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民主革命家。清光绪进士，翰林院编修。1905年参加同盟会，宣传民主思想，鼓动革命，倡导教育。1912年出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1916年至1927年间任北京大学校长，提出“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思想，影响甚巨。是北京大学历史上最著名的校长。1927年任南京政府大学院院长，后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九一八”事变后与宋庆龄、鲁迅等发起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抗战时期病逝于香港。主要著述有《哲学大纲》、《伦理学原理》、《石头记索引》、《孑民先生言行录》等。

曾任翰林院编修的蔡元培字写得很潦草。有一次，和他聊天的钱玄同提到清朝老翰林时，问蔡元培：“参加科举的人，都要字写得好才有希望考上，你的字写不好，怎么能考上呢？”蔡元培闻言，道：“可能是我考的那年，正流行黄庭坚的字体吧！”（黄庭坚擅长写行书与草书）

蔡元培年轻时锋芒毕露。他在绍兴中西学堂当校长时，有一天晚上参加一个宴会，酒过三巡之后，推杯而起，高声批评康有为梁启超维新运动的不彻底，因为他们主张保存满清皇室来领导维新。说到激烈时，蔡高举右臂大喊道：“我蔡元培可不这样。除非你推翻满清，任何改革都不可能！”

1900年6月，蔡元培夫人王昭病逝，很多人关心蔡的婚事，为之作媒。蔡提出了五项择偶条件，在当时被视为惊世骇俗之举：（一）女子须不缠足者；（二）须识字者；（三）男子不娶妾；（四）男死后，女子可改嫁；（五）夫妻若不合，可离婚。这一择婚标准被当时的人视为“离经叛道”，因而颇受非议。但蔡依旧我行我素。一年后，有人向他介绍江西的黄仲玉女士。此人一双天足，知书识字，工书画，孝顺父母，符合蔡的标准。蔡甚为满意，很快就与黄订婚。

民国初，各大学还未招收女生，其时，有许多受过中等教育的女生，是愿意进大学的，各大学也不敢提议于教育部。蔡元培说：“一提议，必通不过。其实学制上并没有专收男生的明文；如招考时有女生来报名，可即著录；如考试及格，可准其就学；请从北大始。”于是北大就首先有了女生，各大学仿行，教育部也就默许了。

蔡元培任教育部长时，次长范静生说：“小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中学？中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大学？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小学整顿。”蔡元培说：“没有好大学，中学师资哪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哪里来？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大学整顿。”两人最后得出结论：从小学至大学，都要整顿。

袁世凯当政时，唐绍仪任内阁总理，蔡元培任教育总长。后唐因与袁不和而辞职。蔡不满袁之所为，也提出辞职。当蔡到总统府向袁当面辞职时，袁对他说：“我代表四万万人留君。”蔡回答说：“元培亦对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

民国五年，蔡元培在法国，接到教育部来电，要求其回国就任北大校长。蔡于当年冬天回国。到上海后，多数友人均劝其不可就职，说北大腐败，恐整顿不了。也有少数人说：腐败的总要有人去整顿，不妨试一试。蔡元培于是从少数人的劝，去了北京。

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一职之前，北大学子庸俗不堪，很多人就是混张文凭。当时在北京有名的八大胡同里，最受欢迎的就是“两院一堂”。两院是指国会的参议院和众议院，一堂就是当时被称之为“京师大学堂”的北大。蔡元培就职后，对学生训话说：“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后来蔡元培又提出了“十六字箴言”：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蔡元培仅以两年的时间就把一个官僚养成所改造成为中国的“精神胜地”。

1917年，蔡元培从欧洲访问归来，出任北大校长。梁漱溟拿着自己的论文《穷元决疑论》登门求教。蔡告知：“我在上海时已在《东方杂志》上看过了，很好。”让梁没有想到的是，蔡接着提出请他到北大任教并担任“印度哲学”一门课程。梁大吃一惊，谦虚地表示，自己何曾懂得什么印度哲学呢？印度宗派那么多，只领会一点佛家思想而已，“要我教，我是没得教呀！”蔡回答说：“你说你：不懂印度哲学，但又有哪一个人真懂得呢？谁亦不过知道一星半点，横竖都差不多。我们寻不到人，就是你来吧！”梁总不敢冒昧承当。蔡又申说：“你不是喜好哲学吗？我自己喜好哲学，我们还有一些喜好的朋友，我此番到北大，就想把这些朋友乃至未知中的朋友，都引来一起共同研究，彼此切磋。你怎可不来呢？你不要是当老师来教人，你当是来共同学习好了。”蔡的这几句话深深打动了梁，他便应承下来。

1917年，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那一天，他规规矩矩、恭恭敬敬地向给他行礼的校役鞠躬还礼。而过去的北大校长向来是不理睬校役的。此后，他每天出校门都会脱帽向校警鞠躬。

1917年12，月17日，北大举行校庆20周年纪念。国学大师吴梅曾为北京大学作《正宫锦缠道·寄北雍诸生》一歌：“景山门启鳇帏成，均又新，弦诵一堂春。破朝昏，鸡呜风雨相亲。数分科，有东西秘文。论同堂，尽南北儒珍。珍重读书身，莫白了青青双鬓。男儿自有真，谁不是良时豪俊。待培养出，文章气节少年人。”此歌后被蔡元培校长用作北大校歌，是北大历史上最早的一首校歌。

蔡元培所坚持维护的，还不仅仅是学者个人的学术自由，在与林琴南的辩论中他指出：“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以故，尚不达到自然淘汰之命运，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后，在第一次演说中就告诉北大学生：“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1918年，在北大开学式演说中，他又说：“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

蔡元培殷切希望北大师生集中精力进行学术研究，鼓励学生专注学业，改变“奔竞及游荡的旧习”，但又不赞成死读书、读死书。他说：“研究学理，必要有一种活泼的精神，不是学古人‘三年不窥园’的死法能做到的。”

蔡元培给北大毕业生的赠言是：“各勉曰新志，共证岁寒心。”

蔡元培对出国留学的同学说：不要失去“我”性，作为中国人的个性，不要被同化。

1918年11月16日，北京大学在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举行演讲会，蔡元培在演讲中说：“我们不要羡慕那凭借遗产的纨绔儿！不要羡那卖国营私的官吏！不要羡慕那克扣军饷的军官！不要羡慕那操纵票价的商人！不要羡慕那领干修的顾问咨议！不要羡慕那出售选票的议员！他们虽然奢侈点，但是良心上不及我们的平安多了！我们要认清我们的价值！劳工神圣！”

蔡元培任校长时，长期聘任留长辫、穿红马褂的辜鸿铭和“筹安会”罪人刘师培为北大教授。北大的一些学生对此不满。蔡教导他们说：“我希望你们学辜先生的英文和刘先生的国学，并不要你们也去拥护复辟或君主立宪。”

蔡元培有治学四诀：宏、约、深、美。“宏”指知识结构要博大宏伟，兼收并蓄，了解临近各个知识领域之间的内在联系，加以贯通，以打下坚实基础；“约”是指一个人的生命有限，时间宝贵。当基础打好以后，就当由博趋约，从十八般兵器中选择一两件最合手的，否则精力分散，顾此失彼，势必一事无成；“深”是指精通、发展、创造。在约的前提下重点突破、本穷源，自然会发现新的境地；“美”是治学的理想境界。唯有付出巨大的劳动，才有可能进入这种境界。

1919年4月1日，蔡元培在答复林纾的贡难信中说，他选择教员的标准是以学问为主，“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狎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

1919年5月4日，在五四游行中，军阀政府派军警抓走了32名学生，其中北大学生20人。当天晚上，蔡元培便邀请与司法部关系密切的王宠惠一起到北大和同学们共同商议营救之事。5月7日，被捕学生获释，蔡元培亲自率领北大全体教职员和学生在沙滩广场列队迎接。大家见面分外激动，彼此相对欲言无语，许多人竟致大哭起来。蔡元培劝慰大家应当高兴，不要哭，话未说完自己也禁不住流下了眼泪。北大被捕获释学生许德珩在回忆当时情景时说：“当我们出狱由同学伴同走进沙滩广场时。蔡先生是那样的沉毅而慈祥，他含着眼泪强作笑容，勉励我们，安慰我们，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1919年5月4日，北大学生率先发起了“五四运动”，因此每到5月4日这天必有北大校友聚会聚餐。一次聚会，蔡元培也应邀参加，他有感于每年的“五四聚餐”，不禁叹道：“我们这些人真是吃‘五四’的饭呀！”

蔡元培从德国回来的时候，为约束自己而立了三个原则：一不做官，二不纳妾，三不打麻将。当时称为“三不主义”。

蔡元培第一次向北大全校学生演讲时说：“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责，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他还说“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份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目的的人去应用的”。

关于“五四”之际“白话”与“文言”之争，蔡元培说：“我敢断定白话派一定优胜，但文言是否绝对的被排斥，尚是一个问题。照我的观察，将来应用文一定全用白话，但美术文（指有艺术性的美文）或者有一部分仍用文言。”

对于五四运动，蔡元培说：他从来无意鼓励学生闹学潮，但学生们示威游行是“出乎爱国热情，实在无可厚非。”

五四运动爆发后，蔡元培为抗议政府镇压爱国学生而辞职。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中，蔡称：“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德意志帝政时代，是世界著名开明专制的国家，他的大学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国，更不必说了。”

1919年6月15日，蔡元培发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他在宣言中说自己绝对不能再到北京的学校任校长，原因是：“北京是个臭虫窠（这是民国元年袁项城所送的徽号，所以他那时候虽不肯到南京去，却有移政府到南苑去的计划）。无论何等高尚的人物，无论何等高尚的事业，一到北京，便都染了点臭虫的气味。我已经染了两年有半了，好容易逃到故乡的西湖、鉴湖，把那个臭气味淘洗干净了。难道还要我再做逐臭之夫，再去尝尝这气味么？”文中还提出了中国现代大学的三项基本原则：第一，大学应当是独立和自主的；第二，大学应当具有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第三，大学学术与思想自由需要相应的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

1919年，五四风潮过后，迫于各方面的压力，蔡元培辞职离京，北京和上海学界遂掀起一场“挽留蔡校长”的风潮。上海学生联合会在5月15日发表的宣言中称：“夫蔡先生去，则大学虽存犹死。大学死则从此中国之学术思想尽入一二权威者掌握之中，而学界前途遂堕于万劫不复之境。”

罗家伦曾给蔡元培校长写信，请求和蔡的女儿订婚。蔡复信一封，大意是：婚姻之事，男女自主，我无权包办。况小女未至婚龄，你之所求未免过分。此事在北大传为笑谈。

1920年冬，蔡元培赴欧美考察教育，出国期间，由蒋梦麟代理其校长职务。当时，北洋政府久欠北平高校教育经费，各校教职员领不到薪水，便向政府请愿，反被警卫殴打，因而宣布罢教。后经北平师生的努力斗争，北洋政府意识到事态严重，才为各校教员补发欠薪，并表示歉意。各校才开始复课。蔡回国后，听说此事，大为不满，召集北大教职员痛切地说：学校教育青年，教职员应为学生模范，岂可因索薪罢教，贻误后生？如果认为政府太坏，不能合作，尽可自动辞职，另谋他就。如大家都求去，亦可使政府惊觉反省。岂可既不离职，又不尽教学责任，贻误青年？他坚决要求把罢教期间未为学生上课，而领得的薪水，交出归公。教职员都接受了蔡的提议，请求将所领薪水分期扣除。

1922年11月18日，北洋政府无故逮捕北大兼课讲师罗文，蔡元培对此极为愤慨，不久，便提请辞去北大校长之职，他在致黎元洪的辞呈中说：“数月以来，报章所记，耳目所及，举凡政治界所有最卑污之罪恶，最无耻之行为，无不呈现于中国。”

先生日常性情温和，如冬日之可爱，疾言厉色。处事接物，恬淡从容，无论遇达官贵人或引车卖浆之流．态度如一。但一遇大事，则刚强之性立见，发言作文不肯苟同。——蒋梦麟如此评价蔡元培。

“一介寒儒，书生本色”。冯友兰评价蔡元培。

“蔡先生就是蔡先生。这是北大同仁的共感。言下之意，似乎含有无限的爱戴及尊敬，也似乎说天下没有第二个蔡先生。别人尽管可有长短处，但是对于蔡先生大家一致认同，再没有什么可说的。”——1967年林语堂在《想念蔡元培先生》一文中如是说。

蔡元培十分平易近人，常常与学生打成一片。一次他与学生开座谈会，问在场的学生们：“一加一等于几？”在座的学生们个个百思不得其解，以为蔡元培此问有什么高深的学问，于是都不敢贸然回答。过了很久才有一个学生鼓足勇气说：“先生，一加一等于二。”蔡元培当即大笑，说：“对吗。一加一就等于二啊。你们这样崇拜甚至迷信偶像，竟然连真理都不要了。”

蔡元培在任北大校长期间，因经费不足，就由校务会商定征收部分讲义费。部分学生不肯交讲义费，还聚集起来包围红楼，来势汹汹要求免费，蔡一再给学生解释，学生仍不让步，蔡便大声呼道：“我是从手枪炸弹中历练出来的，你们如有手枪炸弹不妨拿出来对付我，我在维持校规的大前提下，绝对不会畏缩退步！”部分学生闻言仍不后退，于是蔡就站在红楼门口，怒目挥拳；大声喊道：“你们这班懦夫！有胆的就站出来与我决斗。如果你们哪一个敢碰一碰教员，我就揍他。”包围蔡的学生看到平日性情温和的蔡发怒了，知道校长不会妥协，便纷纷后退散去。

北京大学在蔡元培当校长前，开校务会议时，多半讲英语。特别是预科教务会议，全部讲英语，不懂英语的中国教授只好像聋子一样坐在那里，真是痛苦万分。蔡元培到北大后，特别提议，开校务会议发言一律改用国语。外国教授反对地说：“我们不懂中国话。”蔡元培针锋相对地回答说：“假如我在贵国大学教书，是不是因为我是中国人，开会时你们就说中国话！”从那以后，北大开会发言，一律讲国语。

新文化运动兴起后，旧派人物对新派人物多有不满，有些甚至还会谩骂新派人物。黄侃骂一般新教员附和蔡元培，说他们“曲学阿世”。后来就有人给蔡起了一个绰号叫“世”，如去校长室一趟，自称去“阿世”去。这个典故在北大教员中广为流传，马幼渔、钱玄同、刘半农、鲁迅往往会在书信中提到。如“五四”之后，蔡元培辞职，不久又回京主校。鲁迅对此甚为关切，在给友人写的一封信中写道：“听说‘世’有可来消息，真的吗？”

蔡元培说：“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络众家’之学府也。”

蔡元培与黄仲玉结婚，婚礼上他们一改旧俗，举行婚礼演说会，来宾以“妇女解放”为题发言演说，革除了闹洞房的陋俗。

蔡元培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后，应酬较多，开销较大。他的部属眼见院长的开销快超出薪水了，就在原来的薪水之外，多加了二百元。等蔡元培领到薪水后一算，多了二百元，很奇怪，就去问主管发薪的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当他知道原因后，当场就把多余的钱退了回去，并召集部属开会说：“一切要按规定办理，生活苦些不要紧，但守法必须要严格做到！”

1923年，蔡元培在《关于不合作的宣言》向世人表述了他担任北大校长时的痛苦：“我是一个还比较可以研究学问的人，我的兴趣也完全在这一方面。自从任了半官式的国立大学校长以后，不知道一天要见多少不愿意见的人，说多少不愿意说的话，看多少不愿意看的信。想每天腾出一两点钟读读书，竟做不到，实在苦痛极了。而这个职务，又是在北京，是最高立法机关行政机关所在的地方。只见他们一天一天地堕落：议员的投票，看津贴有无；阁员的位置，禀军阀意旨；法律是舞文的工具；选举是金钱的决赛；不计是非，只计利害；不要人格，只要权利。这种恶浊的空气，一天一天地浓厚起来，我实在不能再受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蔡元培满怀信心地说：“现在世界大战争的结果，协约国占了胜利，定要把国际间一切不平等的黑暗主义都消灭了，必用光明主义来代替他。”

1927年，北伐军何应钦部攻克福建，蔡元培、马叙伦等浙江名流代表浙江民众欢迎北伐军早日进浙。何设宴款待蔡、马等人，并介绍苏联顾问蔡列班诺夫与他们相见。苏联顾问当即送上自己的中国式名片“蔡列班诺夫”。蔡元培接过名片，笑道：“原来是本家。”

北伐战争时期，国民革命军攻克杭州以后，蔡元培以浙江政治分会委员身份在市民大会上发表演说。有几个与蔡政见不同的年轻人指着蔡说：“这个投机分子来了！”蔡闻言勃然大怒，厉声斥道：“我开始革命时你们全没有出世呢！”接着用激昂慷慨的言辞陈述军阀的专横和人民的疾苦，令全场民众为之动容。

现在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是我。因为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现在还是革命。我呢？自从跟了张之洞做了前清的官以后，到现在还是保皇。——辜鸿铭对罗家伦如是说道。

“蔡元培先生是在代表两种伟大文化：一曰，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曰，西欧自由博爱之理想。此两种文化，具其一难，兼备尤不可觏。先生殁后，此两种文化，在中国气象已亡矣！”——傅斯年如是说。

蔡元培一贯主张“教育独立”。他说：“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所以，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予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1932年，面对国民党的党化教育，蔡指出：“教育如无相当的独立，是办不好的。官治化最重之国家，当无过于普鲁士……当年以德皇威廉第二之专横，免一个大学校长的职，竟是大难……其用人行政，一秉法规，行政官是不能率然变更的。”

冯友兰回忆蔡元培说：“我在北京大学的时候，没有听过蔡元培的讲话，也没有看见他和哪个学生有私人接触。他所以得到学生们的爱戴，完全是人格的感召。道学家们讲究气象，譬如说周敦颐的气象如‘光风霁月’。又如程颐为程颢写的《行状》说程颢‘纯粹如精金，温润如良玉，宽而有制，和而不流……视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阳之温；听其言，其入人也如时雨之润。胸怀洞然，彻视无间，测其蕴，则浩乎若沧溟之无际，极其德，美言盖不足以形容。’这几句话对于蔡元培完全适用。这绝不是夸张，我在第一次进到北大校长室的时候，觉得满屋子都是这种气象。”

“九一八”事变以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蔡元培直接间接对于促进国内团结共御外侮，用力甚多。一次，蔡在南京时，应汪精卫之邀，共进西餐。席间，蔡力劝汪改变亲日行为，坚定爱国立场，以推进抗战的国策。语至恳切处，潸然泪下，泪水滴入汤盘中，蔡将汤和泪一并咽下。在座的人除了汪无动于衷以外都大受感动。

蔡元培追述他在北大的治校经验时说：“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

蒋梦麟说：“蔡元培晚年表现了中国文人的一切优点，同时虚怀若谷，乐于接受西洋观念”。“他那从眼镜上面望出来的两只眼睛，机警而沉着；他的语调虽然平板，但是从容、清晰、流利而恳挚。他从来不疾言厉色对人，但是在气愤时，他的话也会变得非常快捷、严厉、扼要——像法官宣判一样的简单明了，也像绒布下面冒出来的匕首那样的尖锐。他的身材矮小，但是行动沉稳。他读书时，伸出纤细的手指迅速地翻看书页，似乎是一目十行地读，而且有过目不忘之称。他对自然和艺术的爱好使他的心境平静，思想崇高，趣味雅洁，态度恳切而平和，生活朴素而谦抑。他虚怀若谷，对于任何意见、批评或建议都欣然接纳。”

蔡元培说：“近代思想自由之公例，既被公认，能完全实现之者，厥惟大学。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掣。苟其确有所见，而言之成理，则虽在一校中，两相反对之学说，不妨并行，而一任学生之比较而选择，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1938年2月9日是蔡元培70岁的生日，上海各界人士在国际饭店为蔡祝寿。蔡在答谢词中说：“诸位前来为我祝寿，总不外要我再做几件事，我到了70岁，就觉得过去69年都做错了，要我再活几年，无非要我再做几年错事。”蔡元培先生诙谐风趣的语言令在座之人无补为之大笑。

蔡元培一生好学不倦，涉猎甚广，但总觉不满足。年近70岁时，蔡撰写《假如我的年纪回到20岁》，自述平生读书兴趣及遗憾：“我若能回到20岁，我一定要多学几种外国语，自英语、意大利语而外，希腊文与梵文，也要学的；要补习自然科学，然后专治我喜爱的美学及世界美术史。”

蔡元培说：“我自十余岁起，就开始读书，读到现在，将满六十年了，中间除大病或其他特别原因外，几乎没有一日不读点书的，然而我也没有什么成就，这是读书不得法的缘故。”他将自己读书的不得法归结为两点：一是不能专心，二是不能动笔。因此，他说：“我的读书的短处，我已经经验了许多的不方便，特地写出来，望读者鉴于我的短处，第一能专心，第二能动笔，这一定有许多成效。”

美国学者杜威曾经这样评价蔡元培：“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一下，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固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以外，恐怕找不到第二个。”

傅斯年评价蔡元培说：“蔡先生实在代表两种伟大的文化，一是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是法兰西革命中自由平等博爱之理想。此两种伟大文化，具其一已难，兼备尤不可得，先生殁后，此两种文化在中国之气象已亡矣！至于复古之论，欧化之谈，皆皮毛渣滓，不足论也。”

罗家伦赞誉蔡元培说：“千百年后，先生的人格修养，还是人类向往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