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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们来说，“香港”是一段集体的青春记忆。而对于本港人来说，香港却是历史、现实和未来。追溯香港经济史，今日香港，何去何从？香江日夜奔腾，仍旧无言。“一个人，一个城市，一个时代，都终究是过客。客途秋恨，也许恰恰是香港的旅程和宿命。”
对于我们这一代的人来说，香港几乎是带着“乡愁”的一个词语。发哥、星爷、Beyond、劲歌金曲、庙街、古惑仔、永远的古（龙）金（庸）江湖，还有义顺的冻奶、尚兴的螺片、陆羽茶室的南北杏猪肺汤，至今仍是最爱。虽然这两年发生的很多事情难免伤了些感情，但其实我们心里还是惦记“我们的周星星”，也还是爱着曾陪伴我们整个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那些人物故事。
说起来，香港也是个奇异的存在。一个仅有约1104平方公里土地、700余万常住人口的狭长半岛，却是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也是亚洲的贸易、航运、服务业中心。从我个人的感受来说，香港是个平民作风浓厚的城市，有很强的商人文化传统。从中环大楼里走出的衣冠楚楚的金融才俊们，转个弯，出现在破旧狭小拥挤的茶餐厅里，却有种奇怪的和谐感。我一直以为，这种“平民精神”和商人传统，是一个地区和国家发展贸易金融所需要的基因。
回头想，世界历史上几个大的金融中心，莫不具备这种平民主义的传统。荷兰最早出现现代金融业，纽约成为世界金融中心，皆多少受益于此。即使是印象中最讲究血统的英国伦敦，其实也是14世纪欧洲自由主义起源的中心之地。
早在公元前214年，秦平百越之地，香港被纳入大秦版图，属南海郡。此后辗转历代，始终在我国辖区之内。1662年（康熙元年，应该还是鳌拜当权期间），清兵入驻新界，乡民从此蓄发留辫，成了大清子民。一直到1842年中英鸦片战争之前，香港还只是一个荒岛，零散地住着一些渔民和村夫。鸦片战争以清廷溃败告终，1842—1898年间，香港全境（港岛、九龙、新界三个部分）陆续被英国租借，从此开始了长达百年的英殖民地时期。
19世纪是大不列颠帝国的黄金岁月。在“日不落帝国”的全球梦想中，香港是远东地区的枢纽——四季不冻、港阔水深的维多利亚港，是发展其远东贸易的最佳选择。在租借港岛的第三年（1845年），英国就在香港开设了第一家银行（金宝银行）；1853年，英国渣打银行取得香港的货币发行权，随即在1859年开设了分行（代行了部分央行的职责权力）；1865年，英美德等国家在香港合创了汇丰银行。
与此同时，贸易洋行也逐渐在香港站稳脚跟，英资的怡和、宝顺，美资的旗昌都盛极一时——金融和贸易，这一对天生的好基友在香港开埠之初，就在这个小岛上埋下了种子。
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人口的繁荣和流动。和绝大部分王土王臣不太一样，“香港人”这个概念是开埠以后才形成的。开始时，涌入的多是流落的渔夫乡民，难得有几个识字的。“士农工商”的礼教传统观念本来就不浓厚，大家都是为果腹食而来，进洋行那是最高理想，从事与洋行相关的服务业（餐饮、休闲娱乐之类）也算得上体面。所以说，香港的市民气质是有深刻的历史和经济根源的。
说到香港，难免想到上海。沪港两城之间，一直有相爱相杀的暗流涌动。1891年，香港历史上第一个证券交易所（香港会）成立，不过发展一直非常缓慢，远远落后于同期的上海。
这一时期的上海，既借助洋务运动的开展，又得益于处于长江三角洲腹地的天然优势，到19世纪中后期时已经形成颇具规模、辐射全国的金融市场。在香港会成立的同年，西商上海股份公所（1904年更名为上海众业公所）也成立了，并很快成为远东最大的金融交易所。辛亥革命以后，上海远东金融中心的地位被当时的国民政府再度加强——中央银行定址上海，同时（最大的两家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总部从北平迁往上海。
一直到1949年之前，香港的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业的发展，无论规模、实力，还是影响力，都无法望上海之项背。然而1937年上海沦陷，大批银行家和商人纷纷南下，香港的民间财富陡增，海派文化也一并南下，糅合在香港根深蒂固的市民文化和潮汕传统中，开始形成一种似雅又俗、亦谐亦痞的港派文化。沪港两地之相通相生，大抵在这个年代开始变得日渐频繁。
20世纪40年代后期，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溃败，沪上资本开始大规模地涌入香港。据不完全统计，从1948年开始到50年代初期，上海（包括长三角地区）移民带来的财富占当时香港社会总财富的一半以上，包玉刚、董建华都是当初这些上海移民的后代。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急速涌入的人流和财富改变了香港的社会结构——华资迅速崛起，在经济上渐渐形成能与外资分庭抗礼的力量，华人群体的文化程度大幅提高，从而保证了华人社会文化传统的完整，也抚平了不少殖民地式的割裂。
进入冷战年代后，内地的新生政权在内外双重的压力下关上了国门，从此与正在急速变化的“外面的世界”隔绝。“大上海”顿时沉寂。这一沉默就是半个世纪。
而这次，历史的翻云覆雨手，恰恰成了香港繁荣的起点。
战争的灰烬给香港带来了资金、设备、专业人才和大量人口（1949年之前香港人口大约50万，1949年后涌入的难民达到100万左右，1949—1978年间“非法”移民又达到100万左右）。50年代后期，香港开始步入快速发展的轨道。电影《雷洛传》描述的大体就是那个年代香港的“野蛮生长”——糅合着“黄赌毒”的中小商业繁荣，人口膨胀推动着楼市启动，充满赌性和投机欺诈的证券市场，洋资和华资的明争暗斗——整个城市充满了赤裸裸的欲望和张力，既生机勃勃，又沉沦叹息。
繁荣时期（旧）上海的支柱工业、纺织业，成了香港的第一桶金。1953年，美国允许港制品输入，并成为港制品最大的出口市场。香港纺织业从业人员达到60多万（占当时香港人口的20%以上），纺织品和成衣占本港出口产值的50%以上。中小型的成衣厂和商贸行遍布全港。这种盛景一直持续到70年代末内地改革开放。在亦舒
的好多部作品中，这种场景都一再出现——无论是独立上进的新都市女性（《流金岁月》蒋南孙），还是艳光四射的淘金女郎（《叹息桥》李平），都成长和浮沉于香港“大堆乱糟糟的布板、面料、样品”之间。（忽然想起一个有趣的细节，这些书中的女孩子，籍贯都是上海。而作者亦舒也是生于上海，5岁才随家人南迁来港。她的哥哥倪匡，也是香港有名的才子——《卫斯理》科幻系列的作者。）
整个60年代，香港的经济增长速度为12.7%。到1969年年底，香港的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从1961年的412美元上涨到829美元，和内地1992年（417美元）到1999年（865美元）的水平相当。与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史一样，对财富的渴望化成港人源源不断的动力。港人的勤奋搏命和敬业精神，在这个时期已经成为城市的标杆。
经济的繁荣推动了香港文娱业的发展。海派文人文化和潮汕市民文化的影响尤其深远，南方式的精致与讥诮，文人的敏感与细腻，以及时局动荡中底层生活之艰辛，殖民商业都市的冷漠与金钱至上，再加上一些“客途秋恨”的寻根宿命感——这些毫不协调的元素在急速变化的时代中，以一种奇怪的方式被解构和重组，构造了一套非常独特的香港文化和语言体系。“小人物”的自我奋斗、自我调侃和自我救赎始终是香港文学影视作品（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灵魂。这种上进、挣扎和困惑的状态，正是东南亚以及内地自20世纪60年代到21世纪初陆续走过的心路历程。
细想起来，香港的文人更像商人——文字是商品，是要用来养家糊口的产品。港人实际，连文学作品也要求“量大价平味美”。所以金庸的作品是报纸副刊的连载，以“好看”和“受读者欢迎”为第一要务。亦舒、倪匡、黄霑、林夕……无一不是“接地气”的营销高手。
20世纪60年代末期，香港已经从转口港成功转型为出口加工制造加贸易航运中心。但是，金融（服务）业还不是主业，证券市场也处于蛮荒纪元——整个市场上交易的股票只有数十只（主要是英资的汇丰、置地、九仓、太古船坞等），经纪几十人，流动性极度匮乏。1961年，香港股市交易额曾一度突破10亿元大关（约合14.14亿港元）。这一历史新高主要是怡和洋行（香港历史最悠久的英资洋行）上市所致。怡和控股发行90万股，每股16元，超额认购达到56倍，开市价即达31.25元。然而第二年，交易额又回落到8亿以下。随着越南战争、中东战争的爆发，英镑贬值，本地的银行发生挤提事件，股市交易额一路下滑到4亿港元。
市场之缺乏深度，可从一个小事上看出端倪：当时的“经纪”是一门垄断性的职业，佣金大约在0.75%～1%。客户要参与到证券市场的交易中，需要向“经纪”的“跑腿”下单，这些“跑腿”用自己的资产担保其客户，然后才可透过经纪进行买卖。
然而，曙光已经隐约出现。
60年代香港混乱的社会秩序，尤其是1967年的市民暴动，使得港英政府决定调整政策，一是零容忍地打击腐败，整肃警队（后来香港TVB剧集里神通广大的廉政公署就正式成立于1974年。当年廉署招募大学毕业生，提供的薪资达到6000港元一月，相当于一个普通白领的10～20倍）。“廉政风暴”过后，香港政府逐渐转轨为现代化、透明化的高效政府典范，法治社会雏形渐现，为后来进一步的金融贸易自由化打下了坚实的制度基础。二是开始重视民生建设，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强化华人参政。这一系列政策的效果极其显著——香港经济增速进一步加快，华资迅速崛起，开始在房地产和金融业初显峥嵘。
1969年12月17日是香港金融史上值得铭记的一天。由华商李福兆牵头筹备的“远东交易所”（远东会）正式开幕。这是香港第一个专门以华人为服务对象的证券交易所，打破了外资在证券市场一统天下的格局。以此为起点，香港的证券市场进入了群雄逐鹿的“四会时代”：1969年成立的“远东交易所”（远东会），1971年成立的“金银证券交易有限公司”（金银会），1972年成立的“九龙证券交易所”（九龙会），最早的“香港证券交易所”（香港会）。四会争相放宽上市条件，争取上市企业，同时经纪行业的竞争性大增，下调佣金，提供保证金（香港称“孖展”，英文为Margin）业务。
与此同时，香港开始实施“十年建屋计划”（1972年）和“居者有其屋计划”（1976年），土地价格开始上涨，房屋产成了新兴的商业活动。除了银行信贷业务外，按揭服务又成为新的金融业成长点——不断攀升的房屋价格反过来再刺激投资的需求。金融业和房地产业之间形成正向的螺旋，这股强大的力量，推动着香港从制造业迅速向金融服务业转型。
70年代开始，全球兴起了一股放松金融管制的“自由化”浪潮，资本市场的全球化和一体化成为不可逆的趋势。1973年，香港解除外汇管制；1974年开放黄金市场（黄金进出口自由）；1977年建立商品期货市场；1978年放开外国银行在港设分行条件，开放银行牌照；1978—1982年间彻底实现资本进出自由——香港成为名副其实的“自由港”。政策上的壁垒完全被清除，辅以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以及前20年打下的工业贸易基础，此刻的香港，已经和世界站在同一个水平线上。
对于香港来说，70—80年代似乎是为她量身定做的时代，每一次的浪潮，香港都稳稳地立于浪头之上。1978年中国内地正式实行经济改革并逐步开放全球贸易。超过10亿人口的庞大市场，近乎封闭的经济环境，对任何掘金者来说都是巨大的诱惑。然而，意识形态的分歧使得两边都小心翼翼——城外面的不敢冒进，城里面的也不愿造次。香港和香港人充当了最好的试验田和润滑剂——天然的血缘地缘关系使得港人对内地的政治语言体系并不陌生，内地对香港的资金也少了几分戒备。
改革开放早期，在对中国的海外直接投资（FDI）中，港资一直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这是一个绝对的帕累托改进：内地快速复制了香港模式，出口加工业从珠江三角洲向广袤的内地拓展，最终创造了一个“中国制造”的时代——在中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之前，如此巨大的产量和市场，使得香港的地位变得格外特殊。借此东风，香港顺利完成了产业的升级换代，同时顺理成章地成为国际资本进入中国内地的桥梁——各大国际企业和金融集团纷纷在香港设立亚太总部。香港毫无疑义地成为亚太地区的金融贸易航运中心，风头一时无二。
1986年，香港证券市场的交易额已经从1969年的25.46亿港元攀升至1231.28亿港元。四大交易所的春秋战国时代也终于走向了尾声。1986年4月2日，香港证券市场结束了“四会时代”，合并后的香港联合交易所（联交所）成为香港唯一的证券交易所。联交所全部采用电脑辅助交易系统进行买卖，极大地提高了市场交易的透明度，降低了监管的难度。交易秩序的公开化，进一步推动了香港金融体系的国际化。同年9月22日，联交所获接纳成为国际证券交易所联合会的正式成员。至此，“纽伦港”（纽约、伦敦和香港）的雏形浮出水面。金融业和相关服务行业成为香港的支柱行业。
从1970年到1994年，香港的人均GDP从925美元上升到21421美元，期间始终保持着两位数以上的增长率（1985年除外），其中1979、1980、1981、1984各年的名义增长率更分别高达31.3%、27.4%、20.6%、20.5%。那是一个遍地是黄金的岁月，香港人跑马、跳舞、喝下午茶、说牛津腔英语、出国旅游……样样透着矜贵和纸醉金迷。
难怪在1992年的时候，有一首叫《我的1997》的歌曲风靡了大江南北，歌里唱：“香港，香港，怎样那么香？让我去花花世界吧，给我盖上大红章！”
香港的时钟在1996年以后慢了下来。
数据不会说谎，从1997年到2010年的14年间，香港人均GDP从27170美元缓慢上升到31758美元，14年的名义增长率为21.4%。这14年期间有过几次不可控的外生冲击，比如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后，香港1998年、1999年连续两年负增长（–5.3%，–2%），人均GDP下降到24716美元。2003年再遭“非典”一劫，当年负增长3.3%。但是对比一下同在“亚洲四小龙”中的新加坡，就难免让人有唏嘘之感。
作为典型的港口经济体，香港和新加坡具有很高的可比性。截至2014年，香港土地面积为1104平方公里，人口近700万，新加坡领土面积大约707平方公里，人口500多万。两者的发展路径非常相似，从简单加工贸易转型为金融服务业。1997年，新加坡人均GDP为26158美元，略低于香港的27170美元。然而到了2014年年底，这两个数字分别是54776美元和37777美元——新加坡的人均GDP比香港整整高出83%！这个差距中有很大部分可能来自汇率（从2004年到2014年新币对美元大约升值30%左右，而香港实行与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度，美元兑港元被锁定在7.8，因此新加坡的美元GDP显得更高）。不过，即使扣除汇率“溢价”的部分，新加坡这些年经济增速超过香港也确实是不争的事实。
再看上海。自从1992年浦东开放以来，良好的历史沉淀，长江三角洲的快速发展，以及国家的政策支持，使得上海的“满血复活”比所有人预料的都要快得多。20年间，世界500强企业纷纷落户上海（浦东），2010年，上海GDP总量超过香港，之后总量上的差距逐渐拉大，而人均差距逐渐缩小。同时，人民币对美元的走强使得人民币对港元的相对购买力上升。此消彼长，一直保持着优越姿态的香港逐渐迷茫，终于感到了不知所措。
资料显示，从2001年到2014年，香港家庭收入（中位数）从25.2万港元上升到27.48万港元，增幅为9%左右。2001年本港大学毕业生（入职）月薪为10000元港元左右；2014年，这个数字几乎没有变化。而同期港岛50平方米的公寓售价从195万上涨到650万港元左右（九龙同等面积的公寓售价从大约140万港元上涨到540万港元），增幅均超过200%。此外，同期港元兑人民币的汇率从1.06左右下降到0.8，也就是相对购买力下降了25%左右。
很多新世代的香港居民只能在电影小说和父母的回忆中回想那轻歌曼舞的年代。每一个九龙大角咀的麦兜们，出生在港式黄金岁月的余晖中，上学、工作、希望、失望……和绝大多数草根阶层的命运一样，他们长大后发现被生活的空间和“鸽子笼”压得喘不过气，日日奔忙，承受压力，却终于成为“负资产”的“失败者”。纵向比是本港的黄金时代，横向比是中国内地和新加坡令人目眩的增长，而自己极目四望，发现高昂的房价、多年如一日的薪资和乏力的经济增长已经像低垂的天幕，纵然如何努力，也压垮了上升的通道——苦闷和绝望像瘟疫一样，蔓延在香港社会的底层和中层。
这种情绪在文化上也表露无遗。颓废、怀旧式的自嘲取代了自我奋斗和救赎式的调侃。尤其近10多年来，与内地文化上的疏离、制度上的隔阂、语言体系上的分歧，随着双方关系与地位的微妙变化和“话语权”的转移，一点一点累积成了巨大的张力。本港人从《狮子山下》唱到了《喜帖街》，从“无畏更无惧，理想一起去追”终于走向了“忘掉种过的花，放弃理想吧”。
这个话题说起来如此复杂和沉重，我不敢妄言。不过，仔细想想，世界所有大都市的兴衰其实都有一些历史的因缘际会。香港也不例外。回看历史，香港第一次起飞在20世纪40—60年代，靠的是出口加工业，一来和内地的政权更迭不无关系，二来赶上了战后西方经济复苏、欧美市场大开的历史机遇。第二次飞跃，也就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点石成金的岁月，更是几个大的历史机缘的结果。
一个是深层次的内因，也就是我们一开始讲到的，香港和内地所有的城市有根本性的差别，她地处半岛，地形崎岖，资源匮缺，入不了“达官贵人”的法眼，却因此“边缘生长”，长出了一种极具韧性的“平民精神”和商人文化，这种传统恰好和现代法治社会的契约精神不谋而合，为现代金融业提供了良好的土壤。而英属殖民地文化的影响，也使得香港在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毫无困难，基本没有遇到制度和文化上的阻力。
外因则比较复杂。首先是始于20世纪70年代、盛于80年代的全球金融自由化浪潮和发展中国家（地区）的崛起。港英政府在这一波浪潮中的表现可圈可点：迅速清除所有的政策壁垒，利用香港的区位优势，打造金融贸易自由港。然而，金融贸易的自由化需要一个庞大的市场吸收，单靠香港这样的经济体量很难独擎一片天。正在此时，内地适逢其会的改革开放为香港自由港在亚太地区中心地位的确立提供了巨大契机。同时，自1978年以来内地经济的高速增长又为香港的资本提供了绝佳的回报率——而这样的历史机遇，比如像十几亿人口的市场从封闭到开放的进程，几乎是不可复制的。
某种意义上说，维多利亚港湾孕育出这颗东方之珠，是多种内生和外生因素碰撞的结果。有必然，也不乏偶然。
然而，时代的变迁如同自然界的法则，不随人们的意志转移。1997年，内地的GDP总量为2659.26亿美元，香港是1773.53亿美元——香港和内地的经济体量在一个数量级。1998年开始，内地进入长达15年的“两位数”增长时代，到2014年年底，内地GDP总量为10.36万亿美元，是香港经济体量（2736.67亿美元）的38倍左右。即使只从城市角度比较，上海、北京的经济总量也相继超过香港——香港的人均富裕程度当然仍然远超内地，但从体量和影响力的角度来说，两个经济体之间的“共生”关系已经不复存在。
以市民最关心的证券市场为例。作为亚太地区的金融中心，香港金融市场的全球化、专业化程度是毋庸置疑的。而金融市场的起伏也直接关系着香港的经济状况和港人的就业水平。即使在这个充分国际化的市场上，“内地资本”的影响也举足轻重。截至2015年2月，中资股
在香港主板的数目为347，市值占比为43.24%，交易量更占到55.15%，上证指数和恒生指数的相关系数（2003年至2015年2月）高达0.78。而仅仅20年前，对于香港来说，这些数字都微小得几乎可以忽略——1993年，中资占香港股市的份额大约为6%。“港股A股化”这么标签化的词语也许是言过其实了，但从中长期来看，尤其在内地放松资本管制后（如2015年证监会开始“允许公募资金投资港股”，保监会“允许保险资金投资香港创业板”），如果没有强大的外因干扰中断，香港资本市场的“中资化”将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这就是历史造就的现实。1996年以后，随着内地对“进出口权”的放宽和调整“出口配额制度”，香港的增速开始进入下行通道。2003年更是历史转折点——中国加入WTO，与世界不再保持着“一臂间隔”，这意味着香港特殊地位就此结束，转口贸易的下滑不可逆转，金融机构和国际资金直接进入中国内地的趋势也不可逆转。除此之外，金融、航运、贸易等几乎所有的传统优势产业，从对“内”来说，香港都面临着来自上海、天津等港口城市的竞争——这些城市，除了有巨大的人口红利之外，都背靠一个广阔的经济区域（长江三角洲、华北经济带）。而香港所在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来自深圳和广州的竞争（尤其是深圳）也日趋激烈。对“外”而言，新加坡除了地理位置外，在“软实力”——比如良好的法治环境，高效透明的监管体系，成熟的投资者构成等——方面也完全不逊于香港。
香港仍然是香港，而世界已经不是昨日的世界。
历史卷轴已经翻过。2015年冬天我在香港，和往常一样在街头闲逛，累了，到置地广场一楼的咖啡厅歇歇。一抬眼，隔壁桌是吴君如，修着短发，妆容精致时尚。我隔着桌子看了她半天，眼前却浮现出的是“韦春花”（电影《鹿鼎记》），夸张的满头玉翠，摇头晃脑而来，却扑腾一跤，恰恰摔在我们嬉笑怒骂的顽劣岁月里。那一刹那我忽然意识到，对于我们来说，“香港”是一段集体的青春记忆。而对于本港人来说，香港却是历史、现实和未来。
历史发展是个路径相依的过程——香港的地理位置（三面环海）和历史渊源决定了它和内地经济之间的依存关系。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房地产曾刺激了香港金融服务业的发展转型，但也在一个仅有700万人口的港口城市经济体中埋下大地产商垄断的导火索。尤其在经济下行的时期，垄断式的畸高房价逐渐成了一辈子悬在普通港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根据英国《经济学人》2015年的统计，香港已经成为全球“裙带资本主义”最严重的地区，财富集中度逐年上升，已经超过80%，社会阶层流动性急速下降。中下层的生存压力越来越大，从而引发了与内地之间的对立和裂痕。而这种裂痕被政治命题包装加工，又反过来阻碍香港继续以其柔软的身段和灵活的机制充当内地与世界的润滑剂——而这恰恰是香港成为“东方明珠”的最大优势所在。
“如果对于明天没有要求，牵牵手就像旅游”，那么挥挥手我可以轻易告别这个城市。而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本港青年来说，这仅仅700万人口，1000多平方公里的小岛，却是他们无法逃离的原乡。
香港该何去，该何从？香江日夜奔腾，仍然没有答案。
我第一次听到《客途秋恨》是张国荣唱的南音，说的是一个书生谬仙与妓女麦秋娟的爱情。哥哥一句“凉风有信，秋月无边……况且客途抱恨对谁言”，唱得荡气回肠，我却怎么听也像是一个关于“追寻”和“惘然”的独白。1990年，许鞍华借用了《客途秋恨》的题目，讲述了一个“本是客途，终成归地；遥望国家，又添秋恨”的故事。1999年，施淑青在她的《香港三部曲》
中，又让主人公用这首地水南音来叙述自己的生平，也叙述着香港的生平。也许“客途秋恨”，恰是香港的旅程和宿命。
写到这里，窗外暮色渐起，西山隐约可见。忽然觉得，一个人，一个城市，一个时代，都终究是过客。耳畔隐隐传来罗大佑苍凉沉郁的声音：
小河弯弯向南流，流到香江去看一看，东方之珠，我的爱人……每一滴泪珠仿佛都说出你的尊严。让海潮伴我来保佑你，请别忘记我永远不变黄色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