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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9月2日，天晴气爽。65岁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戴着墨镜，以一副征服者的姿态，端坐在停靠在东京湾的“密苏里”号军舰上，气定神闲地吸着自己的大烟斗。面前是一群身材矮小、面带愧色的日本人，他们背后的帝国弥漫着某种灰暗的情绪，那是遭遇失败后的叹息与绝望。
半个月之前的8月15日，裕仁天皇在广播中发布了投降诏书。日本媒体和史学者将这段讲话描述为“玉音放送”，其实，当时天皇的声音毫无金玉之音，反而干涩、沧桑，说话时磕磕绊绊。
在诏书发布之后，日本人的心情无比复杂，有人想到战争结束了内心窃喜；有人想到死去的亲人泪如泉涌；也有人因为战败蒙羞而剖腹自杀……总之，在这个小小的国度里，不同的人面对同一个宣言，却选择了不同的方式来面对失败带来的影响。
那么，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和观察者，站在日本重大历史节点上，我必须努力洞悉的问题是，战败对日本人来说意味着什么？一向被人们当做神的天皇居然通过广播宣布日本所谓的“圣战”遭遇了彻底的失败，这会不会让大部分日本人精神崩溃、信仰流离失所呢？从8月15日到9月2日的这段时间，一方面，日本人经历了过去千年来都不曾经历过的痛苦与失落；但另一方面，他们内心深处仍对未来充满希望，毕竟战争结束了，满目疮痍的废墟要持续多久？恢复昔日的生活与荣光要花费几代人的精力？这些未知的命题让日本人对以后的生活怀疑又期待。
三天前，麦克阿瑟带着自己46万人的大军进驻了日本。海、陆军分别从横滨和横须贺港登陆，然后像蜘蛛的触角一样分散到日本各地，开始了他们的统治年代。以第三方的眼光来看，当时的麦克阿瑟并非一个民主制度的缔造者，也不是日本的拯救者，而是地地道道的殖民者。美国联合参谋部是这样指示他的：“天皇和日本政府，是在你和盟国的领导下，被授予治理国家的权力的，由于阁下的权力至高无上，在权限上无须接受日方的任何质疑。”
换句话说，麦克阿瑟将军就是日本的太上皇，是独一无二的统治者。甚至，有作家直接称麦克阿瑟为“独裁者”。
9月2日那天，和麦克阿瑟同行的是其他盟国的9位代表，在“密苏里”号军舰上，与日本正式签署了投降协议。
很少有人会注意到，“密苏里”号上的美国国旗充满着象征意义和美国复仇后的快感。密苏里是当时美国总统杜鲁门的故乡，而向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的决定，正是这位总统的杰作。
在“密苏里”号上飘扬着的美国国旗中，有一面是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当天飘扬在白宫上空的；而另一面是1853年马休·佩里的黑船上曾经使用过的。
这充满着某种隐喻。对日本人来说，他们经历了一个复杂而神秘的轮回。在不到一百年之前，是美国的黑船让日本打开国门，感悟新世界，从而完成了近代化，成为亚洲最优秀的国家；而这场声势浩大的革命的结局却是日本惨败，日本又因为美国的占据而再次走向封闭。日本，是盘踞在浩瀚海洋上的一只怪兽，不够庞大，但足够凶猛，不够坦荡，但足够坚韧。它能以最快的速度、最强悍的手段伤人伤己，又被更强大的敌人瞬间驯服。
这个国家有意思，也让人唏嘘。
当天，代表日本军部的梅津美治郎将军和日本外相重光葵，在“投降协议”上签下了自己的大名。让外界疑惑的是，天皇和皇室成员并没有出现在“密苏里”号上，直到今天，都没有官方文件来解释，为什么美国人会放弃对天皇的质问。但这件事至少给日本民众透露了一个信息，那就是，战争的胜利者不会把战争的罪行与天皇联系在一起，天皇，还会以自己的形式存在下去。
绝望如影随形，笼罩在岛国上空。天皇的存在也无法拯救他们内心的恐惧和对黑暗未来的迷失。而美国人气势汹汹的到来，更是让日本人忧心忡忡。在他们的记忆中，无论是明治维新、甲午战争、日俄战争，还是二战之前的岁月里，日本搅动了世界的神经，它是一连串崛起和胜利的代名词，直到今天，一切戛然而止。
因为美国人，日本帝国已经几乎被付之一炬，他们的海军已经全军覆没，无数艘商船安静地沉没在海底；训练有素、曾经光彩照人的空军战士们也已经魂归天空、死伤殆尽了；日本人目力所及的，只是忍受着饥饿、伤痛、灰心丧气的败军们。在这片本就不够浩大的国土上，大部分城市都曾经成为美军空袭的目标，现在，它们依然冒着浓烟，用满目疮痍来迎接战败的阴影。原本是日本最大的政治、商业城市的东京，曾经容纳了700万人，而在战败之后，有50万人的灵魂飘荡在城市上空，俯瞰他们曾经肉身栖息，而如今脆弱无比的帝国。
麦克阿瑟曾经回忆当时日本人的心态：“他们被彻底打败和威慑住了，在投降加于他们国家的严重惩罚面前瑟瑟发抖，这是对他们国家深重的战争罪孽的报应。”
那么，日本的战争损失到底有多大呢？这几乎是一个难以用数据来解答的问题。据说，到日本投降时，共有170多万名军人死亡，而被炮火和轰炸机炸死的平民则难以计数，但这个数字绝对不会低于100万人。
另外，还有几百万日本人流离失所，在中国东北、东南亚过着地位低下的生活。比如在南洋，美国人动用了大批残余的日军帮助他们修建自己的军事基地，同时拆除日本人原来的设施。这批真正的“浪人”在海外艰难地生活，他们日思夜想希望回到自己的祖国，但很多人没能活着回去，很多人期盼多年，在双眼干涸、鬓角如雪之后才踏上了国土。
而在日本本土的难民们，生活更是一望无际的孤苦。他们常常聚集在港口码头，热烈地期盼着亲人的归来，但等来的不是烧成灰烬的骸骨，就是亲人们死无葬身之地的噩耗。但他们仍像幽灵一样不肯离开码头，等待着哪怕是阴阳两隔的消息。
越来越多的孩子成为孤儿，他们的父母不是因空袭而死，就是惨死在遥远的海外。据厚生省的统计，到1948年，日本全国共有流浪儿12万多人，他们散布在铁路边、火车站、饭馆门口，以盗窃、乞讨、拎包、擦皮鞋为生。
从经济层面来审视，日本这个国家濒于破产，通货膨胀如刀如雷，轰然而至。
这很好理解，因为日本战时的统制经济造成经济发展极度不平衡，生活用品越来越短缺，军用物资越来越多。再加上日本为了筹措资金，狂发债券，虽然打仗的时候，通货膨胀在政府的竭力压制下被控制得并无大碍，但等战争一结束，政府形同虚设，民用物资短缺更加严重，经济情况急转直下。
这是一个很难摆脱的恶性循环，为了刺激战后经济，日本政府只能再次扩大银行券的发行量。
在日本宣布投降的当天，日本银行券的发行额是300亿日元左右，可是到了月底，这个数字飙升到435亿日元。半年后，这个数字是600亿日元。
另外，日本投降之后，政府需要给军需工厂和复员军人发放大笔战争补偿金和生活费，这就造成了让人惊愕的财政赤字的出现。在战后的3个月里，日本共发放战争补偿金和生活费用金额200多亿日元。
为了支付这笔巨额开支，日本政府只能大量印刷债券，让央行来购入。央行还肩负着为各大商业银行提供、调配资金的重要使命，为了弥补各大银行资金短缺的厄运，央行只能开足马力大量印制钞票，这进一步推动了通胀的恶化。
这真是一个山穷水尽的年头。1945年，在日本不广袤的土地上，风灾、水灾、火灾又接踵而至，这让日本人的生活更加困苦。大藏省
预计，要想让老百姓吃饱饭，至少还需要100万吨粮食。日本媒体则计算出这100万吨粮食够1000万人吃，换句话说，日本在1945年会有1000万人被活活饿死。
这一论断造成了社会的极度恐慌。很多人以为已经有1000万人被饿死了，纷纷写遗书准备后事。还有一些激进分子带着大家游行示威，高举大牌：“拿大米来！还我生命！”
当然，事实上没有那么多人被饿死，但因为粮食短缺饥饿而死的事件每天都在上演。最有名的是一位法官，东京裁判所的审判员山口。他因为拒绝去黑市上买大米，被活活饿死。临死前，他写道：“因为大米短缺，粮食统制法已经颁布。这是一条恶法，让黑市大米横行。但作为法官，我只能服从法律，虽死无憾。我作为坚守法律的法官而死，能充分说明日本人生活的艰辛困苦。”
为了让老百姓吃上饭，为了让混乱平息，日本政府请求驻日盟军总司令部给予粮食援助，这才让食品危机在1946年趋于平静。
当时的日本人的确生活在一个千疮百孔、支离破碎的世界当中，他们只能度过一天算一天，没有人会思考自己和祖国的未来在哪里。
但是美国占领者却在深思，对日本的改造，究竟应该如何进行？他们面对的是一个破败的国家，而这个国家的国民曾经被种族优越感、暴虐的理想和征服世界的野心所掌控，他们的良知可能陷入极端的矛盾当中，特别是战败之后，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该信奉什么，该摒弃什么。
而现实情况比这些还要复杂，美国人要做的事情是，在军事独裁统治的框架下，对日本进行民主化改造，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重重的、史无前例的行为。而当时的国际形势也非常复杂，“冷战”的铁幕已经慢慢下沉，日本应当成为美国抵御东方共产主义势力的屏障，而日本内部的社会主义倾向也悄然抬头，如何平衡这一切呢？
实际上，美国人已经在独裁统治下，尽自己最大的能力来改造日本了。1945年10月，就在日本签署“投降协议”的短短一个月之后，美国宣布废除日本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很多左派人士被释放出来，他们又开始活跃在全国各地，举行会议、演讲，歌颂社会主义的明天。
这件事情给当时的以东久迩宫为首相的内阁带来巨大的冲击，他们坚决反对美国人对异己分子的宽容大度，最终，全体内阁辞职离去。
而新上任的首相币原喜重郎屁股还没坐热，就接到了美国统治者的新要求：让妇女拥有选举权。
于是，在那个黑暗的时代，你能看到穿着和服的女子们兴致勃勃地为自己的政治偶像投票，但她们几乎已经忘记了投票的动作。
对我们这本书来说，美国对日本经济和商业模式的改造是重点。关于这个论题，有两点是值得我们记忆的：一个是美国对日本农村的改革，一个是消灭垄断财阀。
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广泛存在着大地主掌控土地、农民贫困不堪的情况。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许多农民流离失所、生不如死。还有一部分农民怀着对社会充满报复的心态参军，最后成为军部的筹码，参与战争。
战后，美国人为了彻底消除战争的根源，开始消灭大地主，进行“土地改革”。这次“土改”分为两步走。第一步是在1945年11月，内阁通过了《土地调整法修改法案》（下称《法案》），开始了大张旗鼓的“土地改革”。
这一步“土改”相对来说比较温和，《法案》要求日本农村的地主们保留五公顷土地，其余部分统统在五年内强制开放交给农民租种。同时，地租改为现金形式，而且租金非常之低。这个措施其实是要求地主交出土地，同时，也兼顾了他们的情绪：土地还归你，农民种地给钱，皆大欢喜，只不过地租便宜了点儿而已。
但即使如此，盟军还是认为日本的“土地改革”过于温和，没有达到民主化的效果。于是，在1946年10月，更猛烈的“土改”终于来临了。
这次的改革措施是这样的：由政府出钱，收购地主的土地；而地主原则上只能保留一公顷的私有土地。政府把土地买来之后，再以很低的价格卖给农民耕种。这个很低的价格是多少呢？只相当于日本农民一年的土地租金而已。
这项改革虽然也遭遇了挫折，比如有些地主虚报土地，再在黑市上把土地出售赚取暴利，等等。但总的来说，改革还算顺利。到了1949年，全国80%的耕地完成了“土地改革”，分给了农民耕种，日本的佃户也完成了向自耕农的身份转换。
如果我们总结一下日本“土地改革”的意义，那么你就会发现，这些措施的确缓解了农村的社会矛盾，消除了农民暴乱的根源；让耕者有其田是日本迈向民主化的坚实一步。
在“土地改革”大张旗鼓进行的同时，对日本商业影响更大的另一项举措也在积极展开。这就是消灭垄断财阀，打破一家公司对一个行业的控制。当时，美国助理国务卿迪安·艾奇逊为美国的救世主们提出了要求：“改变使日本产生战争意愿的现存经济和社会体系，以使战争意愿不再继续。”
1945年11月，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开始实施这项策略，向大财阀们开炮，强烈要求他们在最短的时间内解散、放弃他们已有的商业帝国。当时日本有几个庞大无比的财阀：住友、三井、安田和三菱，它们命运的走向决定着日本经济的未来。
当时驻扎日本的盟军司令部认为，强制要求日本解散财阀有悖于民主观念，所以，麦克阿瑟将军向大藏省表示，要求财阀们自行解散，各自分崩离析。
于是，刚刚从战争的洗礼中挺过来的财阀们又面临着新的危机。针对驻日盟军总司令部提出的解散财阀策略，不同的家族领导人表现出了不同的态度。
最先表示同意自行解散的是安田财阀。当时，安田财阀的总掌门是安田一，他是创始人安田善次郎的亲孙子。在短暂的调整之后，安田家族的人全部退出公司管理层，同时，安田直接控股的公司也宣布脱离安田的管理。10月，安田保善社正式宣布，安田财阀解散。
安田一在《解散宣言》上说：“战败后的日本，应当摒弃一切的私情，大家应当以一致的步调，向创造新生日本而迈进。”
从安田善次郎创业到安田财阀的解散，整整经历了60年。
安田一虽然解散了财阀，但他的行动依然受到美国的控制，每隔个把月，他都要向驻日盟军总司令部汇报自己的生活支出。美国人对财务核算得很精细，总是能挑出他的毛病来，比如电话打太多了，浪费严重。
安田一非常无奈，他告诉美国人，自己的岳父岳母都住在外地，电话费自然会很高了。但抑郁难当的安田一内心深处并非死灰一片，他期待着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财阀还能闪耀新的光辉。
三菱财阀从一开始就蔑视美国占领军的政策，他的掌门人岩崎小弥太决定跟美国死磕到底，绝不解散三菱财阀。
岩崎小弥太的理由也很充分，因为他作为一个企业家，一直反对战争。当日本“偷袭珍珠港”取得胜利的时候，当全体国民沉浸在野心膨胀的巨大喜悦中的时候，岩崎小弥太在日记中写道：“真是做了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当年的圣诞节，他指着桌子上的火鸡说：“以后，这些火鸡都会成为美国人的食品。”
在战争过程中，军部一直强迫三菱财团提供木材物资，岩崎小弥太告诉自己的下属：“他们要就给他们，咱们现在不砍树，以后也会被美国的飞机轰炸得精光。”
换句话说，虽然三菱财团也介入了战争，可是在那样的时代，作为一个商人，为了保全企业，别无他法。
后来，战争结束了；再后来，驻日盟军总司令部来了。岩崎小弥太的痛苦也在日益加深，因为他知道，自己的企业可能将遭遇创立以来最惨烈的命运。
那场百分之百可以称之为浩劫的战争，到底谁是真正的罪人？是被愚弄的民众吗？是苟且偷生的企业吗？是下层的农民、军人和工人吗？当然不是，真正的罪犯是贵族、军部和日本庞大政治体系中的政治家们。
所以，当美国人要求三菱解散的时候，岩崎小弥太回应说：“三菱从来没有做过背叛国家的事情，也从来没有跟军部有过勾结，我们做的就是全力改善国民的生活，所以我们从来没有感觉自己可耻。三菱的股票面向社会募集，很多国民都是我们的股东。所以，我代表的是全体股东的利益，不能背弃股东对我们的信任，所以，我不能解散三菱。”
应该说，岩崎小弥太在四大财阀里是态度最强硬，也是唯一一个敢公开跟盟军叫板的人。
驻日盟军总司令部非常愤怒，他们公开发表文章，督促三菱尽快解散，但都被岩崎小弥太拒绝了。最后，大藏省大臣涩泽敬三亲自做说客，希望三菱能自行解散。岩崎小弥太当时身体不太好，他躺在病榻上说：“自行解散是不行的，除非是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强令我们解散。如果是强令的话，也希望能让一般股东再分一次红利。”
涩泽敬三答应他们努力试试。其实，涩泽敬三及当时的日本首相币原喜重郎都跟岩崎小弥太有亲戚关系，血浓于水。他们也是发自内心地希望三菱能有个美好的未来，才希望三菱财团能审时度势，能屈能伸。
但岩崎小弥太还是不为所动，坚持认为，只有给所有股东都发了红利，他才考虑是否解散公司。
美国人的耐心消耗殆尽，他们立刻成立了一个叫控股公司整理委员会的组织，专门负责解散四大财阀。很快，这个机构发布了解散财阀的命令：四大财阀停止对控股公司的一切所有权；家族人员必须退离自己的职位；控股公司的董事立即下课；各个财阀都不能再对下属行业行使控制权。
这项严厉的措施再也不是停留在自行解散的逻辑之内了，深受打击的岩崎小弥太住进了医院。而三菱公司召开了最后一次董事会，宣布了驻日盟军总司令部的命令。
1945年12月2日深夜，岩崎小弥太因为大动脉出血身亡，享年67岁。他死前内心一定很痛苦，因为他看到的是日本战败后的满目疮痍，当然更重要的是，自己的家族企业走到了尽头。
在岩崎小弥太去世的半年后，三菱把旗下所有的事业都移交给了控股公司整理委员会，这个不可一世的大财阀暂时停止了呼吸。不过，它没有就此消亡，而是等待着复兴的那一天。
日本有句古话我深以为然：“寒门出孝子，国破见忠臣。”很多人以为，在日本明治维新的上升过程中涌现出来的企业家才是商界奇才、真英雄，但我纵观日本400年商业脉络之后，得出的结论是，那些在历史转折点上，披荆斩棘，以豪迈的雄心、不屈的动力和果敢的力量继续前进的企业家，才是值得我们佩服的人。
因为，在大形势顺风顺水的时候，我们看不到一个企业最优质的特点，就好比患难见真情一样，企业只有在生死存亡之际，才会表现出自己真正的特质。
从商业层面来看，美国占领者对它的最大的冲击，无疑是解散了掌控日本400年商业版图的财阀体制。
四大财阀的表现各异，也充分体现了大时代背景下不同的企业生态。
三井家族认为，驻日盟军总司令部的解体政策不过是雷声大雨点小，时过境迁后，自然能重整江山待后生。于是三井派出三井本社的首席常务理事住井辰男与美国人斡旋，并告诉美国人，在战争过程中，三井没提供多少军用物资，一直以良民企业而自我要求，而且，三井现在愿意交出家族掌控的股份，向社会公开，变成一家社会型企业。
但驻日盟军总司令部根本不听他们的提议，而是粗暴地回复说：“解散财阀是唯一的途径，赶紧解散才是正确的选择。”还威胁说，“现在日本有好几百万人吃不上饭，如果你们不解散财阀，我们就拒绝提供援助。”
最后，他们还充满讽刺地说：“我们不允许三井家族过着比难民更好的生活！”
有着400多年悠久历史、经历过无数次大风浪的住友家族，也难逃厄运。古田俊之助是住友的总理事，早年在住友家族做技术工作，因为是个彻头彻尾的工作狂，所以被员工起外号叫做“坦克”。
“坦克”的职业生涯一路顺遂，很快成为住友家族的大当家。
当天皇宣布投降的时候，古田俊之助依然保持了冷静的内心，他明白，自己必须要保住住友家族一贯的形象和生意。
当时，社会的传闻是，像住友这样的大财阀很有可能被美国人宣布为战犯，连古田俊之助也难逃战犯的恶名。
古田俊之助没有被传闻吓倒，他告诫自己的属下，“如何以不让后世耻笑的方式，维持住友家的安泰”是目前所有员工的第一要务。
古田俊之助之所以如此镇静，是因为在那个混乱而黑暗的时代，企业如何保住命脉的关键，在于它们和美国占领者之间的关系。三井一直蔑视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并且极端自信地以为美国人不会解散财阀。而住友却知道，美国人才是日本的实际统治者。所以，当驻日盟军总司令部一成立，住友家族的很多骨干就自告奋勇，成为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在经济方面的专家顾问。
这些专家反馈给古田俊之助的信息是，美国人要解散财阀是没商量的，千万别像三井那样一厢情愿地以为这件事情还能缓和，一定要做好各种准备，完成解散。
这里需要提到一个细节，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当时的想法还是比较简单，他们观察到，三井、住友这些大财阀的下属企业都以三井、住友命名；于是，他们认为，解散财阀就是让这些企业改名更姓，斩断它们和企业家之间的股份关系。
于是，古田俊之助打算打个擦边球。
他以最快的速度让住友旗下所有的公司改名称，同时，古田俊之助让所有主要领导人全部离职，不留任何余地。
而古田俊之助自己也在料理完这些公司的后事之后，选择了辞职。在辞职演说中，他为住友财团规划了新的发展方向：“今后住友旗下的所有公司应朝着企业集团化的方向发展，因为这与住友的未来有着密切的关系。”
但美国人不知道的是，古田俊之助还是让住友旗下的公司保持了无法割裂的关系，将它们永远捆绑在一起。保持这种关系的利器叫“社长会”，后来改名为“白水会”。
这是一个定期举办的会议，由住友本社的社长主持，参加会议的人都是各个事业、企业的社长，他们聚集在一起，商议下一步集团整体的战略方向，研究经营重点，彼此协调经营范围，等等。
古田俊之助在第一次社长会上慷慨激昂地说：“各事业的经营者应当聚集在一起、团结在一起，以防止组织的老化，使得现在的住友拥有强大的组织能力。”
在那之后，住友财阀的确凭借着这种独特的例会，让自己的组织具有强大的凝聚力。而这种例会又是美国人所不了解的，他们以为，当一家公司与另一家公司没有股权关系之后，它们之间就不再有任何牵连了，而实际上绝对不是这样的。在以后的日子里，住友财阀凭借着血缘、姻亲关系，依然聚合在一起，并且不断扩大自己的事业范围。至今，他们旗下的公司早就遍布世界，生生不息。
伴随着财阀解散的消亡，新的革新力量也在慢慢崛起。当时世界格局错综复杂，东西对立，战争依然一触即发。美国人要做的是扼杀战争的经济根源，但绝不是让日本的经济陷入死亡循环。
在四大财阀接连被解散之后，日本产业界的各大企业家也深感岌岌可危，他们同样看不到明天和未来。但企业家应该做的是什么呢？至少在危机的时刻，他们应该站出来，告诉自己的员工，要相信未来。
在事情发生了60多年之后，我们重新回望历史会发现，在那个异常艰苦的年代里，依然有很多人超越了战败的阴霾和绝望的压迫，剥离掉笼罩在窗口的阴云，让阳光照射进自己的心灵，他们聆听着天皇沙哑的声音，开始思考，该如何更好地生活下去。
人类总是如此，被大灾难击倒，再从废墟中艰难地爬起来。不是因为他们多么坚韧不拔、心如磐石，而是因为他们别无选择。
对于日本人特别是对于日本商人来说，美国式的自上而下的改革他们并不陌生。当年那场震惊世界的“明治维新”运动也是在精英阶层的推进之下有序进行的，工业化、民主化、富国强兵、消灭割据和武士，这些过往的思想冲击在那个年代虽然也遭遇了抵抗，但最终都坚决地贯彻了下来。日本和德国的民族性有许多雷同，比如，他们都不太笃信民主，认为民主是效率低下的恶草，他们迷恋专制、集权、高效率。而对于二战后失败的日本人来说，他们在美国独裁统治下，接受新鲜事物的意识更强烈，也更顺畅。
所以，当美国人通过独裁的方式来实现民主化、经济改革的时候，日本人并没有感到陌生和无所适从，他们甚至张开臂膀，拥抱战败和新生。
比如，美军在日本的驻扎并没有引起社会的恐慌，反而刺激了日本经济的发展。很多中小企业做起了满足美国军人欲望的生意。比如有家小公司，之前一直为日军生产军用的镜头，等美国人来了之后，这家公司立刻开始转而销售迷你照相机，并大获好评。另一家公司一直给日本空军提供飞机设计图纸，现在，他们开始给美国人设计摩托车。在日本战败的一年后，国内诞生了400多家专门生产口香糖的公司，因为那是美国人的最爱。
这种军用企业向民用公司的转变完全是企业的自发行为，它们在面临战败的时候，迅速转型，忘记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伟大使命，开始喜悦万分地从过去走向未来。
客观地说，小公司的转型还比较容易；可是大财阀和大企业就要面临更多的挑战和艰难，它们必须迅速解散，但还要保持家族企业的延续；它们必须听命于美国的经济政策，还要实现盈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