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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大是大非面前出最好的牌
凡是成大事者，在大是大非面前毫不退宿。他们坚信自己能战胜一切，在是非面前，用自己全部的力量和智慧，打出最好的一张牌。即使，最后由于客观原因，而没有成功，这也不是他们本身的原因。
1987年1月1日，李嘉诚与合和主席胡应湘赫然推出“西部海港---大屿山战略发展计划”，立即轰动全港，亦引起港府的高度重视---这是香港开埠以来与地铁相当的工程。
该计划提出由长实、合和为核心的私人财团，投资250亿港元，在香港岛西部海湾的大屿山东角，移山填海兴建双跑道国际机场及西部海港，并开发工业区、住宅区，兴建多条跨海大桥及海底隧道，使机场新区与港岛、九龙连接。另追加投资兴建联系香港、广州、澳门的广深珠高速公路。
李嘉诚再一次显示出超人气魄与立足香港的信心。这个计划虽然被否定，但促进了新机场方案早日出台。这年下半年，港府成立“新机场发展研究小组”，对纷至沓来的方案进行对比研究。
1989年10月11日，港督卫奕信宣布确立在大屿山北端小岛兴建新国际机场的方案。
以是年价格计算，完成整个工程需动用1270亿港元，是香港历史上最庞大的工程，由政府和私人财团共同开发。
土木工程不是长实的强项，长实的强项在楼宇工程。
至1995年11月，李嘉诚先后投得机场铁路车站上盖001号、013号的发展权，权益由长实、和黄、中泰三家分享。
据1995年10月11日《信报》，机铁青衣站上盖总面积5.4公顷，总楼面积为29.2万平方米。发展项目包括3500个住宅单位和一座商业中心。
两幅地皮发展，估计投资在百亿以上。
兴建新机场的计划被称为“玫瑰园计划”。
这个计划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由当时的香港总督麦理浩到北京作例行访问时，向中国政府提出过。后来，两国政府就香港前途问题展开谈判后，此事就悄悄地一直搁置了下来。
李嘉诚十分看好新机场的建设计划，因此汇合胡应湘，意欲以私人财团发展。
事实上，这么一个庞大的工程，港府是不可能让私人财团单独承担的。后来的现实是，“玫瑰园计划”还引起了中英两国政府长达9个月反复讨论、磋商、谈判，并达成《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新机场建设及有关问题的谅解备忘录》。
由此可见，李嘉诚的商业眼光是何等锐利！
如何在大是大非面前打出最好的王牌，是李嘉诚特别注意的一件事情。李嘉诚在经济活动中注意政治导向，他不仅善于根据政治气候的变化调整投资方向，而且善于在具体的经济活动中打政治牌。李嘉诚在争夺9号码头的发展经营权的过程中，就打出过一手颇为漂亮的政治牌，只不过由于形势发生变化而没有成功而已。
从80年代后期至今，长实系在香港的重要投资还有：五大屋村的续建工程、兴建现代货柜码头、亚洲卫星公司、亚洲电视、购买股票及可兑换债券等等。
长实集团的实质资产负债率惊人之低，作为一家拥有巨额现金的超级财团，这些投资不如人们所意想的多，并且声势似乎一年弱过一年，不如海外投资那么“火爆水响”。
是李嘉诚食言吗？
不是的，是他在港拓展遇到了一些麻烦。
9号码头的发展和经营权，鹿死谁手？夺标呼声最高者，非超人莫属。
李嘉诚旗下的国际货柜码头公司，在葵涌坐大。80年代，葵涌集装箱港共有6个码头，国际货柜码头公司拥有2、4、6号三个码头，另三个码头由其他集团分别拥有。
1988年4月，拥有葵涌半壁江山的李嘉诚，以44亿港元在政府投标中中标，获7号码头发展经营权，7号码头共3个泊位。两年后，国际货柜码头、现代货柜码头两公司与中国航运公司联合投得8号码头，该码头在昂船洲西北填海区，共4个泊位。
李嘉诚不仅是香港屋村大王，还是货柜码头大王。国际货柜码头公司占据同业市场约7/10，是同行业的绝对霸主。
人生字典中没有“满足”一词的李超人，当然不会满足于现有占有额。香港经济迅猛发展，国际航运越来越集装箱化，葵涌现有和兴建中的货柜码头越来越难适应形势发展。9号码头的选址及招标渐上议事日程，李嘉诚踌躇满志，志在必得。
李嘉诚至少占有地利人和。国际货柜业绩惊人，经验丰富，素有葵涌地头蛇之称。论人和，即李嘉诚在方方面面的良好关系，尤其是港府决策机构立法局，9名非官方议员就有6名是李嘉诚的私下“幕僚”，他们是长实集团“特邀”的董事，每年可享不菲的酬金。行政局通过的决议，港督通常不会否决（港督亦兼行政局主席）。
若论天时，则发生重大变化。1992年7月，英国职业政治家彭定康接替卫奕信出任香港总督。彭定康到港不久，视察葵涌码头，正值国际货柜码头公司举行处理2000万个货柜庆贺盛典。有好事者评议道：李氏与其说是庆贺自己，不如说是借盛典之名来取悦港督。
好些有意角逐9号码头的财团，看见彭定康与李嘉诚父子晤面时的微笑，如寒天里淋了一身雪水，心想事情黄了。
具有地利人和的李超人，现在又占尽天时。
不料事情又有变化，彭定康对港府大动干戈，撤换了一批议员，使李嘉诚在港府数载经营前功尽弃。彭定康这一招，并非针对李嘉诚来的，“一朝君子一朝臣”---新官上任，都喜欢提拔新人。彭定康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围绕他的“政改方案”进行的。
可这一招，给李嘉诚竞投9号码头抹上一层阴影。先前，与李嘉诚关系甚密的行政局议员，公开发表言论，主张宜将码头公开招标，价高者得。
这与国际货柜码头公司竞投先声，口径惊人地一致。如果这样，无人敢与掌握了百亿现金的超人较个你死我活。
与李嘉诚关系最密的议员下台，新一届行政局议员们，不在9号码头上做李嘉诚的“御用议员团”。结果，9号码头的招标方式不再是公开招标，而是协议招标---不以价高为中标惟一标准，而是看竞投者的综合条件。
综合条件是个软指标，有很大的灵活性。不过，国际货柜码头公司的综合条件甚佳，李嘉诚亦会像昔日中标中环金钟地铁车站上盖发展权那样，拿出一锦囊妙计。
协议招标消息传出，各大财团蠢蠢欲动。李嘉诚自然跃跃欲试。
结果，超人败北，港府将9号码头的4个泊位，批给英资怡和与华资新鸿基等财团兴建经营。
是彭定康有意与李嘉诚过不去吗？
1991年，彭定康任英国保守党主席期间，李嘉诚曾向保守党捐赠一笔大额竞选资金。彭定康即使不投桃报李，也不至于恩将仇报。因此，李嘉诚能在国际货柜码头公司庆典日，很顺利地邀请彭督亲临庆典，并视察葵涌。
其后不久，彭定康邀请李嘉诚进入“总督商务委员会”，李嘉诚婉谢后，结果让其子李泽钜进入总督商委会，成为最年轻的委员。此事全港哗然，亦成为臆事者认定超人与彭督关系非同寻常的佐证。
然而，舆论普遍认为，港府确确实实有意削弱李嘉诚在货柜码头的垄断地位。
按国际通则，一家公司的市场占有率达五成以上，则可认定处垄断地位；若在七成以上，则是高度垄断。经济学家、法律专家均认为，垄断不利于产业的发展，亦会令政府管理失控，处垄断地位的厂商可垄断价格，因无竞争对手或对手太弱而不思改革经营与提高技术。
政府对非得实行垄断的行业（供水、供电、供气等）实行专利管理，控制价格，而对其他行业则允许并鼓励自由竞争。
香港政府未像其他国家和地区那样制定反垄断法（该法核心是遏制处垄断地位一方的发展，扶植较弱的一方），香港政府对企业的经营和发展奉行积极不干预政策。
但它在行使有限权利之时，“均衡”是其抉择的因素，国际货柜码头公司垄断香港市场，遭到欲夺9号码头的各财团的抨击。
他们的“利己”观点在工商界、舆论界及港府中很有市场，有议员说：“经验与财力不是首选条件，如是这样，当年选择遮打金钟地铁上盖发展商，就不该是毫无在中区发展物业实绩的小地产公司长江实业。”
港府在选择9号码头发展商时，首先就把李嘉诚排斥在外，另选实力与长实系相当的财团---英资怡和与华资新鸿基，这又是一种平衡。
一位财经分析家说：“凯瑟克家族雪洗了当年痛失遮打金钟地铁上盖发展权的耻辱，李嘉诚成了纽璧坚第二。不过，两者失利的原由不同。置地号称中区地王，实则上拥有的地盘物业，不及一成，纽璧坚是大意失荆州，而李嘉诚控有货柜码头的七成，是真正的擂主。后来超人失利，非本人努力不够，故仍可歌可叹。”
欲想成大事的人们，要学习成大事者那种在大是大非面前，不服输的超常勇气。其实，商场如战场，胜败是兵家常事。只要自己全力以赴，终究会成功的。
7、永不自我满足，才能把事业做大
曾经有一位美国知名企业家，这样总结企业精英们所共有的特性：
“他们独具慧眼，能在别人没有察觉的情况下看到挑战的机会。有些企业家反应迅速，能在瞬息万变的环境中发现机会；有些企业家则干脆自己去主动创造机会。无论是谁，他们都能不顾一切地坚持新的想法，然后不屈不挠地克服困难，用尽自己的储蓄，有时甘冒生命危险去追求生产新的产品提供新的服务。他们冒着风险，可是他们常常可以找到创造性的方法来化险为夷。”
在创业的道路上取得巨大成功的李嘉诚，正是这些国际著名企业家群体中的佼佼者。从创业开始，他就充分发挥聪明睿智，不间断地发现机会和创造机会，并且无论环境如何恶劣，他从不懈怠；无论取得多么巨大的成就，他也永不满足，他总是那么脚踏实地去实现他的理想。
由于李嘉诚语言温和，不轻易发脾气，一生之中总在自觉不自觉地稳定自我，调节自己的情绪，并且非常善于集中精力去处理他应该处理的事情，而力图不让周围的烦恼和挫折影响自己的思考，所以李嘉诚周围的人都对他怀有深切的情感。
李嘉诚非常善于识才，也非常善于用人。他启用人才的标准，总是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才专业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人才的应得利益。这使得他身边的人才往往都是具有创意、诚实、勤恳，有着远大理想和抱负，对事业全身心投入的人。
一如香港经济评论家所总结的，“长实的李嘉诚有着敏锐的观察力和先知先觉、不墨守成规、不故步自封，经常保持着不断进取、创新的精神，以适应新的情况。”
而且，李嘉诚还综合中国传统式经商方式，以及欧美经商方式的优点，针对每一个收购的目标，他会像欧美的商人一样，事先召集手下，搜集各种情况，进行全面分析，然后，握一次手就确定了巨额的交易，而且从不后悔。其得力助手马世民说：
“在我们进行交易时，我们不喜欢律师群集，没有律师在那里会有更多的乐趣。”
8、拥有志在必胜的勇气
成大事者都拥有志在必胜的勇气，如果一个人能摆脱对自身能力的怀疑，不管遇到什么艰难、困苦，都会坚信自己一定能达到目的。因此，最终这个人也能达到成功的彼岸。
就像一位哲人所说，一个人来到人世间就是为了在人生中取得成功，对这一点不要有丝毫怀疑。
1992年内，李嘉诚在内地搞了许多投资计划。1993年，内地因投资过猛，通货膨胀，抑制过猛的发展势头，李嘉诚的许多计划，包括东方广场计划，也遇到了不少麻烦。于是，有人说李嘉诚头脑发热，骑虎难下；亦有人说，李嘉诚在赶时机。
内地的投资条件或许的确不那么理想。李嘉诚虽然是一个稳健派，说他赶时机还是有几分道理的。但他心如明镜，认为投资条件虽没有绝对的成熟，但只要大体成熟就可以了；在向内地投资问题上，赶时机在一定程度上是必要的，至于有什么麻烦，不妨“兵来将挡，水来土囤”。
已经空旷无物的王府井地盘盖起楼了。按计划，建成后的东方广场将高达70米，不仅可以俯视昔日皇宫里的一砖一瓦，稍远处的中南海全景亦可尽收眼底。
在香港，已建惯了高楼，不上100米就算不上摩天大厦，这70米，对于香港地王李嘉诚来说，只能算是小莱一碟。然而，这是首都北京，是中国的心脏。要建这么高的建筑，非同小可，逐渐引起了各界人士关注。
早在王府井旧城改造计划出台之初，北京的市民们就已经讨论得沸沸扬扬了。他们担心如此庞大的建筑破坏了北京的人文景观。
其实人们的担忧是有根据的，因为国家规划委员会要求，北京市的规划以故宫为中心，其他建筑必须配合故宫的外观。按规定，从故宫中心点向外望360度的视野范围内，不应见到任何其他的建筑物。故宫的城墙高有3丈，也就是说，站在故宫内朝外望，只能望到城墙和天空。离故宫的距离渐远，建筑物方可逐步升高。
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明确规定：“长安街、前门大街西侧和二环路内侧及部分干道的沿街地段，允许建部分高层建筑，建筑高度一般控制在30米以下，个别地区控制在45米以下。”
然而，东方广场大厦在“30米以下”的建筑高度区内，却拟建70余米高，显然不符合要求。
除此而外，东方广场的土地面积比率超出城市规划要求的7倍，所以这幢大厦不仅是过高了，而且过大了。
为此，专家们大声疾呼，联名上书中央要求依法调整东方广场工程方案。
1994年底，中央召开全国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决定加大宏观调控力度，抑制通货膨胀。对基本建设规模也做出了要求，即缩小以营利为目的的高档建筑项目，凡不符国家规定，无正式手续的项目一律要停下来。
东方广场投资额超过了12亿港元（还未计地价），按国家规定，过亿美元的合资项目，须以市政府的名义向国家计委申请立项，提出可行性研究报告，正式动工前须办理报建手续。然而原北京市政府尚未提出立项，就已开始动工兴建了，更不用说提交什么可行性报告与申请建筑施工手续这些文件了。再加上中央认定专家的建议有效，东方广场方案被认为严重超过了国家对城市规划的有关规定。于是，1995年新年刚过，东方广场被强令停工。
李嘉诚明白，在大是大非的原则性问题上，中国政府是不会做出半点让步的。但他又知道，在不违背原则的前提下，又不是不可变通的。于是，长实主动与北京有关部门协商修改方案，使项目不致胎死腹中。尽管这样会使东方广场计划遭受一点损失，但绝对不会亏本，只不过是少赚一点罢了。
不久，长实集团便发布声明，表示完全服从中央路线，声明指出：
“由于东方广场地段所在地为北京旧城危房改造区，根据北京城市规划法例规定，有关地段必须按规划发展，该地段之内土地使用者，必须服从有关城市规划。长实认为北京市有关城市规划法例极为合理，同时，类似城市规划法例亦在西方国家及香港被普遍采用。任何到中国投资的外商均须遵守中国的法律，任何希望通过国际舆论压力，而使其身处中国法律之外的做法均是不当的。”
李嘉诚的积极主动态度，充分显示了他做事果敢，善识大体的行事作风，同时也显示出他在政治上的成熟。
3月11日，李嘉诚向外界宣布，长实与北京市政府的合作非常愉快，只是方案需要修改而已。他强调，在任何地方建任何工程都要经商讨后才能最后确定，东方广场目前遇到的问题并不“出奇”。
3月11日的《联合报》做了如下报道：
“有报道指出长实公司因工程延期及地积比率减小而有些损失，李嘉诚对此的回应是：鬼才有损失呢?依他说，面积多少完全无关系，内地地价与香港地价天与地比。香港地价贵，香港最高时地价与起楼价为十比一，内地则完全倒过来。
“……李嘉诚又说，他现时无甚烦恼，球照打、会照开、开开心心。”
李嘉诚既然“开心”，长实的股东们也就放心了，长实股价并没有多少波动。
一切迹象表明，李嘉诚对所有麻烦似乎早有精神准备。他有足够的耐心等待事情的转机。
直到1996年6月，形势终于有了转机。东方广场项目由国家计委报经国务院得到批准。东方广场一波三折，几起几伏，但总算大功告成了。1999年国庆50周年前夕，东方广场宣告全部竣工。
从以上的一波三折看，内地的投资环境在当时还不十分成熟，李嘉诚当初迟迟不肯大量投资内地，是有其相当道理的。
但是，李嘉诚与北京市合作的东方广场这一项目，毕竟是前途看好，有利可图，这一项目的合作虽不顺利，对他来说却是一个巨大的胜利，这意味着内地的投资条件似乎成熟，或者刚刚成熟。
妙就妙在李嘉诚不早也不晚地在投资条件成熟与不成熟并存的情况下进军内地，不胜利，决不罢休的气概。
忠告之十
机变为用，求变才能图新
“机变”是指机遇与变化的联用。
机遇只有在变化中才能找到，而变化又是机遇中的灵光一闪。
事业发展过程中的机遇，善抓者即是成功者，不善抓者即是失败者。
成大事者知道也许就是“一分之差”的机会，就有成功的可能。
1、看世界的眼光，不能一成不变
在塑胶业界经历了一番风风雨雨的李嘉诚，终于在商海中站稳了脚跟，并赢得“塑胶花大王”的美誉。
李嘉诚是一个善于思考问题的人，早在李嘉诚开发塑胶花之前，他就预见到，塑胶花只是社会快节奏的产物，只能风行一时而已。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将趋向于崇尚自然，而塑胶花无论如何也不能取代有生命的植物花卉。
在塑胶业中初战告捷的李嘉诚，空闲之余，常会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塑胶花的大好年景还会持续多久？什么时间会结束呢？
虽然长江公司拥有稳固的大客户，同时又是塑胶业的龙头老大，不用愁市场问题。但如果整个行业在走下坡路，长江公司的发展前景也必然有限。
此外，越来越多的因素在向李嘉诚敲着警钟---
塑胶厂已经遍布整个市场，塑胶花简直都快泛滥成灾了。
据港府劳工处注册登记的数据，塑胶及玩具业厂家，1960年为557家，1968年为1900家，1972年则猛增至3358家。该行业的从业人员，由1960年占全港制造业劳工总数的8.4％，上升到1972年的13.21%。而且，该行业的厂家，有半数以上是塑胶花专业厂和兼营塑胶花的。
李嘉诚深知，塑胶花业之所以如此兴旺，一方面是由于这种产品本身所具备的某些优点，另一方面是它迎合了人们追求时髦的心理。而且，后者才是其中最为主要的因素。
曾几何时，富人穷人，全都以系塑胶裤带为荣，可是后来，塑胶裤带渐渐地再也无人问津了。最终，人们还是觉得真皮裤带好。
塑胶花又何尝不是这样的呢？尽管塑胶花可以变幻无穷，但无论怎么变最终还是塑胶花，绝对无法完全替代充满自然气息的植物花。
李嘉诚从海外杂志上了解到，有的家庭已把塑胶花扫地出门，又重新种上了天然的植物花。在国际塑胶花市场，发达国家的需求量日益减少，已形成了严重积压的局面。市场已开始渐渐地向南美等中等发达国家倾斜了，而这些国家，也在利用当地的廉价劳动力生产塑胶花。在香港，劳工工资逐年递增，劳动力不再低廉。由于塑胶花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它的发展一定不会长远。
香港已出现过几次塑胶花积压现象，主要原因就在于生产过滥和欧美市场的萎缩。虽然积压并没有造成大灾难，更未直接影响长江公司，却引起了李嘉诚的高度重视。
正是在这一系列分析的基础上，李嘉诚未雨绸缪采取了应变行动。
他的未雨绸缪，不是增加投资，强化竞争能力，而是采取一种顺其自然的态度，让其自兴自衰。
李嘉诚除了在那次石油危机中，出面解救塑胶原料价格暴涨危机外，他已基本不插手塑胶花事务。
他逐渐开始把全部精力投注于缔造以地产为龙头的商业帝国，这也是他从商以来，在心中逐渐酝酿成形的宏伟抱负。
与塑胶花相比，后者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更重要，也正是由于他后来实现了这一抱负，舆论界才给他加上了“超人”的桂冠。
识时务者为俊杰---李嘉诚正是这样一位商界奇才。
李嘉诚是第一个进入塑胶花领域的商人，赚了一大笔之后，他又审时度势，急流勇退。无论是前进还是后退，他都占尽了先机。
做生意就是这样：该投入时就要果断投入，该撤离时也不能有丝毫犹豫，要义无反顾地离开。
从某一方面来说，只有勇于放弃的商人才会是一个大有作为的商人。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有很多关于事物盛衰的哲理，并主张人的行为要顺应这种哲理。例如在被称为“群经之首，大道之原”的《周易》及其阐释中，就有这样的论述：
“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
“日中则昃，月盈则亏。”
“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龙蛇之蜇，以存身也；精义人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李嘉诚从小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为他日后在商场征战中的正确决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使他在企业发展中常常眼光超前，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而且把对行业兴衰的思考和预见，作为开拓新领域，发展事业的重要契机。可以说，后来李嘉诚一生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力于这一点。
任何一项业务，当它走过自己的成熟阶段后，必将走向衰落，而这个时候如果不进行自我调整，还抱着不放，必将随着该项业务的衰落而走向失败。
大丈夫，拿得起，放得下。或许很多人都可以做到“拿得起”，但真正到了需要“放下”的时候，大部分人都会犹犹豫豫，不甘不愿。事实上，没有永远的业务，只有赢利的业务，在该放弃的时候，就应该学会放弃，利用从事前一种业务所积蓄的力量，可以轻松地开展下一个业务。业务不断转移更换，但赢利的中心却不能改变。
勇于撤退的实例很多。比如香港“假发之父”刘文汉发现美国盛行“假发热”，于是断定善于跟风赶潮的香港必定会步其后尘，所以抢先在香港成立假发制造公司，结果真如他所料，大大赚了一笔。接着，他又料定假发热只会维持一时，不会长久。于是，在市场攀到高峰时，及时退出，并携资移居澳大利亚，开创新的事业。不久，事实证明了刘文汉判断的淮确性。美国的“假发热”消退，香港的假发制造厂家纷纷倒闭。此时，香港假发业的开拓者刘文汉，却在隔岸观火。
同刘文汉一样，李嘉诚清醒地认识到，世间万事万物，攀到了顶峰，就必然会走下坡路，塑胶花自然也是这样。
李嘉诚虽有高远的目标，但绝非好高鹜远之人，他总是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在向既定目标迈进。他每一个重大决策，都要经过长时期的深思熟虑、周密部署。除非紧要关头，他才会迅速决策。
李嘉诚在数月之间，一直在苦苦思索着新的创业方向，他必须为自己手中1亿元的资金寻找出路。
一天，李嘉诚在繁忙的工作之余，独自驱车到野外兜风，偶然看到原野上农民正忙于耕作，建筑工人正忙于盖房子。李嘉诚不由得豁然开朗：是啊，我怎么没有想到房地产呢？
在今天，我们知道，百亿身家的超级巨富中，90％是地产商或兼营地产的商人。可在当时，房地产并不是人人都看好的行业，大富翁分散在金融、航运、地产、贸易、零售、能源、工业等诸多行业，地产商在富豪家族中并不突出。
李嘉诚独具慧眼，从香港的特殊环境和社会发展大势中，洞察出了地产的巨大潜质和广阔前景。
最明显的现象，是香港人口的激增和经济的快速发展。1951年，人口才不过200万，到50年代末，已直逼300万。人口增多，不仅使住宅需求量大增，再加上经济的持续发展，也急需大量的写字楼、商业铺位和厂房。
所以，香港长期闹房荒，房屋的增加量总是跟不上需求量。
香港是弹丸之地，不仅狭小，而且多山。三四百万人挤在区区一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人口密度平均每平方公里5000余人，是当今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而且，“三世同堂”的大家庭格局逐渐被抛弃，随着独立的小家庭增多，社会对房子的需求呈直线上升趋势。有限的土地，无限的需求，加之港府执行高地价政策，更显得寸土寸金，房贵楼昂。
身为一业之主，李嘉诚也曾不止一次地为厂房伤透脑筋。要找到交通便利、租金适宜的厂房实在是太难了。好几次扩大生产规模，都是在现有的厂房内重新布局。在各个车间里，设备、人员、制品，无不挤得水泄不通。
香港工业化进程的急速发展，使物业商们喜笑颜开，于是便趁势提高租金。许多物业商只肯签短期租约，待用户提出续租时，业主又大幅加价。用户苦不堪言，李嘉诚自然也对此有切肤之痛。
李嘉诚在每次为寻租厂房而大伤脑筋之时，都会想：我要有自己的厂房该多好，那就用不着再受物业商的任意摆布了。
他的构想，经过长时间酝酿，进一步明朗：我为什么不可做地产商？
就这样，李嘉诚于1958年在繁盛的工业区北角购地，兴建了一幢12层的工业大厦，正式揭开了进军房地产的序幕。
1960年，李嘉诚又在新兴工业区柴湾兴建工业大厦。这两幢大厦的面积，共计12万平方英尺。从此，李嘉诚便在地产界一发而不可收。
就做生意的通常规律来说，当大家一窝蜂地拥向某个行业，或者潮水般退出某个行业时，获利的是几个在前面引领潮流的人，大部分人会倒霉。因此，在别人后面跟风，是缺乏生意头脑的表现。这时比较好的做法是，逆潮流而动，朝与大家相反的方向跑，必有大利。当然，这需要有所谓的“生意眼”。
由此可见，经商应该敢想敢干，许多现实和成就便是由梦想开始，经过努力而达成的。
梦想可以是基础，可以是动力，可以引导人们走向成功，但关键是要切实可行。
李嘉诚进军地产业的壮举就是源自一个梦想，由这个梦想所触动，他进行了踏踏实实的可行性研究，认准了地产的广阔前景之后，这才毅然挺进。
由此不难看出：看问题的眼光不能一成不变，当目前的目标不适合你发展时，就要更改目标。并且要集中力量，毫不犹豫地向新目标进发。
能够做到审时度势，目光放在长远利益上，不是一时一刻就能形成的，是平时细心积累经验，对市场信息及时掌握的结果。
2、不拘泥现状，应把眼光放在长远处
做事要灵活变通，这是成大事者惯用的手法。成大事者不会把眼光局限在眼前，而是考虑长远的发展。
进入地产业以来，李嘉诚独具慧眼，采取人弃我取的方式，加之过人的胆识，仅仅几年就拓展出一片惊人的基业。
1979年，李嘉诚的长江实业拥有地盘物业面积急速增加到1450万平方英尺。而同期香港第一大地主置地拥有的地基物业，总计只有1300万平方英尺。
自1972年长实上市，李嘉诚提出赶超置地的远大目标以来，仅仅用了七年时间，就已在面积上超过了置地。此时可以说，这一目标已基本实现。
长实职工不禁为之欢呼雀跃，李嘉诚也由衷地感到欣慰。当初对李嘉诚所制定的目标持怀疑态度的人，也从心底里佩服他的远见卓识和非凡气魄。
但李嘉诚并未被这一表面的胜利冲昏头脑，他知道置地是中区地产大王，地盘物业都座落在寸土尺金的黄金地段，而长实的势力范围多在乡村偏僻处，在黄金地段的物业依然寥寥无几。
因此，虽然在面积上看来，长实超过了置地，但在物值上依然相去甚远，要完全战胜置地，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李嘉诚依然不急于在中区发展，他更看好中区或九龙尖沙咀以外地界的发展前景。于是他决定独辟蹊径，迂回出击，推出大型屋村计划。1978年，港府采取半官方的房委会与私营房地产商建房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推行“居者有其屋计划”。建成的房分为公共住宅楼宇与商业住宅楼宇两种，前者为公建，廉价出租或售给低收入者；后者为私建，以中高收入的家庭为主。
李嘉诚的大型屋村计划，就是针对这一形势，为大众家庭推出的，决定建立卫星市镇。
大型屋村之所以适合大众家庭，就在于这种住宅区不仅价廉，而且综合能力强，集居住、购物、餐饮、消遣、医疗、保健、教育、交通为一体，便于集中管理，统一规划，越来越受大众的好评。
一个大型屋村，往往由政府与多个地产商共同开发，屋村周围，还有与之相配套的工业大厦及社区服务业。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李嘉诚先后完成或进行开发的屋村有：黄埔花园、海怡半岛、丽港城、嘉湖山庄。虽然单个建筑的利润不及兴建商业楼宇，但总体盈利极为丰厚，再一次显示了他独到的眼光。
在香港，由于只有李嘉诚大建屋村，屋村逐渐与李嘉诚之间划上了等号，备受全港瞩目。
李嘉诚也由此赢得了“屋村大王”的称号，成为独树一帜的地产新贵。在兴建大型屋村的同时，李嘉诚采用两条腿走路的策略，在兴建商业建筑方面也进行了一系列投资：
1979年3月，李嘉诚与会德丰洋行联手发展会德丰大厦。
4月，与“地主”广生行联手发展告士打道、杜老志道、谢斐道的三面单边物业，建成一座30万平方英尺的商业大厦。
6月，再次与会德丰洋行合作组建美地有限公司，集资购入港岛、九龙、新界楼宇物业近20座。
7月，与中资侨光置业公司组建了宜宾地产有限公司，以3.8亿港元投得沙田广九铁路维修站上盖平台发展权，计划兴建30层的高级住宅大厦和商业大厦。
同年，长实与美资凯沙及中资侨光，三方共同投资中国（香港）水泥厂（长实、凯沙各40％股权，侨光占20％），投资额创香港开埠以来重工业投资最高纪录。
1980年8月，李嘉诚与联邦地产的张玉良家族联手合作，斥资10亿港元购入国际大厦和联邦大厦，5个月后，又以22.3亿港元出售，赚取利润达100％以上。
与刚投入地产业不同的是，现在长实兴建和收购的楼宇，大部分用来出售，而很少用来出租。这似乎与李嘉诚当初制定的稳健发展、只租不售的发展方针相违背。
李嘉诚为什么要从另外一条路出发呢？因为当初李嘉诚进入地产业时，实力太小，为了在地产界站稳脚跟，并谋求发展，就只能走稳健保守之路；而今日的长江实业已具备了一定实力，有了一定的声誉，要谋求更大的发展，就要采取不同以往的、多样化的发展策略。
李嘉诚说：“这并不违背我们增加经常性收入的原则，因为要决定将楼宇出售或收租，须看时势及环境而定，现在的楼宇价格急升，售楼所能获得的利润远比租屋要多，在为股东争取最大利润的前提下，是将建成楼宇出售为合算。”
所以，不管做人还是做事，都要灵活变动，要根据现实的情况和出现的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然后制定相应的策略。李嘉诚在租楼还是售楼问题上的做法就充分显示了这一点，即：若手头资金较为宽裕或楼市不景气，楼价偏低时，宜采取稳健策略，只租不售；若急需资金回流，加快建房速度，或楼市景气，楼价被炒高，售楼利润能得到保证时，以售楼为主。的确，做事没有一定的规则，关键是要看势做事，随机应变，才能击败对方，而立于不败之地。如果固步自封，墨守成规的话，自然会被不断变化的现实社会所淘汰。
3、从事业的低潮中寻找机遇
“疾风知劲草，岁寒见松柏。”成大事者在事业的低潮之际，能经得起暴风雨的袭击。然后，冷静地分析周围的环境，认识自己，从而制定相应的策略。
古人云：“安静则治，暴疚则乱。”面对危机，最重要的是要保持沉着冷静，处变不惊。只有在心平气和的状态下才可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1973年的大股灾，一直延续到1974年底，其后股市有所回升，但仍继续低迷了一年之久。这次股灾使不少地产商和投资者受损，造成地产低潮，地产低潮又反过来促成股市低迷。
“股拉地扯”，成为70年代后，香港经济中的一个特有现象。
李嘉诚对香港的经济兴衰规律有较深的认识。
他没有被股市地产低潮所吓倒，相反，他认为正是拓展的有利时机，此时地盘价格偏低，物业市值亦偏低。低潮过后，新一轮高潮又会到来。
拓展物业首先要解决资金问题，对上市公司来说，发行新股就是最好的办法了。
1974年度，长实发行1700万股新股票，用以购买“都市地产投资有限公司”50％的股权。实际上，是以1700万股长实新股，换取都市地产的励精大厦和环球大厦。
由于处于地产低潮期，再加上都市地产公司发生了财政危机，李嘉诚才得以如此轻易得手。另外，李嘉诚此举又在客观上帮助了都市地产，做了一回好人。
1974年5月，长实与实力雄厚、信誉卓著的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合作，成立怡东财务有限公司，李嘉诚任这家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
同年6月，在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的力促下，长实股票在加拿大温哥华上市。这为今后长实拓展海外业务，打下了基础。
1974年到1975年间，李嘉诚两次发行新股共筹得资金约1.8亿港元。另外，李嘉诚从个人持有的长实股份中，拨出2000万股，售予获多利公司，套取了6800万港元现金。
经过这一系列运作，李嘉诚积聚了充裕的资金，使他得以在地产低潮地价偏低时，大量购入地盘。
另外，随着形势的转变，李嘉诚一反过去只租不售的做法，将重点放在了发展物业上。这样一来，就大大加速了资金的回笼周转，然后又利用这些资金及时购入地盘，兴建楼宇，进入以钱滚钱的高速发展期。
1976年，香港地产市道转旺。人们这才惊奇地发现，在整个地产界沉寂之时，李嘉诚却在不动声色地四处拓展，他那个小小的地产公司已经壮大成了一个地产大豪。
1976年，李嘉诚继续乘胜前进，再发行新股5500万股，集资1.1亿港元，又与世界著名的大通银行达成协议，在长江实业需要时，可向该行随时获得一笔约2亿港元的4年期贷款。
仅此两项，使李嘉诚可动用资金就达3.1亿港元，再加上公司的正常盈利，长实资金实力大增，于是继续大举扩充物业和地盘面积。
1977年，长实的物业和地盘面积一下子跃至1020万平方英尺。而它上市时拥有的物业仅35万平方英尺。
当时，香港地产界巨无霸---置地，拥有物业和地盘近1300万平方英尺。
由此可见，李嘉诚在长实上市后仅用了5年时间，单就地盘物业面积而言，已经直逼置地。就在这个时候，李嘉诚“超人”的名号也渐渐叫响了。
一个人分析、判断能力的高低，直接决定他做事的能力与素质。李嘉诚以非凡的分析、判断能力，没有被股市与地产低潮所左右。而认为新高潮会到来，采取人弃我取，大力拓展，在下一次高潮到来时，获得了巨大的收益。另外，他能顺应形势变化，果断改变只租不售的做法，重点发展物业，加速了资金回笼，又利用这些资金重新购地建楼。这一高招的确值得借鉴玩味。
当然这与李嘉诚平时积累渊博的知识和创造性思维方式是分不开的。
现代社会是信息社会，信息瞬息万变，机会稍纵即逝。尤其是在实行市场经济的今天，市场形势变化多端，要成大事必须善于抓住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