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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民工被歧视，已经渗透到了城市的角角落落，包括对他们不屑一顾的眼神。小区发生了盗窃罪案，首先排查的对象是附近工地上的民工。穿戴有模有样的一些城里人乘公交车，总是斜着眼看同在一个车上的民工。一边看，一边还会不断地抚摸自己放钱包的口袋。在这一些人眼里，似乎河南民工都是些手脚不干净、俗称“三只手”的小偷。
河南民工身份在都市里的尴尬地位加上少数河南民工表现出的种种不良甚至不法行为终于使整个河南民工和河南人蒙羞。这些民工中，造假行骗的有之，偷盗欺诈的有之，杀人越货的有之。尽管他们是河南民工中的极少数，但影响是极其恶劣的，加上各大城市公布的外来人口犯罪情况与各种河南民工违法犯罪的突出报道与渲染，以及包括段子在内的口舌文学的兴起，就使河南民工的整体形象被扭曲了。“河南民工”也成了一个带有歧视意味的词语。
8.一“书”击起千层浪
随着地域文化的热炒，《河南人惹谁了》、《河南人谁也没惹》、《解读中原》等一系列议论河南人的书如同一枚重磅炸弹，在人们的心中炸开了窝，河南人再次成为世人关注和议论的焦点。
《河南人惹谁了》一书最先问世，影响也最大，它第一次以一个河南人的视角，把河南人遭受的白眼和歧视，以及满腹的辛酸，摆到了世人的面前，由此引发了一场波及全国的有关河南人的大讨论，这场讨论社会反响强烈，参与讨论者众多，观点也形形色色，有人附和，有人批驳，有人愤怒，有人反思，有人惊讶，有人困惑……形成了引人注目的“河南人现象”。
这种针对河南人的地域歧视愈演愈烈，不少人以编造和传播歧视河南人的“段子”为乐趣，好像河南人个个都是洪水猛兽，是与其他地方人不一样的“另类的中国人”。
这种“妖魔化河南人”的舆论，在国内流传甚广，而且影响极为之大，有些外省举办的人才招聘会和贸易洽谈会，甚至公开打出“河南人谢绝人内”、“河南人免谈”之类的招牌，拒绝与河南人打交道。
针对“妖魔化河南人”的现象，河南籍作家周大新愤怒了。他像当年的鲁迅先生一样，拿起了手中的笔杆子，把愤怒付诸于笔端。在这种情况下，他的长篇小说《2l大厦》诞生了，小说里的字字句句，都流露着一种愤懑，这是河南人的愤怒，对全国所有不尊重河南人的人的愤怒!读者和评论家似乎都没有注意到作者的真正意旨，仅仅认为这是一部同情下层劳动者、反映他们对京城生活的向往以及农家子弟到大城市后复杂心绪的书。而周大新亲口对记者说，主角实际就是河南人。有什么能比一个河南农村人与北京的白领世界对比更强烈？更富有戏剧性？
在小说中，作者把所有的人，所有的事，都放在了一幢虚构的21世纪大厦里，充满了象征和寓意。
这些21世纪大厦的房客们，有贪官、奸商、变态者、卖身女、怨妇……周大新下意识中把他们都看成与一个朴实又年轻的河南籍保安作对的人。河南保安喜欢上了2l世纪大厦里一个久经情场的北京姑娘，但这个姑娘却是别有用心，先是逼迫他成为她的贴身保镖，然后把他勾到床上……当他慢慢觉得生活有了亮色，他以为有了肉体关系就要结婚，这是他河南农村的观念，但一切却不是那么回事。最后这个河南保安在见识了各色人等后，面对着情感的被骗，对人生的绝望，毅然地从大厦43层跳了下去。一个微不足道的河南农家小伙的生命结束了。
其实，这个河南保安又何尝不是整个河南人的缩影，小伙子成了受屈辱的河南人的象征，也是几千年来中原人民朴实重情的象征。周大新说他在写这一段时他哭了。
周大新说：“中原很穷，很落后，河南人已经受了那么多苦了，什么样的灾难在别的地方都是小问题，在河南却是大灾祸，三年困难时期，河南人死得最多。大家不要笑话他们了!河南是最中国的，河南人身上的毛病中国人都有，他们不过是更集中更典型罢了，你们笑他们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
周大新说他的这种愤怒已经积存多年。过去之所以没写，是因为他还不了解大城市人的内心、北京人的内心。对于国人对河南人的无情嘲讽与歧视，他的愤怒一经点拨便喷薄而出。因为他记得作家张宇说过的话：“河南人是中国人的娘。”
有一位记者也一直百思不得其解，发出了“河南人到底招谁惹谁了”的疑问，他从三门峡进入河南，经渑池、洛阳、郑州、开封、商丘，他眼中的河南从里到外、从社会生活到言谈举止，相差的不过是方言及汽车车牌上打头的第一个汉字而已。
他连连质问：“朔州假酒夺去多少人的性命，但你听过有人拿山西人说事儿吗？”
“克拉玛依大火中遇难人数多过洛阳，你挖苦别人时又会提新疆人吗？”
当然，这不是简单比多少的数学题。
河南籍著名作家刘震云也站出来，表示自己愿意“做河南人的形象大使”。他在一次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把一个民族的缺点漫画成一个人和一个地域，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戏剧化表现，这样说起来方便和有快感。如果河南人能成为大家对生活发泄的一个渠道和形象，对于社会稳定也是有帮助的，也算是河南人对生活的一种贡献，但问题是，大家现在谈论和嘲讽的已经是饭桌上进行了许多艺术创造的‘河南人’，而不是生活中的河南人了。
“河南人长得不凶恶，中等个儿，黑皮肤，一说话声音很大，人多的时候爱憨厚地笑，一个人的时候神情有些忧伤。由于皱纹里的尘土还没来得及洗干净，生活起来容易粗枝大叶，什么东西都爱一锅烩，烩菜、烩饼、羊肉烩面，这容易让人钻空子。
“河南人有缺陷，但大家把这种缺点归结到道德品质上就使事情简单化了，从人性的角度，我承认河南人可能比别的地方的人对世界更敏感和更担心罢了。敏感担心也不是一天了，而是敏感和担心了几千年。从历史到现在，那里战争频仍，灾难不断，祖祖辈辈多少次是在生命线的边缘挣扎，我们吃饱饭还没几天呢。人从生存的夹缝里走出来，就像刚从阴暗的隧道里走出来，一身的毛病可不就暴露了吗？
“被人非议和歧视，怕也不是空穴来风，作为河南人要自省。治好头上的秃疮再上街，对人对己都有好处、在生活中，话语是没有力量的，我对河南人的奉劝是，不要再急着把孩子送到城里捡破烂和卖菜了，赶紧把他们送到北大和清华吧!
“河南人口基数大，一个多亿，不在‘免谈’中沉默，就在‘免谈’中爆发。也许二十年后，河南成了经济和文化强省，全国人民又赶着说河南话了。那就是一幅清明上河图。”
河南籍著名作家李佩甫也曾无不感慨地说：“贫贱才是万恶之源。我们若不能为子孙们抹去贫穷，从自己身上根本改变生活状态，恐怕被人歧视将一直延续下去。试想，有一天人们一看，坐在那儿最有智慧的、最有才华的、最有钱的、最漂亮的就是河南的孩子的话，谁还敢歧视我们河南人？”
然而，不管是骂河南人也好，嘲讽河南人也好，不见得河南人就坏，恰恰暴露了骂人者偏狭刻薄、幸灾乐祸、自傲自大、画地为牢的“灰暗心理”，还折射出目前国人普遍的不宽容、不自省、喜欢内讧内斗、盲目从众、极端情绪化、玩世不恭等“劣根性”，不由得让人联想到柏杨先生所写的《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中对中国人的阴暗面的提示。相比之下，河南人面对恣意漫骂、群起围攻的宽容心态和发奋自强的做法，反倒更令人敬佩一些。
在《妖魔化河南人应该缓行》这篇网络文学里，作者这样说：在北京这样的地方，谁去了也揽不着什么好听的。
他的北京同事毫不客气地对他指出，北京之乱，就是你们外地人弄的，你们外地人为什么不好好在自己的地盘上呆着啊？作者顿时哑然了，原来在北京人眼里，外省人就是捣乱鬼。并且这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对他讲的话，竟然有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
作者还提到有一位北京青年女性在北京电视台做谈话节目时当场喊出“我坚决不嫁给外地人！”作者在内心深深被刺疼的同时这样问道：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你在妖魔化别人的时候，你的灵魂是坦然和宁静的吗？和“妖魔化河南人”的声音相比，这些微弱的呼喊还没有使我们完全清醒。我们中的很多人也许还没有明白“妖魔化”背后隐藏的到底是什么样的阴影。
事实上，世界范围内的许多事例都已经证明--地域文化歧视正是种族歧视的前兆。而种族歧视即有可能使一个统一的强大种群面临被分割的危险，这些都是以讽刺、漫骂为乐的人所深思的。
9.社会对河南人的声援
为什么中国人数最多的一群人，并一度是“中国人”代名词的河南人，会因为贫穷而沦为今日国人嘲讽和调侃的对象，会成为“骗子”和“邪恶”的代名词？这是河南人的悲哀，还是中国人的悲哀？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是河南人本身出问题了，还是人们的眼光和心态有问题了？
一些著名人士和主要媒体对这一现象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金庸先生语：“我也是河南人！”
2001年5月18日，金庸先生回到河南“寻根”。他在为一个读者签名时，在《天龙八部》的扉页上写下了“金庸原名查良镛，河南汝南郡”几个字。他解释说，他祖籍河南汝南郡，是后来迁徙到浙江海宁的。他说：“我也是河南人。”
金庸在少林寺致辞时讲到，河南是一片文化积淀深厚的土地，河南人的正义和正气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在这个场景让人看到了正义和正气的传续。他如数家珍地罗列了河南历史上的文化大家谈到在和西方文化界人士的一次辩论时说，我们一个河南省的文化名人就比你们国家的多。
围绕如何看待河南人和歧视河南人现象，中央电视台的几位著名主持人也都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敬一丹说：“我对河南人印象很好!”
“我记得莫言先生曾经写过一篇《不能把河南人妖魔化》的文章。我当时是认真地看了。
“我觉得把河南人当做某类人、某种行为的代言人本身是很不公正的，当然在分析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家可能也是半开玩笑性质的，但是这个不能成为理由。
“事实上，对河南人歧视的恶性影响已经凸现，像某些单位公开声称不招聘河南人。这些行为是很过分的，其实谁都明白，哪里的人都有好多种，哪里的人都有好有坏。当然，河南这些年也有一些恶性的事件，像假药，像火灾，在其他地方也不是没有。实际上，这些都是中国人身上的劣根性的体现可能，某个地方在某个时间这种劣根性的体现是比较明显的。
“我个人对河南人印象很好。我最好的朋友，我读研究生的师兄、师弟也都是河南人，他们都是些很朴实的人，也都是我最好的朋友。
“在他们身上，我没有发现所谓的河南人身上的通病。”
白岩松说：“我们跟河南人是一脉相承!”
“河南是中国人口第一大省，因此难免会出现一些害群之马。曾经有人说过：每十多个人中就有一个人是河南人，他们在人群中的基数就很大，而中原地区，四方的交通汇集，人口流动非常大，河南人的缺点就容易被暴露和传播出来。因此，社会对河南人的歧视是有客观原因的。此外，河南地区还是存在一些贫困落后的现象，他们经济发展没有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准，人的教育程度和素质就很难跟上。仓廪实而知礼节，河南还是需要发展来解决问题。
“而关于社会上的歧视，完全是一种偏见。在人群中我们都是兄弟，不能靠地域或者别的客现原因就可以看不起别人。河南的中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对我国的历史文化有独到的杰出贡献。那些看不起河南人的人，可以到河南的文化博物馆里参观一下，就明白我们其实跟河南人是一脉相承，水乳交融。传统的历史文化已经把我们紧密联系在一起，不可分割。”
崔永元说：“中国人都应正视自己的毛病!”
“河南人里，我很熟悉刘震云，他曾经给我的书写过序，我个人认为河南人并不坏。可能因为我做媒介的原因吧，河南发生的事情，别的地方也有。只是因为某些原因，他们没有被更多的人知道，你就想想，北京人怎么样？上海人怎么样？天津人怎么样？
“哪里都有好人，哪里都有坏人。我倒是认为，因为河南人本性宽容，心态比较开放，所以他们可以任人评论。
“我的一些河南朋友也讲一些关于河南的笑话，这个是带有戏谑成分的，但是也反映了他们心态的平和。这个可能与中原文化有关中原地带，南来北往，所以可以兼收并蓄，四通八达，形成了一种典型的移民文化。对于这个文化，我个人想法是很多的。
“目前来看，歧视河南人的风气还在上演，这不能反映什么。要说反映，也反映的是中国人的文明程度，整体的文明程度还很低下，要想改变这种歧视，我个人认为每个中国人都应该歧视自己，只有正视自己的毛病，民族才有可能有希望。”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被放大的歧视》的评论文章指出：
中国由传统体制向市场经济的过渡犹如渡过一条湍急的河流，一些先行到达彼岸的人，忘记了自己当初是怎么“游”过来的，却站在岸上取笑那些还在水中挣扎着向前游的人，笑他们游泳的姿势不美观，笑他们游得不够快，还呛水……这种取笑，是一种不利于社会协调发展大局的消极现象，必须坚决消除。想借强势经济地位把持社会话语权是一种错误的思维方式。
社会本来多元，不能以自己的行事方式为标准来衡量其他地区、以自己的好恶来判断他人的行为，不能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别人如果没有求同存异的宽容心态，这个社会就不可能那么丰富多彩。
《城市早报》发表的评论文章《我看地域歧视》中写道：
鲁迅先生也说过这样的话：不要碰到一个坏人，就将所有的人都当做坏人看。我们当然不能说某位河南民工做了点好事，就说明所有的河南民工所有的河南人都是见义勇为的人，都是好心人。但反过来说，我们也不能在碰到一个或是几个不好的河南人，就认定一切河南人都不是好东西，就对一切河南人说三道四，就将一切“屎盆子”都往河南人头上扣!
《南方周末》发表的一篇评论写道：
自古以来，一个地方的人受到歧视，基本上都是发生在这一地区由盛转衰、由富变贫、由中心而边缘之后。
当河南处于“天下之中”，农业发达，商贾云集，洛阳、开封拥有首都或陪都地位之时，其他地方人既不会也不敢歧视河南人，还以能成为河南人为荣。今天全国不少家族都自称祖先是河南人，就显示了河南曾经具有的无与伦比的地位，其实，其中不少人根本不是河南人，或者是从外地迁入河南，从此再也不提真正的祖籍。但近代以来，河南经常与“水旱蝗汤”连在一起，河南人的优点往往被遮蔽了。
《北京日报》发表题为《偏见还是事实？》的评论文章，写道：
从丑化、歧视河南人现象以及《河南人惹谁了》的书的热销可以看到，还有两个问题需要得到人们足够的关注：一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外地人对河南人普遍的“不信任”，问题不仅仅出在少数坑蒙拐骗的河南人身上，而恰恰反映了我们全体中国人中间的信任的普遍缺乏，赖以维系我们人际交往的起码原则(即“诚”与“信”)已经荡然无存。二是人对人起码的“宽容”与“尊重”。从对河南人的大规模“围剿”暴露出来我们许多人的冷漠、阴暗和同情心的普遍匮乏，这也说明了我们的民族肌体与社会良心(如“仁”与“爱”)出现了严重疾病。所以，《河南人惹谁了》不只是一本为河南人辩护的书，而是一篇警世良言，是一部能让我们绝大多数人反省并且应当脸红的优秀作品。
《吴江日报》文章说：
歧视，无疑是人类文明中的一朵“恶之花”，暴露的是人群中潜在的非理性的心理基础。而以地域划分人群，更是一种“爱差异”、“喜矮化”的陈腐与做派。农业群体和农耕文化使地域观念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封建社会画地为牢、以邻为壑的制度性篱笆墙，使“南蛮北侉”成为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年代里人们区别外来人的一个符号。
中国有句古语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西方有句名言叫“人生而平等”，所以，我想请深圳北京等地的中国人作为“被歧视者”设身处地地想一想：被歧视的滋味好受吗？那种不分青红皂白的地域性歧视公平吗？
这样说，并不是一味地为每一个河南人辩护。必须承认，河南近年确实有坑蒙拐骗现象，但毕竟是很少很少一部分，根本代表不了“河南人”，就像他们也代表不了“中国人”一样、作为中国第一人口大省，河南拥有近亿的人，俗话说“人过一百，样样不缺”。不能因为：少数人有不良行为而对“河南人”进行整体性否定，总之，以地域来评价人群，是一种简单化、非理性的评价方式。
不管怎么说，通过对河南人七嘴八舌的品评和争论，好的，坏的，褒的，贬的，各种观点都登场亮相，使人们能更趋客观公正地、全面地看待河南人。在讨论中，还是有不少知名人士和普通人对河南人进行了比较客观的评价，令人信服。对河南人也有好处，可以使他们更清醒地认识自己，克服缺点，扬长避短，自我完善。
河南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主要发祥地。在河南境内你随手抓把土，都能闻到古文化的幽香。从那弥漫着神秘占卜结果的甲骨文，从那幽丽纹饰遍布的青铜器，让我们掂出了这片土地非凡的文化重量。
1.中原文化的滥觞
大哲学家黑格尔曾经说过，历史的演进有一个重要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地理，民族精神的许多可能性从中滋生、蔓延出来。同时，地理并不是历史和民族精神的惟一基础，爱奥尼亚明媚的天空固然大大有助于荷马史诗的优美程度，但是，这个明媚的天空决不能单独产生荷马。他指出，人类历史的真正舞台在温带，而且是北温带。
如此而来，根据黑格尔的观点，我们不难推出，处于北温带大陆的中原大地应该是中国历史的真正舞台。历史的经验确实如此，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开始，它就一直是产生重大历史事件的中心地区。如果不恰当地把中国比作一个巨人，那么显而易见中原大地就是他宽阔的胸膛，也就是心脏的所在地。这样的地区必然是一个文明所有内在关系的枢纽地带，是王者和霸者必然谋求的领地。
我们不难顺藤摸瓜，理出一些头绪以接近历史的真实。早在商朝末年，河南就发生了著名的牧野之战，当时，周朝武王率军直捣都朝歌，在牧野（今淇县以南卫河以北地区）大破商军。
商朝末年，政治腐败、刑罚酷虐，连年对外用兵，民众负担沉重，痛苦不堪；贵族内部矛盾重重，分崩离析，商纣王（帝辛）即位后更是横行暴敛，严刑酷法，残杀王族重臣比干，囚禁箕子，逼走微子，从而导致丧尽民心，众叛亲离，整个社会动荡不安。而商的属国--周却在文王姬昌“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的政策下广罗人才，发展生产，国势迅速强盛起来，其势力伸入江、汉流域。
公元前1027年（一说前1057年）正月，周武王采纳吕尚建议，乘商纣王大部分军队用于平定东夷族反叛之机，统率大军东进伐商。在孟津与反商的其他的诸侯部落的部队会合后，从汜地（今河南荥阳汜水镇）渡过黄河兼程北上，至百泉（今河南辉县西北）折而东行直指朝歌，于二月初抵达牧野。
由于商军主力远在东南地区平叛，无法立即调回，商纣王无奈之中只好亲自率领守卫国都的商军，连同仓促武装起来的大批奴隶共约17万人，开赴牧野迎战周师。
次日凌晨，周军布阵完毕，武王在阵前声讨纣王听信宠姬谗言，不祭祀祖宗，招诱四方的罪人和逃亡的奴隶，暴虐地残害百姓等诸多罪行，从而激发起从征将士的敌忾心与斗志，庄严誓师（史称“牧誓”）。
誓师后，武王下令向商军发起攻击。他先使“师尚父与百夫致师”，即让吕尚率领一部分精锐突击部队向商军挑战，以牵制迷惑敌人，并打乱其阵脚。商军中的奴隶和战俘心向武王，这时便纷纷倒戈，掉转戈矛，帮助周军作战。武王乘势以“大卒（主力）冲驰帝纣师”，猛烈冲杀敌军。于是商军十几万之众顷刻土崩瓦解。纣王见大势尽去，于当天晚上仓惶逃回朝歌，登上鹿台自焚而死。周军乘胜进击，攻占朝歌灭亡了商朝。随后，武王又分兵四出，征伐商朝各地诸侯，肃清殷商残余势力，建立了周王朝。
周军取得牧野之战的彻底胜利，确立了周王朝对中原地区长达八百年的统治秩序，为西周礼乐文明的全面兴盛开辟了道路，使得华夏文明第一次领先于人类文明。神奇的《周易》，不朽的《诗经》，星河般璀璨的诸子百家，这些都对后世中国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那时候开始，连绵的战争在中原大地的土地上再也没有停止过。孟子说：“二百年有一王者兴”，王者常常是从战争中分娩出来的。战争摧毁了原有的一切，使一切面临重新洗牌，开始新的重塑。
从公元前21世纪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到封建社会昌盛时期北宋，3000多年间先后有20多个朝代的200多位帝王建都或迁都于此，这里长期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中国七大古都河南占其三--九朝古都洛阳，七朝古都开封，殷商古都安阳。
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说明人类最大的敌人就是人类自己。人类创造了文明，然后又毁弃它，像中原大地这样黄钟大吕的瓦釜雷鸣之地，是不得不产生无数英雄好汉的。林语堂称河南的地盘上多拳匪。历史上河南人承受了太多战争带来的罪，他们是中国深受战争苦难的一个群体，经常在战火纷飞的土地上滚打，没有点自我保护的匪气是不行的。何况，天下功夫出少林，少林寺就在河南的山头上，河南人耳濡目染久了，许多人也就学了那么三招两式。
张潮说：“心中小不平，酒可以消之，胸中大不平，非剑不能消也。”血气旺盛的中原大地大地飘满了血腥，那里的人们被迫接受尚武精神。尽管圣明的耶稣在《圣经》中警告说：“血气的东西必亡。”但是中原大地的人却只能在血气中谋求一片适合自己生存的夹缝，他们必须使自己的力量更强大，斗志更坚韧；如果不如此的话，他们将很难存在下去。事实上古代土生土长的中原大地人大都在战乱中死于非命，而每一次大灾难都对人口形成了强有力的“自然淘汰”。
从遥远的战国甚至更早的时代起，到近现代，我们已经数不清中原大地这块土地到底有多少次成为弥漫硝烟的战场。没完没了的折腾，直到这片辽阔而丰厚的大地以一种张力，将这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汉驯化成了战争后遗症的产物。
另外，中原大地的土地是辽阔的，但也是相对贫瘠的，这个地方的农业在汉代黄河未改道之前曾经一度繁荣，但比不上山东、关中，南北朝以后便不得不依靠运河把南方大量的粮食运过来。五代以后它的经济与南方相比已大为逊色。到了20世纪上半叶，林语堂用“简单的思想和艰苦的生活”来描绘这里的百姓。
在历史上，要适应中原大地相对艰险的生存环境，人们就必须具备坚强的体魄和坚毅的品质，正如孟德斯鸠在1748年所指出：“土地贫瘠，使人勤奋、俭朴、耐劳、勇敢和适宜于战争，土地不给与的东西，他们不得不以人力去获得。土地肥沃使人因生活宽裕而柔弱懒惰，贪生怕死。”为什么在中国历史上，北方同南方的战争中南方人常遭失败呢？孟氏的话提醒了我们。
2.国色天香亦河南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河南是中华民族华夏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之一。悠久的历史为河南留下了众多的文物古迹，地上文物居全国第二，地下文物居全国第一，馆藏文物逾百万件，占全国八分之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河南境内你随手抓把土，都能闻到古文化的幽香。
从那弥漫着神秘占卜结果的甲骨文，从那幽丽纹饰遍布的青铜彝器，我们掂出了这片土地非凡的文化重量。从公元前21世纪夏王朝建立到1127年北宋帝国覆灭的3000年里，河南一直是中国历史上最显赫灿烂的地区，那时，它以繁荣的经济和发达的文化著称，层出不穷的英才有如雄阔磅礴奔流不息的黄河之水。在今天，当我们翻开《辞海》及各种历史名人辞典，竟发现中国这艘大船在南宋之前的舵手有着那么多的河南人，没有哪个地方出现了那么多的重要人物，没有哪个地方比得了河南人的那份荣光。
从远古时起，河南人就通过不停的辛勤劳作和聪明创造出了灿烂的文明，中国传统思想体系的基本框架也是在这里形成的，从《诗经》到唐诗宋词，从《史记》到《资治通鉴》，许多不朽的辞章典籍在这里诞生，并创造出闻名世界的四大发明。
南方出才子，北方出圣人。河南圣人荟萃，有科圣张衡、画圣吴道子、医圣张仲景、药圣孙思邈、诗圣杜甫，著名文学家白居易、韩愈、欧阳修，武将岳飞等。现代人物出了许世友、杨靖宇、彭雪枫等威风凛凛的战将，出了二月河、魏巍等文坛高手，出了邓亚萍、郑海霞等体坛国手，出了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等优秀干部。
河南也是华夏子孙的大家谱，源于河南的姓氏有1500多个，百家姓中有73家姓氏的根祖都在河南，其中包括有“陈林半天下，黄郑满排街”之称的海外四大姓氏。
河南还孕育了河图、洛书、周易、八卦、太极、少林的神秘文化，塑造了“儒骨道风“，忠义为本，厚道古朴的中原人格。
说到河南，想起国色天香的千瓣牡丹来了，洛阳牡丹甲天下。王者之姿的牡丹是河南旧时代的象征之物，它向人们展现了中原文化雍容华贵的一面。只要看看精细繁丽的《清明上河图》长卷，就会让人感慨历史上河南空前繁荣的人文景况。
3.要知河南古今事，请君只看洛阳城
洛阳位于河南省的西部，古称豫州，因地处洛水之北而得名。“洛阳”之称，始见于战国文献，《战国策》中有“苏秦过洛阳”的记载。洛阳另有“天中”、“京洛”等别称。
洛阳地处黄河中游，北依邙山、黄河，南临洛河、伊河，西据秦岭，潼关，东握虎牢、黑石，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为黄河文明最早的发祥地之一。
古人称洛阳“河山共载，形胜甲天下”。正是洛阳的“河山共载”引来无数皇帝的青睐。事实上，洛阳也的确具备建都的条件。中国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传统的精华所在，它在科学不发达的古代派生出了“天人感应”和“地人感应”思想，也派生出了极具中国传统色彩的风水术，风水术就是这些思想最为直接的体现。在古代，“风水”的幽灵游荡在中国文化的每一个角落，从帝王将相到黎民百姓莫不趋之若鹜。古代风水学认为作为帝都必须有天然屏障可以依靠，既能控扼天下，又不局促偏安于一隅，在地理上要“控制六合，宰割山河”。因此一个政权的建立，选择什么地方作为都城往往是决定一个政权兴衰成败的关键。如果把中国看作一个巨大的实体，那么洛阳无疑就是它的正中心腹，不但便于拓展，而且也是四方朝宗之地。
如此得天独厚的洛阳城，它的建城史竟然令人哑然失笑，它的出现竟然是西周初年一次大规模占卜和风水测试的结果。
周成王五年，年轻的周天子姬诵镇压了两个叔父管叔、蔡叔发动的叛乱，这件事促使他决定在中原地区建立一个新的政治中心，以便于加强对东方众多诸侯国的管辖。
大臣召公受命于这项重要任务，建都是大事，丝毫不敢怠慢，他经过一系列严密的占卜和风水测试之后，向天子汇报说：“占卜显示，在涧水以东、瀍水以西、洛水之滨营建新的城市是大吉大利的。”天子听了大喜，下令动工兴建成周（即洛阳）。
经过几年的修建，一座宏丽庞大的城市矗立在了洛水北岸。为了表示对成周的重视程度，象征国家权威的九鼎重器也被搬到了这里。到周平王时，正式将都城迁到此地。
一段具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洛阳带着风水的诡秘，一开始就以帝王之都的姿态出现在政治舞台上。
而洛阳历史上又一繁华时期，要算是东汉光武帝刘秀于公元25年正式定都之后。
东汉时期，洛阳作为首都，其规模极其宏大，南起大郊村，北接邙山，东起寺里碑，西至白马寺，城墙逶迤相连，洛河穿城而过。据载当年城内有主干街道8条，宽达40余米。仅以宫城论，“南宫太极殿，高十余丈，建翔凤于其上”，“北宫德阳殿，可容万人……有珠帘玉户如桂宫之称”。由此可以想见当年城市的宏丽，经历了一千多年的风雨之后，现在城墙还保存有东西北三面。其上有缺口14个，是当年城门所在地。
汉代洛阳城写满了沧桑，其中最主要是战乱兵祸所致，其中尤以东汉末年董卓之害为甚。当时董卓废汉灵帝之后，引起各方豪杰不满，一时间成为众矢之的，而久居洛阳也对他不利，于是，他便胁迫汉献帝和众大臣迁都长安，可是群臣都不肯走，老百姓也留恋故土，不愿西行。一怒之下，董卓在洛阳“悉烧宫庙官府居家，使二百里内无复孑遗”(《后汉书》)。同时又趁乱派吕布率人发掘皇帝陵墓，盗取珍宝。经过此番劫难，盛极一时的都城洛阳瞬间化为一片废墟。曹魏、西晋不得不重建洛阳。但好景不长，随着西晋的灭亡，洛阳在战乱中再次被毁。直到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重新命司空穆亮等人才规划、营建古都洛阳。
北魏洛阳城基本沿袭了东汉以来的洛阳都城格局。内为宫城，是皇室居住区，也是皇帝理事区；宫城外为大城。随着城市的发展，北魏政权又在大城之外扩展建设了外郭城。据《洛阳伽蓝记》记载，当时全城“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规模空前。
北魏时代，首都洛阳再次繁荣起来。当时城内佛寺多达一千余所，其中最宏伟者即皇家首刹永宁寺。永宁寺建于北魏熙平元年(公元516年)，建筑规模极为宏伟。据《洛阳伽蓝记》记载，达摩法师见到如此宏伟的永宁寺，大为惊讶：“年一百五十岁，历涉诸国，靡不周遍。而此寺精丽，阎浮所无也。极物境界，亦未有此。”可是，远离红尘是非的永宁寺并不安宁。传说北魏孝明帝之母胡太后垂帘听政，曾请和尚宝公占卜，宝公只有一句话“把粟与鸡呼朱朱”，当时无人能解其意。后来，太原王尔朱荣发动政变，杀进洛阳，胡太后削发为尼，逃进永宁寺躲避。尔朱荣包围寺院，搜出胡太后，并将她活活勒死。当年预言中所谓“朱朱”，正是指尔朱荣。今寺、塔俱毁，僧房楼观化为砖瓦堆积层，巨塔也只剩一座正方形土台和塔底残骸。
唐代诗人杜牧曾感慨而赋《故洛阳城有感》：“一片宫墙当道危，行人为尔去迟迟。筚圭苑里秋风后，平乐馆前斜月时。锢党岂能留汉鼎，清谈空解识胡儿。千烧万战坤灵死，惨惨终年鸟雀悲。”
《逸周书度邑解》载：“自洛油延于伊油，居易无固，其有夏之居。”此后，隋、唐及后梁、后唐、后晋等又先后建都洛阳，遂使洛阳有“九朝古都”的美誉。汉唐时，“城池雄伟，宫苑壮丽，为天下之冠”。那时的洛阳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有“东都”、“诗都”、“花都”等美称，“洛阳纸贵”的成语也折射出洛阳历史上留下的了丰厚文化积淀，北宋著名史学家司马光为此而感慨“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实在是极精妙的概括。
古都的魅力吸引了帝王来此寻游。隋炀帝感叹于洛阳帝王之势，命杨素、杨达、宇文恺等人营建东京洛阳。
此城完工后，隋炀帝迁豫州城内外居民及各地豪富数万户充实洛阳，使城中居民激增至百万以上。605年，隋炀帝又征发百万民工开凿大运河，从洛阳乘船可直达扬州。洛阳城又重新繁荣，一直延续到唐玄宗天宝年间。唐代诗人韦应物《登高望洛阳城作》诗云：“高台造云端，遐瞰周四垠。雄都定鼎地，势据万国尊。河岳出云雨，土圭酌乾坤。舟通南越贡，城背北邙原。帝宅夹清洛，丹霞捧朝暾。”盛赞东都繁华。当时洛阳生产的唐三彩名重海内外。但安史之乱爆发后，叛军先后两次攻占洛阳。安禄山曾把被俘唐室官员及反对叛军的士绅民众大肆屠杀于天津桥，惨不忍睹。李白《扶风豪士歌》即写此事：“洛阳三月飞胡沙，洛阳城中人怨嗟。天津流水波赤血，白骨相撑乱如麻。”
安史之乱以后，洛阳开始衰败。北宋末，金兵攻陷洛阳，尽毁宫阙；南宋初，宋金又反复鏖兵于此。于是，曾经极度繁华的隋唐东都洛阳城便化为一片焦土。若干年后的今天，我们也只能透过一些残垣断壁觅得昔日洛阳城的辉煌。
4.美轮美奂的佛教艺术
商人敬鬼神，周人畏天。河南这个地方的许多人笃信宗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历史上他们一直对自然充满了敬畏之情，尤其是对黄河的敬畏之情，这种敬畏之情很容易使人相信超自然力量的存在。河南人被战争和自然灾害折磨惨了，冥冥之中，他们脆弱而敏感的心灵需要获得宗教的救济。
一、中国第一古刹--白马寺
“中国第一古刹”白马寺北依邙山、南望洛阳，青瓦覆盖、飞檐高翘、殿宇古色古香，寺内宏大的钟声声闻数里。香火最盛时这里的僧人多达数千人。该寺创建于东汉明帝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座佛教寺院，因而被后世佛教徒们尊为“释源”。
关于白马寺的来历，还有一段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传说汉明帝刘庄做了一个怪梦，他梦见一位金光闪闪的巨人在皇宫上空飞行，第二天醒来，他遂召集众臣为他解梦。这时，有一个叫傅毅的大臣说：“周昭王二十四年大地震动，河海泛滥。夜空中有五色光华，把大地照得像白天一样。太史苏由占卜之后说这是有大圣人在西方诞生。这位圣人降生是为了救苦救难，他所倡导的教义要过一千年才能传入我中华大国。如今距那时正好一千年，陛下梦见的金色巨人就是当年降生在西方天竺国的大圣人，尊号是‘佛’。这是佛法将传入中原的征兆。”傅毅一番引经据典的陈述，惹得汉明帝心花怒放，于是立即派了蔡倍、秦景等十二人去西方寻求佛法。二人历尽艰辛，到了大月氏(今阿富汗一带)，正好遇见正在那里传播佛教的天竺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便邀请二高僧到中华传法，二高僧欣然应允，先交给二人一份《四十二章经》叫其抄录。当时还没有纸，全抄在竹简上，就用一匹白马把这些竹简驮了回去。汉明帝大喜，下令在洛阳建造了一所寺院，为了纪念白马驮经，取名白马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