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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独具慧眼,敢为天下(二)

四、勇于开拓,自强不息

勇于开拓是许多企业创业之初不可缺少的精神。而广东人的经商历程中这种开拓精神表现出了很强的生命力。他们即使面临极为险恶的环境,即使前途渺茫、一片黑暗,他们也不会彷徨、不会迷失方向。他们会凭着自己强大的信心和坚韧的干劲,在心中为自己点上一盏明灯,一盏挑战命运、实现理想的明灯,然后,一步一个脚印坚定不移地走下去,直到成功。

广东商人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永远拥有绝对的自信,永远拥有面对困难百折不挠的积极的心态,他们义无返顾地去面对周围的一切,即使泰山压顶,也在所不惜。因为在他们的心中,最大的渴望就是体味那种神秘而刺激的成就感、满足欲。

(一)自强不息,自立者强

曾宪梓--“金利来”王国的创始人。曾宪梓最大的特点就是一旦认定目标之后,顽强拼搏、努力进取,不怕失败、执著追求。这种精神既体现在他白手兴家的创业之初,世贯穿于日后日益辉煌的事业之中。也正是这种精神使他从踏足中国香港的那一刻起就给自己定下了“无论将来环境如何恶劣,都必须正直做人,勤俭创业”的训条。

在几十年的奋斗生涯中,他用他顽强的意志力和自强不息的拼搏精神,成功地缔造了不同凡响的“金利来”王国。

曾宪梓1934年出生在广东梅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全家人生活很艰苦。曾宪梓小的时候,冬天连鞋都穿不上。全国解放后,依靠助学金念完了中学和大学。1961年毕业于中山大学生物系。

1963年,曾宪梓经中国香港到泰国,在兄长的宏善金狮领带公司工作了5年。1968年,又从泰国回到香港。初回香港时,他两手空空,处境艰难。为了生活,他甚至为人照看过孩子。生活的艰难,却萌发了曾宪梓创业的决心。他利用晚上的时间认真钻研中国香港的市场状况。他注意到20世纪60年代初的中国香港东南亚各地,已逐步呈现现代化的迹象,人们穿西装、系领带已在城市有成风之势,然而却没有一家生产领带的工厂。基于这样的观察和分析结果,他拿出平时省吃俭用积攒的6000港元,又腾出自家租住的房子,办起了领带生产厂。

由于当初曾宪梓在泰国打工时对领带制作商、批发销售商都有过接触,耳濡目染之下,他对制作领带有了一定的认识。再加上身为有心人的曾宪梓不断地勤学好问,使得他逐渐掌握了对领带用料、领带设计、领带制作等方方面面的知识,为接下来在中国香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那时候,中国香港制作领带的全都是山寨厂,即一种家庭式手工业生产方式。而且当时中国香港生产的领带由于质量低劣,基本上成为在街摆卖的便宜货,或者运往东南亚一些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出售。

曾宪梓长着一双又粗又大的手,但就是这双手有着令人难以想像的灵巧,一流的针线活、一条一条作工别致的领带,就是从这双伤痕累累、结满粗茧的大手中缝制出来的。这一切说来应该归功于儿时的勤劳。从小就热爱劳动的曾宪梓,在做各种诸如细工活、打鱼、织网的劳动中,练就了一双灵巧的大手,为他的创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精力充沛的曾宪梓,浑身上下永远有使不完的干劲。他每天早上六点钟就起床,开始做裁剪布料、缝制领带的一系列工作,到了中午时分,吃完午饭之后,曾宪梓就开始出门推销领带。

外出推销的工作并不如想像中的顺利,曾宪梓从出门的第一天开始就倍尝人世间的酸、甜、苦、辣。曾宪梓一口带有浓厚客家乡音的广东话,经常被人肆意地取笑和呼来唤去地捉弄。特别是,当他诚心诚意地推销自己生产的领带的时候,不仅得不到尊重,而且还常常被人驱赶。

为了生活,曾宪梓不得不忍受种种的冷嘲热讽,忍受那些有钱有势的人们看不起他的种种举动。所以,以后每逢遇到这样的情况,曾宪梓都拼命地告诫自己:这就是生活对你曾宪梓的挑战,你如果连这种苦都吃不了,那还谈什么理想抱负呢?

生活对任何人都是公平的。每个人都会面临各种挑战、各种机会、各种挫折,这时候,你的目光、你的抉择、你承受挫折的能力,就关系着你未来的命运。

充满自信、充满斗志的曾宪梓一如世界上许许多多的成功人士一样,通过自己独到的眼光、非凡的毅力、不达目标誓不罢休的拼搏精神,度过了那些不堪回首的艰苦岁月,从而创造奇迹、走向成功的。

正值创业初期的曾宪梓正是在他心中梦想的驱使下,一步一步脚踏实地地创建他的宏绩伟业的。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间曾宪梓独力制作以及外出推销领带已经有近半年的时间了。也就是说,在这半年的时间里,曾宪梓通过自己的努力已经成功地制作和销售了超过一万条领带。能够走过这样一段艰难的历程,能够开成这样的“一人工厂”自产自销,能够用自己的双手、自己的剪刀、自己的缝纫机等等这样普通的生产工具,一条一条地裁剪、缝制出让客户接受、让客户满意的领带,实在是很不容易的。曾宪梓回过头来,看看自己用汗水冲出来的道路,忍不住在喜悦之中,增添了一份豪迈的感慨。

当曾宪梓看到,来自法国、意大利等国家的外国名牌领带,充斥着中国香港市场,而拥有几百家服装厂的中国香港,竟没有一家比较正规的设备像样的领带工厂。中国香港的领带产品,或由于来自简陋的私人领带作坊,或由于实实在在的质量低劣,使得中国香港的领带产品地位极为低下,自然不会被人瞧得起。因此,在根本不可能进入中国香港大百货公司的情况下,港产领带最多也只能在街边出售。他希望有朝一日,自己生产的领带也像那些舶来品一样,有资格在大百货公司出售。外国人可以在中国香港拥有自己的名牌产品,中国人也一定能!在自己的地方、自己的百货公司、自己的消费市场上,拥有自己的牌子、自己生产的领带!

于是胆识过人的曾宪梓不由得暗下决心,要开创港产名牌领带的先河。然而,曾宪梓的这种想法在当时的情况下,可以说是异想天开、是一种不知天高地厚的奢望。素以崇洋观念浓厚著称的中国香港人,特别是以外国名牌货作为身份的一种标志的中国香港上流社会,怎么可能去接纳一直为他们所不屑的港产领带呢?不过,豪气逼人的曾宪梓可不怕这些,他始终认为困难总是人克服的--“外国人并不见得比中国人聪明,我一定要把中国香港的领带市场从洋人手里夺过来。”

中国人的志气、生活的压力、强烈的事业感,使得倔强的曾宪梓一定要与外国货争一日之长短,要建立自己的领带事业。一旦投入,便拿出十二分的热情。曾宪梓在日日夜夜忙于做生意的同时,仍旧不忘记苦思冥想,仍旧不忘记为他的领带事业寻求出路。他就是不相信,拥有500余万人口的中国香港,竟然没有属于自己的领带市场,曾宪梓想到,在衣着打扮方面,男性跟女性不一样,女性有款式多样、色彩缤纷的服装,不断地为自己装饰。而男性则不同,他们除了在领带方面为自己作一些色彩和款式方面的变换之外,在外形服装方面很难有新的改观。

于是,曾宪梓开始对这些外国领带包括领带的内外用料、剪裁、缝合的方式、图案的设计、颜色的配搭、商标的设计制作等等作很深入的解剖式的研究。

不能不算铤而走险的曾宪梓,用差不多花费全家一个月口粮的代价所换取的这四款高档名牌领带,作了一次不算小的冒险--将四款欧美名牌领带拆到不能再拆的程度,然后又对这些高档领带面料的性能、缩水程度、布料织造的纹路等等作了一番更深入的研究……一切准备就绪以后,曾宪梓开始采取第二步行动计划--就是决定将这些拆得七零八落的外国领带按照它原有的缝合方式找出制作方法、恢复原状。

从学做这些名牌领带的过程中,曾宪梓深深懂得了做一条普通领带并不难,但要做好一条优质的领带却是相当的不容易。

几天以后,曾宪梓最终摸索出了剪裁和缝制这种新款的外国名牌领带的技巧。

于是,在强烈创业精神的支撑下,曾宪梓睁着布满血丝的双眼,不顾身心的疲劳,开始了他的下一步行动计划--全套买入外国进口的领带原料,着手进行生产优质领带,走高档路线。

曾宪梓以最快的速度将从德国厂商手里买回来的四种不同花色的领带原料在案头上铺开了,他按照外国领带的尺寸要求,用他花了整整一个星期摸索出来的外国名牌领带的剪裁方法,开始了格外精心的一丝不苟的模仿式制作。苦战几十个昼夜之后,曾宪梓终于做出了四打以德国高档领带布料为原料的、在领带的作工上逼真到以假乱真程度的高档领带。

于是曾宪梓带上进口领带及自己制作的领带找到了在他走街串巷推销领带中有意识认识的朋友--何经理,让他分辨领带的真伪。

多年的采购工作使得何经理成了辨别领带真伪的行家里手,而且,无须用眼睛看,只要是他用手摸摸领带的面料、作工以及款式,一般他都能够准确他说出这条领带的真伪,他是这方面的专家。然而面对现在摆在面前的这些领带,连经验丰富的何经理都分辨不出来哪些是进口领带、哪些是港产领带,可想而知,一般的用户肯定更是难以分辨了。

为了不使朋友为难,曾宪梓决定双方来一个缓冲之计,先卖货后收钱。

曾宪梓觉得只要是已经决定了的事情,并且通过自己的眼光,自己的判断,预测到自己的决定是正确的,曾宪梓就会信心十足、并且义无返顾地去执行。

果然,不出曾宪梓的所料,不到一个星期,何经理便打电话给曾宪梓要货,曾宪梓的心情自然不言而喻,而且,他打入大百货公司的信心更加坚定了。

曾宪梓的精明之处就在于,不急于求成、稳扎稳打。以他经验性的做法--从不强人所难,先交朋友,后谈生意。

于是曾宪梓每描准一个大的百货公司,开始的时候从不刻意去推销领带,只是聊聊天,交交朋友,不很直接,不会要谁马上订货或者像其他的从事推销的人那样,海阔天空,天花乱坠地介绍他的产品,不久,曾宪梓朴实诚恳的形象给一些百货公司的人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觉得曾宪梓是一个从不自夸、值得信赖的人,于是就真的和曾宪梓交上了朋友;曾宪梓的“金利来”领带自然稳稳当当地走进了一家家大的百货公司;“金利来”这个由中国人排除万难创造的牌子,像一个初生的婴儿,在以最惊人的速度成长着,在不知不觉之间,以她自身独特的魅力震惊着属于她的世界、征服着属于她的世界……

时至今日,曾宪梓分析他白手兴家的过程,肯定他取得成功的原因,总结出了“勤劳、节俭、诚实、守信”这八字方针。曾宪梓认为一个人即使再贫穷,只要勤劳、节俭、自强不息,就可以由贫致富,就可以由打工仔做到经理,而待人以诚,执事以信,既可以使得自己得到无数知己,又可以使自己的企业拥有长久的生命力。可见,在艰苦的环境中自强不息是每个商人的必经之路。

(二)临危不惧,迎难而上

伴随着改革开放民营经济大发展的潮流,广东商人异军突起,作为一种新的群体似乎一夜间赢得了世人的瞩目。他们脱了鞋子,走出田埂,穿上西装办厂致富,他们这种勇气和魄力赢得了“敢为天下先”、“立潮头于不败”等的社会口碑。

1953年,罗小甲出生于顺德杏坛高赞村。1973年,罗小甲高中毕业后进人顺德杏坛铁工厂。20岁的罗小甲第一份工作就是打铁。

做了三年学徒后,生性聪明的他当上了厂里的会计。但做了一段时间后,他受人排挤,要调动他的工作。罗小甲声明,除了做饭、门卫之外,任何工作都可以去做。之所以不愿去那两个位置,是因为在这两个位置工作的人走不开。他做会计,每个月工作10天就可以把一个月的活全部干完,剩下的20天,便去海南岛倒摩托车回来卖。那时候,已经显现出罗小甲的商业天赋。罗小甲说,也没赚什么,只赚了三五千块钱(其实就当时来说,万元户已经很了不起了,罗小甲赚到的数额并不小)。

随着改革开放大门的打开,企业开始实行责任承包制,罗小甲脱颖而出,出任副厂长,主要负责经营和生产。在当时厂里共有50多个工人,其中有30多人已经接近退休年龄。厂里的经营简直是一塌糊涂,每个月营业额还不到1万元。然而罗小甲在这种紧要关头,临危不惧,迎难而上。

罗小甲出任副厂长后,一种责任感和自强不息的创业激情使罗小甲全身心投入。那时,就知道没日没夜地干活,每天都是从早上7点一直忙到晚上7点,吃过晚饭后又回厂里继续加班工作。在与工人的同甘共苦中,罗小甲的管理才能也得以提升。在替容声加工冰箱层架时,最初由于工人没有经验,一个班次只能做50个。罗小甲便琢磨着如何才能提高产量。很快,产量便提高到每个班次660个。经过不懈的努力,先后接到了加工汽车大梁、风扇网罩后盖、冰箱层架等订单。

在取得一定成绩后,1986年,罗小甲正式出任厂长。罗小甲一上任,首先着手的是提高企业的生产力,买回一台3000吨油压机,这是企业第一台大型设备。企业有了这一台能下“金蛋”的大家伙,工人有了饭吃,效益也日益见好。企业的发展逐渐步人了正轨。

于是不安于现状的罗小甲,开始扩张规模,兼并了附近的造船厂。企业的好转并不能使罗小甲随遇而安,而是更加激发了广东人血统里的那股子创业斗志,有着“鸿鹄之志”的罗小甲还是嫌企业的发展速度不够快,不满足于现状的他试图寻找新的商机。

罗小甲早期在工农五金社的工友小陈,考上华南理工大学,毕业后分配在一家造船厂工作。有一天,小陈写信给他,提出想做一个既能存放碗筷,又有消毒作用的家电,他称之为“电子消毒碗柜”,这不单单是个设想,小陈甚至连图纸都已经画了出来。罗小甲收到信后,对这个项目非常感兴趣,他本能地意识到这里面潜藏着无限的商机。第三天,罗小甲便赶到中山,问朋友拿到了图纸回顺德仔细研究。此后,罗小甲开始集合起一支队伍搞起了研发,希望将图纸和设想变为实物。半年后,一台电子消毒柜的样品做了出来,但是效果并不理想。由于资金设备不到位,消毒柜项目只好暂时束之高阁。

然而上天是明智的,当他准备为你送上一份厚礼的同时,总不忘记再送给你一把能够获得厚礼的钥匙。于是“消毒柜”的发明在暂时束之高阁之后,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在1987年8月17日,当时镇委书记来到厂里调查,询问企业的发展情况,而罗小甲正愁手里的两个项目投路无门,一个是消毒柜,另一个是开水响壶,两样产品的样板都已经做了出来。镇委书记看后一致认为消毒柜是个好项目,搁置不做太可惜了。然而“消毒柜”却只因没有钱去投产而搁置。于是书记当场拍板:“帮你找30万元!”

有了书记的这句话,罗小甲连夜召集了所有的企业骨干通宵开会,重新启动险些夭折的消毒柜项目。同年8月18日,被罗小甲定为康宝的生日。

书记办事情雷厉风行,半个月后,给罗小甲拿来了30万元。这30万元对于罗小甲来说,重要性可想而知,以至于到了今天,这张盖着两个大红公章的借条,被康宝制作成大展板,挂在康宝的展示厅里,作为康宝企业创业史中重要的见证物。

有了30万启动资金,引进设备、埋头研发,罗小甲大刀阔斧地干了起来,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劳动,消毒柜经过不断改进,终于成型上市了。

但是最初的市场反映并不好,由于是史无前例的新产品,并不为人们所认同,而在企业发展初期,又没有资金去大规模打广告,康宝的这段时间过得很是艰苦。

第一批消毒碗柜共生产了5台,罗小甲用农用车运到广州,全部摆进南方大厦。商场只答应给他一个月的试销期,结果摆了20多天,就快到月尾了,还一台都没有卖掉,罗小甲很紧张,赶紧动员一个销售员在广州的亲戚到商场去买一台。没过几天,柜台居然告诉他,他们的消毒柜共售出了2台--也就是说,除了一台是内部消化的,另有一台是被人买走了!看来还是有人识货的。到了月底,商场通知罗小甲再送货过来,结果5台消毒柜销售一空。从此开始,市场逐渐打开了,罗小甲开始驾驶着农用车,一车一车地往广州等地供应他的独家产品。

经过15年的发展,康宝已经有了200万台的年生产能力。现在,每天有1500万个海内外的家庭在使用康宝牌的消毒柜。虽然康宝是行业的引领者,但是自强不息的罗小甲经常不忘告诫下属,消毒柜的技术含量不高,康宝要有危机意识,鼓励员工要不断增强企业创新意识,加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罗小甲有着一条看似平坦的人生轨迹:打铁汉一会计一副厂长一厂长一副镇长一康宝老总,其实在这逐级提升的职务中,可以看到罗小甲的创业、发展的每一步都是在开拓中进行的,每一次提升都面临着更大的困难与挑战,而罗小甲凭借着那股“临危不惧”的开拓精神,扛着“康宝”的大旗一路向前行,又是一个广东商人的白手起家的成功典范。

五、劈开瓶颈,不断前行

不论是从经济的发展上看,还是从思想的解放上看,广东人都可谓是现代化实施者的重要代表之一,具有很多地方所不具备的开放性、兼容性和现代性。广东人讲求实际的品格历史久远。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它受中原传统文化的影响并不像内地其他地域那么根深蒂固,传统并没有成为自己的思想枷锁,因此他们做生意就相对比较灵动。

(一)打破瓶颈,探索民营教育之路

正像前面提到的,在商品比较非常发达的现代社会,缺乏的不是财富,而是发现财富或者说是可以变成财富的智慧眼光。而发现财富的“慧眼”之一,就是在人们为难的地方去发现商机,我们可称此种“慧眼”的魄力在于能够“雾里看花”。因为商机往往隐藏在人们的麻烦中。顺着这个思路,我们就可以在看似饱和的市场中,发现许多商机。

广东是我国新兴的民营教育发展较早的地区,到了今天民营教育已经成为广东教育事业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它们各领风骚、独树品牌,努力书写着广东民营教育的新的历史。为了解中国民营教育的现状,经过大量的调查了解到,由于办学者的办学目的、理念、方法的不同,其发展也存在许多的问题,并成为影响民办教育产业化发展的瓶颈。但同时一些颇具眼光和管理才华的投资者,却可以劈开瓶颈,在艰难之中创造奇迹,为中国的民营教育开拓新篇章。

邱绍金出身于广东丰顺县一个农民家庭,由于家庭生活贫困,初中刚毕业的他就来到广州一服装厂打工。1991年,他有了一些积蓄并积累了服装厂生产管理经验,便向亲友借款6万元在广州石牌村租下了300多平方米的场地,买来一批二手电动缝纫机等制衣设备,开办了奥迪斯服装厂,邱绍金就此赚到了他人生的第一桶金。

成为民营老板后的邱绍金却在子女教育问题上遇到了难题。当时,作为外来创业者,邱绍金的孩子上学问题实在令他头痛,政府开办的学校是一律不接收外地户口的学生,他只好将孩子送到龙口东学校上学,每天都要到学校接送孩子,耽误了大量时间,也影响了他的生意;加上他发现一些朋友和老乡都为自己的孩子上学问题而发愁。他就决心要为外来工的子弟都能和城里的孩子一样享受教育的权利而努力。

真正的商机,往往蕴藏于那些看似没有商机的地方。一个优秀的企业及企业家,善于在别人视力未及之处找到价值的所在,具有“雾里看花”的能力。在现实生活之中,“雾里看花”是发现商机的一个重要途径。而邱绍金完全具备了这样的条件,因此他成功了。

邱绍金以广东人特有的干练说到做到,1998年元月,他与天河区棠下十社村委签定20年租赁的合同,租地6300平方米自筹资金500多万元创建了第一所同仁学校建筑面积5300多平方米。在这一年的9月1日清晨,天河区东圃镇棠下村一所专门招收外来工子女的民办学校--同仁学校正式开学了,穿着整齐校服的孩子们,兴高采烈地背着书包迎着朝阳,在外来工父母欣慰的目光中,走进属于他们自己的学校读书。

办学校是一个长期出效益的事业,不能只顾眼前的利益,要抢占民办教育的制高点,必须以质量求生存,以特色求发展,以规模求效益,打造外来工子弟教育的品牌,才能在激烈的教育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自1998年经天河区教育局批准开办了第一所天河同仁学校后,他又相继开办了黄埔同仁学校及其分校。黄埔同仁学校位于黄埔区龙头山下的庙头路。分别有鱼珠校区、广冶校区,由董事长邱绍金先生筹资1650万元,经黄埔区教育局批准,于1999年3月开办,学校总占地面积31300余平方米,建筑面积21130平方米。它集小学、初中于一体,教学班将近50个,学生人教也突破了2000名。教职员工100多人,学校教学设施完备,布局合理、环境优美。环绕运动场三面的教学楼、科技楼、办公楼、气势恢弘、色彩和谐,2000米高标准塑胶田径跑道、篮球场、足球场,给学生开辟了广阔的天地。

天河同仁学校办学六年来,通过艰辛努力,学生数学、文体、作文各方面共获得区级以上的奖励达233人次。并获得许多其他方面的荣誉。

同仁教育集团规模越来越大,现已有七所正式注册的学校,即天河同仁学校、黄埔同仁学校、白云同仁学校、同仁学校鱼珠校区、同仁学校广冶校区、同仁学校附属幼儿园和2004年9月1日开学的广州天河同仁艺体实验学校,集学前教育、小学、初中于一体,其中黄埔同仁学校艺术特色最为鲜明,被评为“艺术教育特色学校”。是惟一一所被评为“广州一级学校”和获得“广州市绿色学校”称号的外来工艺体学校。

成功后,邱绍金没有忘记回报社会,他从1998年开始,董事会每年都拿出18万元助学资金,用于特困生学费的减免及学生重大疾病、意外事故费的资助。另外,同仁教育集团董事会每学期又投入10万元专款资助100名特困学生。

然而在这几年教育事业的摸索中他深有感触地说:“教师队伍的素质至关重要,年富力强的双师型教师是学校急需的人才,只要你来,什么条件都可以谈,真有本事,待遇可以开出天文数字。”通过邱绍金的这番朴实而真切的话,我们不难看出广东人做事的直白,无时无刻不透析着商业味道,无处不流露着金钱的魄力。然而当今社会,物质流的冲击往往是达到好效果的一种重要的激励手段。然而这种手段却被广东人将其雕琢得“晶莹剔透”。

目前,在同仁集团任职的380名教师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教坛精英,他们为同仁教育集团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邱绍金及其团队的精心经营下,同仁教育集团创造了中国民营教育的传奇,打破瓶颈,为民营教育的发展探索出了一条新路。

(二)以小产品,搏得大市场

大部分企业都喜欢追寻热点,哪里热度高就往哪里钻,企图在这种高热量中分得一杯羹。可真正聪明的经营者却往往把自己的目光投向那些无人问津之处。在深圳,有一位被人称之为“小电视之父”的人物--冯水兴,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以过人的商业眼光,看到了在家电战火纷纷的竞争中的冷门--小家电的广阔的商业空间。于是十几年来,一直在小电视、车载视听等小家电生产领域打拼,其产品不仅覆盖国内的大中城市,并远销欧洲,南美,中东,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其车载VCD、DVD、移动数字液晶小电视、MP4、各种小家电产品以高精尖的科技含量,为以小产品,赢得大市场的经商方式作了新的注脚。

2004年冯水兴的金积嘉有限公司出口额超过了2亿元。冯水兴如何将小产品做出一番大市场,用他自己的话一句就道破了天机:创新永远是一个企业、一个品牌走向成功和可持续发展的黄金法则。

如今在高新技术领域打拼的冯水兴,其创业之路却是从服装加工开始的。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从小就跟着父亲做小生意的冯水兴便开始了自己的创业历程--以200块钱在广东潮阳县开办了一个家庭作坊式的小服装加工厂。那一年,他也只有20岁。

冯水兴说,因为当时物资紧缺,他的服装销路一直不错。可是粤商人那股子“有钱赚好,赚大钱更好”的根深蒂固的血统,使冯水兴并不满足于小打小赚,他开始到内地很多地方考察学习,寻找商机。

1984年年底,冯水兴来到了深圳,在深圳做起了服装生意。那时他惟一的、也是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在深圳买房子、落户口。想到就要做到,且要做得更好。在冯水兴的不懈努力下,1987年终于在沙头角海涛花园买了房子,户口也随之迁进了深圳。

很多人都记得,上世纪80年代末,来深圳的人几乎都会买一大堆的石英表、照相机之类的小家电作为礼品回去送人。一直在观察市场的冯水兴及时捕捉到这一信息之后,广东人那种只要有钱赚,随时可以招兵买马干起来的干劲一下子上来了。于是从1988年开始冯水兴转行卖小家电。凭借他多年的经商经验,在深圳只卖了两年小家电,便掘到了一桶不菲的“金”成了千万富翁,在当时千万富翁也是响当当的“款爷”。

1990年,冯水兴在布吉祥华楼附近租赁了一家小厂房,开始生产游戏机、学习机和黑白小电视,市场的发展方向证实了冯水兴敏锐的洞察力。他的产品在国内市场非常畅销。

冯水兴的企业开始做大,1993年,他在布吉罗岗工业区自建了厂房,这个占地面积1.8万平方米的工业园就是现在的华通实业工业园--金积嘉的雏形,也就是那一年冯水兴的企业做大,小家电开始走出国门,远销国际市场。2003年,金积嘉电子工业园在布吉罗岗工业区投产。如今的金积嘉已拥有华通和金积嘉两个工业园,以“华通HUATONG”和“金积嘉JEEJA”为品牌的产品有移动液晶小电视机等家用产品,键盘等电脑周边产品,家居防盗报警系统等。产品相继出口到美国、法国、德国、俄罗斯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

今天的冯水兴和他的金积嘉公司已经取得了成功,特别是液晶小电视,处处以高科技抢占先机,使其风行国内外市场,但冯水兴并不满足于现状,他通过对过去经营的不断总结以及对未来无止镜的追求为自己制定了一幅宏伟蓝图:目前金积嘉已驶上了研发和生产的快车道。在总结自己的品牌之路后,金积嘉发现已走到了创品牌的时期。早在前几年他便开始在中央电视台的一、二频道为金积嘉做出品牌广告。金积嘉创品牌的决定除了自身已具备一定的实力之外,同样来自于对市场的了解。按西方国家的生活习惯,车载电视等产品是没有寿命限制的产品,最早的黑白小电视到现在已有数十年的历史,仍然很有生命力,更何况目前这种轻巧、清晰的TFT产品,这也说明了冯水兴以其独到的眼光选择了一条“长青”之路。

与过去相比,金积嘉的确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与一些外资企业比较,金积嘉只能说是刚刚起步,他的目的是让金积嘉稳稳立足于小家电这个大市场。

金积嘉,靠诚信和开创创造了金积嘉的今天,现在公司将用诚信和创新的理念来打造未来。

冯水兴坚持“实业报国,惠及大众”的发展理念,坚持“科技为基础、市场为导向、人才为根本、实业为支柱”的发展方针,继续抓核心技术和新产品的开发,开拓国内国际工业及民用市场,坚持自我知识产权开发,走中国特色的市场路线,继续创立“鑫积嘉”的国际品牌,让企业蒸蒸日上。

六、独具慧眼,敢打敢拼

广东人的敢打敢拼在其经商历程中,是有目共睹的,祖籍广东的李嘉诚便是这方面的成功典范。在李嘉诚看来,敢打敢拼者要独具慧眼,并且会抓时机。生意场上,不相信侥幸发财,更不可能有“一锄刨个金娃娃”的奇迹,没有资本干不成大事,买空卖空也混不下去。只有靠胸襟、胆识、谋略、才干,积土成山、积水成渊地积累资本,那么,小企业也能养成猛龙,是猛龙就能过江。敢打敢拼的人必须独具慧眼,才能打开商业大局面。

1960年前后,李嘉诚以天才的头脑,敏锐的目光察觉出,塑胶花也并非久留之地。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凡是装饰品,日子久了就会让人厌倦。美国人更喜欢摩登,生产鲜花代替塑胶的日子不会太远。李嘉诚必须为自己手中一亿元的庞大资金寻找出路。

一天,李嘉诚独自驱车在外兜风,无意中看到原野上的农民正忙于耕作,建筑工人正忙于盖房子。李嘉诚脑袋豁然开朗,是啊,为什么没有想到房地产呢?

20世纪50年代后,香港平均每十年便增加一百万人口,住房问题越来越紧张。香港地域狭小,人口密集。四五百万人挤在区区一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人口密度平均每平方公里5000余人,成为当今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使这个素有“东方之珠”之称的香港,成为名副其实的珍珠。今天的香港,“三代同堂”的大家庭正逐步成为历史,社会对房子的需求直线上升。他从人口的激增,生存空间的有限,经济发展的神速,土地使用的日趋重要,预见到地价来日必然暴涨,香港地产业极具发展前途。他赞成有人曾指出的:“从古至今,以房地产最能保存币值和牟取暴利,尤其在‘寸土尺金’的弹丸之地的香港。”李嘉诚当机立断,毅然决定投资地产业。1958年,他开始插足地产界,在香港北角购地兴建一座12层高的工厂大厦。1960年又在柴湾购地兴建另一座工厂大厦。这两座大厦的面积有12万平方英尺。这就是说,当香港、九龙和新九龙中心地区地价猛增,私人土地开发者于60年代在荃湾、元朗和大埔开始投资房地产的时候,李嘉诚早已捷足先登了。

香港寸土尺金,炒楼成风。有的人用冒险的办法,采取“开发”方式投资。所谓“开发”方式,就是买空卖空,侥幸取胜。也就是说,你手上只有10万元,却要做100万元的生意,那不足的90万元就用地皮或楼宇向银行抵押,交纳利息。这种做法投机性大。好处是可以用小本赚大钱,物业市场猛涨就发大财,如果想赚更多的钱就向银行多借点。拼命搞“开发”投资,就是希望赚更多的钱。就像“滚雪球”,财源滚滚而来,但做生意决不可能一帆风顺,任何商品决不会只涨不跌。物业市场一旦跌落,或者银行资金紧缩,“开发”者往往很难招架,只好乖乖投降,宣布破产。因为他没有资本,银行利息又多,倘若“剜肉补疮”的办法不灵,资金无法周转,一切都会化为乌有。

李嘉诚没有采取这种冒险的方式,而是采用了稳健的发展方式。他从用现金购买旧楼改造着手,地价低时大量买进土地,他看准了地价一定会上涨,因此并不急于把买得的土地和房产脱手。特别是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香港人心浮动,百业萧条,地产有价无市。许多目光短浅的人纷纷逃往美国、加拿大和东南亚等地,把工厂、商店、酒楼、住宅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出售。在这种动荡不安的形势下,李嘉诚独具慧眼,坚信乱极则治,否极泰来,历史不会倒退,中国人民一定会拨乱反正,力挽狂澜。

李嘉诚拨开眼前的迷雾,看到香港灿烂的来来,毫不动摇,稳坐钓鱼台。他一面小心翼翼地严格控制财务开支,不致为银行所乘,一面又利用这“千载一时”的机会,充分利用经营塑胶工业中每年不下千万元利润的盈余,把它们都投到购买低价的地皮和旧楼上去。在人们争先恐后地抛售地产、物业的时候,他却胸有成竹地购买了一幢幢设备齐全的旧大楼,盖起一座座富丽堂皇的新大厦。

20世纪60-70年代,香港进入了工业化大发展时期,被国际经济组织列为十个“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之一。早在60年代,香港就成了亚太地区棉纺织品、服装、电子及塑胶玩具等少数几种轻纺工业中心。70年代进入了“工业成熟期”,成为地区性的国际贸易中心、海空交通枢纽、金融旅游和通讯中心。工商业的迅猛发展,使香港对土地的需求愈来愈大,可香港却是个海港,陆地山峦起伏,可供商业用地的面积占全港面积(包括新界)的1/8。加之十年动乱期间,中国大陆许多人避难来到香港,人口激增,社会对工、商、学、住等各类楼房的需求急剧增加,与土地不足的矛盾十分突出。

香港当局面对此情况,实行了高地价政策。一方面大规模填海造地高价销售,另一方面垄断经营,实施了“价高者得土地”的方针,更加助长了地产业投机活动的狂热发展,“炒”楼风更为盛行,因而造成了地产业随着市场的波动起伏不定。一些人高瞻远瞩,广置地产,把握时机,大发横财;一些人目光短浅,急功近利,下错了赌注,倾家荡产。

李嘉诚也不愧是一位“商业奇才”,他熟谙地产市场的发展趋势,善于掌握买入和卖出的时机,时而迂回前进,时而单刀直人,因势利导,为公司未来的大发展打开道路。他左右逢源,得心应手,顺利地闯过各种险滩急流,在地产业几次大起大落中稳步前进。

1972年李嘉诚就已拥有楼宇面积35万平方英尺,1975年增加到510万平方英尺,1976年发展到635万平方英尺。这一年中国大陆打倒“四人帮”,政治开始稳定,昔日离开香港的大亨纷纷重返家园。

再到了后来,中国政府又实行了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政策。作为西方进入中国内地进行经济活动的重要门户和中国通往世界市场的桥梁的香港,更加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各种各样的商务活动从四面八方涌向了香港。他们大开办事处,建立商场、宾馆,成立贸易公司,这样对地皮的需求就更加多了,在一定程度上使得香港土地、楼宇供不应求,刺激着房地产价格的猛升猛涨。李嘉诚洞察时机,看好房地产市场和发展趋势,利用各种渠道扩展资金,大力发展地产业。到1977年,李嘉诚拥有的楼宇面积,扩大到了1020万平方英尺,1979年增到1450万平方英尺。

70年代以前的香港地产业虽然经历了起起落落,但总的来说趋势是上升的。1970年每平方米工业用地高达1107元,非工业用地为38074元,住宅为951元,分别是1959年的10.5倍、2倍和5.8倍。进入70年代以来,香港地产业经过五年连续发展,1979--1980年达到了顶峰。1979年房地产急速发展,地价之狂升猛涨十分惊人。这一年工业用地每平方米大约为13876元,约为10年前的12.5倍,20年前的133.5倍。非工业用地每平方米为70976元,比10年前约增长一倍,为20年前的42.5倍。住宅用地地价一直高于工业用地,为10年前的15倍或20年前的87倍。随着地价几十倍、上百倍地猛涨,地产界巨子李嘉诚的财富也就如长江之水滚滚而来了。

独具慧眼,抓住时机,这便是“商界奇才”李嘉减的生意经。 k6YiQ3wNv7+jdUbF9U+Jhh01M6m8J1Y2lDemq76XWH4JeVEYArAZsj01Uho++M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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