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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来的改革家，似乎都没有什么好结果：秦国的商鞅、秦朝的李斯、汉朝的晁错、唐朝的王叔文、北宋的范仲淹和王安石、明朝的张居正、清朝的谭嗣同……不是被屠戮，就是被罢黜，或是被抄家，或是被贬谪。且一时间无人理解，遭人耻笑，孤独冷清。尤其是最早的改革家商鞅，死得最惨，受车裂极刑，五马分尸。近代谭嗣同在维新变法失败时，宁可被逮捕、杀头也不愿逃掉，这真是“湖南蛮子”的犟脾气了！且听他说：“自古来还未曾有因变法而牺牲的，那就从我开始吧！”真是太天真、幼稚了！古今因变法而牺牲的，真是太多太多了！因为变法就要改变以往固定的东西和模式，就要得罪那些有权的顽固分子，就要侵犯达官贵人们的既得利益，就要受到他们的阻挠和报复。这能不会有激烈的冲突、血腥的杀戮，能不是风云变色、江河呜咽？而这“第一个吃螃蟹者”、“众矢之的”，能有好果子吃？
但是，改革家们为实现远大理想，不畏牺牲，蔑视权贵，义无返顾，敢作敢为，在茫茫宇宙空间、漫漫历史长河中，留下了他们艰难而伟大的足迹。一个人连死都不怕了，还有啥可怕的？“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拒之？”他们的设想与措施，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有利于国家、民族的强大进步和巩固统治者的地位，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在历史进程中起着非常积极与重要的作用，所以历史最终是会记得他们的，人民最终是会感谢他们的。东方先哲说：“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西方先哲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鲁迅先生道：“我以我血荐轩辕。”文天祥也表示：“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谭嗣同则说：“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从古到今，这些“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他们就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秦国的商鞅变法就是如此。
为增强国力，统一天下，战国时期，“七雄”相继展开了各自富国强兵的变法活动。楚国令吴起变法，魏国任李悝变法，赵国有武灵王改革，但成效最大的还是秦国商鞍变法。此前，在“七雄”当中，秦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均略逊于中原各国。而从商鞅变法后，秦国的农业产量大为增加，军事力量也强大了。不久，秦国进攻魏国，从河西打到河东，最后攻下魏国都城大梁（今河南开封）。渐渐地，秦国的综合实力不断膨胀，最后成了“七雄”中的“大哥大”，并在英明君主嬴政手里消灭六国，统一中华。这也是因为商鞅变法使秦国迅速崛起，为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就是说，商鞅变法实乃秦国强盛之源、秦朝崛起之本。
商鞅（约公元前390—公元前338），战国时期思想家、政治家，法家学派代表人物。原姓公孙，名鞅，亦称卫鞅，卫国（今河南北部一带）人，战国另一位著名改革家吴起的同乡。因受封于商地15邑，尊为商君，故称商鞅。初为魏相公叔痤家臣，不被国君重用；后入秦向刚即位的秦孝公宣传法家主张（公元前361年），被起为左庶长，力排众议，委以重任，在秦两次实行变法：第一次是在公元前359年（一说公元前356年）；第二次是在公元前350年，把秦国驱赶上了富强文明之路。公元前350年商鞅还做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在他建议下，秦国都城从栎阳（今陕西临潼）迁到咸阳（今陕西西安）。只用了19年时间，秦国继魏国之后崛起为超级强国之一，但它比魏国实力还雄厚百倍。公元前340年商鞅率领秦军击魏，充分利用自己曾经在魏国的人际关系，设计扣留魏公子卬，趁魏军群龙无首一举将其击溃（魏因此不得已放弃原来的属地，将都城从安邑迁到大梁）。但由于新法侵犯到很多人的切身利益，尤其是旧贵族，公元前338年秦孝公死后不久，商鞅即遭到当权派反扑，逃亡未果、抵抗不成，为秦惠文王车裂，全家被诛，不得善终。现存《商君书》，实有24篇，为战国时法家所辑录，基本上反映了他的思想。
历来变法都是困难的，一般人还是喜欢安于现状。商鞅在变法之初，为使其法令能为民众遵守，先把一根3丈长的木头立在当时秦国都城栎阳南门，下令说：“谁把它拿到北门，赏黄金十两。”这不是很容易嘛！真能得到这么多钱？当大家惊疑不定，以为有诈时，商鞅又将赏金提高到了50两。一个好奇的青年姑妄把木头扛了过去，果真得到了如数的赏金，成了中国历史上早期的“投机暴发户”。这件事立即传播开来，一下子轰动了整个秦国，从此大家都知道左庶长的命令不含糊。这是商鞅的第一步，他先要大家信任并尊重政府，政府在得到人民的信任和尊重后才能有所作为，他日变法就顺利了。此即历史上著名的“南门立木”典故。
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有：将百姓编为什伍，五家为保，十保相连，将一定区域的人们纳入到统一的体系管理，并实行连坐制度；提倡分家，一家有两个男人（即儿子长大了）就必须分出；“开阡陌封疆”，废止井田制，承认土地私有而创立按丁男征赋办法；重农抑商，奖励农战，凡从事耕织缴纳粮食布帛多者可免其徭役，甚至可改变原来的身份，而对于经营工商业而导致贫穷的人，要将其全家收为官奴；有军功者还可受爵位，从而抑制了旧贵族的势力；实行郡县制，建立以地区为单位的基层行政机构，把全国划分为31个县，由秦王直接委任官吏。此外还强迫群众接受基本礼仪习惯、统一度量衡、要求所有国民均须有正当职业、优厚移民、不准私人决斗、无功不能受禄等。
商鞅还“燔诗书而明法令”（《韩非子·和氏》），提出“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史记·商君列传》），“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商君书·更法》）；主张对轻罪也处以重刑，法令严明，“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止，重者不来，是谓以刑去刑”（《韩非子·内储说上》）。故惠文王在尚为太子时，也因犯法而遭到了惩罚（商鞅当然不好治太子的罪，便惩治了他的老师）。难怪他得罪了惠文王，后者一即位便干掉了他，但他的变法措施却并未废除。他的很多主张与措施，在秦始皇建立秦朝后，乃至在中国后来的许多朝代还在运用和发扬。
柏杨在他的大著《中国人史纲》中说：商鞅变法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魔术”、“唯一的一次辉煌变法”。它不仅是单纯的改革法令规章，也不只改变上层建筑，而是彻底的改变，包括军事、政治、政府组织、社会结构和风俗习惯等，甚至道德价值标准和人生观念都要改变。柏杨认为：“‘变法’是人类智慧所能做的最惊心动魄的‘魔术’，它能把一个侏儒变成一个巨人，把一个没落的民族变成一个蓬勃奋发的民族，把一个弱小的国家变成一个强大的国家。”后来的法家都推崇商鞅的法治。只有韩非子认为他“无术以知奸”，行法而不用“术”，遂使秦国的富强为人臣所把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