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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从艺术史转入文化史。且先从中华宇宙观和儒家思想“理学”与“心学”说起。古人从体验角度论述宇宙轨迹，认为阴阳五行相生相克，起落浮沉，古往今来，盛极而衰，衰而复兴——阴阳相交，变幻循环，是天地常理。我国儒家“人道”的思想，可与西方一神教（monotheistic）“上帝创造”（God's creation）和“神道命运”（Divine Providence）的信仰两相对比。由于信仰宇宙间并无上帝安排，规范世人行为以达到天下太平便成为先圣孔夫子（公元前551—前497）的中心思想，于是就有“三纲五常”“事在人为”“人定胜天”“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儒家训言。
根据儒家经典《大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士人一贯的理想，四者缺一不可。
千百年来，这套思想导致正统与独行、保守与革新各走极端，并主宰了中国艺术及文化发展的基本方向。而《大学》反复阐释的“格物致知”一语，更是传统以来为学、问艺、修身、治世的不二法门。
儒家思想以“内圣外王”为最高理想。所谓“内圣外王”，就是“实有圣人之德，实举帝王之业”
。诚如余英时教授于《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中所言，南宋（1127—1279）朝廷与儒士均力主“内圣外王”，冀望通过“得君行道”的主张，互相利用，以期实现一己的政治抱负。
及至1520年明代思想家王艮（1483—1541）首次问政于哲学大师王阳明（1472—1529），却得闻“君子思不出其位”之说。余教授按此断言，生于明代专权之下的王阳明，是最终将儒家“修身”与“治国”“平天下”分离的第一人。简而言之，王阳明已放弃“得君行道”的大同理想，改而奉行“移风易俗”的务实方针，借以造福黎民百姓。因此，王艮才有“明哲保身”的说法。
王阳明从根本上推翻传统以“格物致知”探索宇宙定理的主张。自程灏、程颐（11世纪）、朱熹（12世纪末）等宋代理学大家以来，“格物致知”一直被奉为“理学派”的中心学说。至于被后世尊为“心学派”宗师的王阳明则创立“致良知”之说，认为意念并非逻辑性的抽象概念，而是可以借“意志”运用的具体工具手段。因受王阳明“知行合一”之说影响，明末清初画家纷纷内求于己，从个人的“心”及“我”出发，寻找创作泉源。从知识论角度而言，中国画从宋代崇尚“状物形”演变为其后讲求书法用笔的“表我意”的个性表现，恰恰与“理学”、“心学”两派分家的发展不谋而合。中国绘画作品是我国文化史上最实在、最生动有力的一种物质表现，其中更曾出现正统与个别、忠贞与反抗、因循与创新等更迭变易。在政治史上，宋代以后文人画家的政治生活就是研究当时士大夫文人历史世界的原始资料。在文化史上，从唐、宋时代宏伟山水主宾等级思想的宇宙观（hierarchical cosmology）转变到元明清主观性文人的“写意”画，可说是儒家思想知识史上“理学”与“心学”分歧的有力表现。
据法国学者福柯（Michel Foucault）论说，在西方现代思想诞生前夕也出现相类的情况，就是“在知识史上，从‘描述类似’（representation of resemblance）变到‘表意语言’（language of signification）的一种基本现象”。福柯说：“（西方自19世纪以来）一向以描述理论为根基的一般认识，忽然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深奥的历史性的知识（historicism）……有此历史观点的出现，就非要有一种历史时间性（diachronic）的新语言文法不可。”
宋代苏轼首倡士大夫文人画论，就把古人模拟自然画法，转化成书法抽象语言，用以描述有历史论说性、有辞藻性的、诗书画三绝的“写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