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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颁布，在今年上榜的400位中国富豪中，有66位来自广东，其财富总额共达1690亿元，广东汕头人黄光裕蝉联再一次登上中国首富的宝座。
广东人认为：在长达20年的改革开放时期，广东是号称国内市场经济成分最充分，市场竞争最激烈，经商软硬综合环境最优，且与国际商业管理接轨最紧密的省份，无论是老一辈的酿酒大王张振勋、亿万富豪霍英东还是珠宝大王郑裕彤都堪称是广东人的骄傲。
新一代以黄光裕和李兴浩为代表的新锐粤商们有着广东商人一以贯之的捕捉商机的敏锐市场感觉。同时他们也是大手笔、高起点的商界新贵。他们胃口很大、手腕高明，面对全球的强劲对手，按部就班式的原始积累和市场拓展已经不合时宜，于是超常规的快速产业扩张成为这批新锐粤商的特点。
一、一代酒王：张振勋
1840年，张振勋出生在广东大埔县一个乡村私塾的家中。虽然父亲在教书之余，还行医治病，但家中的生活仍然十分贫困。小振勋在私塾中跟着父亲读了几年书，十三四岁时，因家庭拮据就不得不辍学到姐夫家去放牛。每次放牛时，振勋都会拿着以前的课本去读，一次因为看书入了迷而忘了放牛的事，牛吃了人家田里的秧苗，主人告到他姐夫家里，要求赔偿。姐夫气得狠狠地打了小振勋一个耳光，还骂他说：“死人还能守住四块棺材板，你连一头牛都看不住，真是连死人都不如！”
小振勋赌气说：“你不要太看不起人，将来我发了财……”
姐夫不等他说完，就冷笑起来，说：“你也想发财？”
小振勋气得脸色发青，转身就跑回家去了。
父亲没有责备他，只是为难地说：“孩子呀，以后你打算干什么呢？”
小振勋想到他读司马迁的《史记》，其中《货殖列传》这一篇提到了许多因经商而致富的例子，就对父亲说：“我想学做生意！”
因为一时没有合适的学做生意的机会，父亲就把他送到一家竹器作坊去做学徒。小振勋不怕吃苦，很快就把这和艺学到了手，而且做得很好。可是在他16岁那年，家乡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灾，连饭都吃不起，没有人再需要竹器，更没有人来读书，小振勋和父亲都失了业。于是小振勋只得每天和哥哥、弟弟一起上山挖草根，剥树皮，供一家人充饥。正在这时，村里有个姓黄的南洋华侨回乡探亲，见灾荒严重，就慷慨地拿出钱来，送给同村每户人家一斗白米，乡亲们都非常感激他。张振勋很羡慕，就找到这位华侨打听，他能不能带自己到南洋去做工挣钱。姓黄的华侨见他身强力壮，手脚勤快，便同意带他到南洋去谋生。
张振勋兴冲冲地回家，与父母商量后，就随着姓黄的华侨，登上了去印度尼西亚巴城（就是今天的印尼首都雅加达）的帆船。
经过十几天的海上航行，张振勋满怀希望踏上了印尼的土地。清澈亮蓝的海水，高耸入云的椰子树，郁郁葱葱的橡胶林，芬芳扑鼻的槟榔花，散发着肉香的沙茶……浓郁的异国风情使小振勋感到新奇而有趣。但是他更关心的，还是在什么地方能够挣到钱。他一刻都不会忘记，家乡的父母亲人正处在饥寒交迫之中，正盼着他能多挣点钱养家糊口！
然而，当时的巴城是荷兰的殖民地，它美丽的风光，只是有钱人的天堂。穷苦人在这里还是难以谋生。举目无亲的张振勋，虽然在姓黄的华侨帮助下有了一个栖身之处，但接连两个月都没有找到工作，最后只得去做非常艰苦而且危险的矿工。
这一干就是三年，三年后张振勋才在一个福建华侨开设的纸行当上了佣工。他深知这工作的来之不易，所以只要是老板吩咐的事，都认真踏实地去干好。有的时候，他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也从无怨言。晚上得了空闲，他总是如饥似渴地学习当地语言和业务知识。纸行的陈老板因此很看重他，先让他当推销员，后来又提拔他当账房先生，把全店银钱进出和账务管理都托付给他。张振勋也没辜负老板的信任，在他的努力经营之下，当年纸行就获得了5万荷兰盾的利润。这时，有人暗中鼓动他找机会挟带店里的款项逃回家乡，去过快活日子。张振勋认为这样做是不道德的，也是没出息的做法，所以坚定地拒绝了。陈老板得知此事后，更加器重张振勋，觉得这是个靠得住的人，所以不久把自己的独生女儿陈兰香许配给了张振勋。
张振勋和陈兰香结婚当年年底，陈老板因病去世，临终之时，他把身后的事情，都托付给了张振勋。安葬了老人以后，张振勋和妻子商量如何发展今后的事业，他说，开纸行只能维持生活，不会有什么大发展，这几年来，他仔细观察、研究了巴城的商业状况，发展前景最好的，应该是酒行。因为，荷兰殖民主义者花天酒地，大肆挥霍，时时离不开酒；而当地的居民中，喜欢喝酒的人也很多。所以他想把纸行关闭了，改开酒行。妻子是一个很识大体的人，听他说得有道理，就同意了。
酒行开业后，果然生意兴隆。张振勋是个有心人，在接待顾客时非常注意了解当地的风土民情，结交各方面的朋友。甚至连当地的最高长官、荷兰人亨利都成了他的朋友。后来，在进行巴城酒税和典当捐务承办权的投标竞争时，张振勋因为得到亨利的帮助，轻而易举地取得了承办酒楼和典当捐务的资格。承办酒税和典当捐务，利润很大，张振勋的财富也随之成倍地增加。同时，他又通过亨利的关系，把这种业务逐渐扩大到其它城市和别的
商品中。短短几年中，张振勋成了当地迅速掘起的大富豪。
但是，张振勋对这种发财的途径并不满意，他一直在寻找更有前途的发展方向。1866年，新的创业机会降临了。当地政府为了开发附近的岛屿，号召华侨投资进行垦殖。张振勋认为，南洋的岛屿，土地肥沃，加上气候适宜，一定有很大的开发潜力，这是一个大显身手、大展宏图的好机会！于是他亲自前往同为荷兰殖民地的葛罗巴埠，创办了裕和垦殖公司。公司雇佣了一批华侨工人，开垦出一片荒地，种植椰子、咖啡、茶叶等经济作物，并在田间套种杂粮。经过几年的努力，原先的丛林沼泽变成了肥沃的田园。他的收入更加源源不断。由于他一贯讲信誉，因此营业状况一直很好。同时，他还包办了荷兰驻军以及劳工的伙食，并且兼办建筑修缮工程，他在这一行也赚了不少钱。他在华侨社会中的地位越来越高，事业也越办越大。为了加速垦荒，他一面招收当地的华工，一面写信回家乡，召唤乡亲们来南洋参加开发，并先后又开办了裕应、笠旺、万裕应三家垦殖公司。其中仅笠旺一家，就有职工数万人，拥有几百万的资产！
1875年，张振勋又去苏门答腊经营垦荒事业，开办了亚齐垦殖公司，并先后办起了橡胶园、茶园、鱼池和银行，成为首屈一指的“苏岛富翁”。同时，他还把大量盈利投资于其它行业。在巴城，他开办了从事远洋航运的广福、裕昌两家轮船公司；在日里，开办日里银行；在文东埠，办有开采锡矿的东兴矿务公司；在棉兰、槟榔屿及苏门答腊还拥有大量房地产。经过30多年的创业奋斗，到19世纪90年代，张氏企业的经营范围已包括农、矿、商、运输各业，分支机构遍布南洋各地。据估计，张振勋在事业最鼎盛期间，全部海外资产约合白银7000万两，相当于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真可谓“富可敌国”了！
此时的张振勋成为南洋华侨界举足轻重的人物，当地的荷兰殖民者也不都尊敬他。他每到一地，当地的行政当局都鸣礼炮表示欢迎。同时荷兰政府还准备授予他官职，但张振勋婉言谢绝了。他对朋友说：“我是中国人，应该为祖国出力，怎么能去当外国的官员呢！”
1890年，是张振勋人生道路上的又一个转折点。这一年，清政府驻英国公使龚照援，奉命考察欧美各国探求他们的强国之道。途经新加坡时，他听人说起了张振勋的情况，很感兴趣，特地登门去会见他。会见中，龚照瑗向张振勋请教致富之术，张振勋的回答使龚照瑗大为赞叹，两人一见如故。经龚照瑗推荐，清政府委任张振勋为中国驻槟榔屿总领事，后又升任驻新加坡总领事。这样一来张振勋的名声也开始传到了国内。
第二年夏天，清政府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听说了他的名气后，邀请张振勋到山东烟台商议兴办铁路、开采矿藏的事。张振勋欣然前往。在谈话中，张振勋提起一件旧事：10多年前他曾与一位法国领事同桌就餐，这位法国领事说中国天津、烟台一带气候环境都适宜葡萄生长，用那里的葡萄可以酿造出优质葡萄酒。曾经经营过酒行的张振勋便把这话牢牢地记在了心里。如今到了烟台，他很想实地考察一下葡萄生长的情况。无巧不成书，盛宣怀也早有这个想法，认为烟台一带葡萄出产丰富，售价低廉，很适合建葡萄酒厂。两人不谋而合，便细细商议起此事来。盛宣怀说，办茫葡萄酒厂最困难的是缺少高水平的酿酒师。张振勋说，酿酒师可以聘请，不足为虑，麻烦的是酒瓶无从供应。盛宣怀告诉他，上海已建立了玻璃厂，可以解决酒瓶问题。张振勋听后大喜，当即决定投资，在烟台创办葡萄酒厂！
在盛宣怀的大力支持下，张振勋开始筹建酒厂。他一边在烟台购买土地，定制机器，建筑厂房、酒窖，开辟原料基地，一边写信回家乡，招集亲朋好友来做帮手。1894年9月，张振勋筹办的烟台张裕酿酒公司得到了政府的正式批准，并获得了在直隶（今河北）、奉天（今辽宁）、山东三省的15年专利和免税3年的政策优待。这是我国近代第一家同时也是当时远东地区最大的一家新式酿酒公司。
至此，张振勋迈开了走向酿酒大王之路的第一步。
由于张振勋曾经经营过酒行，对于各国名酒有着深入的了解；他又经营过垦殖公司，对于原料基地葡萄园的生产管理也很熟练，这些都是他开办酿酒公司的有利条件。然而，对于酿造葡萄酒的工艺技术，他却是完全不懂。最初，他请人从中国古籍记载中寻找有关资料，打算自己试验。然而，我国的酿酒业虽然源远流长，但始终以粮食酒为主，关于葡萄酒的记载几乎是空白。张振勋不得不将目光转向国外，寄希望于外国酿酒师。
1892年春天，经朋友介绍，张振勋以重金聘请英国的酿酒师俄磷来烟台，两人合作得比较愉快。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两年以后，俄磷因为拔牙而突然身亡。正值筹建酒厂的关键时刻，张振勋只得急着再请新的酿酒师。这次请到的是荷兰人雷德弗。张振勋让雷德弗开始试酿葡萄酒，自己又回到新加坡去处理南洋的事务。不久，雷德弗带着试制的酒样，到新加坡来向张振勋报喜，开口就大吹自己的酒酿得如何如何好，简直能比得上王母娘娘的仙酒。可是张振勋把酒样拿到当地的一家酿酒公司化验，结果却使他大失所望。化验师对他说：“从化验结果看，贵国的葡萄质量非常好，但你们的酿造技术实在糟糕，可能你的酿酒师根本不懂得如何酿酒！”张振勋这才知道，雷德弗原来是个骗子。
骗子虽然被赶走了，可张振勋也气得生了一场大病。他的一位奥地利好友知道后，帮他从国内聘请了一位名叫哇务的酿酒师。张振勋接受了教训，亲自陪这位酿酒师来到烟台，并对他进行了认真的观察和考验，等到确信哇务不但酿酒技术精湛，而且为人老实厚道，这才同意聘用他。
哇务来到公司之后，不但对酿酒工艺进行指导，而且对当地的葡萄生产情况进行了研究。他发现烟台的葡萄质量虽然好，但品种不多，出酒率也不高，因此建议张振助从西方引进“雷司令”、“大宛香”等优良品种，对原有品种进行改良。张振勋觉得他说得有道理，立即在烟台购买两座荒山，辟山造田，扩大原料基地；同时派侄儿张子章到欧洲购买120万株优良品种的葡萄苗。不幸的是，购买的葡萄苗在运输途中经过印
度洋，因为烈日的暴晒，几乎全都枯萎了，一下就损失了十几万元。张子章垂头丧气地回来报告，张振勋虽然也很痛心，但他还是鼓励张子章说：“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不怪你，你再到欧洲去买120万株葡萄苗回来！”从这一件事，显示出了一个有作为的实业家的气魄与胸怀。
可是，奥地利酿酒师哇务因为年老多病，只工作了很短一个时期，就感到自己无法工作下去了，于是向张振勋提出了辞职的要求。
张振勋只得再一次寻找酿酒师。
1896年，张振勋在与奥地利驻烟台领事拨保爵士谈话时，提起三请酿酒师而终于落空的事，十分烦恼。拨保笑了起来说：“这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你眼前就有一个天才的酿酒专家，你为什么不请他呢？”
原来，拨保家世代从事酿酒行业，他父亲是奥地利著名的酿酒师，拨保从小就喜爱酿酒，一直跟着父亲学习酿酒工艺技术，并且在酒厂工作过。张振勋大喜过望，当即同拨保商量，请他来负责张裕酿酒公司的技术工作。拨保见张振勋对发展葡萄酒事业一片痴情，求贤若渴，而且这工作又是自己的兴趣所在，因此当场表示，愿意辞去外交职务，重操旧业，助张振勋一臂之力！
张振勋终于得到了一个称心如意的合作伙伴。一个中国驻外领事回国办酒厂，一个外国驻中国领事辞官不做当酿酒师，两位领事的精诚合作，成为张裕酿酒公司创业史上的一段佳话！
经过十几年的苦心筹备，到1908年，烟台张裕酿酒公司终于成立了。公司拥有两片占地近千亩、具有124个品种的葡萄园，作为原料生产基地；有三层楼的厂房，近两千平方米的地下酒窖和一座玻璃制造厂；并且从国外购进了压榨机、发酵机、白橡木贮酒桶等设备。公司试酿白兰地和红葡萄酒也都已成功。
张振勋对产品的质量十分重视。他抓质量的时候，各个环节都不放过，以抓葡萄原料为例，不但从国外引进葡萄新品种，而且引进栽培新技术，凡土壤调理、肥料施用、病虫害防治等工作都有专人负责。葡萄成熟时，他还对果实的品质进行化验，分类收剪，分别使用，因而大大提高了酒的质量。同时，他还设立了种植技术档案，对葡萄的生长、结果、收获等情况都逐年进行详细记录，作为改进的依据。
在制酒工艺中，酒味醇香的关键环节在于酒的窖藏时间。“陈年老酒，越陈越香”，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因此张振勋严格规定张裕公司产品起码得窖藏5年以上才能出厂销售。同时，他改变了中国传统的以缸瓮藏酒的方法，采用进口的白橡木贮酒桶贮酒；而且借鉴外国窖酒的经验，每一年都要给藏酒“转桶”，也就是从一个桶里转到另一个桶里去，在转桶的过程中，将沉淀在底的结晶体酒石酸除去，使酒色更为清澄。贮酒期越长，转桶的次数越多，酒味自然就越醇香了。尽管这道工序费时费工，张振勋却坚持不变、一丝不苟，所以张裕公司出产的酒，从一开始就超越了国内外许多厂家的产品。
张振勋长期从事商业经营，懂得“货卖一张皮”的道理，深知一个新产品要想打开国内外市场，不仅要物美价廉，而且要注重产品的外包装。所以，他精心设计了张裕葡萄酒的包装方案。酒瓶是他自己的玻璃厂专门生产的，造型优雅，用锡箔裹封瓶口，瓶腰再贴上精致美观的紫色葡萄串商标，十分醒目。虽然如此，可是产品上市以后，仍然很少有人买。销路打不开，这愁坏了张振勋。他认真地分析了上海、南京、北京、汉口、天津等国内大都市的酒类市场，发现都已被美、英、法等国的名酒打入。上层社会的达官贵人，为了显示自己的地位和阔气，喝低度酒，就要喝外国的白兰地、葡萄酒和香槟；喝高度酒，就要喝中国的茅台、汾酒。而一般的老百姓，则图实惠，习惯于饮用普通的高粱酒。张裕葡萄酒和白兰地的市场定位在哪里？
问题的关键找到了，解决的办法也就有了。张振勋决定走高端市场，下定决心之后便开始大张旗鼓地展开了宣传攻势。他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在车站码头竖立巨幅广告牌、宣传画；将印有“张裕酿酒公司敬赠”字样的餐具、酒杯等赠送给饭店酒楼；每逢节日，用车拉着装潢别致、引人注目的巨大酒瓶招摇过市，并把小瓶装的白兰地、葡萄酒沿街赠送给行人品尝。此外，他还印制了大量精美的宣传册，到南洋各地华侨集中的地方散发，宣传的内容则着重于葡萄酒对身体的补养作用……这一系列措施，很快发生了作用，张裕公司的产品销路大开，风行全中国，并且在海外华侨中取得了广泛的影响，成为人们举行宴会和馈赠亲友的佳品。
张振勋不仅是一个有成就的实业家，而且在政治上也有自己清醒的眼光。在长期“实业兴邦”的实践中，他深深地看透了清政府的无能和腐败，所以对未来的革命寄予很大希望。辛亥革命兴起时，他不但支持儿子张秩君参加同盟会，还通过胡汉民暗中资助孙中山革命经费。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又捐助福建革命军民。因此，1912年，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经过济南时，曾专程去张裕酿酒公司参观，在品尝了张裕葡萄酒后，写下了“品重醴金”四个字，表示他的赞赏之情；孙中山还邀请张振勋出任中国商会联合会会长，兼任南洋劝业会总理，委托他组织中国和华侨商品展览，借以推销国货。同一年，康有为去张裕公司参观后，也写下了赞美的诗句：“浅饮张裕葡萄酒，移植丰台芍药花；更复法华写新句，欣于所遇即为家。”
辛亥革命后，张振勋担任过中华民国总统府顾问、工商部高级顾问等职。但是张振勋对于当官没有热情，他利用这个机会，为张裕产品大作广告。每次到饭店酒楼用餐，他都指名要张裕公司的白兰地酒，并且向周围的人说：“你们喝过这种酒吗？我走遍世界各地，从来没喝过这么好的酒，真是举世无双啊！”引得人们都想尝尝这种美酒。
张裕产品的成功，离不开酿酒师拨保的贡献，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拨保作为一个奥地利公民不得不应征回国参战。为了感谢张振勋多年以来的热情相待，拨保在临行前介绍了一位意大利人来担任酿酒师。张振勋想，办厂这么多年了，技术上一直依赖外国人，总不是长远之计，最好能把洋人的技术学到手，那就可以不再受制于人了。他暗暗嘱咐公司张子章和朱寿山两人，要他们每天跟紧洋酿酒师，偷学他的技术。可是这位意大利人也十分精明，技术上非常保守，每次到了关键时刻，他都把所有的人赶出房去，把门关得紧紧的，不让任何人偷看。张子章和朱寿山也没有办法。后来他们发现，这意大利人好酒，喝醉以后特别喜欢说话，于是就设法在中秋节那天请他赴宴，宴会上把他灌得半醉，再把话题引到酿酒上来，结果意大利酿酒师果然中计，无意中把酿酒的几个关键技术都说了出来。张子章他们赶紧离席记录下来，第二天照这办法去进行试验，一次就成功了！张振勋激动得热泪盈眶，终于有了自己的中国酿酒师，从此在技术上也可以摆脱外国人的控制了！
后来张裕的技术进一步成熟，张子章和朱寿山根据张振勋的设想，用玫瑰香为主要原料，酿制出艳如红宝石、香气浓郁、滋味醇厚、甜酸适口的红葡萄酒；以白葡萄为原料，参照中国传统药酒工艺，加人肉桂、豆蔻、藏红花等十几味中药材，酿制成既有葡萄酒特色、又有滋补作用的味美思，使张裕的产品更加多样化。
1914年，在张振勋的精心组织下，南洋劝业会和上海招商会在南京举办了中外商品陈列赛会。张裕葡萄酒也参加了这次比赛，并且获得了金牌证书。为此，民国政府向张振勋颁发了二等勋章，并特许张裕产品免交注册税。从此，张裕公司的白兰地、味美思、玫瑰香与茅台、绍酒、西凤酒、汾酒、沪州大曲一起，并列为中国“八大名酒”。
1915年4月，张振勋受命担任中国实业考察团团长，率领一支阵容强大的代表团，远涉重洋，到美国考察。他们途经旧金山时，适逢三藩市举办巴拿马万国商品博览会。张振勋就派人将随身携带的张裕葡萄酒送去参加比赛。比赛揭晓，张裕白兰地荣获国际金牌奖章，而味美思和玫瑰香也双双获得优质奖章。颁奖大会上，当主持人隆重宣布：“中国张裕酿酒公司的白兰地，荣获本届赛会金奖”时，大厅里顿时掌声雷动。年已古稀的张振勋走上领奖台，伸出满是皱纹的双手，从主持人手中接过金光闪闪的奖章，激动得浑身颤抖，老泪纵横。他无限感慨地说：“我终于如愿以偿，酿出了世界上最好的美酒！”
回国以后，张振勋就将金奖章图案缩印在商标上，这就是至今仍名扬四海的“金奖白兰地”的由来。
张振勋在年底的时候，总结他的创业经验时说，第一要从长计议，看准了的事情就不惜投资；第二要坚韧不拔，决不向困难低头！确实如如张振勋所说，离开这两点，很难成就大事业。
1916年9月，张振勋因为积劳成疾，病逝于巴城。
二、珠宝大王：郑裕彤
郑裕彤，在香港超级富贾中排名第三，个人身价达300亿港元。港人听到他的名字都会和家喻户晓的“周大福珠宝”相联系。而在他旗下的香港新世界集团更是集酒店、房地产、黄金珠宝业等多元化全方位发展的跨国集团。位于香港尖沙嘴的新世界中心被称为城中之城，其超一流的豪华建筑让人叹为观止，这其中的两座酒店均进入了世界10大酒店排名。
郑裕彤不善高谈阔论，不了解他的人，总以为他辉煌业绩的背后是数不清的运气。对此，他说：“一个人的一生，幸运碰上一两次是可能的，但不可能永远幸运。如果你希望永远幸运，你一定要付出永恒的‘勤’与‘诚’，那幸运才会常伴你左右。”
（一）苦难的童年
1925年8月27日郑裕彤出生于广东省顺德县（今顺德市）一个贫寒的家庭。幼时一家人仅靠父亲开小店勉强糊口。原来父母亲希望他专攻学业，但是只念到初中便被迫辍学。13岁那年，由于日本侵略军进犯广州、香港，百万市民受战火纷飞的侵扰，衣食不稳，性命难保，纷纷出外投亲靠友。当时，澳门是葡萄牙殖民属地，因为不少日本移民在葡萄牙殖民统治区的南美洲寄居，因此，日本侵略军唯独没敢践踏澳门。万般无奈之下，全家人只好避难到澳门去谋生，但澳门也不是穷人的天堂。1940年，15岁的郑裕彤到父亲的挚友周至元开的“周大福”金铺去当伙计。
（二）首创制造九九九九金
金店算是一种特殊的行业，不知底细的人，老板是绝对不敢滥用的。周家曾与郑家交往甚深，懂事的阿彤自小就给周家留下良好的印象，赶上“周大福”金铺正好缺可靠的伙计，便接纳了小阿彤。
金店里分大伙计和小伙计，小伙计就是当杂役，郑裕彤从杂役干起，最初的工作只是扫地、擦灰尘、洗厕所、倒痰盂等里里外外的清洁工作，等一切准备停当后，他再和姗姗来迟的大伙计们一起开店门做生意。对于一个只有十四五岁的孩子来说，这段工作显得十分忙碌辛苦，但懂事的小阿彤却一个心眼想着不辜负老板的“不弃之恩”，老老实实，勤勤恳恳地工作。
“周大福”金铺因入行较晚，因此店面在当时名气不大。入店后不久，阿彤的勤劳和在工作中体现的智慧逐渐被周至元所赏识。一天，周至元派阿彤去码头接一位亲戚。码头上，来自香港以及东南亚的海船不断靠岸，人流熙熙攘攘，川流不息。忽然，一位南洋商人向路人打听在哪里可以兑换港币。许多人都懂得这是一个良好的商机，年纪尚小的阿彤也热情地上前搭讪，他用浓重的顺德口音说：“到周大福金铺可竞换，价格公道”。阿彤说话时口齿稍显笨拙，却在众口之争中赢得了信任。这样，商人望了望老实巴交的阿彤，随他来到了“周大福”。这样，郑裕彤为“周大福”开创了一笔新的生意。而后，周至元发现阿彤在这方面显出了过人的智慧，于是继续派他发展这项工作。此后仅半年时间，周至元就提升郑裕彤正式在金行当学徒了。
当时，由于广州、香港沦陷，不少金铺迁移澳门，金铺几乎随处可见，竞争十分激烈。郑裕彤似乎天生便是为黄金珠宝而生，他对做珠宝生意极有兴致，很快就掌握了坐店营销的要领并痴迷似的钻进了这个行当。
他常利用上下班的时间，拿路途经过的金铺来作对比，用行话说这叫“看铺”。而周老板并不知阿彤如此痴迷。长此以往，阿彤经常上班迟到，因而引起了周至元的注意。一日，在上班途中阿彤路过一家金铺，发现橱窗里摆放着好几款别具一格的饰品，不由得停住脚步，良久地揣摩起来，竟又耽搁了上班的时间。当他急匆匆赶回金铺时，老板已经在店内等候多时，阿彤知道自己犯了大错，战战兢兢地说道：“我看人家珠宝行做生意去了。”周老板好奇地问：“那你看出什么门道没有？”郑裕彤有板有眼地回答道：“我看人家的生意，比我们店里做得精明，只要客人一踏进门，店里老板、伙计总是笑脸相迎，有问有答，无论生意大小，一视同仁，待客礼貌、周到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店铺一定要选在生意旺地，门面要装潢得新颖别致，珠宝行更要豪华气派，不能简陋寒伧。”郑裕彤的一席话，使老板对他另眼相看。结果不但没有责备，反将上街“看铺”的特权交给了他。这样只要生意不忙时，他便可以上街去“看铺”了。从这以后，周老板总是有意识地培养郑裕彤。照规矩，在金铺学徒需要3年才能出徒，可郑裕彤却未满3年就荣升为金铺掌管，负责铺面的日常经营了。
后来郑裕彤才知道，父母亲与同在广州绸缎庄做过伙计的周至元一家是患难之交，情同手足。周、郑之妻又同时有喜，于是两家“指腹为婚”约定了亲家。天公作美，周家生了女儿，郑家生了男儿，恰好成了天生一对。到“周大福”金铺学徒时，父亲担心儿子以“郎婿”自居，而不求上进，没有告诉他这件事。
三年后，在周至元的主持下，郑裕彤果真与周家的掌上明珠周翠英结为连理。那年夫妇俩同是18岁，其后50余年直至今日，夫妻俩始终相敬如宾。
周老板相信，郑裕彤必定会出人头地。郑裕彤在生意场上逐渐变得老练成熟。1946年，21岁的郑裕彤到香港设立了“周大福分行”。他跑遍了全港各家金银珠宝行，集各家之所长用于领导分行的经营，使分行生意十分看好。但郑裕彤并不满足，他清醒地认为：“在商场上‘守业’就等于‘败业’，要在不断创新中前进才能图谋发展”。到了50年代中期，郑裕彤已经掌控着周大福珠宝行的全部帐务。1956年，周至元将全部经营权交给了郑裕彤。因此，他放开手脚大刀阔斧地干了起来。他一改原有的资本结构模式，邀集同事，组建“周大福珠宝金行有限公司”，这也是香港金饰珠宝业最早的有限公司机构。
郑裕彤虽说接受的是金铺旧式的带徒教育方式，但是他并不保守，甚至超前具备现代人的经营理念。在他全新思想指导下，“周大福珠宝金行有限公司”不再为总裁独有，而是资产共有，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现代企业。在他的思维方式中，独具特色的洞察力，令同事们人人称道。由于职工的利益和公司的效益直接挂钩，大家更加同心协力地为公司拼搏。结果，当年公司的盈利就达到了500万港元。
当时在香港，金铺比比皆是，竞争十分激烈。那时，黄金成色一律为九九金，而郑裕彤却大胆投入资金，首创制造了九九九九金，率先开创了金饰制造的新工艺，同时也领导了消费领域的新潮流，此项壮举为“周大福”今后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郑裕彤锐意进取，不断开拓新市场，短短几年，“周大福”分行便已增至11家。每逢星期日，郑裕彤便召集所有的分行经理开会，共同研究如何开展业务。所以，郑裕彤每周7天的工作日都排得满满的，从未有过休息日。有人说他是靠运气发的财。郑裕彤却说：“香港是个充满无限机遇和挑战的地方，机遇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平等的，面对挑战是每一个人都回避不了的。关键在你如何去辨识，有无足够的心理准备”。
当郑裕彤将“周大福”推上一个新台阶后，他又开始向新的领域进军了。
（三）把目光转向钻石业
郑裕彤具有极强的驾驭市场的能力。在香港，郑裕彤享有“珠宝大王”的美称，而这还不仅仅指他的金饰，更有后来使他进入世界珠宝之林的钻石业。郑裕彤十分关注国际珠宝饰品的流行款式，他在观察中发现，许多极有身份的西方女士，喜欢佩戴钻石饰品，黄金饰品已不被她们所器重，得出此结论后，他开始把目光转向了钻石业。
熟悉珠宝业务的人都深知，要想经营好珠宝生意，首先必须要经营好钻石，因为钻石号称“珠宝之王”。钻石的主要产地是南非，那里有一定垄断性组织--戴比尔公司，它控制了全世界80％的钻石生意。这家公司有计划地向世界各地的珠宝商分发许可证牌照，只有持这种牌照方可从戴比尔公司批购钻石，而全世界也不过只有500张这种牌照。而在香港只有1张，属于当时号称“钻石大王”的廖桂昌。就是这张“戴比尔斯”牌照，曾吓退了一大批钟表商，一些业内人士称：“要从戴比尔斯购到钻石，简直比从天上摘星星还难”。
郑裕彤并未因此而退却，他通过调查发现，南非的钻石虽归国家所有，但钻石加工厂大多是民间私营的，于是他决定在南非买下一间持有“戴比尔斯”牌照的公司。这样不但使他顺利拥有“戴比尔斯”牌照，而且解决了钻石加工的问题。到70年代，郑裕彤已成为香港最大的钻石进口商，每年的钻石入口量约占全港的30%。经营珠宝业的成功，使郑裕彤成为香港声名显赫的人物。国外的报纸形容珠宝大王的产业，说他的庞大商业王国，是由光芒四射的珠宝钻石堆砌而成的。
（四）投资地产从香港到内地
然而，当人们还把他看作一个珠宝商的时候，郑裕彤的目光已经投向了另一个陌生行业--房地产。
上个世纪50年代，香港房地产刚刚起步，看好并敢于投资房地产的商人寥寥无几。郑裕彤抢先介入，开始陆续投资跑马地的蓝塘别墅并在铜锣湾三角地兴建香港大厦。60年代中期，香港发生动乱，许多富人纷纷将土地、房产低价抛售，当时具有眼光和魄力乘机收购的人，后来都成了超级富豪。李嘉诚是这样，郑裕彤也是这样。到70年代，郑裕彤开始在地产业大展拳脚。首先在尖沙嘴兴建香港新世界中心，1982年竣工的这座恢宏的大厦至今仍然是尖沙嘴的招牌建筑。这里有有几万平方米的购物中心，数千个商业单位，办公楼和豪华住宅，还有两座闻名全球的新世界酒店和丽晶酒店。1986年，他又投资兴建香港会展中心。1997年，香港回归庆典在这座会展中心举行，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这座建筑名列亚洲同类建筑之最，并于1998年获选“全球十大最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郑裕彤的意识超前，与他共事多年的同事都认为他洞察力十分敏锐。他投资的地产项目虽然不多，但都是精品，开发的这几个项目都陆续成为香港的标志性建筑，奠定了“新世界”在香港地产界的地位。就在地产业发展得红红火火的时候，郑裕彤成立了专注于投资业务的周大福企业有限公司。通过这家公司，周大福集团现在持有在香港上市的新世界发展有限公司约38％的控制性股权，新世界中国地产有限公司是新世界发展有限公司的中国物业发展旗舰，于1999年在香港上市的，股价市值超过30亿美元。
就在“新世界”在香港声名鹊起的同时，郑裕彤把目光转向了另一片陌生的土地--内地。1980年，“新世界”投资兴建广州中国大饭店，是新世界在内地投资的第一个项目。那时候，很多港商对内地只是观望，认为风险太大，没有人敢贸然闯进内地房地产市场。郑裕彤却果敢地将100多亿砸向内地，并在后来源源不断追加投资，令众多港商咋舌。直到今天，还有人问郑裕彤：当初为什么这么坚决投资内地？回顾当时的情形，他认为：当时，内地的投资环境和投资制度还不是很健全，初来乍到的“新世界”吃了很多亏，如果新世界迟来七八年会更好。
随着内地经济制度的完善，投资环境开始好转，新世界先前投资开发的项目陆续进入回报期，这更坚定了新世界投资内地的信心。新世界开始全面进入内地各大城市，郑裕彤也把这间上市公司交给自己刚从国外修学归来的长子郑家纯打理，而他更多地是充当战略顾问和背景支持的角色。
从最初介入广东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开始，到目前为止，二十多年的投资历程，新世界在内地投资的地区已经超过二十个省市，投入的现金超过500亿元人民币。
对于内地的投资，郑家父子明确表示：尽管该集团在内地投资的一些房地产项目开始陆续出售并出现旺销局面，但相对庞大的投资总额而言，还未迎来真正的收获期。崇文区的旧城改造项目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赚钱，投资成本也远没有收回。但新世界还打算再投入几十个亿。郑家纯说，每次去崇文门看，新楼盖起来了，老百姓的居住条件改善了，我心里很高兴，这也是一种成功。在郑家父子的眼里，成功有了另外一种诠释和境界。
2004年11月11日上午，郑裕彤讲堂命名典礼暨清华大学--香港大学医学院合作协议签署仪式在新命名的“郑裕彤讲堂（原理学院报告厅）举行。香港著名实业家郑裕彤与王大中校长一起为郑裕彤讲堂铜牌揭幕。郑裕彤当场捐资1000万元人民币。
如今，新世界中国地产已完成全国包括17个分布于环渤海、长三角及珠三角区域里主要一、二线城市的战略发展布局，可供发展土地储备达1700万平方米，资产总值约为318亿港元。新世界中国地产正在进行的有37个主要物业项目，总楼面面积达1550万平方米，另外已落成的投资物业组合包括14项出租物业及4间酒店，楼面面积逾110万平方米。新世界中国地产的物业项目涵盖各种类型的住宅社区、服务式公寓、别墅、写字楼、商场、多用途综合大厦、度假村以至酒店等。在内地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已成功建立起以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天津及沈阳为主的六大地区项目管理中心。
周大福集团旗下的周大福企业有限公司管理着在香港、内地及世界各地不同性质的业务。除了房地产，所经营的企业涉及汽车、酒店、设施管理、建筑、百货零售、公共交通、电讯、道路网、自来水、电力及金融服务业等十多个行业。
（五）周大福集团
周大福集团是郑裕彤及其家族拥有的一个实力雄厚的私人商业集团，集团总资产值超过50亿美元，所经营的业务遍布全世界，合共雇用员工约共8万人。集团业务主要由两间公司经营：周大福企业有限公司，专注投资业务；周大福珠宝金行有限公司，经营周大福品牌钻石金饰生意。周大福珠宝金行有限公司在香港及国内的珠宝首饰行业里，每年销售额占市场第一位。
郑裕彤先生已经年逾八徇，翻开“周大福”的创业史，每一页都有他68年如一日的奋斗足迹：60年代初，一手握着黄金，一手伸向钻石，叱咤风云于急风暴雨刺刀见红的商场上，稳操胜券。70年代，兴建香港新世界中心，这坐恢宏的大厦至今仍然是尖沙嘴的招牌建筑。80年代，与香港贸易局合作建成香港会展中心，名列亚洲同类建筑之最。90年代，率先大举进军祖国内地，投资祖国的建设事业。此外，收购亚洲电视股权、组建全港最大的酒店集团，收购美国Stouffer集团海外28间酒店和欧洲penta集团9间酒店。
多年来，郑裕彤创下的业绩，早已传为佳话，他以自己60年勤奋进取的实际行动，证实了心“诚”体“勤”是成功的不败原理。“周大福”的发展史，是郑裕彤--一代商界英才的成功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