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李嘉诚靠的是一贯奉行的诚实，以及多年建立的信誉，尤其是地铁车站上盖发展权一役，使他名声大振，信誉猛增。所有这些，便是他与汇丰合作的基础。是长实中标获取中区地铁车站上盖发展权，才使得“高高在上”的汇丰大班沈弼关注起地产“新人”李嘉诚来。
地铁车站上盖发展权一役，虽然没有给李嘉诚带来多少利润，但他在这场战斗中显示出的大智大勇，以及由此带来的声名和信誉，令汇丰现任大班沈弼对这位地产“新人”格外关注，欣赏有加，并产生了合作意向。
原来，早在1974年，汇丰银行已购得华人行产权。因华人行位于高楼林立的中环银行区，原来的华人行已年久失修，显得十分破旧矮小，与该地段的摩天大楼极不相称。1976年，汇丰开始拆卸旧华人行，决定清出地基，发展新的出租物业。
由于此时正处于地产高潮时期，该物业又处于黄金地段，因此地产商们闻讯后莫不跃跃欲试，除了想在这一物业中分一杯羹，更想借此搭上与汇丰银行的关系。
在地铁上盖竞投中一举中标、声誉大振的李嘉诚自然也是其中之一。他原以为会经过一番激烈竞争才能取胜，没想到竟然十分顺利地如愿以偿。沈弼在接到李嘉诚的合作意向材料后，当即拍板确定长实为合作伙伴。
除商场才干令沈弼赏识外，李嘉诚曾经卖给沈弼一个不小的面子，也是李嘉诚攀上汇丰的原因之一。
可见有了以上两条，才有了汇丰与李嘉诚的合作。
旧华人行的拆卸工作始于1976年2月10日，谁都想与业主汇丰银行合作兴建新华人行。华人行建于1924年，楼高九层。
长实与汇丰合组华豪有限公司，以最快的速度重建华人行综合商业大厦，大厦面积24万平方英尺，楼高22层。外墙用不锈钢和随天气变换深浅颜色的玻璃构成。室内气温、湿度、灯光，以及防火设施等，全由电脑控制。内部装修豪华典雅，集民族风格与现代气息于一体。整个工程耗资2.5亿港元，写字楼与商业铺位全部租了出去。
1978年4月25日，华豪公司举行隆重的华人行正式启用典礼，汇丰银行大班沈弼出席典礼，剪彩并发表讲话：
“旧华人行拆卸后仅两年多一点时间便兴建新的华人行大厦。这样的建筑速度及效率不仅在香港，在世界也堪称典范。
“本人参与汇丰银行正好30年，深感本港居民以从事工商业而闻名于世，不管是海外公司还是本港公司，均以快捷的工作效率、诚实的商业信用而受人称赞。我可以这样说：新华人行大厦不愧为代表本港水平的出色典范。”
长实与汇丰，都是本工程的开发商，故而沈弼不便“自我吹嘘”。他对港民和新华人行的赞誉，也就是对李嘉诚的赞誉。
3月23日，长江集团总部迁入皇后大道中29号新华人行大厦。长江正式立足大银行、大公司林立的中环，地位更上一层楼。新华人行被人们视为长江的招牌大厦。
李嘉诚与汇丰合作的良好开端为未来的发展合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汇丰力助长实收购英资洋行，并于1985年邀请李嘉诚担任汇丰的非执行董事。
应该说，李嘉诚能有后来的辉煌，汇丰银行功不可没。
从这件事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成大事的人，不仅仅靠自己的智勇双全，还要靠朋友的支持与帮助。
8、让对手心悦诚服是成大事者的最佳手法
兵法云：不费一兵一卒，而收服对手为兵家最高战术。商场如战场，李嘉诚深谙此道。
李嘉诚收购恒昌时用的就是这种手法，这种大手笔也同时令商界交口称赞，叹为观止。李嘉诚收购别人企业，都必须先与对方进行心平气和的谈判、协商。在对方认为一切收购条件合理时再出手。若对方认为不合理，他也决不会以势压人，强人所难。
刘銮雄被称为“股市狙击手”，是令人生畏的“恶意收购”的典型。
刘銮雄对香港证券业起过功不可没的历史性推进作用，但由于他奉行“恶意收购”，因此，形象颇不怎么样。
李嘉诚则反其道而行之，李嘉诚从没进行过一次“恶意收购”，他奉行的是“善意收购”。
李嘉诚富有心计，又极有耐心，擅长以柔克刚，以静制动。
最典型莫过于收购港灯。他从萌发念头到控制在手，先后经历了几年。倒是西门?凯瑟克沉不住气，落入李氏“圈套”，以相当优惠的折让价出售港灯股权。
李嘉诚收购和黄，手法之精，更让人叹为观止。他借汇丰之力，兵不血刃，战胜资产大其10倍的庞然大物。
他的收购，从不情绪化，没有把被收购企业当做古董非买不可的心理。若持这种心理，往往会付出高昂的代价。
李嘉诚遇到阻力，权衡利弊后，会不带任何遗憾地放弃。放弃对九龙仓、置地的收购，他持的就是这样态度。
李嘉诚的收购，无论成与不成，通常都能使对方心悦诚服。
收购成功，他不会像许多老板一样，进行一锅端式的人事改组与拆骨式的资产调整。他尽可能挽留被收购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照顾小股东利益。股权重组等大事，必征得股东会议通过。
收购未遂，李嘉诚也不会以所持股权为“要挟”，逼迫对方以高价赎购，以作为退出收购的条件。
李嘉诚的形象有口皆碑，从来不用担心他会恶意收购。
良好的形象和信誉，本身就是宝贵的财富。建立起良好的信誉，就可以使你的事业进入良性循环。
李嘉诚帮助荣智健借壳上市，对于李嘉诚来说只是小试牛刀。收购恒昌行，方可称大展拳脚。恒昌行正名是恒昌企业有限公司，是恒生银行创办人之一、前恒生银行董事长何善衡创办。
何善衡是广东番禹人，是著名恒生指数的创始人。1946年便在香港创立恒昌行，该行是华资第一大贸易行。
何善衡年事已高，后代又无意经商，故萌生出售之意。
若非出自何善衡本意，市场无人敢觊觎恒昌。
恒昌整个集团资产净值高达82.73亿港元，经营状况良好。
三大股东拥有绝对的控股权（何善衡30%，梁球据25%，何添15%）-----外强无任何可乘之机。
1991年5月，郑裕彤家族的周大福公司、恒生银行首任已故主席林炳炎家族、中漆主席徐展堂等成立备贻公司，提出以254港元／股的价格向恒昌全面收购，涉及资金56亿港元。
荣智健、李嘉诚也在紧锣密鼓策划收购，暂且按兵不动，秘而不宣。
备贻出师不利。据市场披露的消息，备贻的三大股东已事先做出三分恒昌的瓜分计划：郑裕彤得恒昌物业，林氏家族得恒昌汽车代理权，徐展堂则取得恒昌的粮油代理业务。
如前所述，三大股东拥有绝对的控股权，得不到大股东支持，收购只能是一句空话。
而大股东首先就不满买方的“拆骨”企图。
不待进行价格谈判，就关闭幕后洽商的大门。
以中泰为核心的新财团creatstyle公司，把握最佳时机，立即加入收购角逐。
1991年8月初，creatstyle向恒昌提出收购建议，出价336港元／股（高出备贻82港元），涉及资金69.4亿港元。
经一个月的洽商，双方于9月3日达成收购协议。至9月2日，香港股市收购史上最大一宗交易，为荣智健、李嘉诚等合组的财团完成。
中泰控得这贸易巨人，遂成为香港股市的庞然大物，市值至1992年初膨胀到87亿港元。
香港股市一直视中资为无物。此番，不得不刮目相看。
1992年1月，中泰宣布第三次集资计划，配售1168亿新股，集资25亿港元，用以收购未持有的恒昌64％股权。
荣智健突然向其他股东全面收购，市场议论纷纷，有人说荣智健过河拆桥，有人说事先与李嘉诚等通过气。
李嘉诚很爽快地接受荣智健的收购条件，所持恒昌股权作价15亿港元，售予荣智健。
恒昌一役，李嘉诚名利双收，既赢得帮助荣智健的好名声，又获得实惠---售股盈利2.3亿港元。
李嘉诚与荣智健联手合作，成为股市佳话。
在这场香港有史以来最大金额的收购战中，李嘉诚审势度势，伺机出击，再次显示出超人风范。
沉得住气，是李嘉诚的强烈鲜明的个性。尤其是李嘉诚的“耐”功炉火纯青，成为他以静制动、出奇制胜的法宝。
李、荣筹划收购恒昌行时，已让备贻占得先机。
李嘉诚对香港商界圈子内的人和事都十分熟悉。他立即冷静地分析备贻与恒昌的态度及形势。
李嘉诚得知备贻的“拆骨”计划，立刻喜上眉梢。
李嘉诚太了解何善衡、梁球据和何添这三位商界老前辈的心事了。
这几位老人都曾经是商场中叱咤风云的英雄，也创下了辉煌的业绩。只是年事已高，第二代又无意继承商业，才有出售的意向。
恒昌行是老人的心血，是一生的结晶。老人出售恒昌行，希望能完整保留下来，并且发扬光大。这样，哪怕价格低些，都好商量。老人不缺钱用，也无意再搏击商海。
备贻意欲“拆骨”三分天下，恰好犯了老人的大忌。
老人情愿不卖，也不会眼睁睁看着自己创下的江山分崩离析，心血付诸东流。
李嘉诚断定，备贻肯定无功而返。而且备贻绝无恶意收购的胆略及实力。因为以老人的倔脾气，殊死抵抗，备贻的胜算实在太小。
备贻败退之时，就是中泰出击的最佳时机。李嘉诚以其善意收购的良好声誉及其尊重老人的谦谦君子之风，博得老人的好感，收购顺利完成。
这次，又一次显示了李嘉诚人品人格及声誉在商业活动中的巨大作用。回报李嘉诚的是名利双收。
从以上的事例中我们不难看出，李嘉诚的品格和道德在这次商业收购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
忠告之六
义利兼顾才能把事业做大
义，即仗义，义气。是做人做事的一种境界和水准，是人的优秀品质之一。成大事者都具备这种境界和水准。
利，即利益，是人努力奋斗后应得的报酬，是人们把事业做大的驱动器。
成大事者善于义利结合，义、利是成大事的两个支点，义支撑着做人的公平，利为人把事业做大提供驱动。谋利与取义失去哪一点，也成不了大事。
1、以义顾利，巧妙圆融好做事
每一个成大事者都知道，做某件事之前要做好各方面的铺垫，尤其要诚心足，诚心足能鼓起战胜对手的信心，才能使想要做的事顺风顺水。
李嘉诚退出九龙仓角逐，将目标瞄准另一家英资洋行--和记黄埔。
和黄集团由两大部分组成，一是和记洋行，二是黄埔船坞。和黄是当时香港第二大洋行，又是香港十大财阀所控制的最大上市公司。
和记洋行成立于1860年，主要从事印度棉花、英产棉毛织品、中国茶叶等进出口贸易和香港零售业。初时规模名气不大，远不可与怡和、置地、邓普、太古等洋行相比。到二战前，和记有下属公司20家，初具规模。
黄埔船坞有限公司的历史，可追溯到1843年，林蒙船长在铜锣湾怡和码头造木船。船坞几经迁址，不断充资合并易手，成为一家公众公司。到20世纪初，黄埔船坞与太古船坞、海军船坞并称为香港三大船坞。
二战之后，几经改组的和记洋行落入祈德尊家族之手。该家族与怡和凯瑟克家族、太古施怀雅家族、会德丰马登家族，并列为香港英资四大家族。60年代后期，祈德尊雄心勃发，一心想成为怡和第二，他趁1969～1973年股市牛气冲天，展开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收购，把黄埔船坞、均益仓、屈臣氏大公司和许多未上市小公司收归旗下，风头之劲，一时无二。
祈德尊掐准了香港人多地少、地产必旺的产业大趋势，关闭九龙半岛东侧的码头船坞，将修船业务与太古船坞合并，迁往青衣岛，并将其他仓场码头，统统转移到葵涌去发展，腾出的地皮，用来发展黄埔新村、大同新村、均益大厦等。祈德尊满天开花大兴土木获利颇丰，因此地产成为集团的支柱产业。
他一味地吞并企业，鼎盛期所控公司高达360家，其中有84家在海外。祈德尊虽长有“钢牙锐齿”，“肠胃功能”却太差，“腹泻不止”---不少公司状况不良，效益负增长，使他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幸得股市大旺，祈德尊大量从事股票投机生意，以获取利益回来弥补财政黑洞。
1973年中股市大灾，接着是世界性石油危机，接着又是香港地产大滑坡。投资过速、战线过长、包袱过沉的和记集团掉入财政泥潭，接连两个财政年度亏损近2亿港元。
1975年8月，汇丰银行注资1.5亿港元解救，条件是和记出让33.65%的股权。汇丰成为和记集团的最大股东，黄埔公司也由此而脱离和记集团。
汇丰控得和记洋行，标志着祈德尊时代的结束，和记成了一家非家族性集团公司。由韦理主政。后来，和记再次与黄埔合并，改组为“和记黄埔（集团）有限公司。韦理有“公司医生”之称，但他一贯是做智囊高参辅政，而从未在一家巨型企业主政。又因为祈德尊主政时，集团亏空太大，“公司医生”韦理上任，也未能妙手回春---和黄的起色不如人们预想的好。
趁虚而入，是战场常见并且有效的战术。李嘉诚在觊觎九龙仓的同时，也垂青和记黄埔。他放弃九龙仓，必然要把矛头对准和黄。
收购沦为公众公司的和记黄埔，至少不会像收购九龙仓那样出现来自家族势力的顽抗反击。身为香港第二大洋行的和黄集团，各公司归顺的历史不长，控股结构一时还未理顺，各股东间利益意见不合，他们正企盼着出现“明主”，力挽颓势，使和黄彻底摆脱危机。只要能照顾并为股东带来利益，股东不会反感华人大班入主和黄洋行。避实击虚，去瘦留肥，这便是李嘉诚舍弃九龙仓而收购和黄的出发点。
和黄拥有大批地皮物业，还有收益稳定的连销零售业，是一家极有潜质的集团公司。香港的华商洋商垂涎这块大肥肉者大有人在，只因为和黄在香港首席财主汇丰的控制下，均暂且按兵不动。
李嘉诚很清楚，汇丰控制和黄不会太久。根据公司法、银行法，银行不能从事非金融性业务。债权银行，可接管丧失偿债能力的工商企业，一旦该企业经营走上正常，必将其出售给原产权所有人或其他企业，而不是长期控有该企业。
在李嘉诚吸纳九龙仓股之时，他获悉汇丰大班沈弼暗放风声：待和记黄埔财政好转之后，汇丰银行会选择适当的时机、适当的对象，将所控的和黄股份的大部分转让出去。这对李嘉诚来说，是个福音。
李嘉诚权衡实力，长江实业的资产才6.93亿港元，而和黄集团市值高达62亿港元。长实财力不足，蛇吞大象，难以下咽。若借助汇丰之力，收购算成功了一半。
李嘉诚梦寐以求成为汇丰转让和黄股份的合适人选，他停止收购九龙仓股的行动，获汇丰的好感就是为了得到汇丰回报。这份回报是不是和黄股票，李嘉诚尚无把握。
为了使成功的希望更大，李嘉诚拉上包玉刚，以出让l000多万的九龙仓股为条件，换取包氏促成汇丰转让9000万和黄股的回报。李嘉诚一石三鸟，既获利5900万港元，又把自己不便收购的九龙仓让给包氏去收购，还获得包氏的感恩相报。
在与汇丰的关系上，李嘉诚深知不如包玉刚深厚。包氏的船王称号，一半靠自己努力，一半靠汇丰的支持。包氏与汇丰的交往史长达20余年，他身任汇丰银行董事（1980年还任汇丰银行副主席），与汇丰的两任大班桑达士、沈弼私交甚密。
李嘉诚频频与沈弼接触，他吃准汇丰的意图：不是售股套利，而是指望放手后的和黄经营良好。另一方面，包氏出马敲边鼓，自然马到成功。
于是，1979年9月25日夜，在华人行21楼长江总部会议室，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李嘉诚举行长实上市以来最振奋人心的记者招待会，一贯沉稳的李嘉诚以激动的语气宣布：
“在不影响长江实业原有业务基础上，本公司已经有了更大的突破---长江实业以每股7.1元的价格，购买汇丰银行手中持占22.4%的9000万普通股的老牌英资财团和记黄埔有限公司股权。”
在场的大部分记者禁不住鼓起掌来。有记者发问：“为什么长江实业只购入汇丰银行所持有的普通股，而不再购入其优先股？”
李嘉诚答道：“以资产的角度看，和黄的确是一家极具发展潜力的公司，其地产部分和本公司的业务完全一致。我们认为和黄的远景非常好，由于优先股只享有利息，而公司盈亏与其无关，又没有投票权，因此我们没有考虑。”
李嘉诚被和记黄埔董事局吸收为执行董事，主席兼总经理仍是韦理。
记者招待会后的一天，和黄股票一时成为大热门。小市带动大市，当日恒指急升25.69点，成交额4亿多港元，可见股民对李嘉诚的信任。李嘉诚继续在市场吸纳，到1980年11月，长江实业及李嘉诚个人共拥的和黄股权增加到39.6%，控股权已十分牢固。其间，未遇到和黄大班韦理组织的反收购。
1981年1月1日，李嘉诚被选为和记黄埔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成为香港第一位入主英资洋行的华人大班（注：包玉刚入主的怡和系九龙仓不属独立洋行），和黄集团也正式成为长实集团旗下的子公司。
李嘉诚以小博大，以弱制强。长江实业实际资产仅6.93亿港元，却成功地控制了市价62亿港元的巨型集团和记黄埔。按照常理，既不可能，更难以令人相信，难怪和黄前大班韦理，会以一种无可奈何，又颇不服气的语气对记者说：
“李嘉诚此举等于用2400万美金做订金，购得价值10多亿美元的资产。”
和黄一役，与九龙仓一役有很大不同，李嘉诚靠“以和为贵”、“以退为进”、“以让为盈”的策略，赢得这场香港开埠以来特大战役的胜利。
此役使李嘉诚博得了“超人”雅号，但他并不以为他有什么超人的智慧。他避而不谈他的谋略，而对汇丰厚情念念不忘，“没有汇丰银行的支持，不可能成功收购和记黄埔。”
事实确如李嘉诚所说的那样，但也可以看出他为人的厚道。
沈弼是汇丰发展史上最杰出的大班，他的杰出之处，就是以银行的切身利益为重，而不在乎对方是英人还是华人。道理如沈弼自己所说：“银行不是慈善团体，不是政治机构，也不是英人俱乐部，银行就是银行，银行的宗旨就是盈利。”
沈弼在决定此事时，完全没有给其他人有角逐的机会而是一锤定音。
消息传出，香港传媒大为轰动，争相报道这一香港商界的大事。
1979年9月26日，《工商晚报》称长江实业收购和记黄埔，“有如投下炸弹”，“股市今晨狂升”。
《信报》在评论中指出：“长江实业以如此低价（暂时只付20%即1.28亿港元）便可控制如此庞大的公司，拥有如此庞大的资产，这次交易可算是李嘉诚先生的一次重大胜利……
“购得这9000万股和记黄埔股票是长江实业上市后最成功的一次收购，较当年收购九龙仓计划更出色（动用较少的金钱，控制更多的资产）。李嘉诚先生不但是地产界强人，亦为股市炙手可热的人物。”
李嘉诚、包玉刚双双入主英资大企业，还引起国际传媒界的关注。
美国《新闻周刊》在一篇新闻述评中说：“上星期，亿万身家的地产发展商李嘉诚成为和记黄埔主席，这是华人出任香港一家大贸易行的第一位，正如香港的投资者所说，他不会是惟一的一个。”
英国《泰晤士报》分析道：“近一年来，以航运业巨子包玉刚和地产巨子李嘉诚为代表的华人财团，在香港商界重大兼并改组中，连连得分，使得香港的英资公司感到紧张。
“众所周知，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然而，占香港人口绝大多数的仍是华人，掌握香港政权和经济命脉的英国人却是少数民族。二战以来，尤其是六七十年代后，华人的经济实力增长很快。
“有强大的中国做靠山，这些华商新贵们，如虎添翼，他们才敢公然在商场与英商较量，以获取原属英商的更大的经济利益，这使得香港的英商分外不安。连世界闻名的怡和财团的大班大股东，都有一种踏进雷区的感觉。英商莫不感叹世道的变化，同时，也不能不承认包玉刚、李嘉诚等华商，能与英国商界的优秀分子相提并论。”
这篇文章，试图以时代背景探讨华商得势的原因。文章的某些提法偏颇，并含有“大英帝国”的口气，但总的来说对李氏、包氏的评价也还中肯。
从商战谋略方面说，李嘉诚在入主和黄的过程中引人注目的是：
第一，他在实际收购和黄之前，早已做好了人事方面的铺垫，其收购九龙仓就是收购和黄的序曲，而收购和黄不过是在此基础上的“树上开花”而已。
第二，李嘉诚梦寐以求成为汇丰转让和黄股份的合适人选，他停止收购九龙仓股的行动，获汇丰的好感就是为了得到汇丰在和黄一役中给予回报。
第三，由于事先做好了人事方面的铺垫，整个收购过程没有剑拔弩张，没有重锤出击，没有硝烟弥漫，而是和风细雨，兵不血刃。故有人道：“李氏收购术，堪称商战一绝。”
2、一石二鸟，既得人情又赚钱
做事能做到既赚得了利，又不损害义。可谓是真正的成大事者，但怎样做到义利兼顾，是值得人深思的，需要自己去慢慢地学习，体验。
20世纪80年代中期，李嘉诚坐上香港首席富豪的宝座。可当时，李嘉诚论实力和声誉，都还比不上包爵士。
据1977年吉普逊船舶经纪公司的记录，世界十大船主排座次，包玉刚稳坐第一把交椅，船运载重总计1347万吨；香港另一位老牌船王董浩云排名第7位，总载重452万吨；在世界传媒界名气最大的希腊船王奥纳西斯竟屈居第8位；香港还有一位老船王赵从衍则榜上无名。
其时，香港报刊还没有进行富豪榜编制工作之前，根据海外传媒统计，包爵士是香港第一富豪。他拥有50艘油轮，一艘油轮的价值就相当于一座大厦。
在包爵士集团总部办公室，挂满了他与世界各国王室成员、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各界名人的合影照片。他是香港商界与世界政要交往最多的一位。此时，李嘉诚还未单独会见过哪一国的元首和首脑。
包玉刚起念登陆，并非一时冲动。1973年的石油危机，促使英国开发北海油田，企图重新开发本土油田，同时，亚洲、拉美都有油田相继投入开采。这样，世界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将减少，到70年代后期，越来越多的油轮闲置。油轮是包氏船队的主力，包氏从油轮闲置，联想到世界性的造船热，预示一场空前的航运低潮将会来临。
“先知先觉”的包氏决定减船登陆，套取现金投资新产业，他瞄准的产业，是香港百业中前景最诱人的房地产。
李嘉诚虽不明白包玉刚吸纳九龙仓是做一般性的长期投资，还是有意控得九龙仓？但他可以肯定包玉刚会对九龙仓感兴趣。九龙仓码头虽迁址，新建的码头气势更宏伟、设备更现代化。执世界航运业牛耳的船王包玉刚，何尝不愿拥有与其航运相配套的港务业？
在华人商界，论实力，论与银行业的关系，能与怡和抗衡的，非包氏莫属。
李嘉诚权衡得失，已胸有成竹，决定把球踢给包玉刚，预料包玉刚得球后会奋力射门---直捣九龙仓。
于是，就演绎出在港九流传甚广的潇洒故事。
1978年8月底的一天下午，两位华商俊杰，在中环的文华酒店一间幽静的雅阁会面；一位是具有学者风范的未来地王李嘉诚；另一位是洋溢着海派作风的登陆船王包玉刚。
五星级文华酒店是怡和集团的一项重要产业，文华以其高贵豪华、优质服务而数次被列为全球十佳酒店榜首。现在，两位华商俊杰，坐在怡和的酒店，决定怡和台柱---九龙仓的前途命运。
李嘉诚秘密约见，包玉刚猜想有重要事情---他们那时的私交并不密切。包玉刚欲减船登陆，苦于无门，当他将目标瞄准九龙仓，发现李嘉诚已捷足先登。九龙仓对包氏来说，简直太重要了，它的码头、货仓，更有利于他发展海上航运；它的地盘物业，可供他在陆地大展拳脚。
冷夏、晓笛在《世界船王---包玉刚传》中记叙道：
“没有过多的客套话，李嘉诚即开门见山地表达了想把手中拥有的九龙仓1000万股股票，转让给包玉刚的意思。
“转让？包玉刚想，天上没有掉下来的好事。包玉刚低头稍加思索，便悟出了李嘉诚的精明之处。李嘉诚很清楚包玉刚的情况，知道他需要什么，于是，用包玉刚所需要的来换取自己所需要的，这一转让，可真是一家便宜两家的好事。”
从包玉刚这方面来说，他一下子从李嘉诚手中接受了九龙仓的1000万股股票，再加上他原来所拥有的部分股票，他已经可以与怡和洋行进行公开竞购，如果收购成功，他就可以稳稳地控制资产雄厚的九龙仓。而从李嘉诚这一方面来说，他以10～30港元的市价买了九龙仓股票而以30多港元脱手给包玉刚，一下子就获利数千万港元。更为重要的是，他可以通过包玉刚搭桥，从汇丰银行那里承接和记黄埔的股票9000万股，一旦达到目的，和记黄埔的董事会主席则非李嘉诚莫属。
这真是只有李嘉诚这样的脑袋才想得出来的“绝桥”（主意）！包玉刚在心里不禁暗暗佩服这位比自己小但精明过人的地产界新贵。
没有太多的解释，没有冗长的说明，更没有喋喋不休的讨价还价，两个同样精明的人一拍即合，秘密订下了一个同样精明的协议：
李嘉诚把手中的1000万股九龙仓股票以3亿多港元的价钱，转让给包玉刚。包玉刚协助李嘉诚从汇丰银行承接和记黄埔的9000万股股票。
一个决定两家英资企业命运的历史性协议，在华商两强低声密语中顺利达成。最终结果，他们都如愿以偿地坐上英资洋行大班的宝座。
1978年9月5日，包玉刚正式宣布他本人及家族已购入20%左右九龙仓股票。怡和与九龙仓现任大班纽璧坚，不得不吸收包玉刚及其女婿吴光正加入九龙仓董事局。
包玉刚初战告捷，李嘉诚功不可没。
这之后，李嘉诚又继续将手头剩余的九龙仓股票转让给包氏，据估计，李嘉诚在一进一出间，获纯利5900多万港元。
九龙仓董事局主席纽璧坚，视包氏翁婿这两位新任董事为眼中钉、肉中刺。他们之间多次发生磨擦。
包玉刚不断到市面或通过幕后吸纳九龙仓股，使其控有的股权增至30%，大大超过九龙仓的控股公司置地，身兼三家公司主席的纽璧坚大为惊惶：包玉刚吞并九龙仓之意“昭然若揭”。
1980年6月中旬，趁包玉刚赴巴黎参加会议之机，纽璧坚突发袭击，正式挑起九龙仓大战。置地采取换股之法，欲将其持股权增至49%。具体做法是将价值100港元的置地股，换取市价77港元的九龙仓股。
条件十分诱人，股民喜笑颜开。若置地已控得49%的股权，包氏是无论如何也购不满51%的绝对股权---置地只需再踏半步，便可击碎包氏的“吞并美梦”。
包玉刚闻讯，急忙乘机返回香港反击。他只有两天时间，必须首先获得汇丰银行的22亿港元贷款保证，紧接着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以每股105港元的现金，吸收市面九龙仓股，目标也是49%。
105港元的现金，比被九龙仓股抬高的价值100港元的置地股更诱人。星期一开市不到2小时，包玉刚一下子付出21亿港元现金，购足2000万股，使控股权达到49%，取得这场战役的决胜权。
纽璧坚见大势已去；将置地控有的九龙仓股1000多万股转让给包玉刚，置地获纯利7亿多港元。包氏在九龙仓的控股量已超越绝对多数。
包玉刚夺得九龙仓，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故有人称“船王负创取胜，置地含笑断腕”。决战双方，皆有胜有负。
包氏的远见卓识，两年后便充分显示出来。包氏购得九龙仓，实现了减船登陆，从而避免了航运业空前船灾。香港另两位船王---董浩云与赵从衍，因行动迟缓，陷入濒临破产的灭顶之灾。
1985年，包玉刚又收购另一家英资洋行---马登家族的会德丰，又一次轰动全港。
值得一提的是，包玉刚入主九龙仓的一年后，与其“死对头”置地成为合作伙伴，这两家公司邀请李嘉诚的长实加盟，三家合资成立一家地产发展公司，项目是在九龙仓尖沙咀地盘，发展新港中心物业，一时成为香港商界的一段佳话。
在多个场合，李嘉诚说：“我与包先生是真诚愉快的合作。”
引来替自己杀敌的“友”，岂有不真诚愉快地合作之理？要知道，李嘉诚成全包玉刚收购九龙仓的心愿，实则是让出一块骨头让包氏去啃，自己留下一块肥肉。因为九龙仓属于家族性公司的怡和系，凯瑟克家族及其代理人必会以牙还牙，殊死一搏反收购。包氏收购九龙仓，代价沉重，实际上与怡和大班打了个平手。怡和在港树大根深，收购九龙仓，必有一番血战恶战。
李嘉诚引包玉刚入局，既投合了包玉刚的需要，又抓到了一个替自己作战的勇士，而他本人则趁机卖掉九龙仓股票，净赚5900多万港元。这样既得利又得义的好事何乐而不为呢？
3、生意不在人情在
众所周知，一个人做事不能十全十美。也就是说，即使是成大事者，也不可能每次都大获全胜，太过完美的事只存在于神话之中。
但是，关键在于成大事者在经历了失败后，能容人、纳人，把失败转换成为另一种方式。他们也许失去的是小利，但收获的却是大义。
李嘉诚是个儒商，他懂得“斗力”的结果很可能是两败俱伤，即使勉强获取胜利，也会付出惨重的代价。只有坚持“斗智不斗力”，才能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在激烈的商场竞争中游刃有余。
李嘉诚是个智能型商人，在其平生经历的所有商战中，始终坚持“斗智不斗力”的原则，在与众华商合战置地的过程中也同样如此。
李嘉诚对置地的挑战，凯瑟克当然不会束手就擒。他与包伟士匆忙商议对策，开始布置反收购行动。
在4月28日，怡策与其所控的文华东方发布联合声明，由文华东方按每股4.15港元的价格，发行10%新股予怡策，使怡策所持文华东方股权，由略低于35%增至41%。
对华商众豪来说，这简直是当头一棒。精明的李嘉诚马上意识到事态的严峻性---怡策与文华东方的股权变化，虽与置地没有直接关系，却是怡和系抛出的反扑信号，其后，怡和将会随机抛出一系列的反收购措施。
5月1日，李嘉诚、郑裕彤、李兆基，以及香港中信集团的荣智健等华商，频频晤面，商讨对策。他们决定，为防止置地效仿文华东方，必须趁其另一反收购举措尚未出笼，向怡和摊牌。
这一切似乎早在凯瑟克的预料之中，他很沉得住气，结果使得素有耐心的李嘉诚不得不先出一招。
5月4日傍晚，股市收市后，李嘉诚、郑裕彤、李兆基、荣智健等，赴怡和大厦与凯瑟克进行交涉。
虽然是短兵相接，双方依然是彬彬有礼。李嘉诚开门见山，说明了收购置地的诚意，提出以每股12港元的价格，收购怡和所持的25.3%置地股权。凯瑟克也毫不客气地表明了否定意见：“不成，必须每股17港元，这是去年大股灾前你郑重其事开出的价格。李先生素以信用为重，不可出尔反尔。置地只是市值下降，实际资产并未损失半点，如何就从17港元降到12港元呢？”
李嘉诚平静地说：“凯瑟克先生，如果你未得健忘症的话，一定还记得，这17港元并不是双方敲定的成交价，我们都表示愿意继续谈判重新议价。你我都在商场呆过这么多年，我想你一定不会不明白市价是一切价格的依据这一商场规则吧。现在置地的市价才8港元多一点，我们以高出市价近4成的价格收购，怎么能说收购价下跌了呢？”
双方说话都绵里藏针，气氛中包含着浓烈的火药味。
素有“沙胆彤”之称的郑裕彤，又以咄咄逼人的口气挑起新一轮较量：
“既然谈不拢，只好市场上见，我们四大集团将宣布以每股12港元的价格全面收购。按证券交易惯例，收购方的出价高出市价两成以上，便可在市场生效，置地的公众股东会站在我们一边！”
包伟士针锋相对，说：“我们将奉陪到底---只要你们不怕摊薄手中的股权的话。置地不是九龙仓，更不是港灯，置地就是置地！是怡和手中的置地！”
包伟士无疑是抛出了杀手锏。
关键时刻到了，是继续收购还是鸣金收兵，必须及时做出决策，而这种决策不仅直接关系到收购的成败，而且涉及巨大的资金代价。
最终，在权衡利弊之后，华英双方最后达成妥协--1988年5月6日，怡和控股、怡和策略及置地三家公司宣布停牌。同日，怡策宣布以每股8.95港元，购入长江实业、新世界发展、恒基兆业及香港中信所持的置地股份，总计占置地发行总股价的8.2%，所涉资金共18.34亿港元。
这样，怡和所持的置地股权，由约25%增至33%，控股权已相当牢固。而且，协议中还增加了一个附带条款，即长江实业等华资财团在7年之内，除象征性的股份外，不得再购入怡和系任何一家上市公司的股份。
喧闹数年之久的置地收购战，就以这种结局而偃旗息鼓。原本看好这场收购大战的媒体大为失望。一些华文报刊称这是“一场不成功的收购”，有些英文报刊则称这次战役是“华商以李嘉诚为首的华资财团，这次为何不决一死战，刚一交兵就这样悄然收兵呢？其实，这是华商财团在权衡利弊得失后，做出的明智决策，这主要是基于以下一些理由：
包伟士所抛出的杀手锏，就是置地将步文华东方后尘，如法实施。此前，文华东方按每股4.15港元的价格，发行新股予怡策，以增加怡策的股权。
怡策收购文华东方新股后，所持股权必定会超过35%的全面收购触发点，怡策将按收购及合并条例向文华东方提出全面收购。由于收购价（4.15港元）低于该公司资产值（估计6港元），文华东方多数股东对收购计划反应冷淡，这正中怡策下怀。
这种做法既不必动用大量资金，又可使所持文华东方股权超过收购触发点（现有股东可按其权益认购，也可放弃）。这样，怡策所持的股权由35%增至41%，收购方不可能通过全面收购使其控股数超过50%的绝对数--因为被收购方可反收购，能轻而易举再增购9%的股权，以达到过半数的绝对控股量。
这就是说，如果置地效仿文华东方，将会使华资财团陷于极其被动的局面。
置地从华资财团手中以每股8.95港元的价格赎回8.2%股权，共耗18.34亿港元资金。这意味着置地总估价约为223亿港元，以8.5港元左右的市值计，总市值也近200亿港元。华资财团若想全面收购达到50%以上的绝对控股权，就须耗资100亿港元以上。
事实上，怡和并不完全是在坐以待毙。在收购和反收购的价格战中，股价必会不断地提高，华资财团欲获全胜，所需的资金会远远超过这个数。华资财团在发起全面收购的短暂期限内，不一定能筹措到这么多现金。
而且，怡策控股数近26%，比华资财团的控股数加起来还高得多，已优势在手；何况售出港灯和香港电话的股权后，已从最困难的谷底走出，业务渐入顺境。怡和系尽管大量出售了香港和海外的一些企业，但仍是香港最大的综合性集团，除银行外，其市值仅次于长实系。凯瑟克家族在海外还拥有不少非怡和资产，有人估计，其控有的资产不在李嘉诚之下。
因此，即使华资财团能控得置地，也要经过一番血战，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这不是李嘉诚所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