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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头看，虚拟账户真是救了我们的大命。
——倪行军
虚拟账户体系是蚂蚁金服发展历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也是支付宝区别于很多其他第三方支付公司的关键。有了虚拟账户之后，支付宝的支付效率得以大大提升，而与此同时，虚拟账户又使用户的交易数据得以沉淀。正因为有了数据，今天的蚂蚁金服才能更好地了解用户的需求，从而提供智能化的服务。
担保交易爆发性的增长也为支付宝带来了“幸福的烦恼”：结算量上升之后，结算效率的问题出现了。
当时，支付宝是以“担保支付”的功能出现在淘宝网上，除了少部分买家在线支付外，大部分买家仍通过银行、邮局汇款等方式付款，他们将钱打到支付宝在各大银行的对公账户上，然后由支付宝作为中间人协调交易进度。
淘宝网负责结算的员工需要每天盯着公司的账户，每入一笔账都要以手工形式记录下来，再根据汇款信息里备注的淘宝ID（用户代号）和订单编号匹配买家的实名信息，核对后再通知卖家发货。但这样做也会产生问题，例如有的买家汇了款却没有写备注，有的买家虽然写了备注，但是经过跨行转账到支付宝账上时，备注信息没有了。这样，转过来的钱就无法和交易对应，淘宝也无法通知卖家发货，整个交易流程只能被迫中断。有时，为了找到付款的买家，老苗他们还在淘宝网首页挂出一个“寻钱启事”，但这样做的效果也不好，有时候找到买家了，商品却下线了。
说到这里，有必要回顾当时国内零售支付的环境。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央行对支付工具进行了全面改革，建立了以汇票、支票、本票等票据为主体的支付工具体系。其中，银行汇票和支票是使用最普遍的非现金支付工具。支票主要通过同城清算所进行处理，使用范围较小，而汇兑、委托收款、托收承付等支付方式的使用更为普遍。那时的银行卡大多数是借记卡，信用卡的使用量较小。进入21世纪，随着信息技术在金融领域应用的拓展，支付工具电子化趋势明显，银行卡普及率和支付产业的创新能力不断提高，预付卡、互联网支付与移动支付发展迅猛。
在担保支付诞生之初的2003年，央行的大额、小额支付系统还没有形成一定规模，银行体系支付结算效率还比较低。一旦涉及跨行转账，就需要客户将银行、卡号、姓名和开户行等信息填全，开户行甚至要精确到分理处，否则银行在“落地”时就找不到联行号，找不到联行号就进不了央行的跨行系统。因此只要有一个信息匹配不上，到账的时间就漫无边际，最长可能是三个月，有时还有可能被退回来，所以当时的出错率很高。
最初，支付宝员工将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对账上。今天在支付宝大楼16层的大厅里，还专门展示了一个笔记本，上面用手工记录着2005年以前各家银行交易处理的异常数据。起初，这种人工的方法还可以维持，但随着交易笔数的增加，这项工作变得越来越困难。
买家备注信息不全只是影响交易效率的一个方面，由于支付宝当时是通过其在银行的对公账户向卖家付款，对公账户开户行工商银行的交易处理能力也很重要。
为了得到银行的支持，2003年10月，淘宝网负责人孙彤宇带着财务总监念慈等几位同事，来到工商银行杭州分行西湖支行，找到了该支行个人金融部的负责人。
这次见面开启了支付宝和工商银行的合作。当时，在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中，工商银行在创新方面总是领先同行。这家现在被称为“宇宙行”的商业银行当时就是同行模仿的对象，而工商银行杭州分行西湖支行在工商银行系统内非常有名。地处浙江省省会中心城区的西湖支行，赢利能力、业务水平和创新意识在工商银行系统内闻名遐迩，工商银行体系内很多干部都出自该支行，现在被人所熟知的就是工商银行现任董事长易会满，他的职业生涯就是从当时工商银行杭州分行西湖办事处计划处计划员开始的。
这位负责人把孙彤宇一行人引荐给了当时西湖支行的葛勇荻。那时，葛勇荻是西湖支行的大客户经理，同时负责电子银行业务。
2003年，银行的主要营收还是息差收入，支付结算只能算是边缘业务，更何况当时国家并没有对网上支付出台任何法律法规，这方面的业务定性还是一片空白。当时淘宝网刚起步，业务规模非常小，工商银行和淘宝网合作就要一切从头摸索，肯定要搭上人力、物力和时间。如果当时西湖支行只盯着眼前的利益，则其与淘宝网的合作并不划算。但葛勇荻和西湖支行的领导具备浙江人的营商远见。
葛勇荻觉得，淘宝网的业务量多少没有关系，重要的是先把业务关系建立起来。工商银行的电子银行业务始于1999年，当时葛勇荻在西湖支行负责电子银行业务的推介，但是这项业务一直不温不火。对葛勇荻来说，与电商网站合作也是一种尝试。
随后，工商银行和淘宝网的合作就开始了，最初的合作方式是工商银行帮助淘宝网提供网上支付的接口。
之前，银行中没有人真正跟大型电子商务网站合作过，也不知道这中间会出现什么问题，当合作真正开始后，葛勇荻发现，这项业务对银行来说是很大的挑战。因为一旦出现故障，葛勇荻就要马上和淘宝网沟通，可淘宝网那时候只有两条电话线，其中一条是客服线，一直打不通。所以，他就要隔三岔五地往淘宝那里跑，当时工商银行杭州西湖支行的办公地点在延安路，而淘宝的工作地点在城西的湖畔花园，如果路上堵车，来回就要一个小时。
在葛勇荻眼中，那时在湖畔花园办公的淘宝还不像“正儿八经”的单位，虽然办公场地很简陋，但是员工工作起来显得很开心，别看大家平时忙忙碌碌，也会抽空开个玩笑聊上几句。那时，办公室里的白板最引人注目，上面写写画画了很多密密麻麻的东西，很多业务的思考和讨论都在这上面呈现出来。
别墅二层的露台是吸烟区。葛勇荻就是在这里第一次碰到了老苗。多年以后，他依然记得第一次见老苗时的印象：“身体比较单薄，头发少，谈吐显得很资深，说起业务时总是娓娓道来。”
做过多年客户经理的葛勇荻很会察言观色，他喜欢与能力比较强的人沟通，老苗的沉稳持重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次去淘宝，他总是找老苗抽烟聊天，一来二去，两个人很谈得来。通过老苗，葛勇荻也了解了阿里巴巴和淘宝网的一些情况。
葛勇荻对淘宝网的业务模式很感兴趣，他隐约感觉到这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不久，随着淘宝网业务量的激增，他开始真正对这个合作伙伴刮目相看了。
此时，支付宝自身正在酝酿一次重要的创新。
随着业务量的增长，支付宝的转账成本迅速提升。当时，支付宝对公账户每转出一笔都需要手续费，2004年上半年，这个问题逐渐凸显出来，转账的成本越来越高，包括老苗在内的支付宝团队都在想用什么办法可以在提升结算效率的同时，降低公司的成本。想来想去，大家意识到，如果无法将零星的转账规模化，公司的转账成本就无法降下来。
在淘宝网创业之初，老苗除了做技术开发外，还做淘宝网的客服，他经常逛论坛来搜集用户的反馈。时不时就有用户在淘宝网论坛上留言：“你们淘宝网挺好，款别退了，搁你们那儿，反正还要买。”用户有将钱存入淘宝网的需求，可问题是，这些钱能放在哪儿呢？
这时，虚拟账户进入了老苗的视野。在2004年上半年，老苗和同事开始对虚拟账户进行认真的思考。学会计出身的他深知账户体系的重要性，当时他边做研发工作，边设计账户体系。在几个月的准备工作之后，2004年六七月的一天，老苗、蔡景现和淘宝网的另一位同事一起向孙彤宇汇报工作。
听汇报时，孙彤宇点了一根烟说道：“老苗，想法很好，但现在还不成熟，先将资料封存，暂停。”
“封存？”老苗瞪大了眼睛，满以为会获得全力支持的他，顷刻间被当头泼了一盆冷水。但老板发话，不理解也要执行。
其实，当时老苗还不知道，马云已经开始考虑将支付宝独立的事情了。
在虚拟账户这个想法被搁置后一个月，马云到广州见了阿里巴巴B2B公司广东销售大区负责人陆兆禧。
“老陆，知道PayPal吗？”马云一见面就问。
“什么？……”陆兆禧一头雾水。
马云一听，反而高兴了。他告诉陆兆禧，现在公司要做一个全新的东西，叫作“支付宝”，是通过担保交易的功能来解决淘宝买家和卖家的信任问题，而老陆就是支付宝的第一任负责人。
2004年9月，陆兆禧赴杭州上任，成为支付宝历史上第一任总裁，也正是在那时，老苗第一次见到了老陆。
直到今天，这次会面的情形还刻在老苗的脑子里。那时，淘宝网已经搬到了位于杭州西湖区文三路477号的华星科技大厦，孙彤宇把老苗叫到办公室，向他介绍了陆兆禧。孙彤宇希望老苗帮助陆兆禧把公司筹建起来，这时老苗才知道，老板不是不想做账户体系，而是想把支付宝从淘宝中的一个结算部门变为一家独立的公司来运营。
随后，一个由陆兆禧、蔡崇信、程英、老苗等人组成的支付宝筹备小组成立。虽然这个小组的成立时间很短，但是几个人还是利用这段时间讨论了一下公司未来的愿景和使命，并进行了业务上的分工。
葛勇荻也正是在此时第一次见到陆兆禧。作为工商银行专门负责淘宝网的客户经理，他之前主要和孙彤宇打交道，后来听说支付宝独立出来做，还有人专门负责，就赶来拜会了陆兆禧，两人的第一次见面是在陆兆禧位于华星科技大厦八楼的办公室里。
初次见面，陆兆禧显得谦逊而腼腆，待人接物很有分寸。两人聊得很投缘，颇有一见如故之感。后来陆兆禧在杭州买了房子，还和葛勇荻做了邻居。随着接触的不断加深，葛勇荻感到，陆兆禧虽然不懂金融和支付，但是他很善于学习。
出生于1969年的陆兆禧，在来支付宝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公司里年纪最大的人。在知乎网站上，一位叫“黄捷”的网友写下了早年陆兆禧留给他的印象：“我总会看到一位年龄偏大、背着包的‘电修工’从面前快速走过。后来直到公司年会，我才知道这位行色匆匆的‘电修工’就是支付宝的总裁。”
这种“电修工”形象恰恰与陆兆禧务实的作风相似，这个从酒店服务生、销售、主管一路走来的中年男士有很强的执行力，他低调、实干的性格与马云的“天马行空”恰好互补。除了支付宝总裁外，陆兆禧还担任过淘宝网CEO兼总裁，以及阿里巴巴集团CEO和阿里巴巴董事局副主席等职务。
陆兆禧的学习能力确实很强，在他的带领下，这家成立不久的公司在支付领域迅速展开了探索。更难能可贵的是，作为销售出身的他，有一种从客户角度看问题的思维，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在这家初创公司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随着陆兆禧的走马上任，搭建虚拟账户系统的工作又被提上了日程，而与此同时，淘宝不断上升的交易量也开始让工商银行越来越吃不消了。
为了将交易量降下来，2004年10月，工商银行杭州西湖支行的领导找到陆兆禧，希望支付宝能够将信息相同、银行卡账户相同的卖家的代收款项合并后一笔打过去，这些做法虽然牺牲了卖家的对账体验，但是会减少交易笔数和系统压力。
陆兆禧将这个任务交给了老苗。“领命”之后，老苗奋战了几天，将当时每天8000笔的交易量降到了4000笔。但是这时业务量已经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一个半月后，合并以后的业务又上升到了8000笔。
这一招是行不通了。西湖支行在和支付宝紧急沟通后，又将情况反馈到浙江省分行以寻求支持，浙江省分行调动了辖区内十几个支行的员工一起帮忙，最不可思议的是，支付宝这边十几个人，对应工商银行的二三百人，他们一起做交易结算，集中解决积压的业务。
但好景不长，2005年上半年，在淘宝网进行营销活动之后，交易量又突然呈几何级数增长，原来人工对账的办法又行不通了。那时，葛勇荻不管走到哪里，都会听到工商银行其他支行同事的“抱怨”声：“你们弄的淘宝快把我们累死了。”之前，从来没有一家企业能给这家中国技术系统能力最强的“宇宙行”带来这么大的压力。
那时，很多淘宝网卖家的账户没有开在工商银行，买家在打款之后，资金首先进入支付宝在工商银行的对公账户，支付宝收到款项之后，再通过工商银行进行跨行转账，这种跨行转账都要通过人民银行来转接，工商银行要求所有的跨行业务都要“落地处理”。所谓“落地处理”是指跨行转账资金不直接通过系统转账，而是工作人员先将凭证打印出来，将凭证上的关键信息输入人民银行的系统，再通过人民银行的系统转发到其他银行。随着业务量的剧增，这项工作变得“非常可怕”，大量的转账凭证不得不用麻袋来装，工商银行内部的几台高速打印机因不停地工作而变得发烫，面对“堆积如山”的转账指令，后台的工作人员根本做不完，因此，大量业务被积压了下来。
这种看似烦琐的规定其实和工商银行的业务处理流程有关。此前，工商银行处理的都是银行本身的业务，转账汇款的流程都是客户填写单据，再由银行柜员进行录入操作。但是淘宝网是互联网企业，它给工商银行的单据本身就是电子信息，按照原来的操作流程，需要将电子信息打印出来给银行，再由银行来进行操作，这就造成了不必要的麻烦。事实上，在收到电子信息后，工商银行是可以进行直通式处理的，只要支付宝和工商银行双方约定一个接口，将数据加密，再做一个数字签名，就能实现整个交易流程“不落地”。
开发一套不需要落地处理的系统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这样工商银行在收到支付宝的转账指令后，便可以直接分发出去，但这个事情并非想象的那么简单，当时工商银行自身系统研发任务很重，再抽出人手来做这样的开发实在很困难。这时，西湖支行再次显示了其在行内强大的影响力，它说服总行出面协调。当时，工商银行总行调动北京、珠海和浙江三地的技术中心一起开发。尽管如此，开发系统也需要一定的周期。
可用户那边等不及了，收不到货款的卖家就在淘宝网的论坛上发帖投诉，而客服电话也几乎被打爆。葛勇荻见状，亲自在淘宝网论坛上发帖子说明问题，他向用户解释银行转账的流程以及系统开发的时间。后来，这个帖子还被长期置顶。
2005年12月，系统改造完成，转账的压力才得到了极大的缓解。在此之前的2005年3月，支付宝与工商银行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这是支付宝第一次和银行展开战略合作。后来，淘宝的业务量持续增长，带动了支付宝交易规模的迅速提升，客观上使工商银行电子银行业务量大为提高，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支付宝的业务基本上由总行接管。葛勇荻再也不用为业务规模达不到目标而发愁了。
任何企业的成功都有其必然性与偶然性，当我们今天回过头来重新审视这段合作的历史时，恐怕或多或少要说支付宝运气好。工商银行当时面对一个规模几乎为零、法律界定模糊不清的新业务时，并没有直接拒绝，而是善意地打开后台，先尝试接触。在看到业务规模提升后，又尽全力配合进行系统升级，这在当时并不是任何一个银行都能做到的。
那时，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是全国最优秀的省级银行，而杭州的西湖支行又是浙江省分行里最优秀的支行。所以，能遇到这样的合作伙伴，也是支付宝发展之幸运。
这让我想起了曾担任上海市委书记的俞正声“为什么上海出不了马云”的经典之问。在支付宝发展初期，任何轻微的风吹草动都有可能使这棵“幼苗”“胎死腹中”。从这个意义上讲，支付宝能够茁壮成长与其地处中国营商环境最好、对民营经济最友好的浙江省有莫大的关系，正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
工商银行是第一家与支付宝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银行，与工商银行的合作，为支付宝与其他银行的合作做出了示范。此后，支付宝又分别与招商银行、建设银行等银行展开合作。
这种与金融体系的合作关系一直持续至今。事实上，从蚂蚁金服十几年的发展过程来看，它始终离不开和银行体系的合作：2004~2006年，成立之初的支付宝和多家商业银行的网银系统进行了对接，使用户实现了电商平台的在线支付；2007~2009年，“出淘”阶段的支付宝作为多家银行网银产品的代理，给其他网络商家提供“插线板”式的一站式服务；2010年，支付宝用快捷支付将各家银行联系起来，建立了一个小额借记系统；2013年，余额宝作为一款货币市场基金，趁“钱荒”之际，在银行间市场上“调剂余缺”；从2009年开始，每年的“双十一”则成了银行和支付宝共同的“演出日”。在此过程中，蚂蚁金服跟传统金融机构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开放、创新的共创，而不是颠覆性的破坏。
在工商银行系统完成改造的同时，支付宝自身的系统升级也迎来了攻坚的时刻。
当时支付宝主要分为财务和技术两条线，老苗领衔技术这条线，他的工作任务是满足整个产品链上买家和卖家的需求，使淘宝的交易过程能顺畅地完成，同时他还负责解决进出两条线的资金核算与对账等问题。那时，阿里巴巴B2B业务一天有一千多笔收入，对账的工作已经让员工焦头烂额了，但支付宝是10万甚至20万笔交易，仅打印出来的账单就很长，老苗每天对账直到很晚。当时支付宝的技术人员只有老苗一个人，他不分昼夜地开发，但活儿依然做不完，好在淘宝有外包的技术团队在协同，这分担了他的一部分工作。
2004年下半年，随着淘宝交易量的迅速提升，原本简单的PHP+MySQL的架构已经捉襟见肘，需要用新的架构和系统来代替，阿里巴巴集团在集结内部最强技术力量的同时，还请了外部的合作伙伴SUN公司。当时SUN公司也聚集了一批资深的架构师，这个外包的技术团队，在做淘宝网新架构项目的同时，也在为支付宝做基础平台的搭建工作。
有意思的是，这个项目中的很多人后来加入了支付宝。比如，当时项目总架构师是SUN公司的李静明，他后来一度担任支付宝的CTO。在SUN公司的外包团队中，还有一位来自上海交通大学的在读博士程立（花名“鲁肃”），他正是在这个项目之后，放弃了在读的博士学位，加入了支付宝。现在他是蚂蚁金服CTO和阿里巴巴集团的合伙人。
这个项目耗时很长，一共做了三期。第一期和第二期做淘宝网，这两期把淘宝网的新架构建了起来，第三期做支付宝。程立在做完前两期后，开始协助老苗一起做支付宝。当时，他和老苗一起为这个系统写下了四千多行代码。
那时，很多淘宝网的用户都希望尽快使用新系统，程立还记得，当时有一个淘宝用户在论坛里面发帖说：“冰天雪地，360度裸身跪求支付宝上线。”
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开发，2004年12月29日，支付宝独立的会员账户体系终于上线，然而系统刚上线却遭遇“难产”，几经周折才发布成功，发布的时候已经是清晨，多日劳累的老苗终于能睡一会儿了。那天，杭州正好下了一场大雪，在杭州这个不经常下雪的城市，很多人都记得那场雪格外大。
后来，陆兆禧回忆起这段往事时，不无感慨地说：“当时能够挺过来，最重要的是因为大家相信这件事情能做成，就坚持熬过来了，熬到最后系统准备好了，以往的问题就不是问题了，我们又开始面临新的问题。”
“事情就是这样做出来的。”陆兆禧说。
2015年12月末，当我跟老苗再次谈到虚拟账户时，他说：“现在看来，虚拟账户体系救了我们的大命。”在他看来，虚拟账户体系对支付宝有很特殊的意义：如果公司仍沿用最早的网关支付模式，根本就无法支持现在的交易量。
老苗给我算了一笔账，在支付宝刚开始的那几年，电商交易额的增长十分陡峭，但是银行体系的转接清算系统能力发展得比较缓慢，二者之间的缺口很大，虚拟账户模式解决了支付的容量和效率等各方面问题，经过十几年的发展，现在淘宝网每天有约一亿笔交易。若是没有账户体系，支付宝每天就要报给银行一亿笔交易申请，这将是公司一笔巨大的成本。有了虚拟账户，一亿笔交易就能压缩到两千万笔，业务量降下来之后，成本也随之下降了。从这个角度来看，虚拟账户就像一个蓄水池，既减轻了银行转账的压力，也增强了支付宝自身的系统弹性。
和老苗一起搭建账户体系的程立，也是在多年后才看出虚拟账户的重要意义：“刚开始的时候只觉得它可以提高支付的便捷性，后来才发现意义远不止于此。”
账户体系是支付宝不同于网关型的支付、不同于VISA等支付清算组织的关键之处。首先，用户将钱放在支付宝的虚拟账户会产生一定的用户黏性，因此用户的使用频率就会大大提升；其次，用户消费行为的数据会自然沉淀下来，有了数据的沉淀和积累，支付宝和后来的蚂蚁金服才能做风控和数据运营。现在，由交易和支付而沉淀的数据，已经构成了蚂蚁金服提供金融服务的核心数据。因此，只有依托账户体系，蚂蚁金服才能了解用户、服务用户。
随着虚拟账户体系的建成，支付宝有了自己的网站、会员和账户，而支付宝在法律意义上的独立，是在账户体系发布的二十多天前。2004年12月8日，浙江支付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支付宝终于开始了自己独立的成长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