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

辜鸿铭（1857—1928），字汤生，字鸿铭，出生于马来西亚威尔斯王子岛（今称槟城）。中国近现代著名国学大师。精通多种语言。担任张之洞外交顾问秘书二十余年，曾任清未外交部侍郎。辛亥革命后，仍留辫不去，直至去世。1915年开始在北京大学任教授。曾翻译中国“四书”中的三部（《论语》、《中庸》、《大学》），著有《中国的牛津运动》、《中国人的精神》（又名《春秋大义》）等书，向西方介绍和宣扬东方的文化和精神，影响颇大。

学部侍郎乔君对辜鸿铭说：“您所发的议论，皆是王道，但是为什么不能在今天实行呢？”辜回答说：“天下之道只有两种，不是王道，就是王八蛋之道。孟子所谓：‘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

辜鸿铭是个怪才，也是个怪人，他对女人小脚兴趣极浓。他与妻子淑姑感情甚笃，从结婚之日起，他就把她的三寸金莲视为珍宝。每当无聊时，辜就让她脱掉鞋子，把又臭又长的裹脚布一层一层地解开，低下头，贴近鼻子，如闻花香，感到无限舒坦；每当写作需要灵感时，他便将淑姑叫进书房，坐在旁边，让她把瘦如羊蹄的玉足放到他事先准备好的凳子上。辜则右手提笔，左手抚弄着妻子的脚丫子，时捏时掐，像玩佛手一样，自得其乐。据说，就在此时，他文思如潮，妙笔生辉。抚弄之外，他还津津乐道地加以评述：“女人的小脚特别神秘美妙，讲究小、瘦、尖、弯、委、软、正七字诀。”他还说：“前代缠足，实非虐政，我妻的小脚，乃我的兴奋剂也。”

辜鸿铭喜妇人小脚。康有为送他一幅“知足常乐”横幅，辜说：“康有为深知我心。”

辛亥年冬天，效忠于袁世凯的张謇、唐绍仪等人齐聚上海，打算网罗辜鸿铭。在宴请辜的餐会上，他们寻章摘句，极力游说，甚至搬出了孟子的“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以打动辜鸿铭。辜鸿铭不动声色说：“鄙人命运不济，诚当见弃。然而你们两人，倒也真是一个土芥尚书，一个犬马状元。”说罢不辞而去。

某西方学者评论辜鸿铭：“这个怪人，谁能跟他比呢！他大概是没出娘胎，就读了书了，他开口老庄孔孟，闭口歌德、伏尔泰、阿诺德、罗斯金，没有一件事，他不能引上他们一打的句子来驳你，别瞧那小脑袋，装的书比大英博物馆的图书还多几册吧？”

光绪二十八年，慈禧太后过寿，两湖地区各衙门张灯结彩，并唱新编的“爱国歌”以示庆祝。时在张之洞幕中的辜鸿铭对梁鼎芬说：“满街都在唱‘爱国歌’，竟未闻有唱‘爱民歌’的。”梁鼎芬回答说：“那你就编出歌词来给人家唱吧！”辜鸿铭略一思索，便脱口而出：“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

民国初年，议会贿选成风。辜鸿铭在参加北京饭店的国际性聚会时，遇到一个贿选的议员，辜鸿铭指着此人，操英语说道：“这家伙要用800大洋买我的选票，诸位，我辜鸿铭如此之卑贱吗？”

民国初年，在来北京的外国人中流传着一个口头禅：“到北京可以不看三大殿，但不可不看辜鸿铭。”辜也经常认为自己“是老大中华末了一个代表”。

北洋政府时期，有一部分参议员须由中央通儒院选举产生，凡国立大学教授，都有选举权。当时，贿选成风，辜鸿铭自然也成为被收买的对象。这天，××到辜鸿铭府上，求其投他一票，并当应出资400元。选举前一天，××果然把400员钞票和选举人入场证送到，还再三叮嘱辜鸿铭明天务必到场。××刚走，辜鸿铭立刻出门，赶下午的快车到了天津，把400块钱全“孝敬”在一个叫“一枝花”的姑娘身上了。两天后，辜才回到北京。××找上门来，大骂辜鸿铭不讲信义。辜拿起一根棍子，指着那个政客说：“你瞎了眼睛，敢拿钱来买我！你也配讲信义！你给我滚出去！”××逃之夭夭。

辜鸿铭认为当日中国之所谓理财，并非理财，乃是争财。昔日孔子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辜则谓中国欲得理财之道，须添一句日：“官官，商商。”盖当日中国，大半官而劣则商，商而劣则官，这正是天下饿殍遍地的原因所在。

辜鸿铭曾任张之洞幕僚多年，一次有人问他张之洞较曾国藩如何？他说：“张之洞是儒臣，曾国藩是大臣而非儒臣。三公论道，是儒臣的事；计天下之安危，论行政之得失，是大臣的事。国无大臣则无政，国无儒臣则无教。政之有无，关国家之兴亡，教之有无，关人类之存灭，且无教之政终必至于无政也。”

辜鸿铭博通西国文学，但与国人晤谈，从不杂及英语，以示不数典忘祖。

辜鸿铭早年在西洋留学，祭祀祖先上供食品，并下拜叩头。外国人见状嘲笑说：这样做你的祖先就能吃到供桌上的饭菜了吗？辜鸿铭马上反唇相讥：你们在先人墓地摆上鲜花，他们就能闻到花的香味了吗？

1913年，袁世凯向以汇丰银行为首的六国银行团搞“善后大借款”。六国银行请辜鸿铭做翻译，辜鸿铭狮子大开口，要六千银元，银行团考虑到他是难得的语言天才，只好答应他。辜鸿铭聘期一到，就立即走人，临走时他说：“所谓的银行家，就是晴天千方百计地把伞借给你，雨天又凶巴巴地把伞收回去的那种。”

辜鸿铭在1915年出版的《春秋大义》中说：“要估评一个文明，在我看来，我们最终必须问的问题不是它修建了和能够修建巨大的城市、宏伟壮丽的建筑和宽广平坦的马路；也不是它制造了和能够制造漂亮舒适的家具，精致实用的工具、器具和仪器，甚至不是学院的建立、艺术的创造和科学的发明。要估价一个文明，我们必须问的问题是它能够造就什么样的人性类型，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事实上，正是一个文明所造就的男男女女、人性类型，显示了该文明的本质和个性，即可以说显示了该文明的灵魂。”

辜鸿铭对袁世凯极为不满，当袁当政时，辜即公开说：“人家说袁世凯是豪杰，我偏说袁世凯是贱种。”1916年，袁称帝不成，气绝身亡，北洋政府下令全国举哀，在三天内停止一切娱乐活动。身在北京的辜鸿铭却请来戏班，在家中大办堂会，邀请中外好友数十人同乐，锣鼓喧天，大闹了三天三夜。

五四运动时，辜鸿铭在一家日本人办的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大骂学生是野蛮、是暴徒。辜的学生罗家伦看后，质问他说：“你从前写的《春秋大义》，我们读了都很佩服，你既讲春秋大义，就应知道‘内中国而外夷狄’，但你却在夷狄的报纸上骂中国学生，这是何道理？”辜被气得两分钟讲不出话来，最后，他铁青着脸站起来，猛敲着讲台喊道：“当年我连袁世凯都不怕，还怕你吗？”

“五四”运动时期，辜鸿铭在一个日本人办的《华北正报》里写了一篇文章，大骂学生运动，说学生是野蛮的暴徒。罗家伦看报之后很不满。把这张报纸带进教室，质问辜道：“辜先生，你从前著的《春秋大义》，我们读了都很佩服，你既然讲春秋大义，你就应该知道春秋的主张是‘内中国而外夷狄’的，你现在在夷狄的报纸上发表文章骂我们中国学生，是何道理？”这一下把辜气得脸色发青，他很大的眼睛突出来了，一两分钟说不出话，最后站起来拿手敲着讲台对罗说：“我当年连袁世凯都不怕，我还怕你？”

1921年，辜鸿铭对英国学者毛姆说：“你看我留着发辫，那是一个标记。我是老大中华的末了一个代表。”

某日，上海《时务报》上刊出一篇批评朝廷“君权太重”的文章，辜鸿铭看后怒发冲冠，拍桌大骂道：“秦始皇焚书坑儒，所要焚的书，即今日之烂报纸；所要坑的儒，即今日出烂报纸的主编！势有不得不焚，不得不坑耳！”

辜鸿铭刚到北大任教的时候，学生们看到他脑后拖着一条长长的辫子，都忍不住哄笑起来。辜看此情形，不慌不忙地走上讲台，向下面的学生打量一番，然后慢条斯理地说：“你们笑我，无非是因为我的辫子，我的辫子是有形的，可以剪掉。可是诸位同学脑袋里面的辫子，就不那么容易剪掉了。”从此以后他上课的时候就再也没有人敢笑话他了。

辜鸿铭是个记忆天才，曾一字不差地背诵出弥尔顿的那首6100多行的无韵长诗《失乐园》。他还总结出三步记忆之法：第一步是感动（impression），第二步是保留（retention），最后一步是回忆（recollection）。当有外国人向他请教如何有如此的记忆力的时候，辜说：“你们外国人是用脑记忆，我们中国人是用心记忆。”

1924年4月10月，辜鸿铭应日本大东文化协会之邀，赴日进行巡回学术讲演，其在日讲辞被辑为《辜鸿铭讲演集》。1927年秋，辜鸿铭归国，临行前书赠大东文化协会干事长萨摩雄次：“又要忠，又要孝，又要风流，乃为真豪杰；不爱财，不爱酒，不爱夫人，是个老头驼。”

辜鸿铭对“改良”二字极为厌恶，刚入北大那年，在开学典礼上，他借题发挥说：“现在的人作文用词极为不通，譬如说‘改良’一词吧，以前的人都说‘从良’，现在说‘改良’，你既然已经是‘良’了，你还改什么，你要改‘良’为娼吗？”闻听此言，台上台下哄笑一片，无不为之倾倒。

辜鸿铭有在英国乘巴士，遇到一帮趾高气扬的洋佬，个个脸上一副鄙视的神态。辜不动声色掏出一份报纸来看。洋佬们一看，个个笑得五官挪位：“看看这个大老土，连英文都看不懂，还要看报！你瞧他把报纸都拿倒了！”辜鸿铭等他们笑罢，也不慌忙，用流利的英语说道：“英文这玩艺儿太简单，不倒过来看，还真没什么意思！”

据北京大学毕业的震瀛回忆，辜鸿铭在北大执教时，“很得学生爱戴，胡适之先生也比不上”。他回忆说，辜常常教学生念英文本的《千字文》：Dark skies above the yellow earth。音调很足，口念足踏，全班合唱。“现在想起来，也很觉可笑。看他的为人，越发诙谐滑稽，委实弄得我们乐而忘倦，这也是教学的一种方法，所以学生也很喜欢。”

辜鸿铭在北大上课时，带一童仆为他装烟倒茶，辜坐在靠椅上，拖着辫子，慢吞吞地讲课，一会吸水烟，一会喝茶，学生着急地等着他讲课，辜一点也不管。有时一年下来只讲六首十几行英诗。

辜鸿铭对学生要求很严，上课之前先和学生约法三章：一、他一进教室，学生必须起立敬礼；下课后，他先离开，学生再走；二、学生如果背不出书，不许坐，一直站到下课；三、能够受得住约束的听课，不能的可趁早退堂。但辜老先生古文烂熟于胸，英文又呱呱叫，加上诙谐幽默，一般是没有学生退堂的。讲到得意处，他会忽然唱段小曲，或者从长袍里掏出几颗花生糖果大嚼，令人忍俊不禁。

辜鸿铭在北京大学讲英诗时，称“英诗分三类：国风、小雅、大雅。国风又可分为威尔士风、苏格兰风等七国风（只是没有萨克斯风）”。并对学生说：“我们为什么要学英文诗呢？那是因为要你们学好英文后，把我们中国人做人的道理，温柔敦厚的诗教，去晓喻那些四夷之邦。”

辜鸿铭在北大教英诗时，有学生求教学语言妙法，辜言道：“今人读英文十年，开目仅能阅报，伸纸仅能修函，皆由幼年读一猫一狗之式教科书，是以终其身只有小成。”他主张的就是中国私塾教授法：“以开蒙未久，即读四书五经，尤须背诵如流水也。”

辜鸿铭在北大教授会议上说：“如今没有皇帝，伦理学这门功课可以不讲了。”时人都以为他复古倒退，是守旧人物。张勋复辟的时候，梁敦彦保荐他做外部侍郎，张勋却说：“辜鸿铭太新了，不能做侍郎。”

辜鸿铭为人极其刻板，有一次，一位外国顾问为起草文件，来向辜鸿铭先生请问一个英文用法。辜默然不语，走到书架上抱起一本又厚又重的英文字典，砰然一声丢在那外国顾问的桌子上说：“你自己去查去！”

现在的人看见辜鸿铭拖着辫子，谈着“尊王大义”，一定以为他是向来顽固的。却不知当初辜鸿铭是最先剪辫子的人；当他壮年时，衙门里拜万寿，他坐着不动。后来人家谈革命了，他才把辫子留起来。辛亥革命时，他的辫子还没有养全，他戴着假发结的辫子，坐着马车乱跑，很出风头。这种心理很可研究。当初他是“立异以为高”，如今竟是“久假而不归”了。——胡适如是说。

大家都接受的，他反对。大家都崇拜的，他蔑视。与众不同是他的快乐和骄傲。因为时兴剪辫子，所以他留着。如果别人都有辫子，我敢断定辜鸿铭一定第一个剪去。——温源宁在《中国评论周报》中如是写道。

胡适的老同学王彦祖请法国汉学家戴弥微在他家中吃饭，陪客的有辜鸿铭，法国的某先生、徐墀和胡适。这一晚辜鸿铭先到了王家，两位法国客人也到了；胡适进来和辜鸿铭握手时，辜鸿铭对那两位外国客说：Here comes my learned enemy！（我的论敌来了！）大家不禁大笑。入座之后，戴弥微的左边是辜鸿铭，右边是徐墀。大家正在喝酒吃菜，忽然辜鸿铭用手在戴弥微的背上一拍，说：“先生，你可要小心！”戴弥微吓了一跳，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你坐在辜疯子和徐癫子中间！”大家听了，哄堂大笑，因为大家都知道“Crazyku”和“Cranky Hs”这两个绰号。

辜鸿铭在讲授《晏子春秋》时，误将“晏”误写为“宴”，待学生指出后，他自言自语道：“汉字真有点饶眼。你看这‘晏’与‘宴’，只不过把‘日’的上下位置换了一下，意思就大不相同。英语中可无这样调皮捣蛋的。”话音刚落，有位学生就说：“先生有所不知，在英语中也不乏其例。如god（上帝）倒过来不就是dog（狗）？door（门）倒过来就成了rood（十字架）吗？”

辜鸿铭、严复、林纾三人的翻译水平在当时决都是一流的。但辜氏心气很高，从不把林纾、严复放在眼里。一次宴会上，三人碰巧都在。辜鸿铭大骂林、严二人是大清和中国的罪人，应杀之而后快。辜说：“严又陵（严复）所译《天演论》主张物竞天择，于是国人只知有物竞，不知有公理，于是兵祸连接、民不聊生；至于林琴南（林抒）所译《茶花女》，使人只知谈恋爱，不知礼教是何物。不杀这两个，天下哪能太平？”

辜鸿铭曾劝西方人：若想研究真正的中国文化，不妨去逛逛八大胡同。因为从那里的歌妓身上，可以看到中国女性的端庄、羞怯和优美。对此，林语堂说：“辜鸿铭并没有大错，因为那些歌妓，像日本的艺妓一样，还会脸红，而近代的大学女生已经不会了。”

辜鸿铭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获得了13个博士学位。林语堂曾评价辜道：“辜作洋文、讲儒道，耸动一时，辜亦一怪杰矣。其旷达自喜，睥睨中外，诚近于狂。然能言顾其行，潦倒以终世，较之奴颜婢膝以事权贵者，不亦有人畜之别乎？”一位外国作家也曾说过：“辜鸿铭死后，能作中国诗的外国人还没有出现。”

北京有一个叫鄂方智的西方主教，瞧不起林语堂的英文，但却对辜鸿铭的英文佩服得五体投地。他称“辜用英文所写的文章，以英国人看，可以和维多利亚时代任何大文豪的作品相比”。孙中山认为近代中国有“三个半”英语人才，其一是辜鸿铭，其二是伍朝枢，其三是陈友仁。还有半个孙未说。但无可置疑的是他将辜置于第一。

《清史稿》称道辜鸿铭：“庚子拳乱，联军北犯。汤生以英文草《尊王篇》，申大义，列强知中华以礼教立国，终不可侮，和议乃就。”那时的北京有人说：“庚子赔款以后，若没有一个辜鸿铭支撑国家门面，西方人会把中国人看成连鼻子都不会有的！”

有一年，北大某毕业班的班长去求见辜鸿铭，向他要一张照片，说是放在同学录中，作为纪念。不料，辜听后大发雷霆，火冒三丈地说：“我又不是娼妓，要照片干什么？如果真的肯花钱，为什么不做个铜像作为纪念呢？”这位班长听后，被骂的是丈二的和尚摸不到头脑，于是悻悻离去。

辜鸿铭认为美国人博大、淳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淳朴，却不博大；德国人博大、深沉，而不淳朴；法国人没有德国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国人心胸博大和英国人心地淳朴，却拥有这三个民族所缺乏的灵敏；只有中国人全面具备了这四种优秀的精神特质。

辜鸿铭在一篇用英文写的文章中说：“什么是天堂？天堂是在上海静安寺路最舒适的洋房里！谁是傻瓜？傻瓜是任何外国人在上海不发财的！什么是侮辱上帝？侮辱上帝是说赫德税务司为中国定下的海关制度并非至善至美！”辜的学生罗家伦说：“这句话的用词和造句的深刻和巧妙，真是可以令人拍案叫绝。”

有一次，辜鸿铭从沈阳坐火车回北京。火车是由英国人经营管理的，因此车上的人大多是外国人和有权势的中国人。此次，辜正好和一个留学法国的次长同一包房。次长见辜长袍马褂，拖着长长的辫子，一副乡下老头的丑态，嫌弃他给中国人丢脸，于是要求茶房为其换包房。当时车上各包房人满为患，茶房没有权利就找来车长商议。车长是英国人，不懂中文。无奈次长的英语也不怎样，说来说去，车长还是没有听明白。正在尴尬之际，辜鸿铭用极其流利的英文说道：“这位先生没有别的意思，只是嫌我老了，想换个房间而已。”次长闻言大惊，面红耳赤地跑到餐车坐了一宿。

辜鸿铭在北大时，一天他正准备去红楼上课，后面碰巧跟着两位外国女教师，她们看见辜穿着长袍马褂，留着长辫子，戴着瓜皮帽，以为是学校的国文教授听不懂英文，于是就用英语嘲笑他。就在他们三人即将走上红楼门口的台阶时，辜突然转身，用流利的英语对两位外国女教师说：“你们怎么还没有讲完啊？”弄得她们一脸的尴尬。

辜鸿铭在北大任教初期，对于聘请来的外国教授，经常是不太客气。有一天，他在学校教授休息室休息，恰好以为英国教授走进来。英国教授见辜戴着一副大墨镜，后面拖着辫子的怪模样，便用生硬的中国话问旁边的校役说：“那个老头子是谁？”校役恭敬地说：“那是辜教授。”英国教授笑了笑，继续好奇地打量着辜。此时，辜看了看英国教授，用英文问其姓名和所教授的学科。当英国教授告诉他是教授外国文学时，辜当即改用拉丁文与之交谈，见对方不云所以，他才故作惊奇地说道：“怎么你教西洋文学的，为什么对拉丁文如此隔膜？”英国教授听后大窘。后来一打听才知道，那位老头子原来是大名鼎鼎的辜鸿铭。

北大顶古怪的人物，恐怕众口一词地要推辜鸿铭了吧。他是福建闽南人，大概先代是华侨吧，所以他的母亲是西洋人，他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头上一撮黄头发，却辫了一条小辫子，冬天穿枣红宁绸的大袖方马褂，上戴瓜皮小帽；不要说在民国十年前后的北京，就是在前清时代，马路上遇见这样一位小城市里的华装教士似的人物，大家也不免要张大了眼睛看得出神的吧。尤其妙的是那包车的车夫，不知是从哪里乡下去特地找了来的，或者是徐州辫子兵的余留亦未可知，也是一个背拖大辫子的汉子，正同课堂上的主人是好一对，他在红楼的大门外坐在车兜上等着，也不失为车夫队中一个特殊的人物。——周作人在《北大感旧录》中对辜鸿铭及其车夫的形象描述。

梁实秋描绘在北大授教时期的辜鸿铭：“不修边幅，既垂长辫，而枣红袍与天青褂上之油腻，尤可鉴人，粲者立于其前，不须揽镜，即有顾影自怜之乐。”

据周作人回忆，北大开教授会时，会场较乱，各人纷纷发言，蔡元培也站起来预备说话，辜鸿铭一眼看见，首先大声说道：“现在请大家听校长的吩咐！”周作人说，这就是辜的语气，他的精神也充分地表现在里面。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新派人物提倡新道德，提倡男女平等，反对纳妾。而辜鸿铭则认为这是大大的荒谬，是“中国人不识货，把古董卖给了外国人”。他说，男人纳妾是很有必要的，理由是：“‘妾’就是‘立女’嘛！其妙用就在于男子疲倦之时，有女立其旁，可作扶手拐杖之用也。故男子不可无女人，尤不可无扶手之立女！”有人反驳道：“那女子疲倦时，为什么不可以将手靠男人呢？”辜鸿铭从容申辩：“你见过1个茶壶配4个茶杯，哪有1个茶杯配4个茶壶呢，其理相同。”

有洋人不服辜鸿铭，称一夫多妻，太不人道。辜反驳道：“这有什么稀奇？男人好比茶壶，女人好比茶杯，一把茶壶配上几只茶杯，不是中西同理，很自然的事吗？而且中国人纳妾是光明正大的，不似你们西方人偷着养情人。”他尝振振有词言道：“中国的那些纳妾成群的达官贵人们，倒比那些摩托装备的欧洲人，从马路上捡回一个无依无靠的妇人，供其消遣一夜之后，次日凌晨又将其重新抛弃在马路上，要更少自私和不道德成分。”

有外国女士反驳辜鸿铭，言：“既然男子可纳妾，则女子也可多夫，如此才算平等。”辜听后，大摇其头，以为不可，并徐徐道出自己的观点：“不行不行，论情不合，说理有亏，对事有悖，于法不容！”并反问：“夫人出行，代步是用洋车，还是汽车？”妇人答道：“汽车。”辜言：“这就对了，汽车有四个轮胎，请问府上可备有四副打气筒？”此言一出，举座大笑，并广为流传。

辜鸿铭学问贯通古今中西，可是中国字却写得极为怪异。梁实秋称：“辜之书法，极天真烂漫之致，别字虽不甚多，亦非极少。”罗家伦在北大听过辜讲英国诗的课，称辜“在黑板上写中国字”，“常常会缺一笔多一笔”。张中行也曾见到辜在《春秋大义》一书扉页上的题字，“十几个汉字，古怪丑陋且不说，笔划不对的竟多到五个。”陈昌华看到辜为别人写的“求己”二字，“初看时，我不相信是他写的，他自己署名的那个‘辜’字中，‘十’字和‘口’字相离约摸有二三公分阔，谁相信这是鼎鼎大名的辜鸿铭先生写的呢？”

梁松生在与人闲谈中，戏称辜鸿铭好吹牛。辜闻听后很不满。某日，辜与梁同到凌淑华家，未等坐下，辜即把手中的一本英文书递与凌的堂兄，并对梁说：“我要你听听我背得出《失乐园》背不出。你说我吹牛。孔夫子说过‘当仁不让’，讲到学问，我是主张一分一厘都不该让的。”说完，辜就滔滔不绝地背起来，竟然把上千行的《失乐园》一字不差地完全背诵出来。凌说，那时的辜，眼睛“像猫儿眼宝石那样闪耀光彩，望着他，使人佩服得要给他磕一个头”。

人问辜鸿铭为何在民国时仍留辫不去，辜答曰：“这是我个人独有的审美观念，和政治思想无关。”又说：“中国的存亡，主要在于道德，而不在于辫子。辫子除与不除，原无多大出入。”“去了辫子，如果国家果能强盛，则去之也未尝不可。否则我决定不剪辫。此系我个人自由，不劳动问。”辜还在《在德不在辫》一文中指出：“洋人绝不会因为我们割去发辫。穿上西装，就会对我们稍加尊敬的。我完全可以肯定，当我们中国人变成西化者洋鬼子时，欧美人只能对我们更加蔑视。事实上，只有当欧美人了解到真正的中国人一一一种有着与他们截然不同却毫不逊色于他们文明的人民时，他们才会对我们有所尊重。”

辜鸿铭说：“华夏文化的精神在于一种良民宗教，在于每个妇人都无私地绝对地忠诚其丈夫，忠诚的含义包括帮他纳妾；每个男人都无私地绝对地忠诚其君主、国王或皇帝，无私的含义包括奉献出自己的屁股。”

在北京的一次宴会上，座中都是一些社会名流和政界大人物，有一位外国记者问辜鸿铭：“中国国内政局如此纷乱，有什么法子可以补救？”辜答道：“有，法子很简单，把现在在座的这些政客和官僚，拉出去枪决掉，中国政局就会安定些。”

一次，外国友人邀请辜鸿铭宴饮，推其坐首席。席间有人问孔子之教究竟好在哪里。辜鸿铭答：“刚才诸君互相推让，不肯居上坐，这就是行孔子之教。假如行今日西洋流行的‘物竞天择’之教，以‘优胜劣败，为主旨，则今天这一席酒菜势必要等到大家你死我活竞争一番，决出胜败，然后定座，再动筷子。如果这样的话，今天这顿饭不知要经过多长时间才能到口呢，恐怕最后谁也吃不到嘴。”众皆称妙。

辜鸿铭曾当面讽刺某官僚说：“孔子曰：君子有三畏。余曰：今日大人有三待：以匪待百姓，以犯人待学生，以奴才待下属。”

辜鸿铭向来主张复古，但对伪道学建孔教会却极为反感。在听说孔教会要祭祀孔子后，辜对胡适说：“我编了一首白话诗：监生拜孔子，孔子吓一跳。孔会（指伪道学的孔教会）拜孔子，孔子要上吊。”并问胡：“胡先生，我的白话诗好不好？”

胡适留学归来，就任北京大学教授。当胡意气风发，声名鹊起时，辜鸿铭却批评胡所持乃美国中下层的英语，并言：“古代哲学以希腊为主，近代哲学以德国为主，胡适不懂德文，又不会拉丁文，教哲学岂不是骗小孩子？”

辜鸿铭说自己一生只有两个嗜好：一是忠君，二是风流。辜虽风流成性，常栖身于烟花柳巷，但他与自己的两位夫人感情倒是极好。他曾戏言道：“吾妻淑姑，是我的‘兴奋剂’；爱妾贞子，乃是我的‘安眠药’。此两佳人，一可助我写作，一可催我入眠，皆吾须臾不可离也。”十八年后，贞子病故，辜失去了“安眠药”，每日辗转难眠，后来想出办法，置死者一缕青丝于枕畔才勉强入梦。他作诗悼亡妻曰：“此恨人人有，百年能有几？痛哉长江水，同渡不同归。”

辜鸿铭之前，中国人讲演从来没有卖票的，可辜在六国饭店用英文讲演《中国人的精神》时，却公开卖票，而且票价极高。当时梅兰芳的戏，最高票价不过一元二角，而辜之讲演门票则售两元。

辜鸿铭曾深情地说：“我热爱我的国家……在他们还没有出生前，我就口诛笔伐，反对‘不平等条约’和治外法权的卑劣做法”，“我在英国读书时就已知道何为祖国，而当时许多中国人对此还不甚了解；为了更好为祖国效力，我不看荣誉和金钱……”辜称自己希望中国繁荣富强，“那时，我将在儒家的天国深感欣慰”。苏曼殊由此感慨地说：“国家养士，舍辜鸿铭先生而外，都是‘土阿福’。”

辜鸿铭这一生是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晚年自称“东西南北老人”。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九种语言，获十三个博士学位。清末任张之洞幕僚，官至外务部左丞。辛亥革命后，被蔡元培聘为北大教授，讲授英国文学。推崇儒家学说，反对新文化。说美国人没有文化，第一个将中国的《论语》、《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凭三寸不烂之舌，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讲孔学，与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书信来往，讨论世界文化和政坛局势，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