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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年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拉开了中国历史波澜壮阔的一幕。30多年来，中国历史之所以伟大，不是哪些会议策划和设计的结果。相反地，正是历史的伟大成就了这些会议。
“改革”是个充满了历史趣味的词语。早在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为了加强国力，下令让百姓从传统的汉服长裙改穿胡人的短衣长裤，学习骑马射箭，这就是著名的“胡服骑射”。由于胡人服饰多为皮毛皮革，从此“改革”一词就入了大雅之堂，成为“变革”“革新”的代名词。
从1978年开始，中国进入了一个水流湍急、惊涛拍岸的时代——数十年高达两位数的高增长率；从1.8%到12%的全球GDP占比；从阡陌纵横的村镇小城到高楼鳞次的摩登城市——在30多年的历史风云中，“改革”毋庸置疑成了最激荡人心的话题。
而历史也不负众望地显示，在“改革”和“开放”的大背景下，整个社会迸发出巨大的创造力和热情，令人惊奇地实现了社会主义框架内相当程度的市场化转型，使得一个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大国从贫穷萧条转变成为最富活力的市场经济体之一。
小岗村、莫干山、巴山轮、深圳特区、1992年南方视察……对这些历史名词的缅怀难免让人血脉偾张。1978年开始“拨乱反正，改革开放”；1984年正式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方针”；1993年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2013年强调“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每一次都表明，领导层力图以务实的态度来实现他们带领这个国家的人民走向繁荣富裕的承诺。
这样的历史体验，自然让人们不免对每一次大会、每一次决议满怀期待。尤其在当下，不均衡的经济发展伴生着的贫富差距拉大、庞大既得利益的固化，以及权力滋生的腐败，更让人们产生了回到历史源头“重启改革”的憧憬。然而人类有时很容易被似是而非的逻辑误导：30多年的中国历史之所以伟大，不是哪些会议策划和设计的结果。相反，是历史的伟大成就了这些会议。因此，我们要追问的命题应该是：究竟是什么成就了这段历史的伟大？
以史为鉴，就必须溯源而上，追究湮没在历史细节中的关键。如果能暂时抛开人类自身对历史和精英的天生迷恋，认真地审视刚发生过的一切，我们会发现：从1978年开始的这一段历程，其实并不是一个宏大雄伟的叙事篇章，而是一个自下而上、再自上而下的渐进学习的过程。这个过程中有一个被坚持却没有得到明白阐述的原则，即整个国家在经济生活中重新努力向“世俗理性”靠拢。
所谓世俗理性，简单地说就是从生活经验的“俗”出发，以“士”的方式加以诠释固化而成“礼”。根本上就是基于现世社会的实用主义。由于文明的早熟，中国从来是世俗文化的原乡，被称为“精英”的士大夫阶层，也从来都是实用理性的贯彻实施者。对此，最坦率和最精辟的表述就是明清理学家们提出的“百姓日用即道”。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一直贯穿着这个民族几千年的历史，直到近现代被一连串的激进主义的革命所中断。
要注意的一点是，中国共产党在早期阶段，尤其是延安时期的施政方针，是最具世俗理性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打土豪，分田地”都是实用主义的精彩表达。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建国初期，直到50年代末期为“大跃进”所中断。及至60年代，由于急切要摆脱积贫积弱的旧时代，中国社会彻底切断了自己的文化传统，替而代之以更为激进的理想主义和意识形态。从农业合作社到“大跃进”，到砸碎一切的政治暴力，暴风骤雨式的革命理想取代了务实和理性的世俗理想。当时极具代表性的语言“人定胜天”，和传统中的“百姓日用即道”恰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而始于70年代末期的改革，恰恰是世俗理性的回归。这一点，从1978年年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便初见端倪。当“实事求是”这四个字被定义为重新解读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时，很明显，“实际”“实用”已经取代了狂热的极端理想主义，成为衡量“事实”的价值判断标准。这一价值取向，在接下来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中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和大多数人想象的不一样，这份被视为中国历史转折点的纲领性文件其实并没有给出关于改革的路径设计和宏观战略，它只指出要“多方面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
执政党领导层明白自己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未知数，因此不轻易划定界限，而愿意将一切放在实践的检验中。这分寸把握间透露的政治智慧，的确是中国世俗理性传统的一次生动诠释。而重回中国政治舞台中心的邓小平，更是中国世俗智慧的大师级人物，他的许多言论至今广为流传，比如“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摸着石头过河”，都充分体现了实用主义的精髓。
在改革的前20年，不管是领导层在执政实践中体现的灵活性和适应性，还是普通百姓在相对宽松环境下的行为实践中发挥出来的创造性，实际上都在对世俗理性做最好的诠释。
土地制度的变化就是其中的典型表现。1980年，城市土地仍然被明确规定是全民所有，不允许流通转让。当外商开始成规模地进来投资设厂时，问题出现了，建厂房要地，但地找谁要？又怎么要？领导层没有关门搞头脑风暴，而是观望四周，于是深圳特区的经验便进入视野，把土地的产权和使用权从概念上做切割，以使用权的名义将地租赁给开发商。这一举措，由于可操作性强，迅速在各地流传开来，直接导致中国引进外资的一个高潮。而土地使用权租赁的相关立法，一直到1987年才被通过。
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企业股份制改革也是这样一个路径。当政府和经济学家们还在为产权问题争执不休时，山东一个不起眼的小城——诸城，已经将其288个国企中的272个完成了股份合作制的改造，然后一些中小型城市，如广东顺德、四川宜宾、江苏南通等，也实施了类似的改造。而同期拥有众多大国企的上海则走了另一条路径，成立政府代理机构“国资办”，以有政治约束的政府出资者身份出现，直接管理国有企业，省去了很多烦琐的审批手续，提高管理效率，以很低的政治成本暂时解决了国有企业“所有者缺失”的问题。诸城和上海的实践最终被采纳认可，这也就是1998年朱镕基任上“抓大放小”国企改革思路的来源。这些举措都没有一个“纲领”来指导，而是在基层慢慢摸索试错，逐步渗透推广起来的。也许会有人指责这样的改革是妥协的、不彻底的，然而，在一个充满制度和意识形态摩擦的世界中，如果没有实用主义的草根性和柔软身段，改革的最大可能性是以夭折告终。
世俗理性的根源就是人类承认自身知识的局限，不轻易以一己之见来做普世真理。如果以时间纵轴看历史，我们会发现一些惊人的相似：老子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王阳明谓“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毛泽东提出“实事求是”；邓小平要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从时间的横轴看世界，我们同样会发现一些有趣的巧合：亚当·斯密提出市场是人类社会资源配置中“看不见的手”；马歇尔认为市场资源分配的根本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市场均衡价格；哈耶克论述计划经济的假设前提就是有一个“全能全知的价格计算系统”来设计经济运行，而市场价格则是通过汇集各种不同信息，来实现社会经济资源配置的优化。有时候我们不得不敬畏人类智慧的共性：跨越巨大的时间空间沟壑，古老的东方政治哲学思想和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以一种奇怪的方式相融、相通在一起。
承认认知局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对于在权力架构上层的领导者来说。这一点上，改革早期和中期的中国领导层尤其显得可贵。他们坦诚地表示自己在市场经济建设上的经验欠缺，对于如何领导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进行社会主义框架下的市场经济改革，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模式可循，更无从制订周详的计划。所以他们以基层实践作为自己制度变迁的法则。幅员辽阔的人口大国最大的特征就是多样性：不同的气候、语言、风俗和经济环境，信息不对称几乎是必然结果。然而，对于每个微观的个体（家庭、企业、地方等等）来说，改善生活是本能的追求，一定会有人因地制宜地想办法，这差不多是经济学中给定约束条件利益最大化的现实应用。而在国家层面，最优的选择则是支持和保护好这些改革的外部环境，疏通引导这些自发改进措施，提炼出更有普遍意义的政策立法。这种改革的思路，恰恰和我们文化传统中的世俗理性一脉相承。
从2003年开始的这十年，被普遍认为是改革陷入僵局的一个时期。为什么有宏大的目标设计却成了“失落的十年”？归根结底，是过度自信于已经取得的成绩，急切地要总结和设计未来长远发展的路径，忘记实践的真知从来就扎根在基层。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有乌托邦式的美好，却终于被高高举起又轻轻放下。
哈耶克有一个词叫作“致命的自负”，用来描述计划经济“中央设计者”所假定的全能全知，这正是计划经济失败的根源。而市场经济得以存在的终极原因则是个体，甚至集体的认知局限。我们面临的危险是，当已经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功时，我们可能以为自己已经找到通往真理的唯一道路。激进的“市场主义”者急切地要通过“理性设计”改变现行市场的不完美，同时绝对的“现实主义”者宣称已经找到人类历史上最完美的制度构架，无论是哪一种观点，都不过是“致命的自负”在不同意义上的表述。
市场经济不是一个封闭的静态过程，而是一个开放的集体学习的演变过程。到今天为止，我们对于如何在一个全新的情况下建立市场经济仍然知之甚少。我们所知道的这样那样的理论和观点，都只是代表了我们对历史和未来的某种理解。太过执拗，其实是忽视了我们对于历史和未来的无知。如果我们肯正视自己的无知，那么我们也许能承认，“摸着石头过河”所代表的世俗理性其实比“顶层设计”的精英理性要来得实在、可靠。当形形色色的学者专家凭空畅想种种“政策走向”，提出关于“土地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金融体系改革，解决小微企业贷款难问题”的建言时，成都的“地票”改革早已跨过了土地流转的门槛，而以支付宝、余额宝、蚂蚁小贷开启的“互联网金融”已经一骑绝尘，渗透千万寻常百姓家，并以细雨微风之势，润物细无声地改变着中国金融业的版图。
事实上，底层的实践者总是比顶层的设计者要更早、更快摸到石头。如果领导层真的践行他们承诺的“实事求事”和“群众路线”，他们会发现，社会生活的实践远远比我们所知道的要丰富和深刻，在现实世界里发生的一切问题差不多都可以在现实世界里找到答案和解决办法，领导层所要做的，不过是对众多底层实践进行去粗取精的筛选，并将其纳入合法化的框架内。这正是历史告诉我们的：成功的改革，其实是最朴素的世俗理性原则——“百姓日用即道”——的适用。
改革，不一定要宏大的框架。最需要的是顶层对基层突破性甚至挑战性的尝试、摸索等生动实践的宽容和认可。改革，是一个自下而上、再自上而下的渐进学习的过程。这个开放系统的学习过程一旦停止，再宏大的设计也终会镜花水月，缘木求鱼。
在《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中，百岁的罗纳德·科斯写道：
……由于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和政治体制，中国的市场经济一定会保留中国特色……然而这并不意味我们对现行的中式市场经济无条件地捧场，它仍有太多的缺陷和不足。但与此同时，我们应当抵制我们自身排斥异己的人类本性。开放的社会因多元化和包容性而繁荣发展。自我强加的制度划一和组织僵化曾经将看似强大、不可阻挡的社会主义列车陷入泥潭。如果我们能从社会主义的历史中学到经验的话，那就是应该鼓励和颂扬多元化，而不是警惕和怀疑它。
未来是不确定的，谦卑是更好的学习。鉴于这个民族已经凭借实用主义的精神走过了千年，鉴于我们的执政党在“世俗理性”上有过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也许我们可以谨慎地乐观期待未来。科斯看好中国，我们当然希望他是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