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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不思蜀”的刘禅，婉约词宗李煜李后主，“全无心肝”的陈叔保，这些亡国后主都不约而同死葬北邙，至于伊尹、吕不韦、贾谊、班超等历代名人更是数不胜数，所以人说：北邙无卧牛之地。
邙山地处古都洛阳之北，数代王朝在此建都，年代跨越之久，年数累积之长，在中国古都中是少有的。北邙一直为历代墓葬之地，出现如唐代诗人王建《北邙行》中描写的“北邙山头少闲土”现象，可以说是蔚为壮观。但中国墓葬中这一“葬在北邙”的现象，缘起何时、源于何人呢？
中国人一生笃信“风水学”，尤其是“生与死”这一头等大事，更是与风水脱不了干系。无论是平民老百姓还是皇帝贵族，无不想为后世寻找一个祖荫之所。其中，更以皇家贵族为甚。
东周第二代天子桓王陵，在渑池县南村乡的凤凰山，这里北临黄河天险，与青山、岱嵋寨并肩耸立，山水环绕，风景秀丽，地势险峻，但因土质不好，竟特意从洛阳北邙山运来黄土，垒起一个高10米，周长100米的封土堆！邙山的黄土与凤凰山上夹杂碎石的土壤完全不同，更奇的是，邙山黄土不仅不易被水冲刷流失，还因土质肥沃，其封土堆上生长的草木也特别旺盛。
也许，东周自其第十二代天子景王始葬北邙，就是受此启迪吧。
据《后汉书》、《水经注》、《太平寰宇记》等记载：周景王葬于翟泉。翟泉就在邙山脚下汉魏故城遗址东北隅的金村附近。邙山墓区，除景王外，还葬有敬王、元王、贞定王、哀王、思王、考王、威烈王、安王、烈王、显王、慎靓王共十余代周天子，金村陵区是东周最大的陵区。
周天子葬于金村的直接原因，可能是因王子朝之乱迁都成周（今洛阳白马寺东，即汉魏故城一带）。公元前520年，周王朝爆发了争夺王位的内讧，尚在守藏史任上的老子因“站错了队”，在叛乱失败的王子姬朝“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后失去了职位，于“周之衰”的叹息中离开了洛阳。周平王迁都洛邑，到景王，历12世以王城（今洛阳王城公园周围）为都，周敬王因“周之衰”在公元前519年迁都成周，历11世以成周为都，至东周最后一位天子赧王才又迁回王城。
据《水经注》记载，洛水由东北流经三王陵，陵东有石碑。在传说中，洛阳西南的周山一带的四陵，是景王、悼王、定王、灵王的陵墓。曹魏时期编撰的《皇览》称“周灵王葬于河南城西南柏亭周山上”，时至今日还巍峨高耸，雄伟异常，周灵王墓直径约115米，高约50米。
但令人遗恨的是，最早葬于北邙、引领“葬在北邙”之风的周天子墓--“北邙第一陵”被中外盗墓贼给彻底弄没了。
自周天子葬于北邙后，至北宋一代，这儿一直是众多帝王与名人的归宿之所。后来，随着中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南移北迁，至元、明、清，邙山的墓葬中名墓也就极少见到了。墓葬是与社会生活、政治制度、经济兴衰相关联的，是中国历史折射于今天与未来的投影。
北邙山上有全国惟一，也是世界唯一的“古墓博物馆”，中国历代的死葬文化在洛阳北邙山上各有其代表。“生的理想，死的愿望”，以及得道成仙的遐想归结于此，却成了后来者了解先人的最直接的方法。邙山上的历代名人坟墓数不胜数。
据有关史料记载，早在上世纪30年代，邙山出土的墓志铭，属于后魏的近三百件，唐代的将近三千件。墓志数量之多，令人惊叹不已。可见当时的人们是多么渴望死后能在邙山找到一块安息之地。难怪唐诗人张籍《北邙行》这样描绘当年北邙景象：“洛阳北门北邙道，丧车辚辚入秋草。车前齐唱薤露歌，高坟新起白峨峨。朝朝暮暮入送葬，洛阳城中人更多。”
有意思的是，在这北邙之巅，各色帝王将相，美妻娇妾等有财有权者密密麻麻的挤在一起，连绵接冢，所以无论其生前是胜利还是失败，得意还是失意，知音还是对头，是殇是寿，是恨是爱，到了这里都相逢了，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历尽生死朽骨在，相逢无语泯恩仇”，就像明朝才子冯梦龙西江月云：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后商周，英雄五霸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
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田地后人收，说甚龙争虎斗。
纵使生前万节名烈，经过千百年沧桑变迁，终归化做荒丘，想想此些当年能随心所欲导演人间悲喜，使得万骨枯，百城废的帝王将相，此身后事不过如此尔！
回过头看看这欲望横流的社会里，人们竭尽心力的追求名利，为了它们，抛弃了太多真挚的亲情，友情，爱情。
当你独望北邙，看着黄沙埋枯骨，几世繁华皆帆过，列国纷争，群雄逐鹿，帝王将相，功成名就。最终还是在一片黄昏残阳，洛水秋风中被历史涤荡的虚无，惟有有亲情，友情，爱情和信念，伴随到永远……
8.会五岳之精粹，纳三山之灵气--中岳嵩山
嵩山是一本厚重的历史书，翻开第一页，你会立刻被其中精彩的情节吸引；嵩山又是一部深奥的哲学书，看一眼就会沉浸其中难以自拔；嵩山还是一幅优美的山水画，徜徉其间，你会流连忘返。这是一个既能让内行看出门道，又能让外行看到热闹的地方。在嵩山可以领略中华八千年历史进程：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三皇五帝、夏都阳城在这里都有遗址。帝王将相、骚客文人，慕名而来，祭祀封禅，立碑勒石、绘画留丹。寺、庙、宫、观林立，祠、庵、塔、堂、院、宅、台、坛、阙、馆众多，碑刻题记、石雕、壁画、星罗棋布：禅宗祖庭少林寺，道教圣地中岳庙，宋代四大书院之一的嵩阳书院鼎足而立，中岳嵩山“会五岳之精粹，纳三山之灵气”，七十二峰，峻拔秀逸；少林武术奥妙神秘；现代建筑其风格独特，更具魅力。
嵩山的人文景观、自然景观，吸引着众多的专家、学者去追求，去探索。历史学家称它为“文物之乡”，建筑家称它为“建筑艺术宫殿”，书画艺术家称它为“书画艺术珍藏馆”，地质学家称它为“五世同堂”，旅游家誉它为“五岳之尊”，武术界认为它“天下功夫第一”。凡是研究过嵩山，到过嵩山的人，无不为它的博大精深、奥妙无穷所倾倒，都认为它是华夏文化的摇篮，炎黄子孙的源渊。
就连大自然，也对嵩山眷顾有加。嵩山不仅有峻秀的山峰，更有无数景素组成的自然奇景。唐朝就有嵩山八景之说，后增至中岳二十景，诗称：月满嵩门正中秋，轩辕早行雾中游，颍水春耕田歌起，夏避箕阴溽暑收。石淙河边睹会饮，玉溪台上垂钓钩。余雨少室观晴雪，瀑布崖前墨浪流。龙潭贯珠琼浆浅，嵩阳洞天景色幽。少室夕照垂金线，御寨日落苍谷口。石池高耸云崖畔，石僧思凡站山头，石笋闹林柏涛滚，珠帘飞瀑震天吼。高峰虎踞云天啸，猴子观天盼解咒。熊山积雪称奇观，峻极远眺天地悠。
这首诗，把嵩山二十景全部囊括其中，即嵩门待月、轩辕早行、颍水春耕、箕阴避暑、石淙会饮、玉溪垂钓、少室晴雪、卢崖瀑布、龙潭贯珠、嵩阳洞天、少室夕照、御寨落日、石池耸崖、石僧思凡、石笋闹林、珠帘飞瀑、云峰虎啸、猴子观天、熊山积雪、峻极远眺。这些自然景观或雄伟魁丽，或俊逸诱人，或横练直下，或层烟叠翠。真是昂霄逼汉，松石崖嵬、峭崖峥嵘，险峻处令人叹为观止，迷人处使你流连忘返。
而且，自南北朝起，嵩山就成为我国宗教、文化活动的重要地区。
相传嵩山是中岳神居住的地方，所以历代封建统治者都到这里来祭祀山神。一般而言，古代帝王巡祭五岳，仅在东岳泰山举行封禅大典。惟有唐代的武则天封禅于中岳嵩山，封中岳神为“天中王”，扩建秦代的太室祠，改名中岳庙。唐玄宗开元年间，把中岳庙迁建于黄盖峰下，宋、金时又加以扩建，再经明、清两代的多次修整，乃成为今日的规模。
早在汉代，道教就已在嵩山活动，历代建置的道观不少，嵩山遂成为道教的名山，是三十六小洞天中的第六洞。宋以后，道教势力逐渐衰微，山上的道观经多次兵火已全部湮灭无存。佛教则是在东汉进入嵩山。东汉永平十四年(公元71年)，在嵩山玉柱峰下建起了第一座佛寺大法王寺，仅晚于洛阳白马寺三年，是中国最古老的佛寺之一。从唐代直到明清，嵩山佛教一直兴盛不衰，陆续建成佛寺数十所，遂取代道教而成为佛教名山。现存的佛寺有太室山上的水泰寺、会善寺、法王寺、嵩岳寺、芦岩寺、龙潭寺，少室山上的少林寺、初祖庵、莲花寺、清凉寺等近十所。这些寺院虽迭经后期的改建、修葺，仍然保留着一些早期的遗构，如像嵩岳寺的十五层密檐式砖塔，建于北魏永平二年(公元509年)，是中国现存最古的砖塔；初祖庵大殿建于北宋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木构架、斗拱以及门窗装修等均符合宋代《营造法式》的规制。
南北朝后，嵩山逐渐成为道、佛、儒三教荟萃之地。
儒教以北宋四大书院之一的嵩阳书院为代表，书院内有汉武帝游嵩岳时所封大将军柏和二将军柏，树龄已达2000余年，至今枝叶繁茂。嵩阳书院大门外西侧，立有一通大石碑，全称是“大唐嵩阳观纪圣德感应之颂”。该碑高九米余，唐天宝三年立，为嵩山地区石碑之冠。
关于这个碑，还有一段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
据说，在唐朝时候，嵩阳书院叫嵩阳观。观内住着一位老道士，名叫孙太冲，道号“嵩阳真人”。他终日上山刨药，炼取仙丹，为人治病，疗效很好。为此，方圆几千里的人，都来嵩阳观取药治病。后来孙太冲就成了嵩山地区一位德高望重的道人。
一次，唐玄宗李隆基，身染重病，久治不愈，他听说孙太冲炼的仙丹很灵验，就派大臣到嵩阳观讨取仙丹。玄宗皇帝吃了仙丹后，疾病果然好了。事后，为了纪念这件事，唐玄宗派了一个监工大臣，到嵩阳观立碑铭志。各地挑选来许多能工巧匠。开工时，领作的石匠问监工大臣：“碑做多高？多宽？多厚？啥式样？”监工大臣随口答道：“碑越高越好，碑首要载个帽，由嵩阳县（登封县原名）知县监辩，限工期一百天完成”。
数百名工匠，按照监工大臣的旨意，做了81天，谁知，碑做好了，立不起来。后来碑身立起来了，碑帽又戴不上，工匠们急得团团转，谁也想不出好的办法。监工大臣为了催促尽快地戴上碑帽，一连杀了三个县官，六个领工头目，但碑帽仍然无法戴上，最后，监工大臣亲自到碑前，对石匠下令说：“再限你们三天，要不把碑帽戴上，就把你们统统刹掉。”说罢，袖子一甩，两眼一瞪，扬长而去。全体石匠听到命令，一个个愁眉苦脸，束手无策。正在事情陷入僵局之际，忽然从东南方向来了一个老头，只见老头走到碑前，这边瞅瞅，那边看看，笑眯眯的一言不发。有一个石匠对老人说：“那里来的师傅？你还是快些走吧！免得在这里跟着我们遭殃。”老头回答说：“我也是一个手艺人，走到那里，吃到那里，做到那里，我这半辈子入土的人了，还怕个啥，还不是过一天少一天，啥时候土圆到脖子上，也就算完事”。那位老人说罢，转眼不见了。
这“土圆脖子”四个字，使大家受到了启示，提醒了众位石匠，于是，工匠们就抬了大量的黄土，圆到石碑脖子的根儿，大家顺着土坡，把碑帽滚了上去，安到了碑身顶上，后将黄土挑走，完成了全部竖碑任务。据传，那个老头，就是鲁班。从此，鲁班智立唐碑的故事，就在嵩阳观一带传开了。
9.“开拓封疆”话汴梁
在某年的春节晚会上，有一个环节是各省电视台主持人联袂演出的《张灯结彩谜语大拜年》，其中，第一个谜语就是“过年了，拆红包--打河南历史名城”。这个极具喜庆色彩的谜语，其谜底就是屹立在辽阔平坦的豫东平原上的历史文化名城“开封”。据考古研究成果表明，远古时代这里河湖纵横，气候温和，伟大的黄河横贯此地，孕育了这里的古代文明，而更是早在五千多年前，就有人类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劳动了。
开封与西安、洛阳、北京、南京、杭州、安阳并称为中国七大古都，还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23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其历史悠久，作为城市可以追溯到公元前7世纪，从郑庄公在此筑启封城始，至今已有2700余年的历史了。该城取“开拓封疆”之意，开封由此而得名。夏朝国君帝宁曾定都今开封境内的老丘，战国时期的魏、五代时期的梁、晋、汉、周以及宋和金的国都，也相继定都于此，元末刘福通领导的农民军曾以开封为都，建立了龙凤农民政权。
长期的建都史，在开封城中留下了大量文化遗迹。尤其是北宋时代的开封，水陆交通发达，人口百万，商贾如云，是当时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当时全世界最繁荣的城市之一。
金灭北宋以后，于1214年迁都于汴京，使开封又成为金国首都。二十年后，金被元灭。金章宗明昌五年(公元1194年)黄河改道，从此以后，黄河严重威胁开封城，国家不得不花费巨大力量治理黄河。迄今仍存于开封市北门外辛庄回龙庙里的铁犀就是明代治理黄河水患的遗迹。
该铁犀俗称“铁牛”，明正统十一年(公元1446年)五月，由当时河南、山西巡抚于谦督造。高2米，体宽1米，通体乌黑，独角直指云霄。民间传说于谦巡视黄河时，受到神仙指点，才决定铸造铁犀镇服黄河水怪。铁犀铸成以后，适逢水怪作乱，洪水几乎与大堤漫平，于谦率众人拼死抢险，干钧一发之际，只听得堤上铁犀大吼三声，水怪落荒而逃，洪水猛跌八尺有余。从此，人们对铁犀更加崇信，四时香火不绝。于谦为铁犀撰写了《镇河铁犀铭》，铭文云：“百炼玄金，溶为真液。变幻灵犀，雄威赫奕。填御堤防，波涛永息。安若泰山，固如磐石。水怪潜形，冯夷敛迹。城府坚完，民无垫溺。雨顺风调，男耕女织。四时循序，百神效职。……”从铭文可以看出，当时的人们对它寄予了镇服水怪，保佑百姓安居乐业的美好愿望。
但是，铁犀并没有真正保住黄河大堤，而且还自身难保。明末，黄河溃决，铁犀淹没，直到清代顺治年间方才掘出。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年)重建铁犀镇河庙，移犀入庙供奉。
水真是个奇怪的东西，它可以一如温驯的羔羊，又可如洪水猛兽般凶猛。政权安稳的时候，政府就积极治水，一旦到了政权不稳的时候就不仅不治水，反而决堤放水。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为抵御围城的李自成起义军，官军竟于九月十五日夜扒开黄河大堤，结果开封城被淹没，损失极为惨重。清代虽然对开封城有所修建，但已无法扭转开封城的颓势，开封最繁华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不过，还是留下一些有价值的文物，如山陕甘会馆，就可谓清代雕刻艺术的一朵奇葩。会馆由山西、陕西、甘肃的巨富豪商们集资建造于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为三省同乡会集会场所。此地原为明代开国元勋徐达裔孙奉敕修建的府第，人称“徐府”，后毁为瓦砾。会馆坐北向南，前有雕砖照壁一座，高二丈余，宽四丈余，正面有透雕人物、鸟兽、花卉等图案，背面正中嵌有精美浮雕。从掖门入院，有午楼和钟鼓二楼。北去，有木牌楼巍峨堂皇。牌楼后为二殿，左右为配殿，再后为正殿。各殿皆覆琉璃瓦，金碧辉煌，里里外外各有浮雕、立雕装饰，绮丽非凡。
历史久远的城市大都有一些别名、代称，而且其背后多半有故事，开封也不例外。开封历史上除称为大滦、汴梁以外，还有两个叫“梁园”、“夷门’的别名和代称，它们也都有一番来历。
“梁园”，亦称梁苑，据传为汉文帝之子梁孝王刘武所建之兔园。原址一说在今河南商丘县东，一说即今开封市郊古吹台旧址。梁孝王好营宫室苑囿之乐，汉代枚乘、南朝江淹均有《梁王兔园赋》。后世亦以梁园代称开封，如唐李白即有“一朝去京国，十载客梁园”(《书情题蔡舍人雄》)句。
“夷门”，本指战国大梁城的东门。据《史记魏公子传》载，侯嬴(一称侯生)曾为夷门监(守门官)，魏公子信陵君礼贤下士，对侯非常恭敬，当秦军围赵，赵求救于信陵君时，信陵君用侯嬴之谋，窃符夺兵救赵。因此，司马迁写《史记》时，曾专程到大梁之墟访夷门古迹，致使夷门之名大显。唐王维作有《夷门歌》：“七雄雄雌扰未分，攻城杀将何纷纷。秦兵益围邯郸急，魏王不救平原君。公子为嬴停驷马，执辔愈恭意愈下。亥为屠肆鼓刀人，嬴乃夷门抱关者。非但慷慨献良谋，意气兼将身命酬。向风刎颈送公子，七十老翁何所求。”后来，夷门也就成为开封的别名了。
10.天下名人，中州过半--河南多雄才
江南多英才，河南多雄才。江南与河南是中国两大人文荟萃的渊薮，江南为南宋之后出现历史名人最多的地区，而在南宋之前头把交椅非河南莫属。江南英才多清柔灵敏之人，河南雄才多雄浑沉勇之人。
初唐四杰之一的卢照邻称颂道：“洛阳多才雄。”卢照邻的话改为“河南多才雄”也许更加贴切。
从历史上看，河南可谓人才辈出，河南人在中国历史上相当长一个时期内，都是出类拔萃、引领潮流的开拓者和弄潮儿。
河南地处中原，古称中州，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从古到今曾涌现出众多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文学家、发明家等，晋朝即有“天下名人，中州过半”的说法。河南名人见于二十四史，有事迹可查者不下5000人。
据近代著名学者丁文江对二十四史所列历代著名人物做了一个统计，河南人的数量曾长期名列前茅。西汉有39人，占全部人数的18.75％，居全国第一；东汉有170人，占37.2％，居全国第一；唐代有219人，占17％，居全国第二；北宋时期，有324人，占22.18％，居全国第一。虽然北宋以后河南的人才有下降的趋势，但直到明代，《明史》中所列河南人仍有123人，占7％，居全国第六位；明代考中进士的河南人有1193人，占5.3％，居全国第八位。另据当代学者缨世鸿对《中国大百科全书》所列著名专家的统计，先秦时期，河南籍著名学者有15人，占35.7％，居全国第一；秦汉时期，河南籍著名学者有22人，占24.7％，居全国第一；三国两晋时期，有23人，占27.7％，居全国第一；隋唐五代时期，有46人，与21％，居全国第一；宋辽金时期，河南籍著名专家学者有31人，占全国总数的12％，居全国第三；明代有6人，占3.19％，居全国第九位；清代有7人，居全国第七位；近代，有6人，居全国第十位。总体上来看，从先秦到宋辽金时期，一千多年间，著名专家学者河南籍的有151人，占全国的19.2％，总人数居全国第一。北宋以后，随着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离开河南向南迁移，河南人退出了全国政治舞台的中心，开始走下坡路。从元明清直到近代，虽然河南的专家学者在全国所占比重不断下降，但仍居全国中游偏上的地位。
河南名人无论是在史学，还是文学都有显著贡献。其要者，有许慎著《说文解字》，王充作《论衡》、班氏兄妹修《汉书》。更有影响的是古今经学之争。当时经学大师桓谭、贾逵、马融、郑玄、何休等都在洛阳研讨经学，著书立说，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争论十分热烈。公元79年，汉章帝在白虎观大会群儒议五经异同，命班固编成《白虎通义》，以皇帝名义制成定论。其后，两晋陈寿撰《三国志》，张华撰《博物志》，北魏杨炫之著《洛阳伽蓝记》，郦道元作《水经注》，都使学术文化事业得到长足的发展。
与此同时，河南的文字也是独树一帜。东汉末年，才华出众的孔融、王粲等“建安七子”写出大量文采飞扬、慷慨悲凉的传世之作，以才华和血性酿造了卓然独立的“建安风骨”。其后，曹魏时代的三曹父子(曹操、曹丕、曹植)也都在诗赋创作上造诣甚高。曹操的《蒿里行》、《短歌行》、《步出夏门行》，曹丕的《燕歌行》、《杂诗西北有浮云》，曹植的《白马篇》、《名都篇》、《洛神赋》等等，都是至今仍充满艺术魅力的名篇。关于曹植的《洛神赋》还有一段故事。洛阳老城东关洛川街曾有宓妃庙，传曹植《洛神赋》即作于此庙。洛神即宓妃，系宓(伏)羲之女，因渡洛河溺死而为洛河女神，故又称洛嫔。一直感念其兄魏文帝曹丕之后甄氏的曹植，在宓妃庙触景生情，遂作《洛神赋》。赋中表现了作者对洛神的爱慕和人神相隔不能如愿的惆怅，极为凄婉动人。晋著名画家顾恺之读罢不胜感慨，据其诗意绘《洛神赋图》，亦为稀世珍品传之后世。
再后，西晋的“竹林七贤”(嵇康、阮籍、阮咸、刘伶、向秀、山涛、王戎)，金谷二十四友陆机、潘岳等，都有名作广为传颂。左思的《三都赋》，更是引得人们竞相传抄，一时间“洛阳纸贵”。
至唐，洛阳文苑再现辉煌。天宝三载(744)，中国诗歌天空的两颗璀璨的明星李白和杜甫在洛阳相会，结下了终生不渝的友谊。白居易晚年居洛十八年，笔耕不辍。其他著名诗人贺知章、王昌龄、韩愈、刘禹锡等也都有描绘洛阳的佳作传世。在绘画方面，则有画圣吴道子在上清官、福先寺等处留下绝世佳作。
北宋时期，作为西京的洛阳更是文人学者云集之所。理学泰斗程氏兄弟和邵雍等，均在洛阳著书讲学。欧阳修的《新唐书》、《新五代史》，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都主要在洛阳成书。“文起八代之衰”，任大学士的苏轼虽因与司马光等人的政见不同而屡遭贬谪，但也在京城留有许多优美的诗作和古文。
这些文人学士有的生于斯长于斯，最后葬于斯，有的则是远自他乡而游于斯，最后卒于斯、葬于斯。前者有杜甫，后者有长眠于香山的白居易和分别称为明道先生、伊川先生的大学者程颢、程颐兄弟等。
历史上的河南物华天宝地灵人杰，黄河用它那浩大的情怀哺育了一代又一代冠于一世的风流人物。
河南有先秦两大思想家老子、庄子。
河南有北宋两大理学家程颐、程颢。
河南有中国最著名的两大忠臣比干、岳飞。
河南有中国谋臣的两大楷模范蠡、张良。
河南有中国文坛震烁古今的两大霸主杜甫、韩愈。
河南有中国天资纵横的三大文人贾谊、张衡、蔡邕。
河南有中国最著名的两大说客苏秦、张仪。
河南有中国最著名的巾帼英雄花木兰。
河南有替隋文帝夺取南朝一统江山的两大将军韩擒虎、贺若弼。
河南有秦国的三大王牌丞相范睢、吕不韦、李斯。
为汉光武帝刘秀夺取天下“云台二十八将”多是河南人。
一代枭雄曹操手下的主要谋士郭嘉、荀攸、徐庶、钟繇、司马懿等都是河南人。
到了近代，河南籍的人才也是层出不穷。
享誉国际乒坛的风云人物邓亚萍是河南姑娘，她曾经数十次赢得奥运会。世界杯、亚运会等各项大赛的世界冠军，拥有较高的世界知名度。她不仅技艺精湛，而且善于拼搏，勤奋刻苦，坚韧不屈，具有非凡的人格魅力。她不仅是河南人的骄傲，也是中国人的骄傲。
穆青也是一个标准的河南汉子，曾任新华社社长，在数十年的记者生涯中，先后写下了《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为了周总理的嘱托》、《十个共产党员》等名篇佳作，影响了几代人。他的身上集中体现了河南人的聪明、勤奋和朴实，他为中国的新闻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除此之外，河南籍人才还有：侯振挺，河南新密人，他得到的Q过程惟一性定理,荣获1978年度英国“戴维逊奖”,被国外学者称为“侯氏定理”,成为世界数学界瞩目的人物。
白寿彝，河南开封人，著名史学家，河南开封人，回族史和伊斯兰教史专家，曾任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主编有《中国通史》。
魏巍，著名军旅作作家，以作品《谁是最可爱的人》而闻名。
常香玉，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中国第一位获“五洲最佳艺人终身成就艺术奖”。
……
如果可以，这份河南名人的名单还会继续开下去。要知道刻录下的不过是比较典型的，还有更多优秀的河南儿女扎根于历史底层，凭着刚直不屈、自强不息、特立独行的“中原风骨”和中原人格，光辉灿烂，彪炳史册，他们不仅是河南人优秀因子的代表，更是众多河南人的缩影。“河南自古多雄才”，就是要“雄”给世人看。
第二部分：河南人的生存哲学
河南人是四平八稳的，既没有北方人的粗犷，也缺少南方人的灵秀，他们仿佛被沉重的历史重担压得直不起腰板来。河南人越来越把豪洒威猛的固有禀性深深地掩藏起来，他们在辛勤地劳作与平静的生活中打发沉重的人生。
河南人是最正统的中国人，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人传统的东西:传统的美德、传统的弊端，及千百年来所积淀下来的苦难感。是不是因为被艰苦的环境压抑得太久了？是不是因为经历了太多金戈铁马的战争创伤？河南人才变得守土重情，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衣钵传人。
1.河南人与传统文化
一说到河南，我们就想起了龙门石窟、周公庙；想起了王屋与太行；想起了嵩山少林寺、朱仙镇、河南豫剧、洛阳牡丹、河南烩面……
一说到河南人，我们就想起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中国式农民，一副敦笃厚道的模样。的确，多数河南人是中国农民中最典型的一个群体，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人传统的东西、传统的美德、传统的弊端，及千百年来所积淀下来的苦难感。是不是因为被艰苦的环境压抑得太久了？是不是因为经历了太多金戈铁马的战争创伤？河南人才变得守土重情，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衣钵传人。
在伟大黄河的两岸，拥挤地聚居着一亿多河南人，世界上没有几个大国的人口能与之相比。
河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堡垒，在这儿的土地上随便刨几下，说不定就能刨出恐龙蛋或是青铜器什么的。
文章老辣雄沉的河南人韩愈说，要看整个中国的兴衰变迁，请到河南来。
历史上，河南博采众家之长，汇聚了周围各个地区的文化营养。河南文化是一种吃“万家奶”长大的文化。
文明的衰落在劫难逃。星空黯然失色，历史伟丽的天鹅绒大幕徐徐降下。南宋以后以黄河骄子形象、风云咤叱近3000年之久的河南人逐渐一蹶不振。河南丧失了所有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轴心地位。博大而富丽的文化气象一落千丈。昔日的盛况已成为明日黄花，不复重现。
雄富的土地上，滔天的黄河水长年泛滥成灾，大片田地严重沙化、盐碱化，河南成了一个经常要饿死人的地方了，它在整个中国的文化位置已无足轻重。肩负着古老农耕文化传统的重负，步履蹒跚的河南，在进入近现代后，已不是什么中国或世界文明的领头羊了。不得不承认进入近代后河南人日益丧失了古代中原大地崇高的尚武精神，大多数河南人已经变成了忠厚老实笑容可掬的老实人了，辜鸿铭称中国文化是良民文化，这在河南人那儿得到了验证。
河南既不代表中国最先进的地区，也不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地区，他们代表的是中国最本质的特征和属性；河南人身上凝聚着中国人由来已久的优秀品质和劣根性。
河南人在近现代彻底地落伍了，他们只能在模糊的记忆中深情地缅怀古老时代的荣光。如果有人向他们谈起华人首富李嘉诚、世界船王奥纳西斯的话，他们偶尔也会自豪地提起他们富可敌国的老祖宗吕不韦、范蠡。
河南人就像寒冬的土拨鼠一样蛰伏在中原大地的深处，他们慢慢舐吮自己的爪子，以备来年更加辛勤地耕耘。
河南人越来越把豪洒威猛的固有禀性深深地掩藏起来，他们整年整月在辛勤劳作与平静的生活中打发沉重的人生，除非到了危急的关头，他们勇敢无畏的天性才会显露出来。
河南人就像一匹驰骋疆场的刚烈战马，由于不堪承受重压，不堪忍受永无止境的折磨，所以一方面不得不忍辱负重谋求生存和希望，另一方面富有棱角的烈性脾气也变得温和老成、暮气横秋，早年那些英姿飒爽的傲岸英气已经被潜藏起来，成为苦难生涯中吃苦耐劳的老黄牛精神的原动力。
人世间的一切，往往都能以小见大。譬如一根针落在地上，从寻找这根针的方法和结果，我们就可以辨别出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人们的个性特征。据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家欧美报纸登载了一则趣味性幽默：如果在一间房子里落了一根针的话，屋子里的意大利人、法国人和德国人会对此做出很不相同的反应。意大利人耸耸肩膀，满不在乎地离去；法国人顺手抄起一把扫帚把地胡乱扫了一通，至于针是否扫了出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心理上得到安慰；德国人则会用一把尺子和一根粉笔把地板划成一个个小方格，在每个格子里仔细寻找，直到找到这根针为止。这则幽默生动地体现了意大利人的散漫、豁达、不拘小节，但却是一个缺乏凝聚力与向心力的民族；法国人的浪漫、细腻、浮躁，是一个满足于大体上过得去，而缺乏彻底求实精神的民族；而德国人则是严谨、求实、思辩、富有哲学头脑。
如果顺着德、意、法人寻找针的思路走下来，我们不妨也作一个假设：假若河南人和江浙人也在场，他们又会怎么办？
从这两个地区人们所处的文化背景和氛围，我们有理由做出以下推论。
江浙人的反应很可能是：他们机敏的耳朵仿佛听到了针落地时的那一丝细弱的声响，他们精明的头脑会立即开动起来，算一算针大约落在何处，然后想办法找一块磁铁就地一滚，把针吸了上来。针找到后，他们会把针小心地藏起来，以防再次丢失。对于这类不足为喜的小事，江浙人也要庆祝一番，至于庆祝的方式，或者是婉约悠扬的越剧，或者是丝竹调、评弹一类的戏曲。
但这事要碰到河南人身上，他们会一边悠闲地啃着馍馍，一边蹲下身来盯着地上看，不慌不忙找到针后立即收藏起来。他们不会像意大利人、法国人那样随心所欲，也不会像德国人那样过分拘泥严谨。他们凡事从容不迫，对自己的一切充满了良好的感觉。在近现代，河南人是穷怕了，他们深知生活的艰辛和物质的来之不易，在他们眼里，一根针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东西，应该珍惜，一块钱实质上是一堆白花花的盐。
2.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穷窝
有人曾经评价说，全国没有一个地方的人像河南人有这么重的乡土意识，“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穷”。说这话的依据是中国只有两个地方的人最眷恋自己的家乡，一个是山西人，爱唱“人说山西好风光”；再一个就是河南人，“亲不亲，家乡人，美不美，家乡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穷窝”，“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
河南人就像北温带枝叶茂盛的老槐树一样情愿永远矗立在自己的家乡，他们在这里生生不息，代代繁衍，不论外面的世界多么精彩，也毫不动摇自己的生活方式，毫不为其诱惑而步其后尘。新的思想新的东西要想进入河南显然比其他地方困难得多，因为河南人很固执，他们坚持自己的道理，在他们身上有一种“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的犟劲。
提起河南，人们最容易想起另一个词是“多灾多难”。在文学作品里，凡提到灾荒之地，几乎都发生在河南。比如《黄河东流去》，再比如《温故一九四二》。
而翻开历史资料，根据竺可桢先生的统计，河南是也中国历史上灾害最重的省份。“河南灾情种类之多，地域之广，时间之长，均为全国冠”。历史上，黄河决口达1500次，其中在河南决口达九百多次。
河南又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所谓“逐鹿中原”，就是指在以河南为中心的这片土地上杀人放火。因此，河南人又是历代的人口输出地。每有灾荒战乱，都有大批人口从这里迁出。历代迁出的人，用观点绝对正确的官修出版物上的话说，“大体分为二部分：一部分是上层统治阶级，即所谓‘中原仕庶’。这些人大都是有知识，有财富的大族，有治国用兵之能力；另一种是劳动人民中生产经验比较丰富的人，其中相当部分为青壮年劳动力。”“留下来的自然是老弱妇孺居多。”
在治理黄河水患的长期斗争中，河南人培养起了比其他地区更为显著的集体协作精神和家族宗法观念。防洪灌溉及同四面来犯之敌作战是历史上河南人不得不经常考虑的大事。
在南宋之前的3000年专制主义社会里，河南一直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它是整个中国文明的焦点。这种漫长而古老的历史厚度，使得河南人长期生活在世代因袭的观念中，并直接产生了两个后果：一方面河南人深深地为脚下的大地所陶醉，这种独特的自豪感成为他们前进道路上重要的心理基础，而另一方面，专制主义和过分早熟的文化也极大地压制了人性，成为中原正统思想得以长存的一方沃土。
在长期的与水患的斗争中，人们也必须要依靠集体协作，只能以家族或是宗法观念来把所有人笼络在一起，防洪之外，还有灌溉，以及防御四面来犯之敌，这一切都把他们紧紧地压在同一片土地上，而且是手足相连，命运与共。这当然是对人，又特别是在个体没有复活的专制之下的巨大折磨。所以，一定就会有些狡猾的东西要溜出来，以此让过度疲劳的生命得到片刻的喘息。
这种千余年连绵不断的迁徙，当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河南人的集体性格。那些有胆量、有魄力、身强力壮的人都走向了四面八方，走到了福建广东，成了“客家人”，剩下的都是“安土重迁”，“固守家园”的人。
风云变幻的政治斗争，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连年不断地烽火战乱，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自然灾害，在给河南人带来生活苦难的同时，也磨炼了他们保家守土的意识。
《黄河人》一书的作者在分析黄河流域农民对于外出谋生的心态时认为：“在传统黄河人眼中，为挣钱而舍弃老婆孩子热炕头，在举目无亲中风尘仆仆地操持末业，去冒叵测的风险，经受多方的白眼，其滋味无疑近乎流放。”
的确，在河南，“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是农民们亘古的理想生活，“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穷窝”是他们难以改变的信条。在古代，人们崇尚耕读持家，卖田置地，贫困的农民省吃俭用好几代，就是为了圆一个“有田梦”，在过去，田地的多少是衡量一个人或一户人贫富和社会地位的标准。即使在外边，朝中或是省上做了官的，也都时刻想的是积攒钱财在乡下置地，以备有朝一日回乡重拾耕读生活；而在外边开了店铺以经商为主业的人，也总是忘不了随时将自己的钱财拿到老家换成田地。
河南人是恋家的，他们很少有忘本的时候，即使是那些远离家乡的人们也不过是一只只暂时停留异乡的候鸟，他们的心中永远燃烧着一团熊熊大火，永远有一个支撑着他们通向一切的难以解释的梦幻情结，这个情结就是故乡。河南人对生我养我的生息之地，自然充满眷恋之情，如果老死它乡，这对河南人来说，除非是不孝子孙，万不得已他们是不会离乡背井的。我们知道，沿海地区较之内地发达，内地很多人才、打工者，像什么湘军、川军纷纷潮水般涌向沿海地区。但河南人却总是能耐得住寂寞，虽然穷点，但也乐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