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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河边的柳树开始萌芽，一团一团现出朦胧绿意的时候，我爸爸被关进了牛棚。
关牛棚的理由是我爸爸拒不交代自己的历史问题。据造反派的调查，解放前夕我爸爸还在读中学时，全班集体加入了一个反动组织：三青团。可我爸爸自己对这件事情云里雾里，茫然不知。他回忆说，是有一次，班长让大家集体填了一张表，具体是什么表，大家都稀里糊涂。也许当年的班长是“三青团”的骨干。可是那人后来去了台湾。这就麻烦了，我爸爸浑身长嘴也说不清楚了。说不清楚只能进牛棚，直到说清楚再出来。
我妈妈很着急，她害怕我爸爸这样细皮嫩肉的人禁不起折磨，屈打成招，乱说一气。从古到今，很多冤案都是在皮鞭和棍棒下形成的。她又害怕我爸如果不交代，会被人加倍折磨，直到被打死，或者自己想办法把自己弄死。反正，交代和不交代都落不到好，两难。
急火攻心，我妈妈早产了。夜里她跟我外婆是如何去医院的，在医院里又经历了什么，我完全不知道。早晨一醒来，妈妈的床上空着，外婆一个人在厨房里锅上锅下地忙，捅炉子，撮炉灰，照看瓦罐里咕嘟咕嘟炖着的东西。她头发蓬成了一堆乱草，发丝上粘着亮晶晶的鱼鳞和一根半枯的葱叶，衣服皱得像抹布，脸上的皮肤发干发硬，看上去就像罩了一个糨糊刷成的壳子。
我一眼瞥见墙角的木盆里泡着半盆衣裤，那是我妈妈的裤子。蓝色的卡其布外裤，粉红色的棉毛裤，紫色带白花的短裤。我爸爸进牛棚之后，我妈妈偶尔会把我和圈圈叫到大床上，一边一个搂着我们说话，圈圈隔着我妈的身子挠我的痒痒，我钻到被窝下面还击，我看见妈妈就穿着这样的内裤。现在这些裤子全部被血水浸泡着，血水表面浮着一层污脏的血沫，一股浓烈扑鼻的血腥味熏得我恶心作呕。我目瞪口呆地盯住那半盆血水，心里很慌，涌上来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我妈妈是不是死了？我在电影里看到过，人只要流出很多血，就一定会死掉。
一想到我妈妈的床上空了，她已经不在了，我心里一急，就没缘由地放声大哭起来。圈圈穿着一身内衣从被窝里出来，光脚趿拉着鞋子站在厨房门口，看见我哭，嘴巴一撇，跟着也哭。
“小祖宗哎！”外婆慌忙去抱圈圈，急匆匆把他塞回被窝，“拜托你们两个不要再唱花脸了好不好？妈妈在医院生妹妹，我一个人忙得脚后跟朝天，你们再冻病了哪个，可怎么得了？”
我停止了哭，脸上挂着眼泪问外婆：“妈妈生妹妹了？”
“生啦，半夜十二点就去了医院。你和圈圈睡得像小狗一样，你妈妈哼哼成那样，你们连个身都没翻。”
我很羞愧。圈圈还小，他什么都不必负责，可我八岁了，是家里最大的孩子，我怎么可以在最要紧的时候酣睡不醒？
我外婆拿过圈圈的衣裤，要照料他起床。我赶快上前说：“外婆我来。”
我外婆那张罩着糨糊壳子的脸刹那间笑成了菊花。“哎哟，小米真乖，小米现在当大哥哥了，知道帮家里做事了。”她交代我动作要快一点儿，不能让圈圈冻着了，然后转身就奔厨房。
我见过我妈妈给圈圈穿衣服，知道所有的程序：先把圈圈的小肉脚从被窝里掏出来，穿上袜子，棉毛裤的脚管塞进袜筒中，再穿毛线衣，套上棉袄，扣子先敞着，等到穿上夹裤，把裤子的背带从后面绕过肩膀送到前胸，系上活绊儿之后，最后系好棉袄的扣子。
圈圈太顽皮，每天早晨从睁开眼睛就一刻不停地动，给他穿衣服，他也不放过捣蛋的机会，两只脚从被窝里伸进又伸出，跟我捉迷藏，我一抓住他，他就咧着嘴巴咯咯地笑，脚丫子还拼命往后缩，拔河一样。从他的肩头穿背带时，他又怕痒痒，身子缩成一个刺猬团儿，扭来扭去，背带穿进去又滑下来，搞得我很恼火。
我在他屁股上用劲拍了一巴掌：“能不能规矩点儿啊？”
他看看我万分严肃的脸，决定耍赖，咚地往后仰倒，穿妥了袜子的脚使劲蹬踢，轻而易举地放出了哭声。
外婆把脑袋伸进门框：“小米！小米！”
我气坏了：明明是圈圈的错，干吗喊我的名字？
外婆哀求说：“能不能让我的耳朵清净点儿？你看我都忙得火烧眉毛了，你妈还在医院里等鱼汤下奶呢。”
我只好说：“外婆忙你的，我有办法对付他。”
我的办法很简单，把手伸进圈圈的裤裆里揪他的小鸡鸡，同时做出咬牙切齿状。圈圈最怕人碰他的那地方，他又特别会察言观色，一看到我的样子像是当了真，以为小鸡鸡真会被我揪掉，立刻闭了嘴，一声不响地爬起来，自己低了头忙活他的棉袄纽扣，倒让我站在旁边无事可干了。
我倒了半脸盆热水，自己洗了脸，也给圈圈洗了脸。圈圈还没有开始刷牙。妈妈说他乳牙还没有换，不刷牙也没有关系。我给圈圈洗脸时，他眼睛里进到了水，大概很难受，使劲地拿手背擦，却一声都没有哼出来。我现在知道了，只要大人不在身边，只要我对他摆下脸色，他还是有一点怕我的。
外婆已经炖好了鱼汤，忙着往一个粗陶的汤罐里盛。热气氲氤了外婆的半个身体，满屋子飘散着鱼汤的鲜香味。圈圈馋巴巴地站在锅边，不住地吸他的鼻子。
外婆说：“不行，今天这锅汤没有你们的份。”
圈圈前言不搭后语地答：“我要妈妈。”
外婆哄他：“妈妈在医院打针，很疼很疼的。圈圈怕不怕打针？”
圈圈点头，想起了针尖戳进屁股的滋味，圆嘟嘟的小鼻子立刻皱成一只核桃。
“那好，外婆去医院照顾妈妈，哥哥带你玩。如果妈妈剩下鱼汤，我会带回来给你喝。”
外婆从衣兜里抠出一毛钱，交到我手上：“上街一人买一块烧饼吃。余下的钱带弟弟看小人书。”
烧饼店在菜场的街边上，磨盘大小的店面，里面挤了一个贴烧饼的大师傅，两个揉面做烧饼的小徒弟，一个齐我肩膀高的烧饼炉，再加堆着面团、油馅、芝麻和糖稀钵子的大案板，人挤进去基本上再没有转身余地。大师傅个头矮小，模样很凶，一头乱糟糟的刺猬样的头发，嘴唇总是紧闭，眼睛不看顾客，只看炉膛里的火，还有贴在炉膛四周的烧饼，所以我说不上他有多大年纪。两个小徒弟是中学生模样，看起来像双胞胎，都是白白胖胖的脸盘，金鱼形状的眼睛，嘴唇上一圈毛茸茸的胡须。因为他们要不停地从面粉袋里抓出干面粉往案板上撒，粉尘难免飞扬，两个人的眉毛、睫毛和唇圈都泛出白色，猛一看上去，一张脸上只剩了两只黑洞洞的眼睛和一张红艳艳的嘴唇，怪吓唬人的。
这家店里做出来的烧饼有两种：长方形的、大小像铅笔盒的是一种，没有馅，表面用刀划出方格纹路，进炉膛之前再刷一层亮晶晶的糖稀，出炉后烧饼的色泽金黄，下面一层香脆的焦底，在嘴里多嚼一会儿，能嚼出面粉本身的甜味。还有一种叫“草鞋底”，顾名思义，是鞋底那样的长圆形。烧饼里包了一肚子油馅，表面密密地撒着白芝麻，咸，油，还香。
方烧饼三分钱一个。草鞋底五分钱一个。外婆给了我一毛钱，如果买两个方烧饼，我们就余四分钱，可以在书摊上租八本小人书。
圈圈不干，他对好吃的烧饼有兴趣，对小人书没兴趣。他踮着脚，用一根肥嘟嘟的食指点着炉子边上刚刚铲出来的草鞋底，指使我：“买这个。”
我装模作样地皱眉做恶心状：“昨天我们院里的李伯伯买了一个草鞋底，一口咬出一个小虫子，呸，恶心死了！”
大师傅不接受我的说法，抬起被炉火常年烤得焦红的脸，训斥我：“小孩子家说瞎话，要天打五雷轰的！”
圈圈听懂了，明白我是在糊弄他，更用劲地拿指头戳烧饼：“我就要这个！”
烧饼烤得极酥，因而经不起圈圈的点戳，已经有了四分五裂的苗头。我只能掏出钱，买了一个草鞋底、一个方烧饼。小徒弟用沾着面粉的手找给我一个两分钱的钢镚儿。
我恨恨地在圈圈脑袋上打一下，骂他：“馋嘴猴！”
两个小徒弟嘻嘻地看着我们笑。我知道他们笑什么，他们巴不得所有的人都买五分钱一个的草鞋底才好，这样他们才能赚到更多的钱。
圈圈两手捧着一个大烧饼，馋巴巴地用舌头舔着烧饼上的芝麻粒，我打他脑袋，他只把头缩了缩，一点儿也不在乎。他还拿食指沾了一指头的碎芝麻，讨好地举到我嘴边：“哥哥你吃。”
我说：“吃你个头！”
他就把指头收回去，吮到自己嘴巴里。
我们咬着烧饼，穿过闹哄哄的菜场，上了大街，往十字路口走。路口的东南角有一栋破旧的米黄色的建筑，建筑物的外面围着一圈低矮的围墙，围墙上砌着米字形的花砖，石灰剥落，露出黑色的砖体，有几处还长了细细的狗尾巴草，这就是我爸爸工作的县文化馆。院门上原先挂着很大的隶书写的字牌，去年红卫兵拥进文化馆抄家，把藏书和字画都拉出去烧，顺便也把牌子砸了。现在，外人走到围墙边不知道里面是干什么的，只有县城里的人知道是文化馆，里面有时候还有胡琴声，演一些“造反有理”的小节目，过年时也会挂出字谜让人猜，内容都跟大批判有关系。
文化馆的门外，就是瘸子老爹摆的小书摊，三个木头的书架呈扇形对街排开，贴马路牙子摆几张爬爬凳，供看书的人坐着。摆书摊在那时候是不允许的事情，而且还占着人行道，阻塞交通，更不该被纵容。可是瘸子老爹的身份不一般，他用摆书摊的钱供养出了一个大学生，这个大学生现在是省城最大的红卫兵组织的头儿，前不久带人串联到北京，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省报上登出了他向毛主席敬献红袖章的照片，满城散发的传单上时不时有他写的火药味极浓的文章。可以这么说，只要他一挥手，一发号令，全省的红卫兵都会拥到我们这个县城来，把大大小小的街道踩个稀巴烂。瘸子老爹有这样的儿子，加上他本人是残疾，谁还敢惹他？他的书摊还不是爱摆哪儿摆哪儿？
说句良心话，瘸子老爹很和气，他的书摊上小人书的花色品种多，一分钱看两本，价钱也公道，别家书摊的生意做不过他。
我妈妈不反对我看小人书。学不上了，字不写了，算术不做了，如果再不让我们看看小人书，心就要野得没边儿了。我的学历虽然只有一年级，可是我妈偷偷教了我不少字，我那时候的水平，结结巴巴能读三年级的课本。我看过瘸子老爹书摊上将近一半的书。《播火记》《红岩》《林海雪原》《艳阳天》《平原游击队》《烈火金刚》……我喜欢看打仗的，不喜欢看农村搞生产的，特别不爱看男人女人在一起说小话儿的。如果书上有马，有火车、汽车，有日本鬼子被一枪打死的画面，我会特别兴奋，看一遍，翻回去，再看一遍。
“你来啦？”瘸子老爹笑眯眯地招呼我，“有《地道战》和《地雷战》哎，我给你留着呢。”他晃着一根手指头。会做生意的人都善于讨好老顾客。
“多少钱一本？”
“新书，老规矩，两分钱看三本。”
我掏出两分钱的钢镚儿，展示给他：“我想看四本。”
他呵呵地笑：“四本就四本。你个小猴儿，贼精。”
我不是贼精，我还有两分钱被圈圈吃掉了。
我挑了四本书：《地道战》《地雷战》《李闯王》《孙悟空大闹天宫》。最后一本书不是我要看的，是我给圈圈挑的，我知道只有孙猴子能够拴住他。
圈圈暂时地安静下来，一页一页地端详书上大大小小的猴儿，看它们抓耳挠腮的各种姿态。他也知道金箍棒，一看见孙悟空掏出那玩意儿，就开心，跺着脚笑。瘸子老爹心惊胆战地盯着他，生怕这小子一高兴，把书页撕坏了。真要撕坏了，他就惨了，因为我们根本赔不起。
我抓紧时间看第一本书《地道战》。平原上的人为了抗击日本鬼子，把地底下挖成一个迷宫，一个四通八达的战壕，能够隐蔽，能够监视，还能够进攻，太有趣了。我刚翻了头几页，天就开始变暗，太阳光从我的肩后移走，一片乌云挡在我的头顶，背上凉飕飕的。我没有抬头，怕耽误时间，圈圈这家伙随时随地都可能闹着要走。我看到抗日游击队员们借助地道，像天兵天将一样，神出鬼没地从马圈里、粮囤下、田野上和墙洞中钻出来，端着枪，或者举着手榴弹，把小鬼子们惊得目瞪口呆时，我大感快意，忍不住哈哈大笑。
我的笑声里夹进了另外一个笑声，是呵呵的，成年人的声音，跟我的笑声形成二重唱。怎么回事？我一个人不可能笑出两种声音吧？赶紧回头，我看见身后站着一个穿黑呢子大衣的陌生人。他双手撑住膝盖，俯身在我肩后，揩油看我的小人书，怪不得我身后的太阳光突然就没了。他身上的黑呢大衣长至腿根处，虽然旧，衣边全部掉了毛，泛出灰白，可是那种敞开的领口和鸡蛋大小的纽扣非常有型，一看就不是我们这个县城里的人。他的头发留得长了一点儿，像我妈剪的那种运动头，而且稍稍地有一点儿卷曲，在他弯腰俯身时，自然地从额头两边垂挂下来，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洋味儿。因为我跟他的脸盘距离很近，我看见他的眼睛不是平常人的黑色或者深褐色，而是褐黄，中间部位有一点点泛绿，里面映着小小的我，还有周围这一片书摊，以及书架下坐着的其他人。这双眼睛像什么呢？我想起来了，像一双和善又带着点儿温顺的猫眼。
可我不高兴让别人分享我的小人书。一想到脑勺后面还有一张脸，一双眼睛，我浑身都不自在，一幅画面、一个字都看不进去。我抬头向瘸子老爹求援：“老爹啊！”
瘸子老爹明白了我的意思，走过来驱赶他：“这位同志，一本书只能有一个人看，规矩啊，对不住了。”
他脸一红，立刻直起身子，道歉，退后到附近的一棵梧桐树下，后背和屁股顶住树干，双手抱在胸前，就那么闲闲地站着，有一搭没一搭地四处打量，百无聊赖的模样。
我接着看我的书。圈圈已经翻完了全部的孙悟空，身子在小板凳上扭起了麻花。我知道这时候我不能搭理他，只要我问一句话，他会接茬提出一百个要求。还好，他刚刚坐在板凳上吃烧饼时，落了不少烧饼屑在地上，香喷喷的饼屑很快招来大队勤劳的蚂蚁，它们一路相互招呼着，急急忙忙地奔涌过来，开始一场搬运食物的浩大工程。小得像一颗芝麻粒的碎屑，一只蚂蚁能够不费事地驮在背上，腿脚飞快地挪动着走。大一点儿的，绿豆大，或者指甲盖那么大，会有十几二十只蚂蚁聚拢来，齐心协力地扛在肩膀上。它们互相之间没有司令，也没有纠察队，可是分工非常明确，合作也十分默契。圈圈被他脚下的蚂蚁们吸引了，暂时地忘记了“回家”这码事，全神贯注介入到蚂蚁搬家中。
圈圈要按自己的想法给蚂蚁分派工作。他捡了一根小树棍，先是打落掉它们背上的食物，让它们张皇地转了一个大圈后，重新聚拢到一起，推的推，扛的扛，争分夺秒地把到手的食物往它们的洞穴里搬。可是圈圈这家伙就是手作痒，看不得人家的秩序井然，他非要制造出混乱不可。他把树枝迎头拦截在蚂蚁的去路上，让它们背负着重物却不知道该往哪儿行走，你推我挤，蹒跚转圈，越聚越多，结成了一个黑乎乎的疙瘩团儿。还不罢休，小东西索性站起来，当众掏出他的小鸡鸡，哗哗地撒了一泡热尿，存心要来个“水淹三国”。
可是他的兴致来得快去得也快，随着大队的蚂蚁被他的热尿驱赶，冲散，淹得七零八落，他也就玩厌了这个游戏，走到我身边，揪我的衣袖，要求我回家。
“再等一会儿，最后一本书看完。”我跟他商量。
“回家。”
“十分钟好不好？钱都交了嘛。”
“要回家。”
“要回你回！”我凶起脸，“路上碰到抹花子，把你拐走卖钱，活该！”
他喉咙里发出吭吭的，类似于母鸡打鸣的声音。我的头皮开始发麻。这样的声音一出来，预示着下面哭声即将登场，而且不会是哭几声拉倒，是没完没了，漫漫无际，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你哭！你哭！哭死才好！”我咬牙切齿，抢在他的前头给他一个警告。
他果然被吓住了，嘴角一撇一撇地看着我，心里在飞快地做着打算：哭还是不哭。
就在这时候，靠在树干上的那个人——我已经决定叫他猫眼叔叔——朝我这边转过头，笑了一笑，像是履行我们之间的一个事先约定一样，忽然把嘴巴一撮，响亮地吹出一声口哨。
他吹得非常动听，不是像我外婆哄小孩子撒尿一样，也不是像人家呼唤鸡鸭猫狗一样，而是清亮婉转，起落自如，仿佛他嘴巴真的含着一枚哨子，他拨动舌尖就能够任意发出声响。
这一声口哨把圈圈引过去了，他忘了回家的念头，转动脑袋，四面八方地寻找声音来源。
猫眼叔叔又来了一声，这回学的是鸟叫，布谷还是黄雀什么的。
圈圈看见了他，不由自主地放开我的衣袖，一脸惊奇地朝他走过去。
猫眼叔叔吹了一曲《我是一个兵》。他一边吹，一边对圈圈摇晃着脑袋，做出种种夸张的表情。偶尔他也朝我瞄上一眼，好像是说，看你的书吧，你弟弟交给我了。
圈圈是个自来熟，从来都不知道害怕陌生人，他一走到猫眼叔叔跟前，马上提出他的要求：“吹我家的表叔。”
“我家的表叔”是现代革命京剧《红灯剧》中最让孩子喜欢的一段，收音机里每天都会播放，圈圈和我都耳熟能详。
猫眼叔叔果然就吹了“我家的表叔”。把京剧唱腔用口哨声吹出来很不容易，圈圈的要求真是难为了人家。圈圈的眼珠滴溜溜地转着，一眨不眨地盯着猫眼叔叔的嘴唇，一心一意要弄明白叔叔的嘴巴里是不是含了什么东西。叔叔吹完之后，他大概又提了什么要求，我看见叔叔夸张地把嘴巴张得好大，给圈圈看他的口腔。然后圈圈就咯咯地傻笑。然后叔叔跟圈圈一起笑。他们两个人很快凑成一对，又是拍手又是碰鼻子，玩得不亦乐乎。
我抓紧时间，一目十行地看完了最后一本小人书《李闯王》。我只看画面和画面上用斜线引出去的人物对话，没有来得及细看下面的文字脚本，所以李闯王的队伍究竟是被清兵还是被明朝皇帝打败的，我根本稀里糊涂。
圈圈临走时恋恋不舍，跟猫眼叔叔招手说：“我明天再来。”
可我知道我们明天不会来。我不可能每天拿到两分钱来看小人书。
隔了一天，外婆带我和圈圈到医院里看我妈妈。
妈妈住在妇产科的一间大病房里，房间里闹哄哄的，每张病床前都挤满了产妇的家人和亲戚朋友。据说刚生完孩子的女人不能吹风着凉，所以那房间门窗紧闭，空气里混杂了汗酸味、奶腥味，还有鸡汤鱼汤猪肝汤的鲜香味。有乡下人来看产妇，带来了活蹦乱跳的鸡，人忙着跟产妇说话，鸡就拴着脚腿扔在床底下任其扑腾，拉出了一摊臭烘烘的稀屎。
我们跟在外婆身后小心翼翼走进病房。生性好动的圈圈大概被医院里的一片白色吓住了，那天表现得格外乖巧和文静。我看见妈妈坐在房间最里面靠近窗户的床上，身后垫了两个枕头和她自己的棉袄、大衣，刚出生的婴儿被她安详地抱在怀里。我应该不是第一次见到婴儿，圈圈出生时的模样我肯定也见到过，可是我完全没有印象了。我现在看到的这个婴儿，我的妹妹，她长得这么的小，简直就像一只被剥了皮的猫。她的皮肤红得像被滚水烫熟了一样，表层浮着细细的绒毛，让我想到结在树上的毛桃子。她眼睛紧闭，眼皮鼓出来，鼻孔小得像两粒黄豆，嘴巴抿进去，几乎看不见嘴唇。她的头发倒是乌黑，厚厚的一簇，很可笑地竖在头顶，而且撮成了宝塔尖的形状。几年之后我在课堂上学到“怒发冲冠”这个词，不由自主地就想到我妹妹出生时的头发。
原来婴儿这么丑。画报上的娃娃总是胖乎乎，白嫩嫩，笑嘻嘻，很可爱的样子，原来那都是假的，哄人的，实际上刚生下来的婴儿是剥皮猫，红通通皱巴巴，要多恶心有多恶心。
不知道是不是我们几个人走过来的脚步声惊动了婴儿，我看见她的小小的身体忽然一哆嗦，打了个寒战一样。然后她开始皱眉，咧嘴，眼睛似睁非睁，嗓子里有猫叫一样的声音发出来，给我的感觉是拼命啼哭的前奏。妈妈低头看了看她，又抬头对我们歉意地一笑，把婴儿从怀里挪开一点儿，飞快地解衣扣，也不管旁边的床位上是不是有人，拖出一个肥肥的奶子，准确地揣进婴儿口中。
我简直不敢相信，婴儿抿起来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那张小嘴巴，张开后居然能够裹住那么饱满的一个奶头。可能是奶汁流淌得过于汹涌，她一时来不及吞咽，嘴边一圈很快漫出雪白黏稠的奶汁，而且越漫越多，眼看着就要淹没她的鼻孔。妈妈抽出枕边早已准备好的一条毛巾，利索地往胸口掖了掖，把溢奶擦尽。我听到馋嘴的圈圈在旁边咕咚咽了一口唾沫。妈妈大概也听见了，笑眯眯地对圈圈招招手，应该是喊他过去也吸上几口。圈圈却不好意思起来，脸一红，躲到了外婆身后。
外婆带来了红枣桂圆汤，不是下奶的，是给妈妈补元气的。外婆说，我妈妈每生一个孩子，就要送掉半条命。我算了一算，觉得她的话有明显错误，如果生一个孩子送半条命的话，我妈生了三个孩子，总共要送掉一条半的命。可是一个人明明只有一条命啊。
外婆拿出一个汤碗，把红枣汤倒出来，用嘴巴吹着，好让它快点儿凉下来。婴儿这时候已经吃饱了奶，外婆就手接过，横在自己膝盖上，打开包被，检查尿布是不是要换。
“你喝汤。”外婆对我妈说，“别管两个大的，他们喝过了。”
“不对，我没有喝。”圈圈立刻纠正。
“你个小精猴儿！”外婆笑着骂他。
妈妈也笑，用瓷汤匙捞出碗里的一颗胖乎乎的红枣，送进圈圈伸过去的嘴巴中。
外婆下令：“行了，一人就尝一颗。”
我很自觉地走开去，一颗也不尝。圈圈还小，他不懂事，我不能跟着不懂事。
妈妈说：“小米有哥哥的样子。”
我没有说话，心里很受用。
妈妈又说：“小米能不能帮妈妈做一件事呢？”
圈圈馋了一回嘴，有点儿惭愧，抢着表态：“我来做！”
妈妈说：“你不行，哥哥才行。”
我还有什么说的？这时候我妈让我上刀山，我也会眼睛不眨地爬上去。
妈妈轻言慢语：“其实呢，也不是了不得的大事，就是应该去告诉你爸爸一声，他有了一个女儿。爸爸一直想要个女孩子的。”
我在家里找我的铁环。昨天我明明把铁环靠在房门后面的，现在不见了。每次我单独出门办事，比如打酱油，比如拿着日用品票去杂货店买一块肥皂，或者凭豆制品票排队买半斤粉丝，我必须带上两样东西中的一样：或者乒乓球拍，或者铁环。我一边走，一边用球拍颠着球，再不然就是把铁环滚得哗啦啦响，我心里就觉得这一趟是出门玩的，不是专门替家里办事的，情绪上会比较放松，见了那些凶神恶煞牛皮烘烘的售货员也不那么紧张。
现在我要去关押我爸爸的牛棚，心里就不光是紧张了，是害怕，铁环就更加不可或缺。
可是铁环死活找不着。一定是圈圈藏了起来。他认为我不该既拥有乒乓球拍又拥有铁环，两样宝贝应该分给他一样，问题是给了他他也不会玩。他颠球，至多颠两个，第三个准保飞到拍子外面去。滚铁环，铁环不往前走，原地扭秧歌，扭成麻花状，最后扑通躺倒。学会玩耍不是容易的事，既要有天赋，还要有经验，圈圈他根本不懂这一点。
我找到圈圈，和颜悦色地诱导他：“如果你帮我找到铁环，我送你一样东西。”
“真的？”他停止用树棍和泥巴，抬头看我，“不准骗人。”
“骗你是小狗。你想要什么？”
他想了想：“陪我下工兵棋。”
这个小东西狡猾得很，他知道我没有钱买任何东西，所以提出的要求很现实。
“好，”我说，“我会陪你下三盘。”
他四脚趴地，癞蛤蟆一样地爬到外婆床底下，把铁环和铁钩子拖出来。“下工兵棋。你不准骗人。”他重复。
我们家里是泥巴地，床底下很潮湿，只一天工夫，铁环上已经沁出点点锈斑。我赶快拿出砂石打磨那些锈，否则的话，铁环滚动起来会涩在钩子上，手感有瑕疵。
圈圈站在旁边，一眼不眨地看着我。铁环上锈是他的错，可是我半句都没有责怪他，这让他心里很惊奇。他奔出去拿来了他的洗脸毛巾，要给我擦手。我没有擦。铁锈沾上毛巾，黄颜色怎么都洗不掉，还得妈妈花钱买新的，这是浪费。
我抓着擦拭一新的铁环出了门。我的铁环是外婆从家里用旧的木桶上扒下来给我的，大小轻重都合适，滚动起来流畅而滑润，铁钩子抓在手里，只需蜻蜓点水般扶着，你根本感觉不到自己在用力，在驱动铁环向前。我们班上同学的铁环都不如我。齐小如的那个是铜的，看起来金光灿灿，可是重量太大，滚动得费劲。李志的那个被人砸扁过，怎么都撑不到原先的那么圆，滚起来重心偏移，咯噔咯噔地响。赵卫星更逗，他找来的铁环有他半人高，那么大个家伙不容易控制，你要往东它偏就往西，看起来威风，实际上狼狈。我在试过所有同学的铁环之后明白了一个道理，合适的才是最好的。
我一路滚着铁环，往城南小学走。小学停课后，暂时地被征作牛棚，我爸爸就被关在那里。我妈告诉我，牛棚也是分级别的，不是按职务分，是按每个人的“罪行”大小分。我爸参加的只是“三青团”，国民党的一个外围学生组织，属轻微的历史问题，所以关在城南小学。如果一个人有“叛徒”和“特务”的嫌疑，那是重罪，那人就倒霉了，不光是关押地点隐蔽，也许这辈子放出来的可能性都很小。
我没有走大门。大门有红卫兵站岗，有人靠近，他们会端一根带梭镖头的红缨枪凶凶地喝住，检查身份，弄不好逮进去一块儿批斗。我知道关我爸爸的教室在学校操场后面，窗户是朝着一片菜地开的，窗户上临时钉了木栅栏，只要搬一摞砖头踩上去，就可以隔着栅栏跟我爸爸说话。
巧得很，我的脑袋一探进窗口，就看见我爸爸正在伏案写作。教室里总共有十来张床位，可是都空着，只留了我爸一个人。我低声地喊他，他抬头看见是我，很高兴，马上起身过来。
“爸，”我说，“怎么你一个人？”
我爸耸耸肩：“轮流进审问室，还没轮着我。”他用嘴努努桌上的纸笔，“让我写材料，交代问题。这是第十七遍交代。”
我佩服我爸，他的头脑总是清晰，能够记得住自己做过的每一件事。
“你妈怎么样？圈圈呢？”
我告诉他，妈妈生了一个妹妹，外婆每天去医院送鱼汤和红枣汤。他一仰头，哈哈地笑起来，一边用右手的拳头猛击左手的掌心，仿佛是他自己做了这件了不起的事。
“小家伙，说说，你妹妹漂亮不漂亮？”他走近窗口，同样地用两只手抓住栅栏，俯身向我。
“这个嘛，”我说，“我看不懂什么叫漂亮。”接着我安慰他，“她大概长大了就会漂亮了。”
“滑头啊，小米！”他又一次笑得前仰后合。
我看得出来，他此时的心情非常愉快，关牛棚这事没有给他带来阴影。也许因为进牛棚的人太多了，前后看看，左右看看，大家的命运彼此相同，于是就心平气和，得过且过。
他开始问我的功课：毛笔字写了几张？二年级课本的算术题做了多少？他曾经要求我每天写一篇日记，做到没有？他说小米你不能只想写着玩，学校停课，你就必须自学，不能在最好的读书时间荒废了自己，不管时代变成什么样，他不相信知识会没有用处。
他从窗户里伸出一只手，开玩笑一样地捏了捏我的脸颊：“要做一个计划，在这一年当中，你想达到什么样的水平。”
“好的，我会做。”我说。
“帮帮你妈妈，分担她的责任，因为你现在是大哥哥。”
“也要订计划吗？”
“计划算了，你只要在心里时时想着就行。”
“爸爸放心。”
“现在你走吧，别让人看见你。”
我离开窗户，已经回头走了几步，爸爸忽然在后面又加了一句：“谢谢你把这个喜讯告诉爸爸。”
我反身，再次对他招手。他也把一只手伸出来对我挥舞：“跟你妈妈说，让她照顾好自己，我很快会回家。”
我不知道爸爸嘴里的“很快”会是多久，也许他是在宽慰妈妈。有的时候，大人们为了他们爱的那个人，会说一些善意的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