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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亿万富豪：霍英东
霍英东，广东番禺人。1953年创办霍兴业堂置业有限公司，任董事长，先后担任香港地产建设商会会长、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永远名誉会长、香港足球总会会长，永远名誉会长、国际足联执委、世界羽毛球联合会名誉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备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等职。2003年3月在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当选为第十届政协副主席、第五届、第六届政协常委，第八届、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等。
其名下企业有有荣及兴业堂多家公司、澳门旅游娱乐公司、董氏信托，信德船务等80多家公司。以25亿美元之多的财产，成为世界大富豪之一。2006年10月28日，霍英东在北京因病逝世。
（一）苦难铸就了霍英东的铮铮铁骨
霍英东原籍广东省番禺县，1923年5月10日，出生于香港一个水上人家。祖父霍达潮，曾拥有大风帆船，来往于省港澳之间，从事货运生意。但当霍英东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家境已相当困难，全靠父亲租船驳运货物维持生活，生活艰辛，他们全家穷得甚至连鞋都穿不上，无论寒冬酷暑，都是赤脚行走。有一次过旧历年，他父亲第一次穿双新鞋上街，在小摊摊把鞋脱了，蹲在凳上吃粉，吃完双脚落地便走。回到船上，才发现竟然没有把鞋穿回来，因为向来没有穿鞋的习惯。那时没有天气预报，水上人家生命毫无保障。霍英东的两个哥哥就在一次台风中沉船丧生，一个5岁，一个7岁。他的母亲幸被叔父救起，但不久他的叔父也在风浪中翻船淹死。在霍英东7岁那年，父亲患病不幸去世，年仅40多岁。因为染病时间很长，天天用中草药治疗，把本来就很有限的一点钱都花光了，死后只草草地埋在青衣岛上。
父亲去世以后，霍英东一家生活更加困难了。那时，他还有一个9岁的姐姐，一个5岁的妹妹，生活的重担全落在他母亲身上。
母亲是一位顽强、刻苦、勤奋的人，在那多灾多难的日子里，她没有被生活的重压折服，而是挺直腰杆，辛苦操劳，把丈夫遗留下来的驳运生意继续经营下去。这驳运生意就是与外海的货轮接洽，代它们把货物用小舢舨运到岸上来。当时接运的主要货物是煤炭。霍家自己没有驳船，从轮船货主那儿把生意接下来，然后分给舢舨客驳运，从中赚取微薄的佣金。因为霍英东父亲在世时人缘很好，母亲又豁达得体，多数的货主和舢舨客都颇为同情这一家孤儿寡母，日子倒也还能勉强维持下去。当时，一家几口挤在一间租来的房间里，那里都是穷人，一间楼层况有50多个房客，非常拥挤，非常肮脏，加上肺病流行，旅馆到处都是肺病患者，生活的艰难可见一斑。
霍英东的母亲虽然自己目不识丁，但希望自己的儿女知书识墨。大约在霍英东6岁那年，便由别人背着去拜师启蒙。接着在帆船同业义学就读，那是免费的，由于家庭的艰难困境，霍英乐读书十分刻苦努力，这培养了他坚定的意志。到第三班时，转入敦梅小学。这间小学是要收费的，其中有一个免费班，但仅招收30人。学生要作一篇文章应考，霍英东还是考上了，而且在录取的名字中，第一个便是他。后来，他又转读皇仁书院。书院的学制是倒过来从第八班开始的，相当于初中一年级。那时，书院的第八班，共招三个班，每班30人，但大多数是经过老师、家长及各种关系介绍入学的，真正通过考试录取的不足10人。应考时也要求作一篇文章，霍英东也是第一个被录取了。
霍英东在校读书很是勤奋，成绩总是排在前几名。他后来回忆说：“那时我读书十分专心，总是不甘落后，偶有成绩落在第三名以下，自己便觉脸红。”在皇仁书院，零英东算是接受了比较系统的教育，除了完成学校规定的学业之外，他还广泛阅读了不少文学作品，如《金银岛》、《鲁滨逊漂流记》等。那段日子，他的生活是相当艰辛的，因为皇仁书院学费很高。为了省下一点钱，霍英东常常不坐电车，花半个钟头急步上学。在学校里他最喜欢的课外活动便是踢球，大概因为他当时身体比较瘦弱，想炼出一副强健的体格。不过，他不敢踢得太久，总是匆匆地踢三几十分钟便急着跑回家，因为要回去帮助妈妈记帐和送发票。他后来回忆说：“这种紧张生活，经常弄得我筋疲力尽，头昏眼花，甚至神经衰弱。不过，这对于我又是一个极好的锻炼，使我后来走出社会以后，不管生活多么艰辛，工作多么繁忙，自己也不怎样畏惧，倒是能够从容对付。”
霍英东在皇仁书院读到第三班，算来这已是高中毕业，进入大学预科。此时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日本开始进攻香港，霍英东的学业也被迫结束了。
（二）在香港沦陷的日子
日军占领香港时，霍英东母亲和人合伙购置的“兴和”小火轮给日军征用了，生活没着落，他也失学了。和当时许多人一样，初时靠摆卖家里的衣服杂物度日。随着生活的日渐窘迫，18岁的霍英东走向社会，在最底层开始了艰难的挣扎，霍英东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艘日式轮渡上做加煤的苦工。
霍英东干得非常吃力，回到家里全身骨架像散了似的，倒下床就呼呼入睡了。虽然他干得十分卖力，但只干了9个月，就在老板裁员时给解雇了。
不久，霍英东花了10元日本旧军票，托人介绍到太古船坞抡大锤打铁。霍英东虽然当过火伕，但还是干不了这种要求极严的重活。接着又有人叫他转到风炮铆钉处，霍英东抡起那吧吧直叫的风炮，震得双手一直打抖。于是，又吹了。
1942年夏天，日本军队扩建启德机场，征集大量劳工，霍英东经在机场里做事的朋友介绍，进了机场当苦力。工钱是每天七毫半，因粮食奇缺，每人每天配给六两米，扣去二毫，实得五毫半。机场在九龙，早上七点半上班，要提早两个小时出门。傍晚放工，走路回家又得花两小时，每天都干得筋疲力尽。
那时，他很想学一门技术，有了一技之长，就不用这样天天做苦力了，但是学什么呢？有一次，他提着50加仑重的汽油桶，因为力气不足，压伤了指头。有一个好心的主管见他身体瘦弱，劝他不如干别的工作，霍英东便趁机提出学开汽车，主管竟然答应了。霍英东真是喜出望外，心想学到技术可以回内地开汽车，离开沦陷的香港了。但那时的人很保守，不愿教。学师的照例要先干一两年杂务，然后才学技艺。他因此只能在旁留心看师傅如何操作，每当师傅察觉到，便立刻借故支开他，叫他拆电池。当时轿车很少，日本人出入也只是坐货车，晚上停放在机场上。一天，下午5时多了，车已停好，霍英东洗车时，看见有辆车的车匙仍留在那里。他便爬上去，把火打着试开汽车。但刚巧停车时车轮歪斜着，汽车启动撞到另一部车上。日本人知道了，把他毒打一顿，这份工也丢了。
不久，霍英东进了太古糖厂，在化验室工作。他做惯粗工，笨手笨脚的，常常把玻璃器皿打碎。想多学点技术，但又常常因此惹出事端来。一次，和另一学师仔用硫酸学制氢气，并用火点燃，氢气将空气中的氧气混合，轰隆一声巨响炸开了，他满脸玻璃碎片。糖厂的人以为是炸弹爆炸，结果又被厂方辞退了。日本占领香港时，全港实行米粮配给，他又到仓库去干磅米工作，叫做“打哩”，就在西环货仓处上班。初时以为秤大米不难，干起来却不是那么回事。他在这边过磅，仓库在那边验收，还要赶火车运往新界。一批苦力扛着米包排长龙，等着过磅，要称准180斤一包，多了不行，少一些仓库又不肯收，手脚稍为慢些，排队等候的苦力就紧催，这份差事也干不下去了。
霍英东在死亡线上苦苦的挣扎着。这给他留下了刻骨铭心的伤痛，因此产生了希望中国强大，努力报效祖国的理想，并将自己的名字改为英东，是希望英雄出自东方，借指中国的强盛。1942年，母亲倾其所有，连金链也卖掉了，和其他13人合股，在湾仔鹅颈街开了间杂货店，取名叫“有如”。其实本意名为“有和”，但登记办证时写得太潦草，误写为“有如”，也就将错就错。这家杂货店由霍英东管理，每天早上六时多开店，洗漱刚毕，顾客便陆续蜂拥而来。有时一下子来十多人，都要招呼妥当，站在路边兜揽住，免得顾客跑到别家去。一个顾客往往要买几样以至十多样东西，什么蒜头、豆豉、咸菜、咸鱼等等。他拿着秤，手势要快、要靓，不然，顾客便不满意，在机场干活虽然吃力，但不必动脑，在杂货店里却整天要料理这样那样。就是吃顿饭也不得安宁，得站着吃，随时准备招呼顾客。到了晚上10时，伙计纷纷放工逛街，霍英东还得留在店里煮酱料、添甜醋，调制酱油。日军占领时期，样样都缺，都得自己制作。深夜12时了，还要封盖好一切杂物。店内老鼠横行，什么都咬，蚝豉、发菜……样样都要收拾好，才能离店。一年365日，天天如此，一个小时也偷闲不得。
在这段日子里，霍英东起早贪黑，奔波劳碌，但“那是经营生意的好训练。”由于他细心精明的经营，杂货店的生意日渐兴隆。这段生活，对霍英东是很好的磨炼，他从中获得经营管理的良好训练，培养了坚强的意志和灵活的处事方法。他后来谈到这段经历对自己的影响：“繁忙的时间，你会发现自己面对20个顾客，如果你不能做到面面俱到，顾客就会舍你而去。同时，你要具备敏捷的算术头脑。杂货店由早晨工作到午间，每星期7天。”
（三）重操父辈的驳运旧业
但杂货店的工作毕竟是太繁杂、太劳累了。1945年战争结束，万物更新，各行各业逐渐活跃起来，运输业自然急需发展。霍英东和他母亲都看准了这个时机，毅然把杂货店顶给别人，得了7000元，决心重操父辈的驳运旧业。
那时摆在霍英东面前的，有两条出路：一是平平稳稳的路，也有过这样的机会。他曾申请到太古洋行，当个文员，已被复信接纳，月薪300港元，这在当时还过得去。文员生涯，“朝九晚五”养妻育儿，只要不出大差错，论资升职，自然可以过上安定的生活。另一条是坎坷的路：暂时帮母亲搞运输，再寻求别的机遇。这虽前途叵测，但他不甘平淡的个性，最终使他选择了后者。
帮母亲做驳运生意，霍英东管帐，没有工资，但一家人的生活费用母亲全包起。家庭环境仍很艰难，但总算比过去好一些了。要强好胜的霍英东对此仍然不觉得满足。
他认为，看准和抓住时机找到出路是极其重要的。当时的香港只有一种生意好做，就是处理战后大量物资和沉船。他非常注意报上关于战后物资拍卖的消息，及时标购那些只需小修的小艇、廉价的舢板、海军的机器等，然后迅速转卖出去。当时，物资拍卖价格相当低廉，但由于人们认为这些战争物资没有市场，参加竞拍的人不多。一无所有的霍英东冒险走向了拍卖场。有一次，他看准一批海军机器，并且以18000元中标。
他兴高采烈回家请母亲凑钱交款。想不到母亲断然拒绝。霍英东似乎无路可走了，眼看到手的一笔大买卖落空了。但他没有退缩，决心办成此事，霍英东找到一位工厂老板，商量租借其仓库存放机器，老板看了机器，同意租仓；霍英东看老板对机器很欣赏，提出可以卖给老板，老板开口愿出4万元，霍英东求之不得，迅速成交。1945年至1948年间，霍英东净赚22000元。这是他在拍卖剩余物资的数年内赚的一笔大数。回忆这段往事，他不无感慨地说，这确是很好的机遇，如果那时我有足够的资金，就可多赚几大笔了。
（四）东沙岛冒险
1948年，霍英东25岁，正是人生中富有浪漫色彩的岁月。有一天，他听人说：东沙岛一带的海底有大量的海人草，那是制造胃药的原料，何贤在澳门有间公司收购，每磅1美元。霍英东听了，很想试一试。但未出过远海，又缺乏航海知识，母亲也极力反对，他却下定决心，与别人合股，成立公司。他以刚投标购进的机帆船入股，折价3万元，加上其他人投资，筹得10万元。他在香港长洲招了渔民80人，给了些安家费，连同船员，共90余人出发。
那时东沙岛属广东省管辖，出海执照要由广东省建设厅签发。由于未办好出海手续，船到三门关，被海关扣留。船上的工具舢板、锚、救生艇等，海关说是货物，都要扣留。90多人困在船上，滞留了10天，带去的咸肉，咸鱼都吃光了。后来转去汕尾，途中又遇上风浪。所招渔民，多是海陆丰人，汕尾是他们的老家，许多人不告而别，纷纷散走。霍英东只得在汕尾重新招一批人。经过一番周折，才终于启航出海。
他们终于到达了东沙岛。船一靠岸，顾不得远航疲劳，霍英东立刻带领船员搬运物资上岸，搭起住所，建立贮存海人草的仓库。能够顺利到达东沙，这对霍英东来说当然是一个重大的突破。但是，他们登上的不是什么“金山”，而是“地狱”。
打捞海人草，不像在陆地割草那么轻松。这种海藻生长在三、四米深的海底珊瑚丛中，他们缺少必要的潜水工具，只自制了潜水眼镜，在水底能看见海人草，每个人吸上一口气潜下去，没采到多少海藻就急着浮上水面，靠着船舷喘气了。有时那些珊瑚芒刺，又尖又硬，一不小心就会被割破，还得随时防备鲨鱼的攻击呢！这样浮上潜下的，翻腾扑登了一天，一个人也采不了半筐海人草。
当地天气酷热，太阳从早上5点钟就露出海面了，白天气温高达40℃以上，岛上没遮没挡，火辣辣的阳光烤得人的皮肤发疼。海滩被阳光晒得银白一片，眼睛也难以睁开。每人只有戴着黑色眼镜才能活动。在海上采捞海人草时，连竹帽也不能戴，整天任由烈日暴晒。每人只穿着一条三角裤，不出几天，就晒脱了皮。
有一次，霍英东他们从海上运海人草回来，突然狂风大作，波翻浪涌，船被打坏了，掌舵的也不敢驾驶，霍英东只好自己把舵，任由风浪漂泊。从白天到黑夜，风没有停止，船也不知道漂到了何方。大家非常焦急。忽然看见远方电筒亮了一下，霍英东知道那里就是东沙岛，真是喜出望外。于是，他和船员把正船舵，向着小岛驶去。这时风浪已经减弱，他们才脱离了险境。原来那灯光是一位伙计拿着手电筒到海边察看停泊着的小船被狂风刮走了没有。
岛上食用也非常困难，来时带的咸鱼、咸菜不多，原以为可以钓鱼，以鱼作肴，但海上全是大鱼，不到两天，钓丝全给咬断了。每天只吃白饭，饭量特别大。但带去的粮食也不多，十多天以后，就处于半饥饿状态。捱上一个月，许多人脸浮脚肿。
全岛能供饮用的仅有一口水井，水量不多，水味半咸半淡，平时水深仅半尺。除了用来煮饭和饮用，只能用少许洗脸嗽口。谁想冲个凉，只能等到下雨的时候。可惜每年十月至次年四月，正逢旱季，下雨极少。从海上采捞回来，个个身上粘粘糊糊的，再和汗水混合，又腥又臭，没有淡水冲洗，实在难耐。而且岛上没有烟，船员们烟瘾发作，只好到垃圾堆里寻找那些早已沤得发霉发臭的烟头，捡来用水泡浸、晒干，再放到锅里炒一下，用纸一卷，聊胜于无。
这样的日子过了一个月，也没见大陆的补给船到来。船员再也忍受不下去了，终于散伙了。
霍英东后来只好雇用一批台湾人和琉球人。琉球人很能吃苦，这种非人的生活，他们也能捱得下去。最终靠着这一群特别能够吃苦的人，继续支撑了。霍英东在这个荒岛整整呆了六个月。
经管后勤事务的人，只列进帐，没有出帐，海人草陆续卖掉以后，仅够各种开支，一分钱也没有赚到。苦熬半年一场空，霍英东那时心情懊恼，但他认为这段艰苦的生活，磨炼了他的意志和毅力，对他以后的事业起了重要的作用。只要想起东沙岛的日日夜夜，不管处于怎样的困境和逆境，他也有决心和勇气去克服。
（五）敢为天下先--瞄准地产大打出手
香港光复时，人口才50万，以后陆续增加到100万。人口剧增，住房严重不足，加上工商业勃兴，形成对土地和楼宇的庞大需求。霍英东审时度势，认定香港房地产业势必大有发展。早在1953年初，他已开始经营房产业，成立立信置业有限公司。
那时英国、美国、加拿大及香港地产商都是整幢房屋出售的，由一个公司拥有整幢地产楼宇，非有巨额资金，很难购买，因而房屋不易脱手。过去美国华侨喜欢在九龙深水埠一带购置物业，作为祖业传给子孙收租。从买地、规划、建楼，以至收租，资金周转期很长。霍英东当时是向银行贷款建楼的，要付一分多利息，如果建成了才卖，人家不买，利息承担不起，自己只好“跳楼”。他于是一改过去的作法，将房地产工业化，兴建住宅、写字楼、商场综合大厦，分层、分单元出售，预售“楼花”，并提倡分期付款。这分层预售“楼花”和分期付款的经营方式在当时确是个大突破，此法大受买家欢迎。
当时引导买主察看楼宇的人都是有名的“负气佬”，他们对卖主很不耐烦，因为反复带人上高层楼宇介绍房舍情况，一天不知上下多少次，又往往十居其九生意谈不成，徒劳往返。霍英东有鉴于此，编印了小册子，对楼宇情况以及有关出售楼宇的新措施广为宣传，这样便于买家了解，这在当时也是创举，收到良好效果。
霍英东精打细算，他算过一笔帐：那时租楼要交顶手费，一般一个单元7000元。一座楼如果以六层计，位置高，价钱可便宜些，一个单元才卖1.4万元，登广告预售，第一期交费7000元，余下7000元，每月缴交不到300元，两年可还清，与租屋无异。但买方却获得一个单元住房，是很合算的。所以广告一出，楼花很快便卖光了，其实楼房尚未开工。从建楼来说，比如建筑费需100万元，首期预付10％，只须先付10万元，以后在施工中分期付一定款数。楼房可卖二三百万元，净赚一二百万元。先收售价一半，这建楼费用早就解决了，资金周转很快。他收足定款后才动工，是万无一失的。但买方仍觉便宜，还是抢着买。往往认购之后，转手卖出，也有利可图。有人早上购个铺位，下午转手卖出便赚了钱。这说明房地产业是很有吸引力的，可把人们手上的钱都吸引到房地产业上来。
他首先买入使馆大厦，卖了280万元，赚得不少。以后陆续兴建的楼宇，他带头“卖楼花”，一时地产商纷纷效尤，成为香港房地产市场的一大经营特色。“卖楼花”加速楼宇的销售，加快资金回收，地产商易于筹措资金。那时一哄而起，全港都疯狂了似的，许多人卷进房地产业的旋风里。从1955年到1965年10年间，香港地产业蓬勃发展。
20世纪80年代后期，霍英东投入巨资开发广东首番禺南沙以东的经济开发区，面积达21平方公里，工程包括兴建港口、高尔夫球场、旅游观光区等，投资额超过100亿港元。这在当时中国所处的国际形势不太理想的情况下，是需要很大的勇气与信心的。霍英东引发了港澳台及海外华人来华投资的热潮，加快了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步伐。霍英东也因此荣任政协副主席。
此外，霍英东对慈善事业予以极大的关注，进行了大量的无偿捐赠。中国体育基金会、国家教育基金会、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等都有霍英东的大量捐赠。但是霍英东本人的生活地得非常俭朴，简直让人难以置信。到各地公干，自己随带炊具，自己弄简单的饮食自己吃。对儿女们的婚姻，也是非常节俭。2006年，10月28日，亿万富豪霍英东先生在北京因病逝世，享年84岁。
四、股坛狙击手：刘銮雄
提到刘銮雄，人们自然会想到美女加富豪的组合，他最近成功晋升全球富豪榜，排名451位，身价也有132亿港元了，就像爵位一样，这是一个标志。而身边的各色美女明星不停换，是狗仔队的长期盯守对象。
而在香港商界，刘銮雄是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形象，做实业，他是不成功不甘休，在资本运作市场他被称为“股坛狙击手”，在地产业界，崇拜者说他是“地产圣手”、“铜锣湾铺王”。他在商界几乎没有失手过，每次都能大有斩获，躲过亚洲金融风暴、香港股灾、地产低潮，大过“刘氏”赚钱瘾。
同样是香港富豪第二代，刘銮雄在商界成就远超父辈，而相比之下，他的一些同辈，成绩都相比失色。而这位大富豪不仅个性张扬，动辄斥资数亿投资，一开心就送女友千万级的房产，还喜欢篮球、足球、滑雪、游泳、水上电单车、打拳等，50岁过头，还可以一次过做掌上压100次，他的年富力强由此可见一斑。
同时他也喜欢美食，尤其是天九翅，兴致来了不惜花两小时，乘船来往港澳只为吃一碗天九翅，每星期总会在湾仔著名食府福临门与亲朋好友大吃一顿，他习惯坐在面对正门口的位置，背倚墙壁，服务生上菜如果在他身后突然出现，就会被骂。他要求服务生上菜只可在他面前靠近。可见，他是一个非常小心慬慎的人。
（一）第一桶金来自“风扇”
刘銮雄1951年生于香港，祖籍广东潮州，与李嘉诚是同乡。父亲刘火荣，开工厂做实业，家庭比较殷实，刘銮雄于加拿大安大略省滑铁卢大学留学，原来学电子技术，但后来转修数学，因为他认为自己心算极好，从小反应快。
1973年，刘父和朋友联手创办友联岳记吊扇厂，一直做中东人的生意，做得最好的时候，一年出口上亿元。刘銮雄读书回来，休息半年即开始在父亲工厂做事，他也跑中东，送货，寻找客户，帮助家族生意。但在是否开拓北美市场上，和家人发生了分歧。1979年，他和在加拿大热恋的北京姑娘宝咏琴结婚。
他看好北美市场，希望尽快打入，他毅然和合伙人创办爱美高公司(evergo)，做古典吊扇，初期的创业很艰难，但勇气推动他寻找机会，刘銮雄去北美做市场之前和太太说：不成功就不回香港。而运气有时候对一个人来说也很重要，这一年正好遇到能源危机，北美对电扇需求突然大增。而怀旧气氛正好也促成怀旧电扇的畅销。爱美高很快找到市场，刘銮雄创业的时候最多的想法是买一套1500尺的房子，可以有100万的存款，但很快，这家由22人起步的企业超过了父辈的老字号企业，员工超过数千人，从吊扇生产逐渐扩展到灯饰、电子灭虫器及电暖炉。刘銮雄也很快赚到了第一个1亿元，这是他的第一桶金子。来自于实业的实打实的收获。
1983年，爱美高筹划上市，发行7500股，每股2元，集资超过1.5亿，这在当时也是很大的融资了。公司资产也很快达到5亿元。“风扇刘”美名也因此而传开了。
除了实业打拼，不甘寂寞的刘銮雄再次把触角伸到美国，在购买美国国债中尝到甜头，获利丰厚，相传他一度赚到1亿美元。这一刻，他在金融界的投资兴趣远远超过了实业经营。
到了1984年，爱美高股价已经达到4元，但合伙人梁英伟却对刘的发展策略有意见，分歧巨大，刘銮雄很果断，突然把股份全部转让给基金公司，断然辞去爱美高主席一职。
也是运气，港元升值和经营的问题，令爱美高不久遇到很多困难，公司产品严重滞销，股价下跌，最低到了0.7元。而此时，在基金公司的支持下，刘銮雄在市场吸纳了足够多的股份，半年后卷土重来，再度掌握公司的大权。这一出一进令刘銮雄在资本市场初尝购并和股权游戏的甜头。大约有2亿港元收入囊中，至此，刘銮雄“股市狙击手”的名声日益传开。
刘銮雄开始了令人侧目的股坛狙击生涯，他引进欧美杠杆收购技术在香港资本市场尝试狙击老牌上市公司，这些老牌公司虽然体积庞大，但都有笨重的特点，股价很少波动，但每股净资产值偏高，而且偏于求稳性格。狙击这类股票有2大好处，一是一击必重，大股东为了保留控制权，往往被迫回购股票，这时市场已经炒高，狙击手必然获利丰厚，二是即便大股东放弃，狙击手也可以在高位抛售，直接获利。
1985年，刘銮雄开始物色收购对象，他首先看中庄氏家族的能达科技，这一次，庄氏大股东反映极为强烈，调动一切力量反对“爱美高”进入董事局。1985年8月，被迫出资大笔购入爱美高所持股票，这一役以庄氏家族买回刘銮雄手上的股票为结束，刘銮雄轻松获利接近700万元。本小利大的短平快生意太好做，令刘銮雄深深爱上了这一行。
真正让“风扇刘”变身“股坛狙击手”的是收购华人置业一战。
（二）收购华人置业，一战成名
初战告捷，刘銮雄豪气顿生。随即盯上了华人置业。华人置业由两大世家冯平山和李冠春1922年创立，是香港老牌资深企业，1968年上市，公司投资优质物业和证券，主要资产是位于中区的华人行。70年代中，华人置业以1.3亿港元价格，将华人行售予李嘉诚，又收购另一家上市公司中华娱乐约五成股权，变为华人置业的附属公司，中华娱乐拥有中区皇后大道中的娱乐行大厦。华人置业一直由冯、李两大家族共同执掌，冯秉芬出任华人置业主席，李福树则出任中华娱乐主席，彼此相安无事。但大鳄也有他的弱点，华人置业受人尊敬，也令人远离，股票很少有人关注，交易很少，价格低迷。
1986年，突然传出冯、李两大家族后人不和的消息，上市公司也出现令人费解事件，在中华娱乐股东周年大会上，冯秉芬获选兼任该公司主席，李福树只留任董事；3月21日在华人置业股东周年大会上，新一届董事局突然出现重大变动，李福树、李福庆，李福兆三兄弟为首的李氏家族成员全部被挤出局，取而代之的是董事局主席冯秉芬引入的家族成员，包括冯庆锵、冯庆照，还有被誉为企业医生的韦理。
这个韦理（BillWyllie）很了得，60年代就在英资公司任高管，最著名的是1975年获汇丰邀请加入和记洋行董事局，大刀阔斧精简人手，结束亏损业务，两年内令和记洋行起死回生，又把和记洋行同黄埔船坞合并为和记黄埔，后来卖给长实李嘉诚。他深谙企业财务安排和组织策略，战绩着著。
原来是李家先出问题，李福兆与家族成员出现不和，李福兆一怒之下联合好友孔宪绍将所持华人置业股票卖给了韦理，韦理于是联络冯秉芬合组司马高（ShimakoLtd.）公司，以持有接近35%股权的大股东身份，迫使李氏家族成员出局。
李氏后人慌作一团，不想祖业毁于一旦，于是联和新鸿基公司主席冯永祥合组巴仙拿（BassinaLtd.）公司，在3月23日提出以每股16港元现金全面收购华人置业的建议，当时李家已拥有华人置业28.5%股权，还有其他持有2.8%股份的股东支持，他们的话事权接近31.3%股权。双方持股量旗鼓相当，一度对峙。显然，两大家族的斗争毫无策略可言。
他们没有想到，华人置业股价突然飙升到每股19.8元，再次打乱双方阵脚，显示还有第三者介入收购。
刘銮雄就是那个得利的渔翁，也在扮演黄雀在后的角色。爱美高1986年4月11日宣布介入收购战，提出以每股16.5元全面收购华人置业。两大家族毫无章法迎战，只有被动应战，完全被牵着鼻子走。
1986年4月19日爱美高再次宣布将收购价提高到每股18港元，此时，重利之下，对手阵脚大乱，爱美高已取得李氏家族所持华人置业股份，冯秉芬胞弟也出让其所持股份，这样，刘銮雄所持股份的总数已超过四成。
冯秉芬无力再筹资反击，眼看大势已去，只好将所持华人置业股份卖给韦理。爱美高与韦理达成协定，共掌华人置业，韦理出任华置董事局主席，刘銮雄以大股东身份出任董事总经理，刘銮雄收购成功，“爱美高”入主“华人置业”。冯氏和李氏两大家族先后被拼出局，将华人置业拱手相让。
这一战，完全奠定了刘銮雄在江湖上的大鳄地位，也真正树立了80年代“股坛狙击手”的大号，刘氏从此坐拥至今已经84年历史的华人置业，开始他在香港资本市场一往无前的征程，而华人置业在刘銮雄驰骋资本市场的庞大格局中，始终是旗舰，也是重型航母，这是刘的代表作，也是刘最偏爱的成就。
之后，冯家陷入财务危机中，1986年9月康年银行被港府接管，因为该银行向冯氏集团的贷款已高达1.6亿港元，冯家财务危机曝光，接着冯氏出售东亚银行股份套现。之后，冯家宣布债务重组，在浅水湾的豪宅国堡也由债权银行委托经纪出售套现。一家声名显赫的老牌华资财团自此退出江湖。
大浪淘沙，一代又一代江湖好汉退去，新一代江湖好手又出来，涛声依旧，资本市场跌宕起伏的故事，有意思的人和事不断涌现，让旁观者看得津津有味。
（三）狙击香港大酒店，收获甚丰
华人置业收购战后，刘銮雄握有3家上市公司，1986年至1987年间，刘透过旗下3家公司连续发行新股集资，再度展开连串收购。
他又瞄准李兆基旗下的中华煤气，但李兆基有准备，在股市中大量吸纳中华煤气股份，提高持股比例，股价水涨船高，刘銮雄大量吸纳股份的计谋无法得逞，最后只好将所持中华煤气800多万股份卖给基金，大购并战役未打起来，但也获利3400多万港元。
刘銮雄还不满足，他的目标还有：香港巨富嘉道理家族公司--香港大酒店。这是一家历史悠久的老牌英资公司，创办于1866年，旗下资产包括半岛酒店、九龙酒店、浅水湾酒店、山顶缆车及中区圣约翰大厦。由于经营保守，股市表现低迷，股价大大低于资产净值。而且，嘉道理家族仅持香港大酒店约12%股权，大股东是华商梁仲豪家族，持有大酒店30.4%股权。两大股东长期默契合作，嘉道理家族掌管公司酒店业务，梁氏家族负责地产业务，两家在董事局一直相安无事。
1987年初，梁氏家族想淡出大酒店，将所持大酒店30.4%股权分别售予刘銮雄旗下的中华娱乐和富商林百欣旗下的丽新发展，中华娱乐约占20%股权。刘銮雄购入大酒店股份后，和林百欣家族约见大酒店主席米高嘉道理，要求加入董事局，但被米高拒绝。1987年5月4日，大酒店召开股东大会，在会上刘銮雄突然发难，投票反对米高连任主席，提议获得林百欣家族支持，然而，米高凭借英资家族在大酒店股东中的影响力，仍以微弱多数当选，刘、林两家族还是被拒于董事局门外。
此后，双方交手不断，水火不相容。当时年已九旬的嘉道理家族老大罗兰士嘉道理首先向香港收购及合并委员会投诉刘銮雄、林百欣两家是“一致行动者”，根据证券管理条例，两家持股量总计已超过35%的全面收购点，必须以近半年来最高价向大酒店股东提出全面收购。
嘉道理利用调查时机，获得充裕时间部署应战，在市场大量吸入大酒店股份。同时，嘉道理出险招，直接找到华人置业另一大股东韦理，希望联手谋取华人置业控制权，并放出消息。这一“兵行险招”奏效，股市波动，一场你踩我场子，我踢你戏台的恶战即将开演。
在法律上，刘林联手有诸多障碍，而且再增持大酒店的可能性不大，同时，后院起火的威胁依然存在，刘銮雄被迫退出收购战。
1987年7月24日，刘銮雄与嘉道理家族的财务顾问宝源投资达成协议，将所持34.9%大酒店股份转售给一个银团和汇丰银行的一家附属公司。当然，这些都是嘉道理家族的伙伴，都由宝源投资安排。
这一役，被誉为香港华资公司和英资公司的在资本市场的直接对战，硬碰硬，刘銮雄面对老江湖虽然输得有点勉强，但其气势和胆略，以及财技都令人刮目相看，成为同辈华人中的翘楚。
同时，在交易中，刘銮雄获利丰厚，旗下爱美高及中华娱乐两家公司分别获利4200万港元和9400万港元。嘉道理家族赢回面子，但付出的代价极为惨重，也注定其日后逐渐衰落。
（四）华人置业吃了爱美高，新财阀诞生
1987年10月，刘銮雄再次展开收购行动，透过中华娱乐收购莱龙空壳公司，改名为中娱策略（后改为瑞福）上市，负责证券投资，1987年12月又成功取得保华建筑的控制权。刘銮雄所控制的上市公司一度有5家之多，形成刘系资本王国。
1987年，他大手笔一次横扫铜锣湾、湾仔三栋写字楼，然后大比例供股吸纳资金，其动作快捷，狠辣。
刘銮雄在80年代后期，用连环供股的招数不断吸纳资金，小股民叫苦连天之余，也迫使韦理大幅减低对华人置业的持股量，完全控制住上市公司。从1985年到1989年的短短数年，刘銮雄的王国，上市公司市值已从4亿港元急增到58亿港元，刘銮雄出招凶狠，手段犀利，眼光独到，精于计算，而且有胆有谋，实力不凡。
到上个世纪80年代末，出道10多年的刘銮雄已经是和江湖大佬平起平坐的人物了。
1989年10月，刘銮雄宣布将中华娱乐旗下两家上市公司保华集团（前为保华建集）和瑞福合并为保华国际，开始了其私有化计划的第一步。接着，他将私有化的目标对准华人置业。
从1989年12月到1991年9月，爱美高两度提出私有化华人置业建议，均遭到韦理为首的中小股东的反对，原因只有一个：价格太低。韦理当时股权被稀释，透过旗下上市公司亚洲证券仍持有华人置业7.5%。
1991年9月，爱美高再次建议“2换1”，以每两股华人置业换一股爱美高，要私有化华人置业。但是还是遇到阻力，有小股东委托律师刊登报刊广告呼吁股东反对，惹得香港证券监察委员会也介入，批评爱美高游说小股东接纳建议违反收购及合并守则。
1991年12月，爱美高修改私有化条件，提出以每200股华置换115股爱美高及23份爱美高认股证，部分股东开始转变立场。这是一场费时费力的以一对多的角逐。
1992年2月10日，华人置业召开特别股东大会，经过长达7小时的激烈辩论，大会通过私有化建议。
当时华人置业每股资产净值高于爱美高，华人置业小股东竟接纳这项建议，令香港资本市场看得眼红，也频传其中有问题。部分小股东即往证监会投诉，并前往当时港督府请愿。事情越闹越大，刘銮雄成为热门新闻人物，也不断被点名。
1992年2月24日，香港证监会公开谴责刘銮雄等人违反收购及合并守则，并向百慕达最高法院要求押后聆讯华人置业私有化建议，或反对私有化建议。
除了舆论，证监会明确的态度已经很清楚了，爱美高和华人置业在最后一刻撤回私有化建议，刘銮雄私有化华人置业一波三折，几乎成功，又再次脱缰，最后还是功败垂成。
刘銮雄没有放弃，1992年初，中华娱乐兼并了保华国际，9月，华人置业成功私有化中华娱乐。刘銮雄显现出了坚硬的个性和韧性，他的商业手段和策略，每次都能抓住敏感的焦点，略显过急的做法有时确实张扬，但他依然懂得收敛，也知道自己的尺度。
1993年10月，刘銮雄再出奇招，让华人置业反向收购母公司爱美高。做法很有创意：每4000股爱美高换取4224股华人置业新股，另每6000份爱美高认股证换1505股华人置业新股。
显然，这两招都是为了完全控制华人置业。两家公司声明：收购主要原因是爱美高近年的发展策略出现转移，由以往的证券和物业投资，转为偏重于物业投资，增持华人置业股份，希望发展成为一家地产控股公司。因此，为避免两公司物业投资活动出现直接竞争，遂收购爱美高。
但市场专业人士认为，华人置业反收购的直接原因，是刘銮雄看中华人置业所拥有的在香港商业旺地的优质物业，希望直接控制华人置业。
刘銮雄很精明，他知道要把收购做得帐面很好看，才会让小股东们收声，有券商发布的财务报告称两公司合并后无损二者资产值，合并后爱美高股东应占盈利增加，而华人置业每股盈利仅摊薄4%。11月10日，爱美高和华人置业股东大会均以98%以上的绝大比数通过收购建议。
华人置业吃了爱美高，刘銮雄及其家族直接持有华人置业52%股权，成为华人置业大股东，这家公司市值过百亿，完全靠资本策略建立，威震香港。
这一收购案也为刘銮雄创业故事划了个句号，同时，开启了刘氏崭新的发展空间，他从此和经营实业告别，走上地产投资和购并买卖的金融资本发展之路，那个昔日的“风扇刘”销声匿迹，那个令香港中环震颤的“股坛狙击手”也渐渐收手，不再猛龙过江，横扫一片，而是变身“地产大鳄”，“铜锣湾铺王”。
香港华资新一代财阀诞生，刘銮雄内心的兴奋难以掩饰，当年他在华人置业特别股东大会露面，并打破一贯不吭不语的作风，大谈华人置业的未来发展大计。
一个时代悄悄终结，一个时代灿烂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