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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虽非尽善尽美，但也不致使事物腐败。”
——《塔木德》
在现代社会中，对钱的这种迷恋或许还算不上独特，那么在2000多年前就大不一样了，《塔木德》中有这样的犹太谚语：
“钱会给予我们向神购买礼物的机会。”
这种对钱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一个社会、一个民族或一种文化的“资本主义合理性”水平。在这一点上，犹太人的民族起源与历史遭遇无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犹太人的长期流散，使他们不可能鄙视钱，因为每当形势紧张，他们重新踏上出走之路时，钱是最便于他们携带的东西，也是他们保证自己旅途中生存的最重要手段。
犹太人的宗教异端身份，也使他们不可能鄙视钱，因为钱没有气味没有色彩，是犹太人在同其他宗教教徒打交道时惟一不具异端色彩的东西。
犹太人的寄居地位，也使他们不可能鄙视钱，因为他们原来就是用钱才买下了在一个国家中生存的权利。犹太人缴纳的人头税和其他特别税，名堂之多、税额之重，也是绝无仅有的。“犹太人若非自己在财政方面的效用，早就被消灭殆尽了。”这是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之间为数不多的共识之一。
犹太人的四散分布，也使他们不可能鄙视钱，因为钱是他们相互之间彼此救济的最方便形式。
犹太人的长期经商传统，也使他们不可能鄙视钱，因为尽管钱在别人那里只是媒介和手段，但在商人那里，钱永远是每次商业活动的最终争取目标，也是其成败的最终显示。
所以，钱对犹太人来说，绝不仅止于财富的意义。钱居于生死之间、居于他们生活的中心地位，是他们事业成功的标志。这样的钱必定已具有某种“准神圣性”；钱本来就是为应付那些最好不要发生的事件而准备的，钱的存在意味着这些事可以避免发生。钱越多，也就意味着发生的可能性就小，所以赚钱，攒钱并不是为了满足直接的需要，而是为了满足对安全的需要！至今在犹太人家庭中还有一种习惯，留给子女的财产至少不应该比自己继承到的财产少，这种心愿代表着犹太人对后辈和平安宁的祈愿。
所有这一切表明，在其他民族对钱还抱有一种莫名的憎恶甚至恐惧的时候，犹太人在钱这一方面已经完成了从单纯的经济学意义向文化学、社会学意义的划时代跨越：钱已经成为一种独立的尺度，一种不以其他尺度为基准，相反可以凌驾于其他尺度之上的尺度。
这样，钱对于犹太民族来说，具有了神圣的性质，而这一性质对于资本的发生、形成、积累和增值，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一方面，赚钱行为或日后的资本经营行为现在成了一种自在的行为。能否赚钱成为决定一切行为正当性的终极尺度，一切价值、观念、规范和活动都必须通过钱来获得自己的合法性、正统性，就像自然经济下它们由神的旨意而获得合法性一样。这样一种人类状况的确立，为商业化的大潮席卷一切领域开启了闸门，从而几乎使世间的一切纷纷坠落到商品的大海。它们原先的神圣性，不管是宗教的、伦理的、美学的、情感的还是其他什么的，都不复存在，或者至少都清一色地被抹上了一层金黄色、铜绿色或者水印痕迹。犹太人在生活上的禁忌之多、之严是各民族中所不多见的，而且2000多年一以贯之，至今极少改变。可在经济领域，犹太人在经营商品时的百无禁忌更是各民族中所不多见的，现代世界的许多原先非商业性领域，大都是被犹太商人打破封闭而纳入商业世界的。这同犹太商人最早确立钱的“准神圣性”地位有很大关系。
另一方面，钱的自在地位的确立、使得钱的历史发展逻辑自然转变为人的思维逻辑，钱的自发发展的动因转化成人类制度性建设的动机。在钱的无声的指令下，一切有利于资本发生、形成、发展、增殖的设施、机制和构件，自动地建立了起来。世界市场的开拓、经济秩序的确立、金融作用的实现、政治权力的驾驭以及种种观念规范，都有条不紊的一个个出现，而对现代资本主义大厦的建设，最忙碌、贡献最大的人群之一必然是犹太商人。在不同历史时期确实有不同民族的商人出现在人类经济发展的关键地段，而犹太商人在确立钱的“准神圣”地位上先行了一步，因此，成了向资本进军的排头兵，成了名副其实的“商人的原型”。
钱的“准神圣性”地位的确立，为犹太人追求物质利益的活动清除了在其他民族中常见的种种认识和观念上的障碍，使犹太人得以自由地施展自己的赚钱才干。
犹太人对钱的同构、逻辑、机制的认识，向我们展示了犹太人生存机制中的一种内在动力。赚钱成为犹太人的第一件大事，这一内在动力使犹太民族能够随着人类社会商业发展和资本合理性的增长而不断调整和成长，并表现出了高度的同步甚至超前。这正是他们成为真正的商人民族，成为“世界第一商人”的内在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