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日，大概凌晨四点钟光景，当阿尔贝前来给他松绑，准备为他换垫单时，爱德华真想从窗户中跳出去。但是，下床时，他就失去了平衡，因为右腿根本就吃不住劲，结果，啪的一下摔在了地上。靠着一种强大的意志力，他总算重新站了起来，简直就像一个幽灵那样。他笨重地一瘸一拐走去，一直来到窗前，瞪圆了两眼，伸开了双臂，发出悲伤和痛苦的号叫，阿尔贝紧紧地把他抱在怀中，也抽泣起来，一边哭，一边抚摩着他的后脖子。面对着爱德华，阿尔贝感觉自己拥有一种母亲般的温柔。他把他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跟他交谈，来打发等待的闲暇。

“莫里厄将军，”阿尔贝告诉他说，“那就是一个大蠢货，你知道吗？不过是一个将军罢了，还有什么呢？他准备把我打发到战事委员会去！还有那个普拉代勒，那个浑蛋……”

阿尔贝就这样说着，说着，但爱德华的目光是那么黯淡，根本就无法知道他到底是不是听明白了。吗啡剂量的减少，让他长时间处在清醒状态中，从而剥夺了阿尔贝出去打探转院消息的机会，那该死的转院一事，一直迟迟没有消息呢。当爱德华开始呻吟时，他就再也停不下来了，他的嗓音上升为强音，直到一名女护士过来再给他打上一针。

接下来那一天，下午刚刚开始，当他又一无所获地回到—根本无法知道转院是不是被正式列入了计划—病房时，爱德华叫喊得要死要活，他痛苦至极，他破了口的喉咙显现出一片鲜红色，而在某些地方，可以分辨出有积脓的出现，气味变得越来越难闻。

阿尔贝立即离开病房，跑去护士嬷嬷们的办公室。没有人。他在走廊中大声叫喊：“有人吗？”没有人。他都已经快要走开了，但他又突然停住脚。他转身返回。不，他恐怕还真有些不敢呢。谁说的？他四下打量了一番，左边，右边，他战友的号叫声依然回荡在他的耳边，这帮助了他，他走进了房间，他知道他要的东西放在哪里，一段时间以来，他对这里已经了如指掌。他从右侧的抽屉中拿出钥匙，打开了玻璃柜的门。一个注射器，一些酒精，几小瓶吗啡。假如被抓住，那他可就完蛋了，偷窃军用物资，该当何罪，莫里厄将军那张又红又胖的脸眼看着就逼近过来，后面还紧跟着普拉代勒中尉那可恶的影子……谁能来照顾爱德华呢？他不无焦虑地问自己。但是，很好，没有任何人出现，阿尔贝大汗淋漓地从办公室中出来，把他的战利品紧紧地贴在肚子上。他不知道他到底做得好不好，但那些痛苦让他实在有些受不了。

第一次注射真的是一段历险。他曾常常协助嬷嬷们打针，但是当他要自己一个人来干……垫单，浓烈的臭味，而现在，则是注射……为阻止一个小伙子从窗口跳出去，这就已经不太容易了，他一边准备着针筒，一边这样想着。给他擦屁股，闻他的臭气，给他打针，他还要深入到什么之中去呢？

他拉过来一把椅子，抵住房门的把手，以防有人突然进来看到。事情进行得还算不坏。阿尔贝算好了剂量；必须跟护士嬷嬷下一次使用的剂量相衔接。

“刚刚好，你会看到的，你会感觉好多了的。”

没错，这一下解决了问题。爱德华轻松了下来，睡着了。即便在他的睡眠中，阿尔贝还是继续对他说着话。同时还思考着这一幽灵般的转院问题。他终于得出了结论，必须追溯到源头：前往人事部门去打听。

“当你安静下来时，”他解释道，“我实在不想把你绑起来，你知道的。但是，由于我无法肯定你是不是能够讲道理……”

他不无遗憾地把爱德华捆在了床上，然后再出去。

一旦离开了病房，他马上就贴紧了墙根，并注意着身后，但他一路都在奔跑，为的是尽可能不缺席太长时间。

“这，可是一年中最好的时节！”那家伙说。

他名字叫格罗让。人事部门的办公室是一个小小的房间，带有一扇小小的窗户，一个个架子上密密麻麻地堆放了很多带有帆布带的文件夹，压得搁架都快要散架了。房间里安放了两张桌子，桌子上满是文件、表格、报告，乱糟糟的，在一张桌子后面，格罗让下士显出一副焦头烂额的模样。

他打开了一本很大的花名册，伸出一根被尼古丁染成栗色的食指，沿着一栏栏的内容移动，嘴里嘟嘟囔囔地念叨着：

“这是因为，这里有过很多伤员，你是不可能知道的……”

“不。”

“不什么呢？”

“不，我是能够知道的。”

格罗让把脑袋从他那本花名册上抬起来，死死地瞧了一下他。阿尔贝估摸着自己说错了什么，该如何来弥补，但是，格罗让早已又低下头，认真地寻找下去了。

“他妈的，这个名字我明明记得的……”

“当然啦。”阿尔贝说。

“当然是的，没错，但是，他到哪里去了呢，这个见鬼的？……”

突然，他高喊一声：

“有啦！”

他刚刚获得了一次胜利，人们马上就看出来了。

“爱德华·佩里顾！我早知道的！这里！啊，我早知道的！”

他把花名册递给阿尔贝，他粗大的食指指着其中一页的最下面。他一心想证明他自己是多么有道理。

“然后呢？”阿尔贝问道。

“这就是说，你的那个战友，他是登记在册的。”

他强调了“登记在册”这个词。在他的口中，这就具有了判决书的价值。

“我就是这么对你说的！我记得的，说到底，我还没有太糊涂吧！”

“然后呢？”

那家伙幸福地闭上了眼睛。然后又睁开。

“他在这里做了登记（说着，他用手指头指着花名册），而之后，人们就会开具转院单。”

“那么，这个转院单，又往哪里去要呢？”

“去后勤部门。由他们来做决定，派遣交通工具什么的……”

阿尔贝还得转去后勤部门的办公室，去好好问一问。他已经到那里去过两次了，他们总是回答说，没有文件啦，没有单据啦，没有带有爱德华名字的材料啦，简直都快让人变疯了。他瞧了一下时间。那里的接待处会在很晚时候才开始办公，他得先去照看一下爱德华，给他喂点儿水喝，他应该多喝水，大夫早就嘱咐过的。他转身过来，改变了主意。他妈的，他心里想。万一……

“是你负责把单据交给后勤部门吗？”

“是的，”格罗让肯定道，“或者会有人过来取，每次的情况还不一定。”

“写了佩里顾名字的单子，你还能记得是谁把它拿走的吗？”

其实，他心中已经有了答案。

“当然记得。是一个中尉，但我不知道他叫什么。”

“一个又高又瘦的家伙……”

“正是。”

“……是不是有一双蓝色的眼睛？”

“没错！”

“这个狗杂种……”

“这个，我可说不好……”

“那再做另一份转院单需要很长时间吗？”

“副本，我们管它叫副本。”

“好吧，副本，要等很长时间吗？”

在他的领域之内，格罗让当真全都驾轻就熟。他拉过来他的墨水盒，抓住了一杆蘸水钢笔，把它举向空中。

“稍等片刻，这说话就得。”

病房里充满了腐肉的臭气。爱德华真的必须尽快转院了。普拉代勒的阴谋诡计正在得逞。通过架空来清除。对于阿尔贝，战事委员会的阴影仍然没有远去，但是，对于爱德华，墓地正在危险地逼近。再过几个小时，他就将从根上彻底腐烂掉。普拉代勒中尉不希望有太多人为他的英勇事迹做证。

阿尔贝亲自把那个副本交到了后勤部门。

最快也要明天，人们告诉他。

这一期限在他看来似乎就等于遥遥无期。

年轻的医生刚刚离开医院。还不知道谁会来接替他。医院里还有阿尔贝不认识的不少外科医生，以及其他医生，他们中有一个到病房里来转了一下，只待了很短的时间，仿佛根本就不值得他浪费时间过来看一下的。

“他什么时候才被转走？”他问道。

“还在办理过程中，都是因为转院单还没到位。事实上，他早已登记过了，但是……”

“什么时候……”

医生迅速地打断了他：

“什么时候？根据事情发展的进度……”

“他们告诉我是明天……”

他抬眼瞧着天花板，一脸怀疑的神色。完全是那一类见多不怪的医生的惯常表情。他点了点头，他明白了。好了，这还不是全部，他调转身子，拍了拍阿尔贝的肩膀。

“快给病房通通风吧，”他一边说一边就出了门，“这里太臭了！”

第二天，天刚亮，阿尔贝就等候在了后勤部门办公室前。他最担心在路上撞上普拉代勒中尉。中尉曾经成功地阻止了爱德华的一次转院，他本事大着呢，什么都干得出来。对于阿尔贝，不动声色不露面，就是他唯一要做到的事。但愿爱德华能够尽快地转移。

“今天行吗？”他问道。

那小伙子对他十分友好，他觉得阿尔贝这样关心一个战友实在是太令人敬佩了。人们实在是见多了那些漠不关心的人，那些根本不爱搭理的人。

“嗯？不，今天不行，很遗憾。但是，明天可以。”

“你知道大概几点钟吗？”

小伙子久久地查阅着他手边各种各样的文件表格。

“我说，”他回答说，眼睛一直就没有从文件中抬起来，“鉴于收集的地点很分散—请原谅，老兄，我们这些人就是这样称呼它的，收集地，救护车应该在中午稍稍过一点时到这里。”

“能确定吗？”

阿尔贝只想紧紧地抓住这一点，行啊，那就明天吧，但是，他还是要发泄他的责备，也怪自己行动太迟缓，没能更早地弄个明白。拖的时间也太长了，爱德华早就应该转院了，假如他遇上的是一个不那么笨的战友的话。

就明天吧。

爱德华再也睡不着觉了。他坐在床上，背垫着好几个枕头，那都是阿尔贝从其他病房中搜罗来的，一连几个小时，他一直在那里来回晃动，同时发出烦扰人的呻吟声。

“你是不是感觉难受呢，嗯？”阿尔贝问道。

但爱德华什么话都不说。当然啦。

窗户始终半开半掩着。阿尔贝始终在窗前睡觉，坐在椅子上睡，双脚搁在另一把椅子上。他没少抽烟，为的是保持清醒，监视住爱德华，但同样也是为了掩盖一下腐臭的气味。

“你已经没有嗅觉了，你真的是一个幸运儿……”

他妈的，假如他想笑的话，他该怎样做呢？一个不再有颌骨的家伙就不应该常常有捧腹大笑的欲望，但是，这个问题始终让他苦恼不已：

“医生……”他大胆地冒出了一声。

那时，大概已经是凌晨两点到三点的光景，第二天就可以转院了。

“他说，到了那里，他们就会给你安一个假下巴。”

他实在有些想不出来，一个假下巴，那会给他带来什么，他无法确认眼下是个谈论这一问题的好时机。

但是，这一建议似乎唤醒了爱德华。他轻轻地摇了脑袋，发出几声叫喊，但那只是一些湿漉漉的声音，某种咕嘟咕嘟的水泡声。他做了个手势，阿尔贝早先一直没有注意到，他原来是个左撇子。他又想起来那个素描草稿本画册，便不无天真地问自己，爱德华怎么能够用左手来画这些素描呢。

这才是他本该更早地建议他做的事，画画。

“你想要你那个画册吗？”

爱德华看了它一眼，是的，他想要这个画册，但不是为了画画。

深夜里的这一场景，可真是滑稽啊。爱德华的目光，就在这张镂空的、浮肿的脸上，如此充实，如此炯炯有神，如此具有表达力，拥有一种疯狂的紧张度。令人生畏。阿尔贝看得有些不知所措。

爱德华在床上拿稳了画册，描画出一些粗大笨拙的文字，他是那么虚弱，简直可以说他都不会写字了，手上的铅笔似乎随着他心中的意愿在动。阿尔贝瞧着这些字母，只见它们的末端都超出了页边。他都快要睡着了，时间拖得也太长了吧。爱德华写下了一个字母，两个字母，多么难以估量的努力啊，阿尔贝试图辨认出词语来，他使出全身的精力，猜了一个字母，又一个字母，然后，又是另一个，当我们有了一个词时，我们还远远没有获取其中的信息呢，必须推断出意思来，而这又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爱德华很快就累垮了，倒在床上。但是，不到一个小时之后，他又挺起身来，重新拿起本子，就仿佛一项紧急任务在催促他，让他忘却了自身的疲惫。阿尔贝抖动了一下身子，立即离开了那把椅子，点燃了一支香烟，想让自己清醒清醒，重新开始猜字游戏。一个字母接一个字母，一个词接一个词。

大约在凌晨四点钟时，阿尔贝终于猜了个大概：

“这么说，你不想回巴黎去了吗？可是你又能去哪里呢？”

他们继续。爱德华变得有些激动，他埋头于他的绘画本子中。一个个字母在纸上涌现出来，都写得那么大，以至于变得很难辨认了。

“你安静一下吧，”阿尔贝说道，“不要担心，我们会做到的。”

但是他一点儿都不确信，因为这看起来也太复杂了。他牢牢地惦念着。当黎明的第一丝曙光升起来时，他得到了爱德华的确切回答，说他不再想回自己的家。是这样的吗？爱德华在他的绘画本上写下：“是的。”

“但这是很正常的！”阿尔贝解释说，“一开始，谁也不想让别人看到自己这个样子。谁都会稍稍有些难为情，总是这样的啦。瞧瞧，就拿我来说吧，其实我本来不想说我自己的，当我在索姆河战役中挨了这一枪，我一时间里就想到，我的塞茜尔就将离开我了，我向你发誓，我就是这样想的！但是，你的父母爱着你，他们不会因为你在战场上负了伤就停止爱你的，你一定不要担心！”

这一番颠三倒四啰里啰唆的话语，非但没有让爱德华安静下来，反而让他激动起来，他喉咙中的那种声响像沸腾的瀑布那样飞溅上来，他不停地扭动着身体，扭动得那么厉害，阿尔贝只得威胁他要把他再捆起来。爱德华克制着自己，但依然很激动，甚至有些恼怒。他猛地从阿尔贝手中夺过绘画本，就像人们争吵时会一把撤走桌布那样。他继续着他的书法尝试，阿尔贝则点燃了另一支香烟，而这时候，他在思考该如何提问。

如果说，爱德华不想让他的亲人看到他的这副模样，那兴许是这里头有一个塞茜尔这样的人在。要说放弃，那可是难以克服的，阿尔贝很能理解。他提出了主张，很慎重。

爱德华全神贯注于笔下的纸上，用一记脑袋的晃动清扫了它。没有什么塞茜尔。

但这里头有一个姐姐。而要想了解爱德华的姐姐的故事，那就得花费很多时间。根本就看不清楚她叫什么名字。那就算了吧，那也不是太重要。

但是，问题好像也不是姐姐。

此外，也没什么太大关系的，无论爱德华的意图是什么，都必须好好劝导他。

“我理解你，”阿尔贝继续道，“但是，你会看到的，有了假下巴，将会很不一样……”

爱德华变得焦躁，他的痛苦涌上了表面，他放弃了交流的尝试，又开始像个疯子似的大吼大叫起来。阿尔贝尽可能长时间地抵抗着，他自己也弄得精疲力尽。他最终让步了，又给他注射了一针吗啡。爱德华开始犯困，几天时间里，他已经狼吞虎咽般地摄入了很多吗啡。如果说他能熬得过来，那是因为他自身就是铁打的。

上午，在换垫单和进食的时候（阿尔贝学着别人教他的样子，把一根橡皮管子的一端插到爱德华的喉咙里，另一端接上一个漏斗，把流质的食物很慢很慢地倒进去，让胃能够渐渐接纳而不做抵抗），爱德华又一次发作起来，他想起床，不愿意待在原地，阿尔贝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年轻人拿起绘画本，又草草地写了几个字词，跟头天写的那些同样潦草模糊，然后，他就用铅笔敲打起纸页来。阿尔贝试图辨认，但根本就做不到。他皱起了眉头，这是什么呢？一个“E”？还是一个“B”？突然间，他实在受不了啦。他爆响一声：

“听我说，我的老兄，我实在是没办法了！你不想回你的家，我实在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但是，无论如何，这可不是我的特长。真的太遗憾了，我什么忙都帮不上了，说真的！”

这时候，爱德华一把抓住他的胳膊，用尽全力挤压着。

“哎哟，你把我弄疼了！”阿尔贝叫喊起来。

爱德华把指甲都扎进他的皮肉中。简直太疼了。但是，压力松开了，很快地，爱德华的两只手又掐住了阿尔贝的肩膀，一把把他抱在怀里，放声大哭起来，一边哭，一边还发出叫喊声。阿尔贝曾经听到过这样的叫喊声，似曾相识。有一天，在一个马戏团里，一些小猴子穿着水手的服装表演骑自行车，它们就是这样嚎叫的，直叫得让人不住地落泪。一种如此深切的悲伤，实在撕人心肺。而如今落到爱德华头上的命运，是那么的确定无疑，无论是装假下巴还是不装，都是那么的无可挽回……

阿尔贝说着一些简单的安慰话，别哭了，我的老兄。他能做的，也就只有这个了，说一些傻乎乎的安慰话。爱德华的忧伤是无法控制的，克制不住的。

“你不想再回你的家去，这个我看得很清楚了。”阿尔贝说。

他感觉到爱德华的脑袋正靠在他的肩膀上，轻轻地晃动，不，他不想再回家去。他重复地说着，不，不，他不想。

阿尔贝就这样抱住了爱德华，在心里对自己说，在整个战争期间，如同所有人一样，爱德华所想的只是存活下去，而现在，战争已经结束，他还活着，他却只想着要快快消失。假如，那些侥幸存活者都不再有别的期望，而只想去死，这又是何等乱的一团糟啊……

事实上，阿尔贝现在能理解他了：爱德华不再有力量送自己去死了。已经结束了。如果说在第一天他就能从窗户中跳下去，那么，一切就全都解决了，在这个战地医院的院子里，忧伤与眼泪，时间，无穷无尽的未来时间，一切都完结了，但是，这个机会已经失去，他再也没有自杀的勇气了，他现在被迫着活下去。

而这是他阿尔贝的错，一切都是他的错，从一开始就是，一切全都是。他被压垮了，他也一样，也开始哭了起来。何等的孤独。在爱德华的生命中，阿尔贝占据着全部位置。他是他唯一的、独有的依靠。年轻人把自己的生存全都委托给了他，交代给了他，因为他既不能再自己一个人来承受它，也不能彻底地摆脱它。

阿尔贝惊骇了，震撼了。

“好，”他嘟嘟囔囔地说，“我去看看……”

他说是这么说，但他压根就没有想过其中的究竟，但是爱德华立即就抬起了头，仿佛他刚刚被电流打击了一下。这是一张几乎空洞的脸，没有鼻子，没有嘴，没有脸颊，只有一道透着疯狂热情的目光，似乎要把你看个洞穿。阿尔贝陷入了困境中。

“我去看看，”他傻乎乎地重复道，“我会想办法的。”

爱德华紧紧握住阿尔贝的手，闭上了眼睛。然后，他慢慢地把后脖子靠在了枕头上。他安静了下来，但依然痛苦嘟囔着，这让他的喉管口冒出了很多血糊糊的大泡泡。

“我会想办法的。”

“话太多”是阿尔贝生命中的一种常态。曾经有多少次，他被他的热情所裹挟，从而投入到多灾多难的行动之中。这不难知道。同样，又有多少次，他后悔没有三思而后行。通常，阿尔贝总是成为其慷慨大方、一时间魔怔的牺牲品，而他那些不合时宜的承诺向来只是针对一些小事情。而今天，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事关一个人的生死。

阿尔贝抚摩着爱德华的双手，瞧着他，试图安慰他。

真是可怕啊，他居然回想不起来他只是简单地叫他佩里顾的那个人的脸容，那个总是笑嘻嘻、总是爱开玩笑、总是在那里画画的小伙子；他又见到的只是他的侧影和他的后背，恰恰就是113高地进攻战之前的样子，但是他的脸，他是一点儿都记不起来了。那一刻，佩里顾还正好就转身朝向了他，可它就是回不来了，回忆已经被今天的幻觉彻底吞噬了，这个巨大的洞，血淋淋的，让他绝望至极。

于是，他的目光落到了床单上，那个绘画本就放在那里。刚才他无法辨认的那个词，现在他完完全全地弄明白了。

“父亲。”

这个词让他陷入了一片沉思。他自己的父亲已经过世很久，留下的只有食品柜上一张泛黄的照片，但是，尽管他总是抱怨父亲去世得过早，他还是不免会猜想，要是现在他的父亲还活着，事情应该会更复杂。他很想知道，想弄明白，但是太晚了：他答应过爱德华，他会“想办法”的。阿尔贝已经不再知道他这样说是想说明什么。当他监护着他那开始熟睡的战友时，他思考了一番。

爱德华想消失，就算那样吧，但是，人们又怎么让一个活生生的士兵消失呢？阿尔贝不是中尉，他，他什么都不会。对于应该怎么做，他没有半点儿想法。是不是应该变出一个新的身份来呢？

阿尔贝并不是一个做事利落的快手，但他曾经是个会计，他很讲条理，很懂逻辑。他心想，假如爱德华想消失，那就得给他一个死去士兵的身份。来它一个掉包。

而办法，没有别的，只有一个。

人事处。格罗让下士的办公室。

阿尔贝尝试着想象如此的行为将带来的后果。他刚刚才侥幸逃脱了军事法庭的惩处，现在就要开始准备—假设他能成功的话—制作假文件，牺牲活人，复活死人。

这一次，一被逮住就该吃枪子啦。就别多想了。

爱德华精疲力竭，终于睡着了。阿尔贝朝墙上的挂钟瞥了一眼，站起身，打开了大衣柜的门。

他把手伸进爱德华的包里，把他的军人证掏了出来。

再过四分钟就是正午十二点了，还有三分钟，两分钟……阿尔贝冲了出去，贴着墙壁走上走廊，敲响了办公室的门，不等答应就闯了进去。在格罗让那张堆满了文件资料的桌子上方：时钟正指向十二点差一分。

“你好。”阿尔贝说。

他装出一副很熟络的样子。但是，在大中午时分，对着一个空空的胃，他玩弄的计谋很少有成功的机会。格罗让低声嘟囔着。这一次，他究竟想干什么，而且是在这样一个时刻？“我来和您说一声‘谢谢’。”这句话让他安心。他从椅子上欠了欠身，准备合上他的花名册，但是，“谢谢”这个词，恰恰是他从战争开始以来一直就没有听到过的玩意儿。他真不知道该如何回应。

“嗨，没事儿。”

阿尔贝当即发起进攻，登上城墙，添油加醋地来了满满的一大勺：

“你提供副本这一想法……真的，非常感谢，我的伙伴今天下午就会转院。”

格罗让这才回过神来，他站起来，在满是墨水渍的裤子上擦了擦双手。这些感谢的词语尽管让他有些飘飘然，但时间毕竟已经是正午了。阿尔贝转向了进攻：

“我还要来找另外的两个战友……”

“啊……”

格罗让已经穿上了外衣。

“我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这里，有人告诉我说，他们失踪了。而那里，又有人告诉我说，他们受伤了，被转移走了……”

“而我，我也不会知道更多了！”

格罗让从阿尔贝身前走过，走向门口。

“是在花名册中吧……”阿尔贝有些腼腆地提示道。

格罗让已经把门开得大大的了。

“吃完饭你再过来吧，”他说，“到时候我们一起来找好了。”

阿尔贝睁大了眼睛，那副神态就像是刚刚想出了一个什么好主意。

“假如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在你去吃饭的时候自己来找！”

“啊，不行，这是有命令的，我不能！”

他推着阿尔贝出了门，又锁上了门，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阿尔贝是个多余人。他说了声“谢谢，一会儿见”，就沿着走廊走了。爱德华应该会在一个小时或两个小时后被转走，阿尔贝急得直搓手，他妈的，他妈的，他妈的，他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他的无能害他十分颓丧。

走了几米之后，他不无遗憾地掉转了身子。只见格罗让还站在走廊上，瞧着他远去。

阿尔贝走向了院子，那个想法开始萌芽。他又看到格罗让站在他办公室的门前，等待着……他在等什么呢？还没等找到答案，阿尔贝已经向后转身，迈开了一种他希望显得很坚定的步伐，他必须快快行动。他来到了办公室门前，但是，那边出现了一个士兵，阿尔贝有些手足无措，原来那是普拉代勒中尉，他头也不回地走了过去，很幸运，他立即就消失了。阿尔贝缓过神来，人们又听到另一些脚步声，很多人，还有欢笑声、叫喊声、说话声，都朝食堂而去。阿尔贝在格罗让的办公室门前停下来，伸手往门框上一摸，摸到了钥匙，一把紧紧抓住，捅进了锁眼，转了一圈，开门，进屋，立即关上门。他背贴着房门，就像在一个炮弹坑中一样。在他的面前，是一堆堆花名册，不计其数的花名册，从地面一直堆到了天花板。

在银行工作时，他经常跟此类的文件归档打交道，档案上贴有粘胶的标签，还有用蓝墨水书写的代码，字迹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逐渐褪色。但是，他最终还是花费了大约二十五分钟时间，找到了他所需要的登记名册。他有些担心，那是不由自主地，他不停地瞧着房门，仿佛它随时随地就会自行打开。到时候该如何解释，他连一点儿谱都还没有呢。

当他终于查完三大本补充名册时，已经是十二点三十分了。每一本花名册上，各种字迹先后交替，各不相同，都属于管理记录，有些年头了，像这样，一个家庭的姓氏匆匆地归于灭亡，可真有些叫人发疯啊。看来，他还得花费大约二十分钟才能找到想要找的，而这，让他不由得开始犹豫起来，这才是他的性格。仿佛选择具有很重要的意义……那就选前一个吧，他心里说。他瞧了瞧时钟和房门，感觉到，这两者都改变了体积，它们已经占据了房间中的整个空间。他想到了爱德华，他还一个人待在病房中，绑在……

现在，已经是十二点四十二分了。

他的眼前，是医院的那一本已死亡却未通知家属的官兵登记簿。上面所记录的死亡名单到十月三十日为止。

维克多·布里维。生于1891年二月十二日。战死于1918年十月二十四日。无人可通报，父母所在地：第戎。

这一刻，他觉得自己必须时时小心谨慎，处处照应周全。阿尔贝明白，跟他的战友在一起，他现在有了心灵上的负担感，不能随随便便就做任何事，也出不得一丁点儿差错。他应该把事情做得很妥帖，很有效。然而，假如他要给爱德华一个死去士兵的身份，那么，这个士兵，他本人，就应该重新活起来。而这样，他的父母就将等他回家，打听他的消息。人们就会做调查，而追溯线索并不是什么太难的事。阿尔贝一想到，他和爱德华会被认定伪造并使用假证书（兴许还有其他种种他们连想都想不到的犯罪指控），而这会给他们俩带来种种可怕的后果，就不禁摇起了脑袋。

阿尔贝开始发抖。战前，他已经很容易有这一类反应，当他心中害怕时，他身子就会发抖，人们说他是在簌簌战栗。他瞧了一眼钟点，时间过得飞快，他在登记本的上方连连搓着手，翻过一页又一页。

阿尔弗雷德·杜布瓦。生于1890年九月二十四日。死于1918年十月二十五日—已婚，两个孩子，家住在圣普尔散。

我的天，怎么办呢？说到底，他什么都没有向爱德华承诺过，他只是说，“我去看看”，这样的句子，并不是一个坚定的诺言。这是……阿尔贝一边寻找着恰当的词语，一边继续翻阅着登记簿。

路易·埃夫拉尔。生于1892年六月十三日。死于1918年十月三十日。应通知人员，父母：家住图卢兹。

就这样，他并不思考得很够，他也没料到换身份这件事会这么复杂，他像一个疯子那样投入，心中充满了良好的意愿，然后……他母亲说得很对……

贡斯当·古汝。生于1891年一月十一日。死于1918年十月二十六日—已婚。家住：莫尔南。

阿尔贝抬起了眼睛。甚至连时钟都在跟他作对，它加快了节奏，不可能办到的，已经一点钟了，两滴豆大的汗珠落在了登记本上。他寻找一张吸墨纸，瞧了瞧房门，没有吸墨纸，他翻过一页。门就要开了，他该说些什么呢？

突然，他眼前一亮。

欧仁·拉里维埃尔。生于1893年十一月一日。死于1918年十月三十日，在他生日的前一天。欧仁二十五岁，或几乎满二十五周岁。须通知：公共救济局。

对于阿尔贝，这是个奇迹。没有父母，只有行政部门，几乎就等于无人过问。

刚才，阿尔贝看到了装有军人证的盒子，他需要几分钟，就能拿到拉里维埃尔的那个证件，归档还不算太乱。已经十三点零五分了。格罗让应该正吃得欢实，嘴油肚饱呢，他可是从不会亏了自己的嘴的。千万别掉链子，他在十三点三十分之前是不会离开食堂的。尽管如此，还是得加紧干。

跟证件别在一起的，是拉里维埃尔的半边身份牌，另一半应该留在了遗体上。或许，它已经被钉在了墓地的十字架上。这都不要紧。欧仁·拉里维埃尔的照片显示出一个平平常常的年轻小伙子，完全是那样的一种普通脸，假如把他下颚以下部分都拿掉的话，那就没有人还能认出来。阿尔贝把证件塞进他的衣兜。他还顺手拿走了另外的两个，放进了他的另一个衣兜。丢失了一个证件，那是一次事故，而弄丢了好几个，那可就是乱套了，更有军队的味道，事情只会落得个更好。他从容不迫地翻开第二个登记簿，打开墨水瓶，拿起羽毛笔，深吸一口气，以止住颤抖，他写下“爱德华·佩里顾”（他瞧了瞧他的出生日期，又补上了他的军人编号），然后写上：“战死于1918年十一月二日。”他把爱德华的证件放进那个阵亡人员的盒子里。在它上面。还有半边身份牌，牌上写有他的身份与编号。一两个星期之后，他的家中就会接到通知，得知一个儿子，一个兄弟，已经战死于沙场。这样的印刷物到处都适用，只须加上死者的姓名就成，很容易，很方便。即便是在混乱不堪的战争中，行政机构也总是会运作的，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十三点十五分了。

剩下要做的就将更快了。他看过格罗让的工作，知道哪里能找到那些存根簿。他确认了：就在正在处理的那个本子上，涉及爱德华转院的文件副本是最近才办理的。阿尔贝从一大堆文件资料底下拿出一个空白本子。没有人会去证实文件编号的。在人们发现底下那个本子缺少了一页单子之前，战争早就结束了，人们甚至都有时间打一场新的战争了。他三下两下地就开具了一份让士兵欧仁·拉里维埃尔转院的正式文件。等他盖完了最后的一记章后，他才意识到，自己早已是汗流浃背，浑身湿透了。

他迅速地整理好所有的登记簿，扫视了一遍整个房间，确认并没有落下任何东西，然后把耳朵贴在房门上听了听，没有任何声音，除了远处。他出了门，锁上了锁，把钥匙放回到门楣上，擦着墙根走掉了。

爱德华·佩里顾刚刚为了法国战死了。

而欧仁·拉里维埃尔，从死人堆里复活了，从此开始一段值得回忆的漫长人生路。

爱德华呼吸困难，在床上辗转反侧，若不是手腕和脚踝都被绑住了，他说不定会从床的一端滚到另一端呢。阿尔贝摁住他的肩膀、双手，不停地跟他说话。他跟他讲述。你叫欧仁，我希望这名字能让你喜欢，因为店铺里只有这个能卖给你了。但是，为了让他开心，让他……阿尔贝还是很好奇，他想知道以后爱德华要是想笑的话怎么办。

救护车，终于来了。

阿尔贝立即就明白了，一辆卡车喷着浓浓的黑烟，停到了院子里。没有时间把爱德华捆起来了，阿尔贝跑到门前，三步并作两步地下楼来，叫唤着不远处的一个男护士，而那护士，手里拿着一张单子，正四处询问，不知道该跟谁打交道。

“请问，是来转移伤员的吗？”阿尔贝问道。

小伙子似乎松了一口气。他开车的同事也过来跟他们会合了。他们抬着一副担架，担架的帆布卷在木头的把柄上，然后，他们步履沉重地上了楼，跟着阿尔贝走在走廊中。

“我先跟你们打个招呼，”阿尔贝说，“那里头的臭味可不好闻。”

那个担架员，壮实一些的那个，耸了耸肩膀，都已经习惯了。他打开了门。

“确实是……”他说。

没错，即便是阿尔贝，只要他离开一会儿后再回来，腐烂的臭味依然会让他的喉咙发堵。

他们把担架放到地上。那个胖子指挥着，把手中的单子放到了床头，绕着床走了一圈。他们没有耽搁，一个抓住病人的双脚，一个抓住脑袋，说了声“数到三”……

“一。”他们抓稳爱德华。

“二。”他们抬起他。

“三。”就在两个护士把伤员高高抬起放到担架上的那一瞬间，阿尔贝一把抓走放在床头柜上的那份单子，偷偷换成了他写好的拉里维埃尔的那一份。

“你们有吗啡可以给他注射一下吗？”

“我们有必需的一切，你不用担心。”那个小个子说。

“喏，给你，”阿尔贝补充道，“这是他的军人证。我把它单独给你，你瞧，怕就怕有人会弄丢他的东西，你明白的。”

“你不用担心。”小伙子重复道，并接过证件。

他们来到了楼梯下，他们出门走到了院子里。爱德华摇晃着脑袋，目光空洞。阿尔贝爬上卡车，俯身瞧着爱德华。

“加油，欧仁，勇敢一点，一切都会好的，你会看到的。”

阿尔贝很想哭一通。担架员在他的身后说道：

“我们得走了，我说，老兄！”

“好的，好的。”阿尔贝回答道。

他紧紧抓住爱德华的双手。他将永远记在心里的应该就是这个画面了，这一瞬间，他的眼睛，湿润的、凝定的眼睛，正瞧着他。

阿尔贝在他的脑门上亲了一下。

“说好了，不久再见！”

他跳下卡车，就在车门即将关上的那一刻，他喊了一声：

“我会来看你的！”

阿尔贝寻找着他的手帕，抬起了头。只见三楼上一扇窗户大开着，普拉代勒中尉出现在窗框当中，观察着楼下的这一幕，同时默默地掏出了他的烟盒。

就在这一刻，卡车开动了。

离开医院的院子时，卡车猛地喷出一大股黑烟，久久留在空气中，像是工厂上空的一片云雾，而卡车的尾部就消失在这一大团黑雾中。阿尔贝转身朝向医院的楼房。普拉代勒早已消失了。三楼上的窗户也关上了。

一阵风突然刮来，扫清了黑雾。院子里空荡荡的。阿尔贝感觉自己心里也空荡荡的，很是失落。他吸了一下鼻子，摸了摸衣兜，想去拿手帕。

“他妈的，真是该死。”他说。

他忘了把那个素描本还给爱德华了。

接下来的几天，一种新的忧虑在阿尔贝心中诞生，并不断地折磨着他。假如他自己死了，他，是不是希望塞茜尔只收到一封官方来信，或者说，一份正式通知，就那样，干巴巴的词语，宣布他已经死亡，仅此而已呢？他的母亲，我们就不去说了。无论那是一张什么样的纸，在这种情况下，她都会用滚滚热泪把它沾湿，然后还会把它挂到客厅的墙上去。

自从他在口袋深处再次看到偷来的那个军人证—那个证件，还是他为爱德华寻找一个新证件时顺手拿来的呢—之后，一个问题一直在折磨着他，他很想弄明白是不是应该通知一下那个人的家属。

那个军人证上写着：姓名路易·埃夫拉尔。生于1892年六月十三日。

阿尔贝早已记不得这名士兵的死亡日期了，应该是在战争的最后几天里，但究竟是几号呢？不过，他倒是记得，应通知的死者父母居住在图卢兹。这么说来，这个小伙子说话时会带有一种口音。再过几个星期、几个月，当没有人能找到他的踪影，而且他的军人证也找不到了时，他就会被认定失踪，路易·埃夫拉尔也就彻底完结了，就像他从来没有存在过似的。当他的父母随后也相继过世后，那么，谁还会想起这个路易·埃夫拉尔来呢？所有这些死者、这些失踪者，他们的数量不是已经足够多了，根本就不需要阿尔贝再编造新的了吗？而所有这些可怜的父母，注定要在空无之中永远地哭泣……

于是，你可以想象一下，把欧仁·拉里维埃尔放在一边，路易·埃夫拉尔放在另一边，而把爱德华·佩里顾放在中间，然后把这一切全都给一个阿尔贝·马亚尔那样的士兵，这样，你就会让他深深地陷入最彻底的忧伤之中。

他对爱德华·佩里顾的家庭一无所知。照文件上来看，地址应该位于巴黎的一个相当豪华的街区，仅此而已。但是，面对一个儿子的死亡，家里住得豪华还是不豪华，是丝毫改变不了事情性质的。一位战友的来信，往往就是家中收到的最初消息，因为，行政部门当初有多么着急把你们家的人打发去见死神，现在就有多么不着急向你通报死亡消息……

阿尔贝本以为他能够好好地撰写这封信，他想他应该能找到合适的措辞，但他怎么也摆脱不了这样的一个想法，即他是在撒谎。

真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对他们说他们的儿子死了，让他们陷于痛苦之中，而这个儿子实际上还活着。该怎么办呢？一方面，是一种谎言，另一方面，是一种悔恨。一种如此的两难境地会折磨他整整好几个星期。

正是在翻阅绘画本的时候，他才最终下定了决心。他一直就把它摆在床头边，常常拿过来看。这些素描已经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但是，这本画册却又是不属于他的。他必须把它给还了。他小心翼翼地撕下了最后的那几页，因为，就在几天前，那几页曾被他们俩用来当作谈话的笔录本。

他知道自己的写作能力不好。然而，一天早上，他还是动笔写了起来。

女士，先生：

我是阿尔贝·马亚尔，是你们儿子爱德华的一个战友，我怀着极大的悲痛向你们报告，他已经在十一月二日的战斗中牺牲。行政部门将会正式通知你们的，但是，我可以对你们说，他是作为英雄而战死的，他是为消灭敌人，为保卫祖国而捐躯的。

爱德华给我留下了一个素描本，托我在他遭遇不测之时转交给你们。现在，我就寄给你们。

请你们放心，他安息在一个小小的墓地中，跟他的好些战友相伴在一起，我向你们保证，他在那儿很好，能得到十分周全的照顾。

我…… cfIIwM8dbtBZos7qIxwOlDoFmZxE5ouggeGyUIK2U0mxVBBYCProhOKZk66CKP5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