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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士兵以相当不同的方式，重新爬上了地面。
阿尔贝从死神那里返回后，吐得很厉害，连五脏六腑都快吐出来了，好在他慢慢地恢复了意识，发现自己就在弹道拖曳、硝烟弥漫的一片天空底下，这意味着他真的活了回来，尽管他还没能清醒地意识到，由普拉代勒中尉发动并指挥的进攻战基本上已经结束了。总之，这场113高地进攻战相当轻松地获胜了。经过一番激烈却又短暂的抵抗，敌人最终投降了，他们抓获了不少俘虏。这是一次干净利落的进攻，从头到尾，付出的代价很小很小，三十八人阵亡，二十七人负伤，两人失踪（当然不包括德国佬的死伤），可以说，战果卓著。
当担架员从战场上找到他们时，阿尔贝正抱着放在自己膝盖上的爱德华·佩里顾的脑袋，嘴里哼唱着小调，看到他的样子，救援者们都认定，他的精神状态有些“错乱”。他所有的肋骨都断裂了，或是折断，或是裂开，但他的肺完好无损。他忍受着极大的痛苦，这是个好兆头，总之，说明他还活着。然而，他已经很不新鲜，有些腐臭了，即便他心里很是渴望，他恐怕也不得不把对自身状况问题的种种思索放到以后再说了。
比如说，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奇迹，出于什么样最高意愿的恩惠，出于什么样不可思议的偶然性，他的心脏只不过是停止跳动了短短的几秒钟，而后，就有士兵佩里顾冲过来，以他那极为独特的手法，为他及时做了心脏复苏的抢救措施。他所能证实的一切，就是机器重新启动了，带着颤动、痉挛和颠簸，但基本系统都得到了保存。
战地医生们在给他做了紧密的包扎后宣布说，他们的本事也就到此为止了，他们把他放置在一个宽敞的公共大厅中，那里胡乱地挤满了各种各样的伤兵，有的生命垂危，有的受了重伤，有的肢体残缺，缺胳膊短腿的，而其中的轻伤员，尽管还打着石膏，夹着夹板，眼睛却从缠着的绷带中瞧出来，开心地玩着纸牌。
全靠了113高地战役的胜利，前线医院在等待最终停战的那几个星期中，赢得了稍许的缓和，恢复了它的活力，但是，由于这次进攻战并没有造成太大破坏，医院中的工作采取了四年来很少见的一种正常节奏。一段时间里，护士嬷嬷们多少可以专心地去照料那些干渴得要命的伤员了。这时候，医生们也不会被迫放弃治疗那些伤员，而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死去了。这时候，因为不停地锯股骨、胫骨和肱骨而已经七十二个钟头没有睡觉的外科大夫，也不再需要在筋疲力尽中再坚持了。
爱德华一来到医院，就匆匆接受了两次简易的手术。他的右腿有多处骨折，还有韧带与跟腱的撕裂，今后只能一瘸一拐地走路了。不过，他最要紧的手术还在于探查脸上的伤口，以便清除那里面的异物（这就要看一所战地医院的设备条件能允许的范围了）。医生给他注射了疫苗，采取了必要措施，保障了呼吸道畅通，抑制了气性坏疽的威胁，伤口被大面积地切开，以免遭受感染。其余的，也就是最基本的，则该由一所医疗条件更好的后方医院来做了，然后，假如伤员能活下来的话，还该考虑送他去专门的医院做进一步治疗。
一道命令下来，要紧急转移爱德华，等待期间，上级要求阿尔贝留在他战友的病床前照料他，他俩的故事早已迅速地传遍了整个医院，传得都大大地走了样。很幸运，有可能会给这个伤员安排一个单人病房，就位于医院最南端那栋楼的一个条件优越的特殊病区内，在那里，就不会没完没了听那垂死的伤病们凄惨的呻吟了。
阿尔贝在帮助爱德华分阶段康复时几乎手足无措，这活儿实在太累人，也太乱了，这方面他也是实在太不懂行了。有时，阿尔贝在那年轻人身上会撞见一些表达、一些手势、一些哑剧动作，他本来还以为能够准确地说清楚，但它们总是那么短暂，转瞬即逝，没等阿尔贝找到一个恰当的词来说明，就消失得干干净净。我说过的，阿尔贝从来就不太灵活，他刚刚成为牺牲品的那个小小事故也没能对他起到一丁点儿的作用。
爱德华苦苦地忍受着伤口的疼痛，他常常大声吼叫，身子愤怒地乱动乱晃，人们为稳住他，不得不把他绑在床上。阿尔贝这时候才明白，楼道尽头的病房之所以给了这位伤兵，并不是因为它的舒适安逸，而是为了避免让其他人从早到晚地忍受他的抱怨，四年的战争看来还远远不够打磨他，他的天真依然还是无边无际。
整整几个钟头，阿尔贝听着这位战友大声吼叫的同时，双手不停地揉捏着，只听得他的叫喊，一会儿是呻吟，一会儿是抽泣，一会儿又是咆哮，连续不断地覆盖了一个人处在痛苦与疯狂的界限时所能发出的所有音阶。
虽然阿尔贝在面对他那家银行的一个部门小头头时，没胆量维护自身的利益，现在他却变成了一个热忱的律师。他抱怨说，他战友身上挨了一块弹片，跟眼睛里进了一粒灰尘有着天壤之别，绝不可同日而语，等等。在他那个水平上，他表现得很好了，他想他还是做得很有效的：实际上，他只不过是悲怆动人而已，然而这就已经足够了。由于在等待转移期间，医护人员已经做了几乎能做的一切，那个年轻的外科医生同意给爱德华服用一点点吗啡，以缓解他的疼痛，条件是只能把剂量控制到最小，而且还得逐步逐步地减少用量。他们根本无法想象，爱德华会长期停留在这一状态中，他必须得到专门的而且是迅速的治疗。他的转移也是迫在眉睫的事。
多亏了吗啡，爱德华复原虽然缓慢，却显得没那么动荡不安了。他最初种种有意识的感觉相当混乱，一会儿冷，一会儿热，没办法分辨某些反应，辨认不清人的嗓音，而最难以忍受的，就数冲击着胸部以上整个躯干最高部位的一阵阵剧痛，它们伴随着每一次心跳，像是一种永不休止的浪潮，随着吗啡作用的减退，而渐渐变成了一种磨难。他的脑袋成了一个共鸣箱，每次浪潮的冲袭最终都变成一种混浊而又沉闷的撞击，很像是船靠码头时船边上的救生圈碰到岸石所发出的声音。
他也感觉到他的腿疼。他的右腿被一颗罪恶的子弹打烂了，之后更因为急于去救阿尔贝·马亚尔而加重了伤势。但是这一疼痛在吗啡的作用下同样也变得模糊了。他隐约地感觉到他的腿始终还在，这是没有错的。当然，已经成了碎皮烂肉，但依然还在起着（至少是部分地起着）人们有权期待一条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带回来的腿可以起到的作用。他对种种事件的意识长时间以来一直很晦暗，沉没在图像底下。爱德华活在一个混沌的持续不断的睡梦中，在这梦中，混乱不堪、主次不分地汇集了他迄今为止所看到、听到、感受到、了解到的一切，乱哄哄的如同一锅大杂烩。
他的脑子把现实与种种素描、绘画混淆在了一起，就仿佛生活不是别的，只是他的想象博物馆中一幅幅额外的多姿多彩的作品。那些形象中，有波提切利
笔下渐趋消逝的美人，有卡拉瓦乔
笔下被一条蜥蜴咬伤的男孩那突如其来的惊恐，紧接着就出现了殉道者街上一个卖果蔬的女商贩的脸，那脸上的严肃样总是让他惊讶不已，或者—就让我们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显现出的是他父亲的假衣领，有着一种淡淡的粉红色调的那一个假领。
就在这平庸的日常生活场景、这博斯
笔下的人物、这些裸体人和愤怒士兵的单色画的中央，以循环往复的方式突然出现了《世界的起源》
。说实在的，这幅画他只看到过一次，是在自家亲戚的一个朋友家中偷偷看到的。我跟您说到这个，那还是战前很久的事情，当时他只有十一二岁。那时候，他还在圣克萝蒂尔妲学校上学呢。圣克萝蒂尔妲
，那是希尔贝里克和卡蕾泰娜的女儿，这家伙可是个大骚货，爱德华把她画成各种姿势，被她的叔叔戈戴吉西尔骑上身，被国王克劳维斯进过后庭，而大约在493年，她吮吸过勃艮第人的国王，还舔过兰斯城主教雷米的后面。而正是因为画了这些个，他被勒令退学三次，而这第三次也是最终的一次。所有人都认定，这实在也画得太他妈的细致入微了，人们甚至还会问，在他这个年纪，他是怎么找来模特儿的，毕竟画面充满了种种细节……他父亲紧紧咬住嘴唇，一言不发，把艺术看作一种梅毒般的败坏堕落。实际上，早在爱德华进入圣克萝蒂尔妲学校之前，他的一些事情就已经被认为不太好。尤其是他和父亲的关系。爱德华始终我行我素地在素描中自我表达。在他去的所有学校中，他的所有老师，或早或迟地，都会在黑板上被表现为一米来高的漫画。最后，画作都有签名，完全就是佩里顾家的一贯派头。几年时间下来，他的灵感，本来就全都集中在他父亲通过其关系将他接纳的那些学校的生活中，现在更是渐渐地围绕着种种新主题越来越发展。人们可以把它叫作他的“神圣阶段”，位于舞台最高点，音乐教师朱斯特小姐，被画成犹滴
的样子，以一种贪吃的神态，挥舞着一颗割下来的荷罗浮尼的脑袋，而这脑袋，很容易跟数学老师拉普尔斯先生的脑袋相混淆。大家都知道，这两个人偷偷搞在了一起。谁都很清楚，他们俩的分手，象征性地体现在了漫画中这一令人赞叹的头颅掉地的场景中，而这一切的一切，全靠了听闻到桃色流言的爱德华的绘画才能，人们才有权在黑板上，在墙上，在纸张上，见识到不少的淫秽故事，而那些画了漫画的纸，就连教师们拿到手之后也会忍不住偷偷地传看，最后才上交给校长。任何人在校园里发现那个平淡无奇的数学老师时，都会立即把他想象成淫荡好色的林神，具有一种神奇非凡的男性生殖力。那时候，爱德华才八岁。这一触及圣经场面的戏足以让他受到学校高层的召见。但校方的约谈并没有解决问题。当校长手里挥舞着那幅素描，用愤怒的口吻提到那位犹滴时，爱德华提醒他注意到，当然啦，那个年轻女子就是抓住头发提着那颗脑袋的，但是，画中的那颗脑袋因为是放在一个盘子里的，他就更应该有道理把她看成莎乐美
，而不是犹滴。所以，那颗脑袋更是施洗者圣约翰的，而不是荷罗浮尼的。爱德华在显摆学问方面也很有一套，而且他的反应如同一条训练有素的狗，很会逗弄人。
毋庸置疑，他灵感如泉涌的重大阶段，可以被形容为“繁花盛放”的阶段，开始于他的手淫时期，那时，他的主题全都充满了想象力与创造性。他的那些壁画把所有人物—甚至包括那些校工勤杂，连他们都赢得了某种尊严，足以伤害学校管理高层的脸面—的种种场景全都表现得栩栩如生，人物数量的众多则允许其体现出千姿百态的最原始的性现象。众人看了后会报以一笑，尽管在发现这一色情想象力时，每个人都多多少少质疑到了自己的生活，那是当然，而观察最入微的人则从中看出一种对男女关系的奇怪倾向，这就让人有些心绪不安了，人们还在研究到底该怎么形容这种启人疑窦的关系。
爱德华每时每刻都在画画。大家都说他不太正经，因为他喜欢惊世骇俗，而且都是百发百中，但是他所画的圣克萝蒂尔妲被兰斯主教开了后庭之花，确确实实地惹恼了校方，气坏了他的父母。他的父亲，如同往常，花钱摆平了风波，以免丑闻扩散。不过，校方始终没有罢休。说到圣女开了后庭，这说法实在没法对众人交代。所有人都站在了爱德华的对面。除了他的几个好伙伴，尤其是那几个被他的素描所吸引的同学，还有他的姐姐玛德莱娜。这让她笑了个痛快，当然不是因为主教上了克萝蒂尔妲，这个嘛，都已是老掉牙的故事了，让她发笑的，是那些人的嘴脸，想象一下吧，校长啦，于贝尔神父啦，全都逃不了……她也一样，在圣克萝蒂尔妲学校读过书，对女生部，她简直了如指掌。玛德莱娜非常欣赏爱德华的大胆，嘲笑他总是一副傲慢无礼的样子，她特别喜欢把他的头发弄乱；但是，他得准备好让她弄了，她才能弄，理由很简单，虽说他年纪比她小得多，但他长得很高……他俯下身子，她则把她的双手伸进他浓密的头发中，使劲地挠着他的头皮，让他痒痒得难受，最终不得不一边笑着，一边求饶。不过，可不能让父亲看到他们这样闹。
我们还是回头说说爱德华吧，他在接受教育方面，一切都还算顺利，因为他的父母很有钱，不过，即便靠了钱，也没什么太体面的效果。早在战前，佩里顾先生就赚了很多很多钱，他是靠着危机发财起家的那类人，可以说，危机就是为他们而来的。而妈妈，人们从来就不说她的财富从何而来，这毫无意义，这就像是，你不必问海水里从什么时候起有了盐。但是，因为妈妈很年轻时就死了，死于心脏病，所以只有爸爸一个人来操控一切。由于忙于生意，他把孩子的教育全都托付给了学校和老师。还有家中的仆佣。爱德华天资聪慧，所有人都承认他要优于常人，尤其在绘画方面，他有一种令人难以想象的天赋，甚至连他的美术教师对此都无话可说，运气好得也太令人称绝了。他还有什么需要期待的呢？兴许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他才如此咄咄逼人。知道自己不会惹来威胁，知道一切都会顺利解决，他才显得大胆无畏。他可以说出自己想说的一切，随心所欲，而且，不用担心：他越是去冒险，就越是有保护措施。实际上，佩里顾先生在各种情况下都拯救过儿子，但他那样做是为了自己，因为，他拒绝让自己的姓氏遭到玷污。而这并非能够轻易做到，因为爱德华始终都是叛逆者，他喜欢搞一点儿恶作剧。他父亲终于不堪忍受他的一系列丑闻，对他的未来命运丧失了希望，而爱德华也就趁机进入了美术界。一个关爱他的保护人姐姐，一个十分保守的、每分钟都在否定他行为的父亲，一种无可否认的天才，爱德华几乎拥有了走向成功所需的一切。好的，人们知道，他不见得就能借此成功，但是，在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他还是算得上成功。除了他的那条腿，血肉模糊的伤腿。
当然啦，对爱德华的所有这一切，为他守夜、为他换洗内衣被褥的阿尔贝还一无所知。阿尔贝所确信的唯一事情就是，无论爱德华·佩里顾的生命轨迹是如何确定的，1918年十一月二日这一天，他的命运突然就彻底改变了。
而他的右腿马上就变成了他次要的忧虑对象。
阿尔贝时时刻刻都陪在他战友的身边，为女护士们充当了志愿助手。女护士们要忙着做医护，处理伤口，预防感染，用导管为爱德华喂食（直接往他的食道中插管子，送入一种混合了牛奶、鸡蛋汤、肉汁的流质食物），而阿尔贝，则要忙活其余的一切。他不是在用一块湿布擦干净他的额头，就是在带着一种珠宝匠般的小心给他喂水，要不，他就是在给他换垫单。而这时候，他就紧咬住嘴唇，转过身去，捏住鼻子，眼光瞧向别处，劝说自己，他战友的未来兴许就将取决于他这一番细致入微的劳役了。
就这样，他的注意力全都用来关注两件事：一个，是找到一种办法，能让自己痛痛快快地呼吸而不至于每吸一口气都带来肋骨的一丝疼痛，但他始终找不到；再一个，就是陪伴他战友的同时，希望战地救护车早早到来。
做着这一切的同时，他脑海中不停地闪现出当初的景象，当他自己从死人堆中爬出来的时候，爱德华·佩里顾正半躺在他的身上。但是，作为这一切的背景，时时萦绕着他心头的，则是普拉代勒中尉的形象，这个卑鄙的小人。阿尔贝花费了不计其数的时间，去想象当他在路上遇见中尉时他将会对他做什么。他仿佛又见到了普拉代勒在战场上朝他冲过来，几乎是切切实实地又感觉到了炮弹坑将他窒息。然而，他却很难长久地集中精力去回想，就仿佛他的大脑还没有成功地找回它那巡洋舰一般的匀速。
即便如此，在他复活过来之后不久，一些词语还是涌上了他的心头：有人尝试过要杀死他。
这一表达，听上去有些怪怪的，但似乎不无道理。毕竟，一场世界大战，向来都不过是一种蔓延至整个大陆范围的谋杀。只不过这一谋杀不可避免地落到了他头上。瞧着眼前的爱德华·佩里顾，阿尔贝有时候会重温当初弹坑中空气越来越稀薄的那一时刻，而他的愤怒就会渐渐沸腾。两天之后，他也一样，他也已经准备好了，要成为一个杀人凶手。四年的战争之后，现在是时候了。
当他独自一个人时，他总是想着塞茜尔。她离他那么遥远，他想她都想得心直痛。突如其来的事件过于密集，把阿尔贝推入到另一种生活中，但是，没有塞茜尔在的生活，对于他是一种根本不可能的生活，他只能把自己寄托在对她的回忆之中，他看她的照片，细数着她无数的完美优点，眉毛、鼻子、嘴唇，一直到下巴，天底下竟然还有这么美妙的东西，塞茜尔的嘴巴，让人永远都无法忘怀。有人将从他手中把她偷走。将有一天，有人会来把她夺走。或者，她会自己走掉。他在心中也意识到了这一切，他，阿尔贝，根本就不算什么，而她，仅仅是她的香肩，那可就是……想一想这个简直会要了他的命，那些伤心的时刻可叫他怎么挨啊。他心里想，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这个。于是，他拿出来一张纸，尝试着给她写一封信。是不是应该把一切都告诉她，告诉她这个只等待着一件事的人，告诉她说，他们不再谈论这个了，他们终于等到战争结束了？
当他不去想他写信给塞茜尔时要写什么，或者写信给他母亲时要写什么（先写给塞茜尔，然后再写给他母亲，假如他还有时间的话），当他不扮演他的护士角色时，阿尔贝就会在那里遐想联翩。
比如，那个马脑袋，就常常浮现在他的脑海中，当初，他突然发现了自己就被埋在它的边上。奇怪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它已经丧失了它魔怪般的特性。甚至，他为了保命而呼吸进肺里的从马嘴里发出的那腐臭的气味，似乎也不再那么肮脏，那么令人作呕了。同样奇怪的是，站立在弹坑边上的普拉代勒的形象，越是以一种照片般的清晰与精确不断出现在他眼前，他越愿意保留住其种种细节的死马脑袋的形象就越是渐渐消解，丧失了它的色彩与线条。他再怎么努力集中精神，这一形象也在渐渐淡化，而这，在阿尔贝心中，会激起一种失落感，让他隐隐约约地陷于焦虑之中。战争结束了。虽说还没到做总结的时刻，但也应该好好地估算一下损失的程度了。那些士兵，他们在整整四年时间里，在枪林弹雨底下始终弯着腰，有的人甚至从此没有再站立起来过，他们的肩膀毕生就那么担负着看不见的重量，阿尔贝跟他们一样，明确地感觉到，有某种东西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那就是宁静。好几个月以来，自从在索姆河战役中负伤，在那些无始无终的夜晚，身为担架员，在战场上寻找伤员，并因不时飞过的流弹而担惊受怕，尤其是他从死人堆里爬出来之后，他就知道，有一种无法定义的、颤抖着的、几乎可以触碰到的恐惧，在他的心中慢慢地扎下了根。除此之外，还要加上他的活埋给他心灵造成的毁灭性效果。他身上有某种东西依然留在泥土底下，他的躯体返回到了地面上，但是，他脑子的一部分，吓坏了，留在了底下，被囚押，被禁锢。这一体验标记在了他的肌肤中，他的行动中，他的目光中。只要一离开房间，他就会惶恐不安，他会留意最细微的脚步声，开门之前，他首先会从门缝中小心地探出脑袋来，然后再把房门开大；走路时，他喜欢贴着墙壁走，经常想象有人尾随着他；跟人聊天时，他总是忍不住仔细地打量对方，只要有可能，他总是选择待在离出口最近的地方。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的目光总是带着一种警惕性，左右不停地扫视。守在爱德华的床头时，他需要透过窗户望出去，因为房间里的氛围让他感到压抑。他始终处在警觉中，一切都是他怀疑的对象。他知道这一点，一辈子也就那样了。现在，他得时时体验这种动物般的忐忑不安了，就像一个人突然发现自己变得很嫉妒，但他明白，从此后，他就得跟这种新毛病妥协了。而这一发现让他陷入了巨大的忧伤之中。
吗啡产生了效果。尽管剂量在逐步减少，眼下，爱德华每五六个小时就得注射一小瓶，那样，他就可以不再受疼痛的折磨，他的病房也不再没完没了地传来烦扰人的呻吟声，也听不到那让你血液冷凝的吼叫声了。当他不瞌睡的时候，他像是在飘荡，但还必须把他绑紧了，就怕他去挠那大大敞开的伤口。
之前，阿尔贝和爱德华并没有经常碰面，他们只是彼此见过面，打过招呼，兴许还远远地送上过一丝微笑，仅此而已。爱德华·佩里顾是一个战友，跟其他人一样，近在咫尺，却很陌生。今天，对于阿尔贝，爱德华依然是一个猜不透的谜，一个难以捉摸的奥秘。
他们来到战地医院的第二天，他发现，爱德华的个人用品就放在木头大柜子脚下，而木柜的一扇门大开着，一有风吹来就吱扭吱扭作响。无论谁都能进得屋来，把包偷走—谁知道呢？于是阿尔贝决定把它藏起来。当他拿起这个装有私人物件的布包时，阿尔贝的心里肯定觉得这样做不太好，他根本就不想这么早就去翻开它，但是他实在无法抵抗翻包里东西的诱惑。他很尊重爱德华，照这个道理，他不应该去翻包，但是，另一个道理在催促他翻包。这让他回想起他的母亲。马亚尔太太就是一个爱翻别人东西的母亲。整个童年时期，阿尔贝就始终在施展千百种才干，来对母亲隐藏一些其实并不太有什么意义的秘密，而最终，马亚尔太太总能发现这些秘密，到头来，她会一边挥舞着那些战利品，一边劈头盖脸地责备他。说来，那不过是一些小玩意儿，从《画刊》杂志中剪下来的一个自行车手的照片，从一本诗歌选集中抄下的三行诗，或者是从苏比斯游戏中赢得的四颗弹球和一个楔子，马亚尔太太把这每一个秘密都看作一次背叛。在灵感大发的那些日子，她手中挥舞着一个邻居给阿尔贝的一张明信片，上面有越南北部地方的大树，在挥舞明信片的同时，她会投入到一番热烈的独白中，一遍又一遍地数落孩子们的忘恩负义，还有她自己儿子的自私自利，还有她那迫切的愿望，渴望自己不久就能去另一个世界见她可怜的丈夫，这样，她才能得到最终的安慰，接下来的台词你应该能自己猜到。
阿尔贝打开爱德华的布包，目光立即落到一个本子上，这些痛苦不堪的记忆顿时消逝得无影无踪。这是一个用橡皮筋绑住的硬面本子，有一副历尽沧桑的模样，里面夹着的只是一些用蓝色铅笔画成的素描。阿尔贝双腿盘膝，傻傻地坐了下来，就坐在柜门吱扭吱扭作响的衣柜跟前，立即就被那些画面吸引住了。这些画，有的是草草涂就，有的则是精心描绘，如同一场滂沱大雨那样紧密排列的晕线，形成一片片深沉的阴影。画作有一百来幅，全都是在这里，在战场上，在战壕中画的，展现出日常生活的时时刻刻、方方面面。画面中，士兵们有的在写信，有的在抽烟斗，有的在哈哈大笑，有的正准备冲锋，有的正在吃饭，有的正在喝水，反正，就是诸如此类的场面。匆匆画出的一条曲线，就变成了一个筋疲力尽的年轻战士的侧影，而三笔线条，就是一张眼神惊慌的疲惫的脸，让你看了直觉得肚子抽筋。这些最细微的笔触，看似匆匆，貌似急急，若有似无，却能抓住事物的本质，即恐惧、悲惨、期待、泄气、疲竭。这个画册，简直可说是一篇宿命的宣言。
翻阅画册时，阿尔贝感到心揪得紧紧的。因为，在这所有的画面中，从来都没有一个死人，也从来没有一个伤员，没有哪怕一具尸体，有的只是活人。这应该更可怕，因为所有这些图像都在呼喊着同一件事：这些人就要死去了。
他只是稍稍翻了翻爱德华的用品，然后就把它们整理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