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1981 年，我成立了一个名为“现实俱乐部”（ Reality Club ）的组织，试图把那些探讨后工业时代话题的人们聚集在一起。 1997 年，“现实俱乐部”上线，更名为 Edge 。

在 Edge 中呈现出来的观点都是经过推敲的，它们代表着诸多领域的前沿，比如进化生物学、遗传学、计算机科学、神经学、心理学、宇宙学和物理学等。从这些参与者的观点中，涌现出一种新的自然哲学：一系列理解物理系统的新方法，以及质疑我们很多基本假设的新思维。

对每一本年度合集，我和 Edge 的忠实拥趸，包括斯图尔特·布兰德（ Stewart Brand ）、凯文·凯利（ Kevin Kelly ）和乔治·戴森（ George Dyson ），都会聚在一起策划“ Edge 年度问题”——常常是午夜征问。

提出一个问题并不容易。正像我的朋友，也是我曾经的合作者，已故的艺术家和哲学家詹姆斯·李·拜尔斯（ James Lee Byars ）曾经说的那样：“我能回答一个问题，但我能足够聪明地提出这个问题吗？”我们寻找那些启发不可预知答案的问题——那些激发人们去思考意想不到之事的问题。

现实俱乐部

1981 — 1996 年，现实俱乐部是一些知识分子间的非正式聚会，通常在中国餐馆、艺术家阁楼、投资银行、舞厅、博物馆、客厅，或在其他什么地方。俱乐部座右铭的灵感就源于拜尔斯，他曾经说过：“要抵达世界知识的边缘，就要寻找最复杂、最聪明的头脑，把他们关在同一个房间里，让他们互相讨论各自不解的问题。”

1969 年，我刚出版了第一本书，拜尔斯就找到了我。我们俩同在艺术领域，一起分享有关语言、词汇、智慧以及“斯坦们”（爱因斯坦、格特鲁德·斯坦因、维特根斯坦和弗兰肯斯坦）的乐趣。 1971 年，我们的对话录《吉米与约翰尼》（ Jimmie and Johnny ）由拜尔斯创办的“世界问题中心”（ The World Question Center ）发表。

1997 年，拜尔斯去世后，关于他的世界问题中心，我写了下面的文字：

詹姆斯·李·拜尔斯启发了我成立现实俱乐部（以及 Edge ）的想法。他认为，如果你想获得社会知识的核心价值，去哈佛大学的怀德纳图书馆里读上 600 万本书，是十分愚蠢的做法。（在他极为简约的房间里，他通常只在一个盒子中放 4 本书，读过后再换一批。）于是，他创办了世界问题中心。在这里，他计划邀请 100 位最聪明的人聚于一室，让他们互相讨论各自不解的问题。

理论上讲，一个预期的结果是他们将获得所有思想的总和。但是，在设想与执行之间总有许多陷阱。拜尔斯确定了他的 100 位最聪明的人，依次给他们打电话，并询问有什么问题是他们自问不解的。结果，其中 70 个人挂了他的电话。

那还是 1971 年发生的事。事实上，新技术就等于新观念，在当下，电子邮件、互联网、移动设备和社交网络让拜尔斯的宏大设计得到了真正执行。虽然地点变成了线上，这些驱动热门观点的反复争论，却让现实俱乐部的精神得到了延续。

正如拜尔斯所说：“要做成非凡的事情，你必须找到非凡的人物。”每一个 Edge 年度问题的中心都是卓越的人物和伟大的头脑——科学家、艺术家、哲学家、技术专家和企业家，他们都是当今各自领域的执牛耳者。我在 1991 年发表的《第三种文化的兴起》（ The Emerging Third Culture ）一文和 1995 年出版的《第三种文化：洞察世界的新途径》（ The Third Culture ： Beyond the Scientifc Revolution ）一书中，都写到了“第三种文化”，而上述那些人，他们正是第三种文化的代表。

第三种文化

经验世界中的那些科学家和思想家，通过他们的工作和著作构筑起了第三种文化。在渲染我们生活的更深层意义以及重新定义“我们是谁、我们是什么”等方面，他们正在取代传统的知识分子。

第三种文化是一把巨大的“伞”，它可以把计算机专家、行动者、思想家和作家都聚于伞下。在围绕互联网和网络兴起的传播革命中，他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Edge 是网络中一个动态的文本，它展示着行动中的第三种文化，以这种方式连接了一大群人。 Edge 是一场对话。

这里有一套新的隐喻来描述我们自己、我们的心灵、整个宇宙以及我们知道的所有事物。这些拥有新观念的知识分子、科学家，还有那些著书立说的人，正是他们推动了我们的时代。

这些年来， Edge 已经形成了一个选择合作者的简单标准。我们寻找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能用自己的创造性工作，来扩展关于“我们是谁、我们是什么”的看法。其中，一些人是畅销书作家，或在大众文化方面名满天下，而大多数人不是。我们鼓励探索文化前沿，鼓励研究那些还没有被普遍揭示的真理。我们对“聪明地思考”颇有兴趣，但对标准化“智慧”意兴阑珊。在传播理论中，信息并非被定义为“数据”或“输入”，信息是“产生差异的差异”（ a difference that makes a difference ）。这才是我们期望中合作者要达到的水平。

Edge 鼓励那些能够在艺术、文学和科学中撷取文化素材，并以各自独有的方式将这些素材融于一体的人。我们处在一个大规模生产的文化环境当中，很多人都把自己束缚在二手的观念、思想与意见之中，甚至一些公认的文化权威也是如此。 Edge 由一些与众不同的人组成，他们会创造属于自己的真实，不接受虚假的或盗用的真实。 Edge 的社区由实干家而不是那些谈论和分析实干家的人组成。

Edge 与 17 世纪早期的无形学院（ Invisible College ）十分相似。无形学院是英国皇家学会的前身，其成员包括物理学家罗伯特·玻意耳（ Robert Boyle ）、数学家约翰·沃利斯（ John Wallis ）、博物学家罗伯特·胡克（ Robert Hooke ）等。这个学会的主旨就是通过实验调查获得知识。另一个灵感来自伯明翰月光社（ The Lunar Society of Birmingham ），一个新工业时代文化领袖的非正式俱乐部，詹姆斯·瓦特（ James Watt ）和本杰明·富兰克林（ Benjamin Franklin ）都是其成员。总之， Edge 提供的是一次智识上的探险。

用小说家伊恩·麦克尤恩（ Ian McEwan ）的话来说：“ Edge 心态开放、自由散漫，并且博识有趣。它是一份好奇之中不加修饰的乐趣，是这个或生动或单调的世界的集体表达，它是一场持续的、令人兴奋的讨论。”

本书的“年度问题”，经由史蒂芬·平克提议和丹尼尔·卡尼曼的附议，被定为詹姆斯·弗林的一个概念——简化抽象概念（ shorthand abstractions ，简称 SHAs ）。詹姆斯·弗林是新西兰奥塔哥大学政治学知名专家和名誉教授，他将“简化抽象概念”定义为科学的产物，并认为它现在已经成为语言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人们因为具有普遍适用的模板而更聪明，如“市场”“安慰剂”“随机样本”“自然主义谬误”。弗林认为人们完全可以将抽象作为单个的认知模块用以思考和辩论。

约翰·布罗克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