否到省，至于各校长的行程，可以不管他，如或怕他未上过省，不知途中情形，我只说明某处距某处若干里，某处栈房如何，饮食如何，轿马舟车如何，听其自由基本斟酌，就算体贴入微了，何必那么麻烦，费力不讨好。现在学制的弊病，就是政府替人民耽心太过，反把人民害了。
假如我国设立农业部，也仿教育部的办法，规定某种地土种稻，某种地土种麦，某种地土种某种粮食，又规定每年某日播谷，播后若干日即栽秧，栽后若干日即收获，其余各种粮食，俱同样规定，通令全国，一律实行，并令各农民填具表册，呈由农业主管官厅丁查核，如有特别情形，必预先呈明核准，始能更改，每县设一个农业局，委几个专员，监督实行，由局将农人栽种情形，随时呈报省垣农业厅查核，还怕他们奉行不力，再由农业厅派几个农业视察员，仿省视学的办法，亲到各乡，实地考查，如有应种这样粮食的，种成别样粮食去了，即命他改种，如有抗命不遵的，抑或所填表册与实地情形不符，又或下种收获的时期，不合农业部规定，即呈请农业厅，分别处罚。若问农业部为什么要定出这种规程？他说：饮食为民命所关，教育为民智所关，教养二事，原是一样，教育部的办法，农业部为什么不可仿办？假如世间果有这种农业部出现，人民岂不闹饥荒吗？其实中国施行这种学制，人民的知识，早经饥荒了，不过饮食为有形之物，饥荒了我们看得见，知识为无形之物，饥荒了我们看不见罢了。现在教育上受病的原因，无须细说，只要把庄子的《马蹄篇》，柳宗元的《郭橐驼传》读一下，就恍然大悟了。
大凡兴设一种制度，总要适合社会的现情，若是不适合现情，无论何种法良意美的制度，施行起来，都会生出弊病。比方四川内部人民，有吃白米饭的，有吃红苕的，有吃杂粮的，假如政府变法，下一个令，勒令全省人民，仿照西人吃牛乳面包，明定期限，满了期，查出有吃米苕杂粮的要受罚。这个法令，如果实行了，不知要饿死若干人。就理论上说，牛乳面包，含的滋养料最多，西人吃了身体强健，成效卓著，这些东西，人人都吃得来的，我们把种米苕杂粮的地方改种麦子，这又何难之有。我们多喂些牛，不但可以取乳，他还可以替人作工，兼之牧畜是一种获利的事，许多人还要集资来办，今由农家附带养点牛，当然是毫不费力的事。从各方面想来，处处合理，似乎可以推行无阻了，无奈不适合现情，非闹到饿死人不可。依我看来，中国一切新政，都是吃牛乳面包的办法，教育就是其中之一，无怪会生出流弊。我请问：为什么要吃牛乳面包？自然是要想身体强健，既是如此，我们只要达到这个目的就是了，难道吃米苕杂粮的人，达不到这个目的吗？为什么禁止米苕杂粮呢？
兴设法度，犹如缝衣服一般，身体长短大小不同，总要量体裁衣。王莽变法，是拿祖人的衣服来穿，他说祖人穿得，我总该穿得。中国变法，是拿邻人的衣服来穿，他说邻人穿得，我也该穿得。于是不假思索，就把他的衣服拿来插起。你想这种衣服，怎么会合身？外国的良法美意，到了中国，会发生弊病，就是这个缘故。从前的学制，仿照日本，是借东邻的衣服来穿，后来觉得不妥，又打算仿照美国，去借西邻的衣服来穿，依我想不如把身躯量一下，自己缝一件好点。
现在学校的组织法，发源于欧洲，他们有他们的历史，所以行起来适宜。我国的历史，与他们迥然不同，所以行起来弊端百出。这个缘因，我们下细思考一下就了然。
从前欧洲，原是许多小国，各国辖地不宽，君主即是酋长，把人民当如奴隶一般，也可以说当如子弟一般，对于奴隶或子弟，当然要养之教之。后来出了些明君贤相，于教养二字，着实关心。生怕他们衣食不足，凡属农工商贾的事业，政府都设法去保护他，法子想得非常精密。那些君主的用意，本是很好，无奈太精密了些，反转把人束缚紧了。营业不得自由，有碍经济发展。后来斯密士著一部《原富》，力言保护政策的错误，主张一切任放，全部书以营业自由为主旨，欧洲各国，采用他那种学说，见之施行，于是欧洲就骤然富强起来了。
我们须知：教养二字，是相连的。先年欧洲那些小君主，生怕他的人民莫得知识，想些法子去教育他，那些法子也是非常的精密，把人束缚得很紧，其流弊也是与营业一样。可惜斯密士当日，只攻击养字方面，未攻击教字方面。经济上种种不自由的组织被他打破了，教育上种种不自由的组织，未曾打破，结果人民能自由营业，还不能自由读书。我国变法的时候，感到科学缺乏，想学他们的科学，就连同他们的组织法，也采用起来。把好好的一个读书自由的中国，变成一个读书不自由的国家，真可谓把好肉割坏了来医。
孔子说：“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缴了费，就入校听讲，不受入学试验的。那个时候读书，何等自由。当时有人讥孔子道：“夫子之门，何其杂也。”或者当时别个收生，还不如孔子之滥，所以才招旁人之疑。可见孔子当日是揭出读书自由的旗帜，来号召学生。至于孟子书上，馆人说“夫子之设科也，往者不追，来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等话，更有研究的价值了。孟子一书，据说是他自己做的，他生性好辩，往往无理的地方，都要强词夺理。独至遇看馆人的履不见了，馆人疑是孟子的学生偷的，孟子略略声辩，他就明目张胆说：“你平日主张学生来去自由，只要有志读书，就可收他进来，你招收学生，滥到这步田地，保无宵小之辈，参杂其中。”孟子听了未答复一字，反深许馆人是个知己，把他的话，大书特书，记载出来。
由此可知：孔孟时代，读书自由，真是到了极点。学堂之中，不但程度参差不要紧，就是流品复杂也不要紧。后来的教育家，秉承孔孟遗法，生怕人不来读，断莫有要来读书反转拒绝的道理。这个办法，相沿了数千年，自从变法维新，欧洲学校的组织法，由日本传到中国，于是学校之内，招收学生，有种种限制，从此有志读书之士，受了限制，就无书可读了。我查学所到的地方，往往有些校长对我说：“本年招收新生一班，投考一二百人，我选了几十人，其余很有些好的，因为额满了，都未收入，我这班学生，程度很整齐。”我听了口虽不言，心中不免纳闷。我们还要行强迫教育，不读书的都要勒令就学，为什么想来读的，我们反转勒令废学呢？调查未考上那些学生的去路，除废学而外，有往别处寻学校住的，有人私塾的。犹幸有私塾这条路，不然，废学的更多了。
有人说：“现在学校内，教授各种科学，与中国旧学不同，不能不分班教授，每班程度不能不整齐，所以招收学生，不得不加以限制。”我说：程度整齐，固然好，就是程度不齐，也未见得莫有办法。现在学校内的国文历史地理等科，中国旧学是有的，现在学校内英文，是外国字外国音，从前讲说文讲音韵的，是研究古时的字，古时的音，都是一样的艰难。理化等科，也未见得比经学词章艰深好多。至于数学一科，从前的经师，精通的很多，并且他们的程度很高，看他的著作品，就可以知道。他们教授学生，并未取现在那种形式，居然能够把学生教得好，岂不是很奇异的事吗？
有人说：“你既如此主张，我如果充当中学校校长，定要聘你当教员，交一百个程度不齐的学生，请你与我教。”我说：这件事我能够担任，你把学科挑定了，并规定学期之末，学生程度要教至某个地方为止，到学期满了你来试验，如果学生达不到那种程度，我受罚就是了。至于教授的方法，听我自由，你不必过问。他问：“学生程度，参差不齐，你有什么办法？”我说惟其参差不齐，就有办法了，我提倡学生看书，养成自修的能力，我只须指示门径，说过大概，叫他们自己研究，互相切磋，有不了解的，先问同学，再不了解，才来问我，如此办理，那程度高点的学生，就成为我的助教了。孟子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可见人的天性，是喜欢为师的。程度高点的学生，有人向他请问，他一定乐于讲解，每与人讲解一次，犹如自己复习一次，于他也是很有益的。当教师的，只立于考察地位，考察各生是否了解，某生之指导，有无错误，如有不合，即予指正。再者，学生的通性，大都喜欢问同学，不十分肯问教师，其有来问教师的，已经是苦心思索，不得其解，这等人即是孔子所称为愤悱的人，只消就他怀疑之点，略略指点，他就会恍然领悟，无须多费言词。我用这个法子做去，即使一百个学生，有一百个程度，教起来也不费好大的力。
王壬秋先生，在四川掌尊经书院，前后不过六年，只用一个教师，造出的学生，有经学专家，词章专家，古文专家，八股专家，历史专家。现在的廖季平、宋芸子两先生，不出四川一步，就造成名震海内的学问。吾川兴设学校，已经二十多年，请问不出四川一步，造成名震海内的学问，有莫得人？这个原因，与学校的组织有关系。尊经书院，后来改为四川高等学堂。假如当日的尊经书院，也像后来高等学堂的组织法，每日八至九摇铃上堂，王先生上去讲经学，写几黑板，命全体学生照抄下堂，休息十分，摇铃，王先生又上堂，九至十讲词章，十至十一讲古文，十一至十二讲八股，午后一至二讲历史，二至三讲小学，每天上六点钟，所有讲录，一一抄齐，又设几个监学去巡查习室，督饬全书院学生，温习本日功课。次日上堂，把昨日所讲的逐一抽问，不了解者再讲，到年暑假，在讲录上出题试验，评定甲乙，如此办去，经过六年，我们试想：廖宋诸先生的学问，会操到什么地步！我可断定，中国内绝不会有廖宋的大名，这就算消灭两个人才。他们二人，早生数十年，逃脱现在学校的组织法，这是他二人的幸福。准此以推，四川兴学十多年，无形之中，不知消灭了好多人才，连被消灭的人，自己都不觉得。
依现在学校的组织，学生的劳力和时间，无谓牺牲的地方太多了。比方这点钟的功课，某个学生本是早已了然，但是铃子一响，还是要上去坐一点钟，这就算牺牲了一点钟的劳力和时间。某个学生，程度太差，就听了讲，还是不了解，也要叫上去坐一点钟，这也是牺牲了一点钟的劳力和时间。我调查学校，常常冷眼观察，见得有些不必讲的，他也反复的讲，不必做的事，也叫学生去做，牺牲的时问，合计拢来，真是不可思议。每每听见教员向学生说道，时间的贵重，同黄金一般，一寸光阴要当一寸黄金，我们不独要惜寸阴，并且要惜分阴，我听了只好暗笑，心想凡无须讲解的话，也拿来讲解，耽搁几秒钟，教员自己算是损失了几秒黄金，每个学生，也损失几秒黄金，合全班学生计之，那个损失就很大了。学生的黄金，被学校损失尽了，学生不知道，学校也不知道，彼此还互相劝勉，保守黄金，真可谓不思之甚了。
以现在学校的组织法言之，管理人对于形式上负责任，铃子一响，只要他能把学生全体弄上讲堂去坐起，他的责任就算尽了，教员对于时间负责任，只要每点钟能在讲堂上讲过十分，或四十五分，他的责任也就算尽了。孔子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这本是很好的教授法，而今用不着了，铃子一响，就要上堂听讲，不愤者也要启，不悱者也要发，学校的组织如此，怎么会不生流弊？
我们把斯密士发明那个分工的原理研究一下，就知道学校内的学生损失的努力和时间，真是不可思议了。
据斯密士的调查，一个人做针，每天只能作二十枚，倘如把做针的工作，分开来，一个人拉，一个人截，一个人钻，一个人磨，共分为十八人，每天可做八万六千枚，平均每人每天做四千八百枚，所得成绩增加二百多倍。现在学校的组织，每日要学几种科学，每科以一点钟为限，这就像一人做针，时而拉，时而截，时而钻，时而磨一样，当然是有许多劳力和时间，作为无益的消耗了。虽说学生肄习各种学科，与做针的情形不同，但是我们明白了那个原理，就知道每点改习一种学科，是最不经济的。中学校应习的各科，不该同时并进，所有各科肄习的先后，与夫肄业的时间，都该酌量变通，取消那每天习五六科的办法，所得的效果，一定要增加许多。
我们取一种未经学过的科学，自己去研究，就知道其中的甘苦了。遇着不了得的地方，往往钻研许久，都不了解，一经了解，以下的即迎刃而解。有时候发生了兴趣，津津有味，自己不忍释手，进行非常之快，比那教师讲授的速度，真有天渊之隔，而且是自己研究得来的，心中也非常畅快。我常想，当初我进学校的时候，倘若学校中，许多用这样的法子去研究，遇有不了解的地方，有教师可以请问，不至阻碍进行，能了解的地方，听我一直前进，不受限制，我可自信所得的学问，要增加许多。
煨肉的方法，初时用猛火，到了沸腾后，改用微火，只要能够保持沸腾的温度，虽是微火，所得的效果仍与猛火无异。我们看书，有时发生兴趣，津津有味，这就是煨肉到了沸腾点的时候，我们就该一直看下去，这时用力少而成功多。倘此时无故把他搁下，隔许多时候，又来看，自己也觉兴味莫得前时那么好，看下去较为艰难了，这就是煨肉停了火的缘故。必要耐心看许久，方才发生兴趣。我们把平日自己一人看书的经验，下细观察，就可发见学校中每一钟换习一科的弊病了。
例如中学校内，学生上讲堂，听教习讲某种科学，初时一二十分钟，还莫什么趣味，这因为煨肉的水还是冷的。后来越听越有趣味，就是到了沸点的时候了。忽然铃子一响，改授他科，这就像肉还未煨好，就把罐子提开，改为煮饭一样。学生又要经过一廿分钟久，才能发生兴趣，正在津津有味的时候，钟点又满了，又改授他科，这就是饭还未熟，又改而炒菜。每天学习五六科，改变五六次，结果时间也耗废了，精力也疲倦，所受的长益，还是莫可好多。
有人说：每日功课，难易相同，才不亏脑力，每一点钟换一种科学，使脑筋一变，才不受损伤。这个说法，我也有点怀疑，请问世间事何者为难？何者为易？依我的解释：（一）前进无阻则易，前进有阻则难，所以行平直的路易，行曲折崎岖的路难。（二）顺其习惯则易，违其习惯则难，所以读书人以写字为易，挑担为难，乡下农人，以挑担为易，写字为难。学生学习某种学科，正津津有味的时候，如果听他一直学下去，岂不是前进无阻吗？我们忽然换一种科学，喊他去学，这就像行路的人，正在埋头前进，然后有了障碍，不得折而他走一样。又学生津津有味的时候，顺着他的惯性，叫他前进，自然是很便易的，为什么要改授他科，阻止他的惯性？我们下细考察那种办法，明明是化易为难，何尝是难易相同？明明是紊乱学生脑筋，何得谓变换脑筋？即使说学生用功久了，脑筋应该休息，所习科学，应该难易相同，我们也只能讲明这个道理，使学生自择其所谓难，所谓易，我不能人学生之脑中，代择其所谓难，所谓易。学生习某科，他要想继续下去，不肯中止，这是可以的，他自觉厌烦了，想另换一科，也是可以的，纯由学生自动，教师在旁边辅导，随时指点，却不强制他，他的进步，自然很快，脑筋也不会损伤。
工场的管理法，以最少销耗，收最大的效果为大原则，对于金钱材料劳力时间四者，俱有精密的计划。金钱材料，不能妄费，自不必说，就是工人的劳力，与夫作工的时候，都是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不使他有丝毫的虚耗。我们如果用管理工场的眼光来考察学校，他那金钱材料、劳力时间四者的虚耗，真要令人惊骇不已，无一个学校不是以最大的消耗，收最小的效果，无怪乎教育日形退化。
劳力与时间的虚耗，前面已经说明了，至于金钱材料的虚耗随在皆是，姑举一二件来说。我曾说过：各学校的仪器标本，封锁的时候多，用他的时候少，为什么不把他公开，使一般人都享受利益，这就是材料不经济的地方。
从前书院的山长，得了几百串钱，那全书的学生数十个，或是百多个，都由山长去教，此外莫得一个冗员。现在教育上的组织法，就是拿钱的人多，教书的人少。教育厅设厅长、科长、科员几十个人，是拿金钱不教书的。四川全省设省视学十人，是拿钱不教书的。一百四十几县，每县教育局长一人，是拿钱不教书的。每县设几个视学员，是拿钱不教书的。中等以上学校校长，一百几十个，是拿钱不教书的。全省高小校校长几百个，很有些未但任学科，是拿钱不教书的。从前书院时代，学生的品行，由山长负责，未另支薪，现在把他划分出来，每校设管理员数人，拿钱不教书，这些人所得薪水，都比从前山长优厚，尽都喊他不消教书，实际上在教书的，只有所谓教员罢了。此外还有文牍收支雇员书记人等，都是拿钱不教书的。至于教育局董事，教育委员或学董，都有点舆费，也是拿钱不教书的。拿钱不教书的人有这么多，教育经费哪得不支绌？
用了那么多的金钱，费了那么大的劳力，所得的结果，不过是造成一个读书不自由的组织罢了。我把他所有的组织法细加考察，无在不是荆棘发生，诸多窒碍。维新之初，手订学制的诸公，未免太不思索了。
外国的法令制度，只要能够适合我国的需要，我们仿办起来，一定是推行无阻的。例如中国男子辫发、女子缠足，相沿也是很久的，如今男子学外国男子，把发剪了，女子学外国女子把足放了，未见发生何种流弊，这就是所服之药对了症的缘故。现在的学校，弊端百出，人人一谈及此，不是骂学生不好，就是骂管教员不好。依我想，如果少数学校不良，我们可以怪管教员，可以怪学生，而今则多数学校，都是如此，我们也应该在学制方面考虑一下。
要改良教育，可以采用古人改良政治的法子：战国时候，兵伐扰攘，人心险诈，与现在的情形是一样。赢秦继起，政令烦苛，民不聊生，人人思乱，也与现在的情形一样。到了汉朝的时候，人心忽然淳朴起来了，这岂不是很奇异的事吗？其实并不奇异，他得力的地方：第一在汉高祖入关，约法三章，第二在文景之世，用黄老之术，休养生息，就把元气培补起来了。汉高祖的谋臣是张良，他是讲黄老之学，约法三章，当然是他上的条陈。惠帝用曹参为丞相，曹参奉盖公为师，盖公是黄老专家，所以曹参为相，专主清静无为，文景沿用他的法子，就成了三代下顶好的时代。这可说汉初所请的医生，与所害的病相合了。诸葛武侯说：“秦的政治很苛细，人民苦极了，所以高祖立法很宽，刘璋暗弱，人民很疲玩，所以我立法很严。”真是通达治体的话。武侯淡泊宁静，他的性情，很近黄老，后来治蜀，却纯用申韩，我们试把他的本传读一遍，又把韩非子研究一下，就见许多举动纯是韩非家法，他并且手写申韩，以教后主，真所谓对症下药，可算名医，宜乎后人称他是三代以下第一人。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改良教育，就有办法了。
现在关于教育的条令，非常苛细，教育界排挤倾轧，无所不有，学生凌厉嚣张，动辄就闹风潮，教育紊乱的状况，与战国赢秦的政治相似。依我的主张，要想改良教育，最好的是仿汉高祖约法三章的办法，学校中规定：凡有嫖赌偷盗与夫吸鸦烟的，严重处罚，其他苛细的规则一切删除，遇有应该救正的地方，临时酌定，学文景之世，休养生息，可断定学潮就会平息，教育就会发达，这是我深信不疑的。
黄老之术，表面上看来，是莫得什么道理，其实有绝大的道理。汉初取他的法子去治国，所得的效果，是彰彰可考的，养生的人，用他的法子去治身，无不享高寿，是人人知道的。我主张用他的法子去办学，可断定必会办好。斯密士一部《原富》，主张放任，听其自然，这明明是黄老之术。斯密士用之于养字方面，既已收了绝大的效果，我们把这个原则，应用于教字方面，一定也会收绝大的效果。
现在中国的政治，一方面政令苛细，人民愁苦，一方面又是执政暗弱，人民疲玩，武侯所说的两种现象，同时并存。那执政的暗弱，算是中国有的，那苛细的法令，是从外国抄袭来的。所以我们改良政治，当黄老与申韩二者并用，改良教育，也是如此。校中把嫖赌偷盗鸦片烟悬为厉禁，犯者严重处罚，绝不徇情，是用申韩之术。把苛细规则一切除去，是用黄老之术。主持教育的人，对于教育事业，持放任主义，是用黄老之术。考试时极端严格，舞弊者严重处罚，无丝毫假借，是用申韩之术。教育上能够如此办去，自然可望整顿，政治上一切事都如此办，自然也会整顿好。
庄子是尊崇黄老的人，他主张治天下要除去害马者，因为害马者是有碍自然的。斯密士谈经济，主张把营业上的障碍物去了，才能自由发展，其用意与庄子同。斯密士主张关于交通的事项，由政府办，人民力量不能担任的事业，由政府办，其余一切放任，听人民自由去做，政府不必过问。政府应负的责任，只是清查商标，不许冒充他人招牌。遇有不履行契约，意图赖骗的人，政府依法惩办就是了。我们把他的法子，应用到教育方面，为种种的设备，使人民随在有就学的机会。高级点的学校，人民力量不能担任，由政府办，其余一切放任，政府只设一个考试制去考试学生。这考试制用意，就是不许他冒充招牌，不许他任意赖骗，照这样办法，教育自然会发达。人非饮食不能生活，人无知识不能在社会上立脚，其切要是一样的，所以人的知识欲，与饮食欲是相等的，二者都于人的生存上有关系，政府替他筹划，不如听他自己筹划，还要周密得多。斯密士在经济方面，窥破了此点，故主张放任，听其自然。我们知道：人民的知识欲望，与饮食相等，所以教育事业，也该放任，也该听其自然。
放任主义，施之经济方面，还有流弊，施之教育方面，不会有流弊，因为经济上一切放任，就生出自由竞争的现象，外国的大资本家，就是自由竞争产出来的。金钱的数目有限，他占多了，我就要少得点，我占多了，他就要少得点，所以自由竞争，就造成贫富的阶级。惟关于知识则不然，断莫有你把学问操好了，我的学问就操不好的道理，所以放任主义，施之教育，不会生流弊。
有人说：放任主义，施之智育方面，或许要得，施之管理方面，如何要得？我说：管理方面，采用这个原理，为什么要不得？中国因为国家贫弱才变法，才改书院为学校，中国贫弱，有他贫弱的原因，其罪过并不在学生，并不是由于学生在书院中放任惯了，害了国家社会，为什么要设些严厉的规则，把学生拘束起来？这也是药不对症，并且是对于无病的人妄加针砭。
欧洲行征兵制，全国人民，皆有当兵的义务，厉行军国民教育。故学校之内，纯以兵法部勒，校长是个司令官，学监仿佛是个营连长，学生的起居动作，都是军营式的组织，处处取整齐严肃，使他养成习惯，将来人伍当兵，自然容易，西洋学校用意在此。我们中国并未行征兵制，学校之中，也用军营式的组织，学生在校的生活，也带有军营生活状态，这也是无谓的事。
有人说：学校之中，施行这种规则，目的在养成学生守时间守秩序的习惯，这种训练是不可少的。我说：施了这种训练，能不能够养成学生的良好习惯，还是个疑问。川省兴设学校，二十多年，受过这种训练的人，却也不少，请问成效安在？即如四川省议会的议员，是人民选他出来，那些人都是进过学校，受过这种训练的，并且很多是当过校长教员的，曾经这种规则去范围人，何以这些人聚在一处，全不遵守时间，往往无故不到，开会之时，不足法定人数。讲到秩序一层，更说不上，打墨盒，飞板凳，报纸登载，不一而足，请问养成的良好习惯安在？因为一毕业出来，莫得司令官管束他，他就回复未人校以前的状况了。会场之中虽然有个主席，却莫得校长的威权，不能记过扣分，不能悬牌斥退，他们不守时间，不守秩序，也无怪其然。
所以我说：施行严厉规则，不过校中形式上好看点罢了，其实莫得什么成效，在社会上不会发生何种影响。有人说：西人受了那种训练，毕业出来不会忘去，依然能够守时间，守秩序，中国人在校中受了同样的训练，毕业出来，还是不守时间，不守秩序，这是由于中国人道德观念缺乏的缘故。我说：这不是道德上的关系，是行征兵制与不行征兵制的关系，欧洲行征兵制，全国皆兵，即以全国为一军营，全国的组织，是一个军营的放大形。校中生活，与社会生活，是一致的，人民守时间，守秩序，校内校外是一样的，故学生入校遵守规则，不感何种痛苦，毕业出来不会把校中养成的习惯抛去。
中国从前也行过征兵制，也是用兵法部勒全国，后来进化了，依分功之例，兵与民分而为二，民出财以养兵，兵出力以卫民。民与兵既经分开，无须乎再把兵法去部勒圈民。兼之大一统之后，战争的事渐渐减少，所养的兵，也渐渐少，需用兵法的地方，既经少了，社会上造下军营式的组织，就逐渐消失。人民一切动作，纯任自由，养成了习惯，所以一入学校，受军营式的训练，即感觉痛苦，随时发生风潮，一出学校即与社会同化，校中所施的训练，就等于零了。这就是由于欧洲的社会有拘束力，中国的社会莫得拘束力，欧洲养成那种习惯，是经过了长时间的涵濡渐渍。中国养成这种习惯，也是经过长时间的涵濡渐渍，所以要改良中国人的习惯，当另想法子，不是区区厉行校规，所能挽救的，更不是空言道德，就能生效的。
现在各校关于请假点名，晚间熄灯，早晨起床，清查学生上堂人数，与夫其他事项，俱由学校职员管理，往往因此等事项，学生与管理人生出恶感，酿成极大风潮。我想：此等事，可改归学生自行料理，教职员将此等规则的必要，向学生剀切说明，使他们自立公约轮流担任，管理人从旁襄助，不必取司令官的态度，用强力去干涉他。因为用强力去干涉，学生居于被动地位，将来走到莫人干涉的地方，他就依然不规则起来了。如果使他们自立公约，养成自动的习惯，将来毕业出来，到了议场这类地方，大家感觉有守时间守秩序的必要，自然就能够定出公约，互相遵守了。
关于学生的操行，只好用儒家的旧学说，注重人格感化。当教师的，果然言可为坊，行可为表，利用学生的摹仿性，自然不知不觉，一切行为，就同教师一样了。
凡人作事，关于心理，心想做就做，心不做就不做，所以要改变人的行为，当先改变人的心理，心理改变了，生出来的效果，是很大的。例如有人出来提倡某种学说，始而少数人心理改变，少数人的行为就改变了，继而多数人心理改变，多数人的行为就改变了，到了多数人的行为改变，就成为一种风气了。这个道理，曾国藩的那篇《原才》，说得很明白，要想改良学生的操行，应该采用这个法子。
改变心理的方法，在不断的予以暗示。教师人格高尚，即是一种很好的暗示。耶苏的教理，本是很粗浅的，他的教能够推行得那么广，不是得他的教理足以折服人，是他那种人格，足以感化人，他那种毅力，足以转移人。现在学校内对于学生的操行，不用耶苏传教的法子，去用商鞅行政的法子，并且是秦始皇箝制人民的法子，所以遇有可乘之隙，学生中有人出来振臂一呼，就应者四起了。全国学潮的根源，就在此处。
有人说：考试制只能考察学生的知识，不能考察学生的操行，施行此制未免把德育方面抛弃了。我说：考试制固然不能改正学生的操行，就是现在的学校那种办法，也不能改正学生的操行，要想学生有良好的操行，当格外想法，所以我才有上文的种种说法。
世界各国的进化程序，都是一样的。古时中国内部，也是许多小国，那些君主，也是把人民当如奴隶或子弟一般，对于奴隶子弟的教养事项，想的法子，也是非常精密。就以学制而论：周朝的时候，京师大学，名叫辟雍，诸侯大学，名叫泮宫，阊有塾，党有庠，州有序，大概八岁人小学，十五及十八人大学。其修业年限，是九年。比年入学，中年考校，至九年而大成，始得入官。有了毕业资格，才得做官。不率教者，有征戒迁谪之刑，与现在犯了学规要斥退赔费相同。小学之秀者，移于乡学，即是初小毕业，升人高小。乡学之秀者移于庠，即是高小毕业，升人中学。庠之秀者，移于国学，即是中学毕业，升人大学。诸侯岁贡其秀者于天子，学于大学，就像现在的大学院一样。到了春秋战国的时候，兵争不已，这些制度，就摧灭无余。兼之社会进化，日趋自由，就学的人，不愿再受旧学制的拘束，所以周初的学制，从此不能恢复了。此后关于教育事项，只有考试的时候，人民与政府有一度的接触，此外皆听其自由，政府从未干涉，直至清末为止。中间还有个现象，说来是很怪的：周朝施行那种学制，从周初到春秋，中间数百年，并莫发明得有何种特别学说，刚刚把那种学制消灭，学术就骤然发达起来，这是很可耐人研究的。
我说社会进化，人民不愿受旧学制的拘束，这是可以证明的：你看欧洲教育家，最新的主张，都是在解放一面，都是向活动自由那面趋去，至于道尔顿制，简直更像中国书院的组织，进化的轨道，也就可以看见了。现在这种束缚人的教育方法，我国进化的程序中，业已经过了，欧洲方在图谋解放，我们反退转去仿效他，尽可不必。
欧洲开化，比中国迟许多年，封建时的制度，存留得很多，人民处处受政府干涉，所以才力争自由，创出不自由毋宁死这类话。中国统一很早，从秦始皇厉行干涉政策过后，历代的君主，都引为前车之戒，废去干涉政策，虽是君主国，其实人民很自由的。中国贫弱，并不是因为人民太自由了，维新以来，拿欧洲限制自由的法，施诸中国，药不对症，无怪乎一切新政，都是荆棘丛生。新学制标准，取纵横活动，取伸缩自由。其实中国以前的教育，纵横活动到极点，如今设些法子，限制他活动，限制他自由。然后叫他寻觅活动自由，真不可解。中国贫弱的原因，是出于兵力不足，打不赢外国人，是由于科学知识缺乏，实业不发达，我们从这上面去补救，算是对症下药。至于政治法度上一切组织，就要下细斟酌，如其不然，就会把好肉割坏了来医。
民族进化的程序，与身体的发达，是一样的。人生由幼而壮而老，骨格躯干的发达，有一定程序，不能飞越，也不能退回。一二十岁的人，任他卫生如何讲得好，身体如何长得快，终究是一二十岁人的状态，可一望而知的。三四十岁的人，即使卫生不良，疾病缠身，终究是三四十岁人的状态，也可一望而知的。中国比欧洲开化得早，当然比欧洲进化得多。所以欧洲政治上许多制度，如征兵制，如选举制，中国都曾经施行过，后来渐渐进化，那些设施，就渐渐抛去，其蜕化的痕迹，彰彰可考。由选举而变为考试，是进化必经的阶级，美国近二三十年，也行考试制度了，美国的考试制度，与夫现在各国的考试制度，都是学英国的，英国的考试制度，是学我们中国的。（见孙中山讲演五权宪法）欧美正在向考试那条路进化，我们反把考试制废除了，退转去行选举制，违反了进化原则，所以选举省县议员的时候，就弊病丛生了。选举制既不可行，只好仍求之考试制。
中国的考试制，发源最远，汉朝对策，固然是考试，其实战国的游说，也是一种考试，不过是人君当面口试罢了。我们可以说战国重游说，是考试的起点，后来越久越进化，考试的制度越完备，于是中国的考试制度，就成为世界最好的制度了。进化较后的欧美，自然要来取法。我们在历史上，还看出一个进化的痕迹：周初学制，区分为小学中学大学几种阶段，以次递身，肄业年限，是有定时，政府用人，是用毕业生。前面已经说过，最奇的是那种学制，刚刚破除，考试制的起点，就出现了，可见考试制是替代那种学制的。所以我主张施行考试，不问肄业年限，不问会否人校，概以程度为准。
大凡一国的人民，进化到了某种程度，总会产出某种法令制度，换言之，即是某种法令制度，能够推行无碍，必是与那种人民程度，恰相符合。欧洲开化比中国迟，我们把他现行制度，细细考察，觉得很像周初的组织，我们就可以断定他们进化的程度，方才到我国周初。犹之年龄相同的儿童，其骨格驱干是约略相同的，所以现在欧洲许多制度，与周初不谋而合。不过欧洲物质文明较为发达，犹之两个儿童，一个衣服朴素，一个衣服华丽，其实两儿衣服，大小长短，是差不多的。
我们考察欧洲的社会，如果把他物质文明部分除去了，单看他的组织法，就可看见他社会进化的程度了。欧洲的法令制度，非常苛细，周初的法令制度，从三礼上考来，也是非常苛细。假如叫周初的人民，去守现在西洋的法令制度，他是能遵守的，叫现在西洋的人民，去守周初的法令制度，也是能遵守的。譬如年龄相同的儿童，所穿的衣服，可以互相掉换一样。周初的法令制度，如果施行于现在的中国，一定扦格不通，所以西洋的法令制度，施行于现在中国，当然扦格不通，因为有骨格躯干长大了，旧时衣服自然穿不得。
中国从前的儒者，梦想唐虞三代，自从进化论出现，才知道那种思想是错误的，是开倒车的。于是厉行新政，摹仿欧西，哪晓得他们进化的程度，刚刚才到我们周初时期，变法诸公，自以为维新了，其实在复古，其实在学文武周公。依我的观察，现行的新政，有许多是开倒车，废除考试，恢复选举，是开倒车之一，所以越弄越坏。欧人研究科学，着手得早，可以称他是先进，此外许多地方，不能不算是我们的后进。我国到了现在这种状况，自然该设法整顿。可是我们此后，应走的途径，并无先例可循，只有按着进化的原理，自家开辟途径，一面走，一面开辟罢了。
中国古时，各国分立，国际战争最烈，非竭全国之力，不能取胜，所以行征兵制，兵与民合而为一。后来全国混一，无通国皆兵的必要，只有设点兵来防内乱，就成为分功之局，所以兵与民分而为二，改行募兵制。大凡国家的各种制度，都是有连带关系，兵制是国家的大政，他的组织改变了，其他各种组织，自必因之改变。周初行征兵制，那时以兵法部勒全国，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四闾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那时学制就是闾有塾，党有庠，州有序，国家用人，就在那毕业生中选取。后来渐渐蜕化，军营式的组织，渐渐消除，学制的组织，也随之而变。朝廷上莫得毕业生可用所以战国重游说，只要一席话说得人君喜欢了，就给他一个官。汉朝是由大臣推荐或是天子诏试，晋朝取之于门第，这都是由于周公所定那种学制废除了，莫得毕业生可用的缘故。要想恢复那种整齐划一的学制，但是社会的组织不同，势有不能。到了唐朝实行募兵制，同时考试制就应运而生，这是社会进化必然的趋势。
选举与考试，本是一样的，都是认定这个人好，我把他挑取出来，但是由选举进化了，才会有考试。外国的无记名投票法，与中国的糊名考试是一样的。外国因为选举有流弊，想出无记名投票法，把操选举者的姓名掩住了。中国的法子更妙，糊名考试，把被选举者的姓名掩住，我把他挑选出来，我还不知他姓甚名谁，这只好凭他的本事了。
社会进化，有天然阶级，由渔猎而游牧，而耕稼，而工商，五州万国的民族，无不相同。进化到了某种时间，他的社会组织法，都是相同，这是彰彰可考的。征兵制、选举制、学校制，是同一时期的事。再进化了，就成为募兵制、考试制、书院制，这也是同一时期的事。西洋开化得迟，当然依着我国进化的轨道慢慢行来。西洋的道尔顿像书院了，考试已经有了起点，无记名投票法，已是糊名考试的动机。欧洲现在列国竞争，当然行征兵制，将来全欧混一的时候，兵与民还是要依分工原则，分而为二。维新诸公，不明进化原理，把中国许多废弃不用的旧法，恢复起来，所以就百弊丛生了。恢复选举制，所出的流弊，是众人共知的，周初行过的学制，恢复起来，无怪乎弊病百出，全国学潮，屡出不已。我们看清了此点，出来提倡考试制，可说是与进化的轨道，是很相合的。
现在学校的组织，不是衣服大了，人民穿不得，实在是衣服小了，人民穿不进。读书求学，处处受法令上的限制，不自由到了极点，即使强迫他，把这种衣服穿上，但是行动不自由，有碍发展，甚至于稍为运动一下，衣服就破裂了。现在有些学校，很是整齐严肃，偶有事故发生，就决裂而不可收拾，即是这个道理。我现在看见有几种现象，（一）学生不受拘束，时时暴动。（二）一般人民不满意学校，甘愿把子弟送人私塾。（三）许多教育局长，学校校长，或教员，延师在家，教他的子弟。（四）有些私人组织学校，不在政府立案，也不遵章教授，这都是衣服小了，才有这些破裂现象。
现在要整顿教育，只有把他那中断了的考试制，继续施行下去，才能挽救现在的积弊，才能企图将来的发展。今人一闻考试二字，依心理上的联想作用，就想及八比试帖，认为这个法子，陈腐不堪，其实大错了。考试是一事，八比试帖是一事，八比试贴可说是腐败，考试法断不能说他是腐败法子。现在的学校，如果不教科学，仍教八比试帖，还是腐败不堪的。可见腐败与否，全在学科上，不在形式上。有人说：依你的主意，莫非要把现在学校一齐废了吗？我说：不是那样的，现在兵与民分而为二，国中有一般人，能够受军营的训练，即可证明：有一般人能够受现在学制的拘束。但是现在要把全国之人，一律勒令当兵，就会纠葛丛生，所以要把全国的教育，一律纳入现行学制的范围，也会叫葛丛生。中国现在的制度，当兵的施以军营的训练，未当兵的不施以军营的训练，这个办法，是军营制与非军营制二者并存。现在中国的学校，已经设了那么多，哪有废去之理？我主张学校与私塾二者并存，愿进学校的进学校，愿进私塾的进私塾，愿自修的听其自修，统以考试制汇其归就是了。
我主张学校解放有两种：第一破除学校与私塾的限界，一体待遇。第二变更学校内部的组织，采取书院制的精神，随各生的程度，施以适宜的诱导。这两种解放，前面曾经说过，如能实行，学校的风潮，可以立即减少。因为学生闹事，不过停课罢了，学校原未叫他上课，停滞不前了何妨？学生主张择师运动，见有良好教师，尽管前往受教，那良教师所在地，自然学者云集，不良好的教师，无人来学，就归诸天然淘汰了。有了这种办法，孔子所说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孟子所说的不屑之教，实行起来，也就不会起风潮了。
现在的学校，往往被政党操纵，这就是犯了庄子《胠箧篇》所说的毛病。我们把零零碎碎的东西，收集拢来，用一个柜子装住，强盗来了，把柜子背去，所有的东西，全体损失，倘若散在各处，也不至全被偷去。现在的政党，是用利害来操纵学生，如果把学校解放了，各政党要号召学生，须要用宗教家传教的法子，具有高尚的人格，强固的毅力，才能转移一世。有了这种政党出现，我们是很欢迎的。
考试制是考察最终的成绩，各种主张，均能容纳，办学的人，要仿日本制办，要仿美国制办，要照道尔顿办，要依现行新学制办，或是自出心裁，别创一种办法去办，政府可听其自由，不加限制。除考试方法与夫考试标准，应当公同议定，同归一致外，其余的事项，都可各出主张，互相竞争，越竞争就越进步了。
我说施行考试制，各种主张，均能容纳，可以设比喻来说明：假如有城一座，我们想攻人，所有进攻的路，东南西北，不必拘定，攻取的方法，或用大炮攻击，或是搏肉而上，或用飞机，或挖地道，也不必拘定，总以攻入城内为主。毕业考试，是考察他攻入莫有。至于进攻的路，与攻取的方法，应由前敌将士考察地势，侦探敌情，自行选择，当主帅的，只严令各将士限期攻入就是了。我对于学校的主张，就是如此。
诸君有整顿学校的好法，尽可施行出来，整顿学校，是要使学生的成绩良好。考试制是考察成绩，是否良好，二者原是不生冲突的，本书重在把我主张考试的理由披露出来，所以对于各种整顿的法子，未及深说。
我主张的考试，非常简单，只是把在校学生，与私塾学生，自修学生，聚合起来，一体考试，只要程度及格，就给与毕业证书。民国十四年二月，四川省长公署，颁布各级学校毕业考试暂行条例，已经明白规定，各地举行小学毕业考试，私塾学生，亦准与试。现在我的主张，打算更进一步，举行中学毕业考试，私塾学生，自修学生，也准与试，特地征求众人的同意。有人说：就使有了这种规定，恐怕也没有合格学生来应考。
我说：只要先把案定了，人人知道中学毕业考试，悬有这一格，自然就会有人朝那私塾，或自修方面趋去，将来自有人来应考。我把我的主张披露出来，目的在与人讨论，请阅者诸君，切实批评，批评越严，我越是感激。我这种主张，究竟对不对，我自己不能知道，如有不合之处，经诸君指正，我可以加以修正，如或根本错误，诸君有良好的法子，可以救正现在学校的积弊，我定当抛弃我的主张，赞成诸君的法子，绝不敢固执己见。诸君有见教处，请交四川教育厅收发处转交，万望切实指教，幸勿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