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的处世哲学 华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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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1.季羡林先生生平

季羡林出生于1911年8月2日。他的家乡是山东省清平县（现属临清市）康庄镇官庄村。季羡林出生后的两个月零八天，辛亥革命爆发，清朝政府被推翻，中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即所谓的“民国”时代。由于季羡林的生日多少与“大清王朝”沾了一点边儿，所以他常常戏称自己是“满清遗少”。

季羡林的祖父母很早就去世了，父亲和另一个叔叔相依为命。兄弟俩上无怙恃，孤苦伶仃，寄人篱下，一贫如洗。饿得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到村南枣树林子里，捡食掉在地上的烂枣聊以果腹。后来，乡下实在呆不下去了，兄弟俩决定去大城市闯荡一番。

离官庄最近的大城市便是山东省首府济南，季羡林的父亲和叔叔就来到了这里。两个毛头小伙子，两个乡巴佬，在人口稠密的济南府，拉过洋车，扛过大包，当过警察，卖过苦力。后来，叔叔在济南找到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工作，立定了脚跟。兄弟俩又商量，决定弟弟留在济南挣钱，哥哥回乡务农。

叔叔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于是季羡林就成了老季家续香火，光门楣的惟一指望。为了光宗耀祖，叔叔和父亲反复商议之后，决定把小羡林从官庄带出去，离开农村，送到济南去培养。

父辈的这个决定，对于季羡林来说，无疑是他一生中最关键的一个转折。这个决定，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十三岁那年，季羡林考上了正谊中学。正谊中学在济南属于比较好的学校，尤其是校舍十分讲究，环境优美。它背靠大明湖，万顷苇绿，十里荷香，不啻为人间乐园。

1926年，十五岁的季羡林从正谊中学初中毕业，考入了设在北园白鹤庄的山东大学附设高中文科班。

1929年，季羡林转入新成立的山东省立济南高中，学习了一年，这在他的一生中，也是一个重要的阶段，特别是在国文学习方面。

1929年，季羡林十八岁时，尊叔父母之命结了婚。季羡林的妻子叫彭德华，济南人，比他大四岁，只念过小学，就住在他家后院，两家门当户对。婚后，1933年他们先有了女儿婉如。1935年，又有了个儿子，取名延宗。

1930年夏天，季羡林高中毕业了。展现在十九岁的季羡林面前的，是光辉灿烂的锦绣前程。他已经有实力，有自信，在未来的人生舞台上，一展身手，与那些高官显宦，书香门第的富家子弟们一比高低。

这年夏天，季羡林随山东省立济南高中同班毕业的八十多位“举子”，联合“进京赶考”。这是他第一次离开济南老家，独自一人出远门，又是参加大学考试，其兴奋激动的心情，自不待言。

季羡林只报了北大、清华两所大学。作为一名高中毕业生，非北大、清华不上，这多少有点狂妄，但由此也可看出，青年季羡林的心气儿有多高。

季羡林考试结果是：“连中双元”。北大、清华都录取了。他大喜过望，春风得意，踌躇满志，自然也就成为“举子”们羡慕的对象。

北大、清华都考上了，却出现了新的难题：“鱼与熊掌不可得兼”，究竟上哪个大学好呢？季羡林最终选择了清华大学。其中并没有多少奥秘，他说：“当时“留学热”不亚于今天，我未能免俗。如果从留学这个角度来考虑，清华似乎更有优势。至少当时人们都是这样看的。“吾从众”，终于决定了清华。”

在清华大学的众多教授中，季羡林最喜欢陈寅恪先生。陈寅恪少年出国，在东京上高中，后在上海复旦公学、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士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美国哈佛大学等著名学校学习，精通多种语言。他融合中西，学贯古今。从西北史地、蒙藏绝学、佛学义理、天竺影响，进而专治六朝隋唐历史，晚年又从事明清之思想研究，是一代史学大家。除此之外，他还是一位执著的爱国者。

清华时代对季羡林影响很大的老师还有朱光潜先生。朱光潜先生开的课是“文艺心理学”，实际上就是美学，这是一门选修课。季羡林选了这门课，认真地听了一学年，觉得朱先生的课不同凡响，获益匪浅。比起西洋文学系那些外国教授所开的课，好到不可比的程度。

季羡林在清华读书时的好友有吴组缃、林庚、李长之。这四个人并不是一个系，年龄相差两三岁，季羡林年龄最小。大概因为都是“文学青年”的缘故吧，不知怎么一来，四个人便成了好友，被称为清华的“四剑客”。

季羡林在大学期间，相继写出了《枸杞树》、《黄昏》、《回忆》、《年》、《兔子》、《母与子》、《红》、《寂寞》等十多篇散文，陆续发表在报刊上。这些作品，显然受到西方散文的影响，同时也受到“五四”以来一些著名作家，特别是新月派作家的影响。浓郁的诗情画意，文笔细腻，内容隐晦含蓄，感情深沉，还带有些许感伤的情调。

季羡林当时虽然还是个二十出头的大学生，但是，对文学和文坛，已经有相当的了解，而且有自己的主见。他崇敬鲁迅，但对鲁迅却有自己的看法，“今天读鲁迅《二心集》。在这集里，鲁迅是左了。不过，《三闲集》的序是最近作的，对左边的颇有不满，仍是冷嘲热讽，这集的文章在《三闲》序前，却称起同志来了，真叫人莫名其妙。”在当时的作家中，季羡林还非常喜欢沈从文、巴金、老舍、徐志摩等人的作品。

1934年夏天，季羡林戴上租来的学土帽照了一张相片，结束了大学生活，他毕业了。

当时社会上流行一句话：毕业即失业。除了高官显宦，富商巨贾的子女，以及善于拍马钻营者，谁也不能例外。季羡林不属于上述三种人。他家境贫寒，生性木讷，自然也面临“毕业即失业”的问题。

在这万般无奈之际，幸运之神降临了。清华大学同德国学术交换处签订了互派留学生的合同。季羡林立即写信报了名，结果被录取。积年的愁云，一扫而光，他激动万分，眼前的一切仿佛都发出玫瑰色的光泽，比当年考上清华大学更令人激动。

季羡林赴德国留学，既非私费，亦非官费。他属于“双方交换研究生”，即由清华大学与德国学术交换处签订一个合同，双方交换研究生。这种留学，路费、制装费自己出，食宿费相互付给。德国方面付给中国赴德研究生每月一百二十马克，在当时的德国只够勉强支付食宿费用。

家庭经济的拮据，即便凑齐路费和制装费，也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并且，叔父本来是个连小官都算不上的公务员，平常日子，勉强糊口，此时已经失业。一年来，全家六口人，都靠季羡林在中学教书挣的一百六十元大洋过日子。如果他拔脚一走，全家人岂不断了炊。季羡林在狂喜之余，不禁忧心如焚，进退维谷。

出乎意料之外，当季羡林试着把留学的喜讯告诉家人时，他却得到了叔父和全家人的支持。他们说：我们咬咬牙，过上两年紧日子，只要饿不死，就能有出头之日。

1935年9月16日，季羡林和一起留学的其他五位同学首先到达了柏林。他在柏林呆了一个多月，最终被德国学术交换处分派到哥廷根大学去学习。1935年10月31日，他从柏林到了哥廷根。本来只打算在这里读两年书便回国，没想到一住就是十年，住的时间之长，在他的一生中，仅次于济南和北京，哥廷根成了他的第二故乡。

哥廷根是个小城，人口只有十万，其中大学生占二三万人，是座名副其实的大学城。到达哥廷根的第二天，季羡林在日记中写道，他希望研究的学问是“读一点古代有过光荣而这光荣将永远不会消灭的文字”。也就是说，此时，他对自己今后要走的道路已经明确，就是研究古代文字。不过，究竟研究哪一种古代文字，尚未确定。

季羡林就这样在哥廷大学这种绝对自由的气氛中开始了他的留学生涯。第一年，他选了希腊文，另外又选了许多课，每天上课六小时，还自学拉丁文。过了一段时间，他对学希腊文有些动摇，想改学古埃及文，又犹豫不决。正在彷徨之际，1936年的夏学期开始了。他偶尔走到大学教务处门外，逐一看各位教授开的课程表。忽然，眼睛一亮，他看到了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开梵文的课程表，激动万分，这正是他多年来梦寐以求而又求之不得的课啊！

从1936年开始，季羡林便选了梵文为主修课程。从此，他终于找到了一生要走的道路。在后来的十年里，季羡林受到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的严格训练，悉心传授，获得了博士学位，并且发表了几篇轰动世界梵文学界的论文，他自己也成了一位世界知名的梵学大师。季羡林永远感激这位德国恩师，称他为“博士父亲”。

按德国的规定，考博士必须读三个系：一个主系，两个副系。季羡林选的主系是梵文。两个副系，分别是英国语言文学和斯拉夫语言学。但斯拉夫语言学，不能只学一门俄语，于是又加一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言。这样，加起来同时要学四门外语：梵文、英文、俄文、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其负担之重，可想而知。

转眼间，到了1937年，季羡林的交换期快满了，是该回国的时候了。然而，国内爆发了“七七”事变，随即，抗日战争全面展开。不久，他的家乡济南就被日寇占领。他的退路断了，有家难归，只好暂时死了回国这条心。可是，交换期满后，他就不能再从德国方面领取每月一百二十马克的生活费，眼看生活就没有了着落。在这进退维谷的危急时刻，幸运之神再次降临。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所长古斯塔夫哈隆教授得知他的情况后，主动找上门来，请他担任汉学研究所的汉文讲师，教德国学生学汉语。

1939年，瓦尔德施米特教授被征从军，已经退休的西克教授，以垂暮之年，出来代替他上课。西克教授既是著名的梵文大师，又是世界上仅有的几位读通了吐火罗文的大师之一。西克教授第一次上课时，就郑重宣布：他要把毕生的专长学问，传授给季羡林这位异邦的青年。于是，季羡林又开始了攻克吐火罗文的艰难历程。

1939年9月1日，德国向东邻波兰进攻，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爆发。在哥廷根的日子里，季羡林饱受轰炸、饥饿、乡愁的煎熬，有家不能归，有苦无处诉，一切的不幸与委曲，只能默默地往肚子里咽。只有在读书和写论文时，才能让他暂时忘记世间的烦恼。一旦回到住处，孤身独坐室中，烦恼又涌上心头，无法排解。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他离开哥廷根回国。

战争终于结束了。在向师友告辞之后，季羡林和其他五个中国人，于1945年10月6日，乘盟军的吉普车，离开哥廷根，奔赴瑞士，再辗转回国。

季羡林抵达上海后，本想立即赶回济南老家与家人团聚。无奈当时内战正在激烈进行，津浦铁路中断，他一时还回不去。不过，还有另一件同样急迫的事需要办理，就是要赶紧落实回国后的工作问题。关于这件事，还要从几个月前，他同恩师陈寅恪先生的通信说起。

1945年秋，二战刚刚结束，英国牛津大学约请陈寅恪先生去伦敦治眼病。他们希望陈先生眼病治愈后，能留在牛津讲学。陈先生急欲恢复视力，决心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只身远涉重洋，赴英就医。

季羡林在清华念书时，曾旁听过陈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课。1945年，季羡林在哥廷根准备回国，听说陈先生其时正在伦敦治病，立刻给陈先生写了一封信，向他报告了自己十年来的学习和学术研究的情况。虽然陈先生当时对季羡林以及他的学业并不了解，但是有一个机缘，使陈先生很容易便对季羡林有了了解。季羡林的师祖吕德斯，正是陈先生当年在德国留学时的老师，而季羡林的老师瓦尔德施米特正是陈先生的同学。

不久，季羡林就收到了陈先生寄来的一封长信。信中除了一些奖掖鼓励的话以外，还打算介绍他到北京大学任教。这当然使季羡林喜出望外。就这样，季羡林回国后的工作便定了。他后半生与北大共命运的人生道路也就从此定了下来。

1949年1月31日，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这一天北平宣布和平解放。已经是北大教授的季羡林同北平市民一样，怀着激动的心情，一个人从翠花胡同住处走到不远的东四牌楼，站在夹道欢呼的人群中，迎接胜利之师，观看这历史性的场面。季羡林在后来的回忆中说：“人民政府一派人来接管北大，我就成了忙人。”

的确如此，一解放，季羡林所在的北大东语系忽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教员人数增加了十倍，学生人数增加了二百多倍，从北大最小的系忽然变成了北大最大的系。这是季羡林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

从1949年到1951年的两年间，季羡林整日忙忙碌碌，在处理各种事务性工作和会议的漩涡中度过。在百忙之中，他还抽出时间，和曹葆华一起翻译了马克思的《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两篇长文在《新建设》上发表。

院系调整过程中，1952年7月，教育部宣布：全国各级各类学校教职员工调整工资，实施新的工资标准。新标准规定，高校共三十三个工资等级。季羡林被评为一级教授。1956年，又重新评级，季羡林仍然被评为一级。1956年，季羡林又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这一时期，是季羡林有生以来最为风光的时候。然而，这种春风得意的状态并没有持续多久。

1957年，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难忘的年头，至今回忆起来仍然令人不寒而栗。对全中国人来说，这一年也是一个命运的转折点。从这一年开始，中国这艘航船偏离了强国富民的航向，在政治运动的惊涛骇浪中，逐渐驶向“文革”的漩涡。

1965年11月，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这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信号。稍有政治嗅觉的人，都能从中嗅出点火药味，看出点风向来。季羡林在南口村读到这篇文章，竟然一点也没有感觉出这就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就是大风暴将要来临的信号。他只把它当作一篇平常的学术文章看待，可见他脑袋里一向缺少政治细胞。

季羡林不但缺少阶级斗争这根弦，他还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心里藏不住话，不懂得韬晦之计，不懂得沉默是金。他看完姚文元的文章以后，竟然信口开河，大发议论，毫无顾忌，他到处扬言：“我根本看不出《海瑞罢官》会同彭德怀有什么瓜葛”。

季羡林哪里知道，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他有一位“高足”，出身贫农兼烈属，平常对他毕躬毕敬，已被季羡林内定为自己的“接班人”。然而，就是季羡林的这一个“心腹”，把他说的话都记在心里。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季羡林被关进“牛棚”以后，这位“高足”看到时机已到，正好落井下石，为了自己捞一顶小小的乌纱帽，把他记住的季羡林说过的话，竹筒倒豆子，再加上一点歪曲，倾盆倒到了他的头上，把他打成了“三家村的小伙计”。

很快，季羡林的家便被抄了，抄家后的第四天，来了两个臂缠红袖章的红卫兵，雄纠纠，气昂昂，再一次闯进他家，把他押到外文楼去受审。以前季羡林走进外文楼是以主人的身份，现在是阶下囚了。可怜他在外文楼当了二十多年的系主任，晨晨昏昏，风风雨雨，殚精竭虑，努力工作，如今竟落到这般地步。

第一次审讯，还让季羡林坐下，审讯人有几个就是他的学生，有时候还微露窘相。但是季羡林憋了一肚子气，又自恃没有辫子和尾巴，同他们硬顶，说话声音很大，情绪十分激烈，结果审不出什么东西来。如是一次、两次、三次，审讯者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季羡林估计，可能是他们感到掌握的材料多起来了，他们心中有了“底”的缘故吧。最后，审讯者终于把“底”抛出来。

第一个“底”是一只篮子，里面装着烧掉一半的一些信件。第二个“罪证”是一把菜刀，是抄家时从住在另一间小房间里季羡林婶母枕头下搜出来的。第三个“罪证”是一张石印的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照片。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季羡林即使长了一百张嘴也辩解不清了。他还有什么办法呢？

当时，隔上几天，季羡林就会被批斗一次。批斗的单位很多，批斗的借口也不少。

首先是北大的工人批斗季羡林。解放初期，季羡林曾长期在北大工会工作。他生平第一个“积极分子”称号，就是“工会积极分子”。然而到了文化大革命中，这件事却成了季羡林的特殊罪状。北大的“工人阶级”早就对臭知识分子领导他们心怀不满。他们本来打算把当过北大工会主席的三位教授都揪出来，一起批斗。可惜三位中的一位已经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去了，另一位不知为什么也没有揪到，只剩下季羡林孤身一人来演这场独角戏。

“杀鸡”的把戏耍完，“黑帮”们在长矛的押解下，排队登上几辆敞篷卡车，开往十三陵附近的北大分校。路上大约走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到达了目的地，也就是劳改的地方——太平庄。

在太平庄二十多天的劳改中，季羡林有一种特殊的幸福感。这里用不着随时担心被批斗，除了偶尔挨上一棒或一顿骂之外，没有喷气式可坐，没有胡说八道的批斗发言，这对季羡林来说已经是最大的幸福了。他真希望长期在这里呆下去。

季羡林是个闲不住的人。他在当门房时，除了有电话有信件时外，无事可千。这种不动脑筋其乐陶陶的日子，他很不习惯，甚至很难受。于是，他经过反复的考虑，最后决定翻译蜚声世界文坛的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这部史诗够长的了，精校本还有约两万颂，每颂译为四行，至少有八万行。他想，这够自己忙活几年的了。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冬去春来，寒来暑往，历经五年多的时间，季羡林竟把长达八万行的《罗摩衍那》翻译出来了。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始出版《罗摩衍那》，至1984年出齐，厚厚的八大本。季羡林为中国翻译史和中印文化交流史建立了一座丰碑。

“文革”以后，季羡林的命运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戏剧性的变化。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本来已经被“革命”小将——其实并不一定都小——在身上踏了一千只脚，永世不得翻身。可否极泰来，人间正道，浩劫一过，我不但翻身起来，而且飞黄腾达，“官”运亨通。”

为了明晰起见，下面把“文革”后季羡林的“官职”择要列表如下：

1978年2月，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1978年3月，任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

1978年7月，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

1978年12月，再次当选为北京大学工会副主席。

1979年1月，官复原职，被任命为东语系系主任。

1980年5月，被任命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

1980年11月，被选为北京大学第七届党委委员，并且被选为北京大学出席北京市第六次党代会的六名代表之一。

1983年5月，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且被选为六届人大常委会委员。

除此而外，季羡林还兼任：

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会长、中国亚非学会会长、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民族文字学会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名誉会长、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德国哥廷根科学院《新疆吐鲁番出土佛典的梵文词典》顾问、冰岛“吐火罗语与印欧语系研究”顾问等五十余个职务。

季羡林的职务多得连他自己也记不住，如果印在名片上，三张名片也不够，所以他平时不用名片，必须交换名片时，他的名片上只印着“北京大学教授”这一个头衔。

20世纪80年代初，季羡林已经年逾古稀，满头银发，额头上增添了许多皱纹，看上去俨然一老翁的样子。正如臧克家在1980年写的一首诗《赠季羡林同志》中所描写的：“朴素衣裳常在眼，遍寻黑发一根无。”但是，季羡林自己却“一点老的感觉都没有”。他终日笑容满面，精神矍铄，像年轻人一样骑着自行车在校园里穿梭，骑车的速度之快让家人常常替他担心。

1990年以后，季羡林名声日隆。于是，各种各类的人物，从国内国外纷至沓来，纷纷拥到朗润园13号公寓季羡林家里，要求同他见面。季羡林家的门坎几乎快被踏破了。有时候，季羡林一天要接待六七批来访者。他开玩笑说自己，“简直成了医院的主治大夫”，家里吃饭的屋子成了候诊室，客厅成了诊室。来访者鱼贯而入，季羡林还成了照相的道具，采访者“审问”的对象。人们排队轮流同他照相。他最怕的是摄影师那一声棒喝：“笑一笑。”他说：“同老友照相，当然可以发出由衷的笑来，同素昧平生的人照相，能笑得起来吗？”

2001年8月，季羡林回山东临清老家祭祖，给父母亲扫墓，不知怎么走漏了风声，竟有六个电视台摄制组随同摄影。当地政府因为他的到来，专门清道开路，沿途岗哨林立，两旁人群夹道欢呼，官庄1700多人都出来欢迎他。季羡林见到这般情景，感到诚惶诚恐，心中十分不安，连声说：“不应该这样！不应该这样！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人。家乡给我这么高的荣誉，简直像一个国家总统访问北京。我实在于心有愧。”可是人们完全不听他的，也不理解他的心情，盛大的欢迎仪式照办不误。这让季羡林陷入了尴尬与痛苦之中。

季羡林每天还收到成捆成包的信件。来信的人几乎遍布全国，男女老少都有。信的内容五花八门，匪夷所思。季羡林不可能一一回复，又不愿让来信人失望，只好请他的助手、学生代为回复。他曾经说过：“今后再不接受来访，再不答应什么“主编”、“顾问”，再不写字了。”然而，话声还没落地，敲门声已经响起，又来人了。有的人竟在门外等候四个小时，只求一见。简直成了现代版的“程门立雪”。季羡林是一位宽厚仁爱之人，岂能让客人在门外空等？只好赶紧请进家里来。实际上哪一个来访者也拒绝不了，季羡林只好自食其言，委曲求全。

可是这样的“轮番轰炸”，对一位九十岁的老人来说，无论体力心力都是吃不消的。近年来，他常常发出慨叹：“我活得实在太辛苦了，我想休息一下了”。

整个90年代，季羡林是在家遭不幸、疾病缠身和成名之累三者夹击中度过的，其中的苦痛艰辛外人是很少知道的。可是，他的三部巨著也正是在这样的困境中完成的。这里用得着季羡林喜欢的一句话：“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季羡林正是以这种坚忍不拔、锲而不舍、老当益壮的超人毅力与雄心壮志，完成了他学术研究的最后“冲刺”，登上他一生学术研究的巅峰。这同样是一种自我超越，一种令人敬佩的生命超越。

2.季羡林先生的著作简介

季羡林先生集编辑、翻译，创作于一身，据不完全统计，他到目前为止出版的作品已超过百部，真可谓“著作等身”，下面我们就择其要分为学术著作、散文创作、翻译作品、编著作品四类，进行简单的描述。

（一）学术著作

1.《糖史》

《糖史》的写作始于1981年，最终完成于1998年，是季羡林至今为止用力最勤、篇幅最大的一部学术著作。全书共分三编：第一编为国内编，第二编为国际编，第三编为结束语，共计七十三万余字。

《糖史》用大量事实证明：糖和制糖术一千多年来，一直在中国与印度、东亚、南洋、伊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交流和传播，同时也在欧、非、美三大洲交流。《糖史》还勾勒出了这些交流的路线，考证出了交流的年代，集散的口岸，以及由于交流，制糖术水平得到逐步提高，糖的种类、品质也随之大大提高，逐渐形成我们今天常见的白沙糖、冰糖的整个历史过程。《糖史》还使我们了解到过去很少有人知道的有关甘蔗和食糖的种种知识，如：甘蔗的种类、名称、种植技术及其传播，糖的名称及其演变，糖的典故传说，它的食用和药用价值，糖的产地分布和贩运、制造工艺等等。

《糖史》虽不是一部纯粹的科技史，但是它仍然是一部在最严格意义上讲的科学著作。这是因为季羡林在写作中采用了最严格的考证方法，“言必有据，无征不信”。季羡林为了求真，在浩如烟海的中外书籍中，像大海捞针一样地寻找证据。仅在《国内篇》中，他选来使用的资料，其出处就包括：正史、杂史、辞书、类书、科技书、农书、炼糖专著、本草和医书，还包括僧传及音义在内的佛典、敦煌卷子、方志、笔记、中外游记、地理著作、私人日记、各种杂著，还包括梵文、巴利文及英德等西文著作。阅读量之大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在世界上，到目前为止，严格意义上的《糖史》只有两部，一部是德国人yonLippmann写的，一部是英国人Deerr写的，但真正从文化交流的角度上来写的《糖史》，季羡林是“始作俑者”，是前无古人的。

2001年，季羡林的《糖史》荣获“长江读书奖一等奖”。

2.《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剧本>译释》

《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剧本>译释》是季羡林另一部重要的学术著作。它的内容包括两个部分：一、研究吐火罗文A残卷《弥勒会见记》的英文专著；二、用中文撰写的长篇导论。季羡林这本书的问世，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从1981年开始着手进行译释，直到1998年正式出版，中间经过了十七年的时间。

3.《玄奘与<大唐西域记>——校注<大唐西域记>前言》

这篇文章本是为《大唐西域记校注》一书写的前言。但是由于它涉及的范围大大超出了《大唐西域记》这本书的内容，因此完全可以视为一本专著。全文近十万字，分为五个大部分：一、唐初的中国；二、六七世纪的印度；三、唐初中印交通的情况；四、关于玄奘；五、关于《大唐西域记》。

季羡林为写这篇文章下了很大功夫，查阅了大量中外资料，耗时一年多。他说：“因为《大唐西域记》这部书蜚声世界，特别是享誉天竺，由来已久，影响至大，所以我不惜以近十万字的篇幅，对此书的方方面面，细致深入地加以探讨。我费的时间长，查阅的资料多，对产生这部巨著的时代背景和地域条件都详加论列，以利读者对此书之了解。”

（二）散文创作

季羡林的散文属于“学者散文”一派。他自己说，写散文是在研究学术之余的一种“余兴”。往往是在研究那些枯燥无味的语言文字时，累了，想歇息一下，换换脑筋，又正赶上“心血来潮”，“情动于衷”，于是，便换张桌子坐下，提起笔来，将胸中的激情和感悟，泻于笔端，这样，一篇散文便诞生了。但是这“余兴”并非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是信手拈来，一挥而就，随意成章的。这不符合他的性格和做事原则。

季羡林的第一篇散文《文明人的公理》写于1929年1月，当时他还是一名高中生。从那时起，一直到今天，近八十年的生命历程中，他基本上没有中断过散文的写作。

季羡林一生究竟写过多少篇散文？除去杂文、小品、序、跋等不计，单就“纯粹”的散文而言，在1992年编《季羡林文集》时，共收入了七本散文集：《因梦集》、《天竺心影》、《朗润集》、《燕南集》、《万泉集》、《小山集》和《留德十年》。其中，《留德十年》属于长篇散文。这七本集子收散文二百零三篇，共九十五万字。

从1992年至今，这十余年是季羡林散文的多产期，又出版了《怀旧集》、《赋得永久的悔》、《我的心是一面镜子》、《朗润琐言》、《梦萦未名湖》、《人生漫笔》、《清塘荷韵——学者随笔八人集》、《缀玉集》、《漫谈人生》、《千禧文存》、《新纪元文存》和《牛棚杂忆》等十几个散文集。这些集子由于受到时下“选本热”的影响，新旧散文混杂，1992年以后的新作，难以精确统计，约略估计，总在百篇以上。

这样算来，季羡林一生大约写了三百余篇散文，其中包括两部长篇散文《留德十年》和《牛棚杂忆》，总字数在一百五十万字以上。作为一位业余散文作家，能有如此丰硕的收获，这“余兴”也够惊人的了。

季羡林在《漫谈散文》中写道：“我认为，散文的精髓在于真情二字，这二字也可以分开来讲：真，就是真实，不能像小说那样生编硬造；情，就是要有抒情的成份。即使是叙述文，也必须有点抒情的意味，平铺直叙为我所不取。”

季羡林提出的“真情”二字，指的是散文的内容、思想、感情而言。那么，在散文的形式上，也就是在艺术性方面，他的主张又是怎样的呢？他在《追求一个境界——漫谈梁衡的散文》一文中写道：

最近几年，我在几篇谈散文的文章中，提出了一个看法：在中国散文坛上有两个流派。一个流派主张（或许是大声地主张），散文之妙就在一个“散”字上，信笔写来，松松散散，随随便便，用不着讲什么结构，什么布局，我姑且称之为松散派。另一派是正相反，他们写作讲究谋篇布局，炼字铸句，我借用杜甫的一句话：“意匠惨淡经营中”，称此派为“经营派”，都是杜撰的名词。我还指出，在中国文学史上，散文大家的传世名篇无一不是惨淡经营的结果。我窃附于“经营派”。

总起来说，季羡林对散文写作的意见是：思想内容要有真情。不能虚情假意，胡编乱造，无病呻吟；文章的形式上，要讲究章法，语言选用上要狠下功夫，不能松松散散，随随便便。他说：“一篇好的散文，读起来虽然如行云流水，自然天成，实际上其背后蕴藏着作者的一片匠心。”稍有写作经验的人，恐怕都会赞同他的这种看法。

季羡林是一个感情极其丰富的人，又是一个性格十分内向的人。他内心深处的情感很少外露，只有在他的散文中，真情通过文字倾泻出来，读者才能感触到他内心喜怒哀乐的真情。从他的散文中，我们看到，他爱母亲的一片痴情（《寻梦》、《一双长满老茧的双手》、《赋得永久的悔》等）；他对师辈的缅怀和敬重之情（《我和济南——怀鞠思敏先生》、《忆念胡也频先生》、《回忆陈寅恪先生》、《他实现了生命的价值——悼念朱光潜先生》、《西谛先生》、《我记忆中的老舍先生》、《悼念沈从文先生》、《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等）；他对同学友人的诚挚之情（《忆章用》、《春城忆李广田》、《怀念乔木》、《悼组缃》、《悼许国璋先生》等）；他对国际友人炽热如火之情（《一个抱着小孩子的印度人》、《天雨曼陀罗——记加尔各答》、《塔什干的一个男孩子》、《在兄弟们中间》等）；他对祖国壮美河山的赞颂之情（《登黄山记》、《登庐山》、《游天池》、《富春江上》等）；他对燕园、清华园的依恋之情（《梦萦未名湖》、《梦萦水木清华》等）；他对花鸟虫鱼的怜爱之情（《老猫》、《咪咪二世》、《喜鹊窝》、《幽径悲剧》、《怀念西府海棠》等）等等。他有没有愤怒和仇恨之情呢？应该说，也是有的，但不多见。一本《牛棚杂忆》便是对一切魑魅魍魉的怒斥和鞭挞。季羡林常说，自己是一个普通人，同大家一样，七情六欲，喜怒哀乐都有。他在散文中，从不隐瞒这种真实的感情，把它毫无保留地写出来，呈现给读者看。

由于季羡林国学功底深，又懂多种外语；饱经忧患，又见多识广；敢说真话，又洞明世事，可谓集史、识、才、情于一身。因此写起散文来任意挥洒，新意迭出；评人论事，妙语如珠；看似漫不经心，实则独具只眼。寓哲理于草木虫鱼之中，寄心魄于日月星辰之上。抒忧国忧民之真情，赞民族文化之辉煌。悼师友之谊泪湿青衫，念母亲之恩五内俱焚。他的散文，喜的成分少，悲的成分多，有许多篇是和着泪写成的，感人至深。季羡林的散文被誉为20世纪90年代“老生代”散文的代表之一，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他的散文的魅力，将长时间地保持下去。

（三）翻译作品

在前一节“季羡林先生生平”当中，我们已经提到了季老在文革期间“偷”译《罗摩衍那》的事情，历时五年，厚厚的八大本。那么，《罗摩衍那》究竟是怎样一部书呢？

《罗摩衍那》与《摩诃婆罗多》并列为印度古代两大史诗。同古代希腊两大史诗《奥德赛》与《伊利亚特》一样，部属于伶工文学一类。也就是，最初它们是由伶工歌唱的文学。最初的文学都是口头创作，没有文字。有了文字以后，在很长的时期内，仍然是师徒授受，口耳相传。最后，大约由一个人把流传的各种“版本”的史诗经过增删润色，就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史诗。古希腊两大史诗最后总其大成者为荷马，《罗摩衍那》的作者则是一个叫蚁蛭的伶工。

《罗摩衍那》被称为“最初的诗”，大约产生于公元前三四世纪，一直到公元初几个世纪才定形。旧传本约24000颂，新出版的精校本有18745颂。《罗摩衍那》的内容也是以英雄美人悲欢离合的故事为主线，中间插入许多神话、童话、寓言、小故事等等，幻想丰富，文采绚丽。由于这部史诗产生于印度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时期，所以它广泛地反映了当时印度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民俗学等方面的内容。

《罗摩衍那》在印度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它是印度古典文学的伟大典范，也是后来印度文学创作取材的重要源泉。《罗摩衍那》很早就传到印尼、伊朗、中亚一带，并对那里的文化产生过影响。19世纪《罗摩衍那》传到欧洲，引起了广泛重视，很快就有了意大利文、德文、英文的译本。20世纪又有了俄文、日文译本。美国有一个专门的学会，集中人力来翻译和研究该书。

总之，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罗摩衍那》在世界各国的影响广泛而深入，受到各国人民的喜爱。遗憾的是，与印度有着两千多年文化交流历史的中国，在季羡林翻译之前，却从来没有一个人把这部史诗从梵文翻译过来，所以在中国知道这本书的人很少。原因很简单，这部史诗是宣传印度教思想的，中国古代的佛经译者当然不会去翻译它。进入现代以后，中国懂梵文的人本来就极少，即使有能力翻译的人，又有谁敢去啃这块“硬骨头”呢？所以《罗摩衍那》这部闻名于世的印度史诗，始终是我国翻译史上的一个空白。因缘际遇，季羡林利用“文革”之便，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终于把这块“硬骨头”啃完了，填补了这一空白。

（四）编著作品

1.《中国大百科全书》

1978年，编撰《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工作开始启动。这是新时期开始后的第一项重大文化建设工程，也是中国文化建设的空前壮举。姜椿芳总编辑盛情邀请季羡林参加编撰工作，出任其中《外国文学》卷编委会副主任委员。当时，季羡林在北大身兼数职，本身有教学科研任务，还在翻译巨著《罗摩衍那》，工作十分繁重。但是，季羡林认为此项工作意义重大，于是挺身而出为姜老分忧。季羡林与《外国文学》卷编委会主任委员冯至合作主编这卷书。1982年9月，《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出版了，共三百六十多万字。在编写过程中，季羡林亲自策划、审稿、撰写辞条，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1982年10月，季羡林又应邀与吕叔湘一起指导《语言文字》卷的筹备工作。1984年初任《语言文字》卷编委会主任委员。同年，又受聘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语言文字》卷用了大约四年时间，终于出版。这两卷书在《全书》中都是进度比较快，质量比较好的，受到了读者的好评。

2.主编大型丛书《东方文化集成》 HWZryfr8Qy5UgyIkFBXpIlPOd/KEqOTAZFqvTEMKL4Wex9gCl3XOIn7sdDTqEf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