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早晨六点半钟，摆在我爸妈房间五斗柜上的闹钟准时响起。不是“丁零零”的像鸟叫那样的清脆声音，而是鸭子一样的沙哑的“嘎嘎”声，仿佛发条的年纪太大了，胸闷气短，带不动藏在钟摆里的同样年老的齿轮。
我妈妈好几次发狠，说要重买一只新的闹钟，换掉这只老掉牙的老爷货。她生怕老家伙有一天实在支撑不住，躺倒不干，拒绝工作，耽误了全家人上课、上班、上学。可是她每回都不过是说说而已，真的站到百货公司钟表柜台前，隔着玻璃板端详那些亮晶晶的铃声动听的闹钟时，她就改了主意，认为还可以再缓一缓花这笔钱。她指着标价签上的数字对我说：“看到没有？太贵了，要花去我五分之一的工资。”
我不太懂得“五分之一”是一个什么样的数字，可我知道我妈妈每月的工资是六十四块二毛，闹钟的标价是十二块四毛。我还知道我妈妈的工资比院里所有小朋友的妈妈的工资都高，因为她们常常会用嫉妒的口吻对我说：“你妈妈有钱。”我回家问过我妈妈，她到底有没有钱，我妈妈说：“千万不要相信别人。”
我爸爸很高兴家里有一只老掉牙的闹钟，因为它的存在满足了爸爸永无止境的探索欲望。每隔十天半个月，他就会借口给闹钟的发条上油，把它毫不手软地大卸八块，螺丝啦、齿轮啦、分针秒针啦……摊满一桌子。而后他满怀欣喜地逐个拿起那些零件，端详，把玩，吹去表面看不见的灰尘，擦掉一点点有可能存在的锈迹，必要时用一把很小的锉刀改造和修正某个部位，最后再将他玩腻了的东西装配还原，搁回到五斗柜上。
“很好，还能再用十年！”他搓着手，把沾了机油的手指送到鼻子下面闻一闻，用劲地吸上一口气，很有成就感地说。
每天，闹钟一响，我就必须起床。我不喜欢等着我妈妈一边把左手伸到腋下扣她的衣服扣子，一边过来掀我的棉被。在她没有漱洗之前，她身上有一股热烘烘的隔宿被窝的气味，闻起来怪怪的。我在心里默喊：“一、二、三，起！”然后我一个鲤鱼打挺，猛地坐起身，甩一甩有点迷糊的脑袋，手忙脚乱地穿衣服。先穿一件杂色斑驳的毛衣，再穿棉袄。毛衣是套头的，棉袄和外面的罩衣都有扣子，一共十个，大约要花去我一分钟的时间。如果不小心扣错了，上下错开一个纽扣洞，就要解开重来，需要的时间会更长，两分钟，也许还不止。我总是穿着袜子睡觉，这样可以省去三十秒的穿袜子的时间。我妈妈给我做的棉裤非常宽大，腿伸进去轻轻一滑就穿上了身，缺点是肥大的裤管漏风，到晚上睡觉时，我的双腿和双脚总是冰冷的，有时候大半夜都不能暖和过来。
棉鞋热乎乎的，因为我外婆帮我把鞋子绑在煤球炉的外壁上烤了一夜。煤球炉夜里要封火，余温恰好能把鞋底烤热。有时候我弟弟尿了裤子，夜里就要把湿裤子绑在煤炉上烤，我的棉鞋只好让开位置。这样，早晨我伸脚进鞋子时，鞋底冰凉，像踩在铁板上。
我下了床，站在床边，最后系上裤子的背带。外婆已经把炉火捅开，热一锅昨天晚上煮好的米粥。妈妈俯身在我弟弟床边，手脚利索地帮他穿衣服。我弟弟圈圈还小，才四岁，还不能独立照顾自己。他是个傻乎乎的家伙，妈妈凉凉的手一碰到他的胳肢窝，他就以为妈妈跟他逗着玩，会前仰后合笑得站不住脚，结果乐极生悲，被妈妈不耐烦地在他屁股上拍一巴掌，转眼间哇哇大哭。每天早晨，我们家里几乎都要上演这么一幕先喜后悲的闹剧，弄得外婆再也不能在厨房里装聋作哑，匆匆忙忙地从炉子上端下粥锅，坐一壶水烧着，赶回屋里接替我妈妈，帮圈圈穿好衣服。
我自己从水缸里舀半杯冷水，兑上一点儿热水瓶里的开水，往牙刷上挤一截花生米那么大的牙膏，到院子里刷牙。左边三下，右边三下，不多也不少。我喜欢一小口一小口地往地上吐牙膏沫，吐出我想要的图案来：圆的太阳，弯的月亮，或者方方正正的房子。吐泡沫不仅有趣，重要的是能够延长时间，让妈妈认为我的刷牙过程足够长久。尽管如此，妈妈还说我刷牙纯粹是做给她看的，因为我的两颗大门牙越刷越黄，嘴巴一张，像两扇旧漆斑驳的门板，很煞风景。可我觉得长牙齿就是为了能够咀嚼食物，白与不白无关紧要。
我早晨从来不上厕所。我们院里的厕所只有四个蹲坑，几十口人要在门外排队，里面出来一个，外面再进去一个，弄不好排十几分钟都轮不上。我爸爸起床之后的头一桩事就是提着裤子往厕所跑，争分夺秒地占一个位子。厕所的窗户很小，为了隐秘起见又造得很高，里面终日黑咕隆咚，四个男人齐刷刷地蹲着，像一排沉默的乌鸦。我很不喜欢那种压抑而又微妙的气氛，所以总是憋着一泡热尿，在上学路上痛痛快快地撒到路边的油菜地里。我妈妈很反对我这么做，她说憋尿会引发尿毒症，还会让膀胱和尿道发炎。我不相信。我知道尿是好东西，每次我被家里的桌子腿或者门槛绊伤脚指头时，外婆就会说：“快撒泡尿浇上去，消消毒。”既然尿水能够消毒，它自身怎么可能带着毒，让我的相关器官发炎呢？
我们家里的早饭千篇一律：米粥加萝卜干。偶尔萝卜干换成酱莴苣，或者五香大头菜，那么一锅粥就不够了，因为大家都要加添半碗粥，就那一碟子难得见到的小菜。外婆说，有米粥喝就不错了，三年困难时期，我出生前后的那段日子，只能喝到照见人影子的麦糁粥，两碗粥灌下肚，转头一泡尿，肚子就开始唱空城计，真正叫“吃了上顿想下顿”。外婆老了，话多，喜欢“忆苦思甜”。不过妈妈不让她多说这些，妈妈说，都是新社会，比什么比？要比也得跟旧社会比。旧社会卖儿卖女，那才叫“民不聊生”。
匆匆地吃完早饭，匆匆地背书包上学。从我们家出门，沿河边走一段碎石子路，穿过一个菜市场，从烈士陵园的围墙外插过去，再走一段空旷的黄泥巴路，才能到我们学校。即便我埋着头一路小跑，也需要花费十五到二十分钟的时间。为了不让我迟到，家里人总是轮流催我：“快点儿洗脸！”“你是吃饭啊还是数米粒啊？”“背个书包还要磨蹭？”“走快点儿，跑起来！”我把书包斜背在肩上，神色紧张地奔跑上学。如果我迟到，老师就会让我罚站。碰到教算术的唐老师上早读课，她干脆不准我进教室，我只得狼狈地在走廊上站到下课铃响。
一年级结束，我考了两个九十五分。我妈妈不满意，说这个成绩太差，她和我爸爸上小学的时候，成绩都在九十八分以上。她还说，一年级就考九十五分，上了初中最多能考八十分，到高中大概只剩七十分，那样的话，我就不可能考上大学。
我觉得她应该这么想：我还是个孩子，我会一天天地进步，小学考九十五分，初中考九十八分，到高中全部满分。难道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吗？大人的缺点就是遇事过于悲观。
还好，一年级的暑假还没有过完，红卫兵们就造了老师的反：大学不再招生，中小学统统停课闹革命。我已经有大半年的时间没有上学。我妈妈闭口不再提我的可耻的九十五分。我的课本和作业本被我弟弟圈圈一张一张地撕了下来，折成了纸飞机，扔得床顶上、柜子底下到处都是。我的铅笔成了他的多功能工具，他用它挖泥巴，撬墙缝，刺杀毛毛虫的肚皮和死蛤蟆的嘴巴。他每干一样坏事，就得意地跑过来告诉我，还把沾着令人恶心的污秽物的铅笔举起来给我看。有时候，他像狗一样地闻那笔尖上的气味，吐唾沫，一个人无缘无故地咯咯笑。他一点儿都不怕我向妈妈告状，就好像完全明白妈妈这半年来自顾不暇，没有心思为了这些小事训斥他，打他的屁股。
尽管如此，我爸妈房里的闹钟每天早晨还是照常响起。六点半起床已经是我们家的习惯，习惯不可轻易改变。
我妈妈是中学老师，教语文，兼做班主任。她的班上有一个学生，十五岁，家在农村，住学校宿舍。这个学生有尿床的毛病，他怕同学笑话，每次尿了床，都不叠被子，早晨把被子铺在湿处，夜里再钻进去睡觉。有一回我妈妈去宿舍检查卫生，看见一张床上没叠被子，以为是学生早晨走得匆忙忘叠了，就好心上前帮忙整理，这才发现了学生的秘密。我妈当时很是心疼，怕学生捂湿被子捂出毛病，就赶快抱着臊烘烘的被褥出门晾晒。此后，每个星期天我妈妈都去学校，替那个学生拆洗被单，晾晒干净之后，再缝好，铺好，比人家的亲生母亲还要尽责尽力。有一段时间，我妈妈甚至动了念头，要把学生领回家里睡觉，好在半夜里用闹钟喊醒他上厕所，彻底改掉他尿床的毛病。因为外婆坚持反对，我妈妈的计划才没有付诸实施。
“文革”开始后，尿床的学生当了造反派。他是学校里最早写我妈妈大字报的人，也是最早拿绳子捆了我妈妈的手，勒令她跪在黑板前接受批判的人。在那一个班的五十个学生当中，他的态度最激烈，用词也最恶毒，一心一意要把我妈妈置之于死地，踏上一只脚，让她永世都不得翻身。
我妈妈当时很崩溃，想不明白事情怎么会这样。她付出最多心血、照顾得最周到的学生，怎么会翻脸就不认人？
我爸爸提醒她：“道理很简单，你当初不该揭开他的被子。你以为你做了好事，实际上你当众宣判了他的精神死刑。”
“可他不过是个孩子，我这么做是因为心疼他。想想看，滴水成冰的天气，被窝里捂着冰凉冰凉的尿水，天哪，那是什么滋味？”
“很多时候，精神的痛苦远胜于肉体的痛苦。”
“太荒唐了！”我妈妈闭上眼睛说，“这太荒唐了。我以后应该怎么对待这些学生？这么多年，我教育出了一群逢人就咬的白眼狼？”
她不因为被批斗而绝望，却因为学生拒绝了她的母爱般的关心，痛苦到无以复加。
学校停课了，但我妈妈不可以休假在家，每天早晨七点半必须到校学习毛主席语录，背“老三篇”，替学生抄写大字报（哪怕大字报的内容是针对她自己的），打扫教室卫生，铲除房前屋后的杂草，参加一场又一场的批斗会，有一次还被逼着当众打自己的嘴巴，因为她曾经在课堂上“不恰当”地宣扬了“封资修”的思想。
直到她怀了孕，她的肚子像小山一样鼓出来，走路蹒跚，被学生摁着脑袋跪下去之后，自己一个人没有办法再站起来。
她被暂时地特赦了。
我像圈圈这么大的时候，每逢有人问我，你爸爸是干什么的，我总是回答：写书的。
我一直被外婆教导：爸爸在写书，你要乖乖的。于是，我蹑手蹑脚地走路，小口小口地吃饭，过起了兔子一样无声无息的生活。我们家里有一架“红灯”牌收音机，是爸爸有一年去上海看京剧《智取威虎山》，顺便托了他同学的关系买回来的。因为这架收音机，我成了全院子小朋友的羡慕对象，他们千方百计地讨好和奉承我，希望能够被我邀请去听收音机里下午五点钟的《讲故事》节目。可我总是铁面无私地将他们阻拦在门外。我说，我爸爸要写书。
爸爸要写书，这是一个令人兴奋和激动的理由。一本书里有那么多的字，我无法想象它们是如何被一支蘸水钢笔一个一个写出来的。我刚念完一年级，我看过的书只有一本薄薄的《小英雄雨来》，还有几本连环画：《卓娅和舒拉的故事》《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地道战》。在我心目中，会写书的人是非常了不起的人，他们的脑子里有一个装了很多故事和很多生字的仓库，还有一个装置巧妙的闸门，闸门一拉开，字就会骨碌骨碌地滚出来，就像水流哗哗地冲出来一样。
我爸爸把书写在一种每页三百字的方格稿纸上。纸很薄，微黄，格子的线条是红色。有时候他也会换成蓝色的。他在稿纸下方的括弧中填上数字：一五六、一五七……他告诉我说，这是页码，用页码乘上三百，就知道这本书已经写了多少字，印成一本书大概会有多么厚。他想写满一千五百页。至少也要有一千页。这样的话，将要出版的书就会非常有分量，沉甸甸的，用劲扔出去，能够砸死一条狗。
我的脑子里马上出现了一条花狗被一本厚书砸中，轰然倒地，奄奄一息的模样。我兴奋得双眼放光，血脉偾张。
“当然，我不可能用我写的书去砸一条狗，这是法西斯行为。书是高贵的东西，它只应该被我们摊开在膝盖上，抱在怀里，或者安置在书架中。人类如果没有食物，身体就会饿死；如果没有书，精神就会饿死。”
我不知道我爸爸嘴里的“精神”是什么东西，“精神”饿死了又是什么样子。正因为不知道，写书这种行为在我的心目中越发神秘，就像大雨过后天空里的一道彩虹，五光十色，引诱我们去钻过圆门，走进天堂。
去年夏天，爸爸的书写到“九二五”页时，被他自己抱到院子里，当着众多邻居的面，一把火烧掉了。他解释说，如果他自己不烧，红卫兵会帮他烧。在他工作的县文化馆，一屋子的书都被红卫兵们拖到广场上烧了。他问我们在家里有没有看到黑烟，有没有闻到书页燃烧的气味？他说，他当时呆坐在办公室，从窗户望出去，天空都是黑的，天要掉下来了。
顺便说一句，我爸爸的工作是在文化馆剧目室写戏、写唱词儿、写快板书和三句半，提供给工厂和农村的业余剧团，活跃群众文化生活。
主动焚书没有让我爸爸逃过劫难，之后的不久，他们文化馆的全体人员被红卫兵用一根粗绳子拴到了一块儿，像拴着一群蔫头耷脑的蚂蚱一样，自己高呼打倒自己的口号，游街。还有一回，游街游到一半时，红卫兵从街边文具店里搬出一桶墨汁，拽着他们的手摁进去，再喝令他们将墨汁淋漓的“黑手”高高举起，从城南走到城北。我爸爸回家后，一共换过了五盆水，手指甲缝里的墨汁还是无法洗净。
“这下好了，你罚跪，我游街，我们彼此彼此。”我爸爸对我妈妈说。
我妈妈认真想了一会儿：“不，还是不同。”
“嗯？”
“对象不同。”
“说说？”
“我面对的只是我们班上的学生，你的观众是全县人民。”我妈有点儿得意。
“那多好啊，我不用写书就已经出了名。现在，基本上可以总结出一条经验：成名成家的最便捷方式就是游街。”
外婆一边在厨房里择菜，一边竖着耳朵听我爸爸妈妈的对话。她本来还担心她的女儿女婿想不开，一个不留神做出什么蠢事，现在她放心了。她提醒我说：“听见没有？斗嘴呢。去吧，给你爸爸拿条毛巾擦手。”
我从洗脸盆的架子上扯了一条毛巾送到房间里。我看见我爸爸像一只鸟儿一样，湿淋淋的双手挓挲在身后，腰弯向前方，脑袋伸出去，耳朵贴着我妈妈小山一样的肚子，眉毛扬着，眼睛眯缝着，全神贯注地听着什么东西。
“爸爸！”我叫住他，“那孩子还不会说话。”
我爸爸对我招手：“你也过来听听。”
我走过去，同样用耳朵贴住我妈妈的肚皮。
“听到了吗？”
声音很响，也很杂乱，咕噜咕噜的，我不能确信我听到的是些什么。
“傻瓜，妹妹在喊你哥哥呢。”
“不对。”我说，“你不可能知道肚子里面是女孩。”
“我当然知道。女孩喊爸爸，和男孩喊爸爸，声音完全不一样。”
我抬起头，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他的表情如此认真和严肃，我没有理由认为他是在跟我开玩笑。
“我真高兴是个女孩。圈圈太讨厌了。”我告诉他。
我妈妈猛然笑起来。随着气流的冲击，她的紧绷绷的肚子一抖一抖，上下颠动，活像一个巨大的会蹦跳的肉球。
小米是我的名字。我妈妈生我是在三年困难时期，食品比金子昂贵。爸爸花大钱从乡下买来两只老母鸡，养在墙根下，准备在我妈妈坐月子的时候杀了炖汤。结果我妈妈这边刚进产房，那边家中无人看管，两只鸡就像空气一样消失了。我妈妈月子里的补品改成了小米粥。小米粥虽然养人，但顿顿喝也很腻歪。我妈妈说，她那时候给我喂奶，衣襟一掀，流出来的奶水都是小米味。
我的这个名字是外婆取的。上小学时，我妈妈问要不要重新取个名字？我爸爸说算了，名字不就是个符号，叫什么不是叫？我的父母，这一对懒人，马马虎虎地把我的小名拿过去做了学名。
我不喜欢“小米”这两个字，它太女性化了，根本就是小姑娘的名字。我父母在取名字的问题上很不负责任。我弟弟叫“圈圈”，就是因为他小时候胖得可笑，胳膊上腿上都是一圈一圈的肉。你看，两个知识分子，一点儿都不想把知识用在自己孩子的身上。我上了一年级之后，自作主张地在“米”字下面加了一个“走之”底，变成了“小迷”。写在作业本上，被我外婆看到了，老人家大惊小怪地反对，说“迷”这个字多不吉利，“迷糊”“迷路”“迷失”……能够联想到的事情都不好。“你不愿意在这个家里待着了？你想让个抹花子把你拐走，送到很远很远认不得家的地方？”我外婆神色严峻地责问我。
我外婆想哪儿去了！我为什么要离开家？
“那就不能用这个‘迷’字。”我外婆斩钉截铁地说道。
好吧，不用就不用吧，谁让我外婆在家里的地位最高，说一不二呢？
我外婆是个很聪明的老太太。小时候她没有上过一天学，可是她居然认识字，能够看得懂《三国演义》和《红楼梦》。她说她年轻时喜欢听说书，听过几遍记熟了，就把说书人的本子买回家看，照着内容反过来认会了字。你说她神奇不神奇？
我外婆装了一肚子的气象谚语，任何节令，任何天象，她只要瞥上一眼，就能够出口成章。比方现在是冬天，如果我抱怨天气冷，我外婆就会说：“正月冷死猪，二月冷死牛，三月冷死播田夫。”意思是在这三个月里，多冷的天气都是正常的。再比如她出门踩着了一条蚯蚓，随之而来的联想是：“蚯蚓路上爬，雨水乱如麻。”看到一只公鸡飞到墙头上，她念叨：“鸡在高处鸣，雨止要天晴。”傍晚起雾了，她会说：“久晴大雾阴，久阴大雾晴。”夏日早晚，天空红霞灿烂，她的用词极生动：“早上烧霞，等水烧茶；晚上烧霞，热得直哈。”霞红得热烈时，看上去像在燃烧，“烧霞”这个词非常形象。“哈”呢，是我们当地的土语，形容一个人伸着舌头喘不过气来的样子。你只要想象一下狗在盛夏拖着长舌头“哈哈哈哈”喘息的狼狈模样，对这个“哈”字就该有比较精确的解读了。
我妈妈不赞成我外婆过多地使用这些谚语，她说这里面有很多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东西，而这两种主义都是革命运动中要批判和反对的。“你不能毒害小米，他没有识别能力。”我妈说。
我外婆很生气：“怎么是害了他？有哪一句是错的？老辈人传下来的话，句句是真言。”
接着她吟出一句：“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我妈妈就被彻底地噎住了，再也无话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