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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京辉：戏剧二十年
文/周雅婷
“我有自己的美学追求，这和商业成功并不矛盾。我的戏，没一个赔钱。”
“文艺青年中的文艺青年”
孟京辉穿着黑色的皮衣戴着耳麦，在巨大的钢化玻璃后面踱步。新戏《爱比死更冷酷》在第二轮公演后，他正在回答一个观众的问题：“我也不知道这个剧的观众在哪儿，我想在北京能找到一万个懂这个剧的人就够了。我相信《爱比死更冷酷》在纽约，在巴黎，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能找到这样的一万个观众，在北京应该也能。但是在通州估计找不到。”这时坐在我隔壁的两个女孩拿着衣服起身走了。一个对另一个说：“真是太无聊了！”同时，站在玻璃罩里的孟京辉示意下一个观众可以提问。
2009年1月8日，由孟京辉导演、改编自德国导演法斯宾德同名电影的话剧《爱比死更冷酷》重回蜂巢剧场。塞得满当当的小剧场里，观众隔着玻璃，戴着耳机，伸直脑袋看演员“迟钝”、“缓慢”地在日光灯灼射的惨白背景下按照旁白提示表演。故事情节和法斯宾德的原作改动不大，依旧是有关爱情、友情以及背叛。但新鲜的形式使“冷漠”和“疏离”的感觉充斥剧场。孟京辉把自己擅长的形式感发挥到极致。
此剧第一轮演出的10场，有近4000人走进剧场观看了演出。
首轮演出前，孟京辉这样和媒体说：“这个戏的观众应该是‘文艺青年中的文艺青年’，你必须喜欢费里尼，必须喜欢法国新浪潮电影，只有这样你才能看懂孟京辉与法斯宾德的这次对话，所以这个戏会非常挑观众，也可以说我们现在是要用《爱比死更冷酷》来征集4000个懂得法斯宾德的观众。不懂得法斯宾德的观众真的就不用来附庸风雅了。”
第一轮的演出在演出中段所有的票就已售空，因此安排加演。
第二轮加演，孟京辉开始相信北京应该有一万人是预期中的观众。话剧市场危机重重，但对于孟京辉，这里充满惊喜。“这部戏看似充满疏离感，但事实上，越有距离人们就越想靠近。”孟京辉是对的，他越是劝诫“不是文艺青年中的文艺青年”不要看戏，之后无论是不是文艺青年的青年都来看了戏。《爱比死更冷酷》会不会继续演下去，要看找到一万个观众后，会不会有两万个，五万个，十万个。
孟京辉作为中国先锋戏剧的开拓者之一饱受非议，而作为话剧商业成功的神话他又受到膜拜。“我的戏票房好，我要证明越是先锋的东西越有人看。我现在有这个资源和平台，我可以做我想做的东西。”孟京辉皎洁地笑着，露出不太整齐的牙齿。在大多业界人士对于话剧现状表示忧虑的同时，他有着异乎寻常的放松和乐观。
2008年，除了《爱比死更冷酷》，孟京辉导演的另外两部话剧也在票房上获得成功。《两只狗的生活意见》已经在嬉笑怒骂中上演了260场，依旧场场爆满。而十年前首演的《恋爱的犀牛》也在与时俱进的重新包装后再次公演。不少观众已经是第三次走进剧场，重温这幕爱情剧。
剧评人孙柏在谈及孟京辉的时候，反复重复的一句话是：“孟京辉绝顶聪明。”
奔放的青春
1992年，从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研究生毕业的孟京辉已经游荡了一年。这一年，因为无处可去，他最常出没的地方依旧是母校，档案也一直留在母校。“为此学校还给了他一个处分，理由是毕业了还在学校不老实。”孟京辉的妻子也是当时的同学廖一梅回忆说。
1984年，二十岁的孟京辉曾经花三毛钱观看中国人艺编排的《推销员之死》，还是首都师范大学文学系学生的他被话剧迷住了。四年后他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研究生。最初打算是留校任教。但很快学校就发现他是如此不安分并与正常的社会规范格格不入，他肯定无法成为一个合格的老师，于是他失去了留校的资格。
80年代末90年代初，正是人们思想松绑的一段时间，向往自由的萌芽悄然而发，而经济社会的诱惑还未渗入校园。在相对纯粹的学校环境，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得到滋养和生长。在大多中戏学生的记忆中，那是一段快乐，单纯，躁动，而又生命力旺盛的日子。
当时孟京辉居住的是研究生宿舍，有特权可以在12点后不熄灯。夜里，他常招呼一群读本的同道人在房里聊天喝酒，抱着吉他唱歌。他们有时候会教唆看起来老实的廖一梅从教师宿舍门口偷白菜从国营菜站门口偷土豆，然后炒了当夜宵吃。他们也会在校外玩到半夜，之后从铁门翻身而入。有一次黑暗中保安终于在擦过油的学校铁门上抓住了一个不幸落网的人。于是他们摇晃着手电筒奔向铁门兴奋地大喊：“你是不是孟京辉？！你是不是孟京辉？！”铁门上的人还没来得及回答，窗口朝向学校大门的孟京辉打开宿舍窗户，气愤地大喊：“我在这儿呢！凭什么就认为是我！为什么预设我会爬门？为什么这么归类！”多年后，孟京辉评价当年的自己：“我是那么一个热情洋溢的青年！我热爱生活，热爱创作，热爱扎堆，有什么错！”
游荡了一年的孟京辉无论外表看来多么满不在乎，内心的骄傲始终无法接受无业的现实。他找到了当时的青年实验话剧团团长赵有亮，对以前从未谋面的团长毛遂自荐：“我是认真热爱戏剧的青年。我挺想努力工作的。我来您这儿行吗？”之后他有了青年实验话剧团的正式编制。一年后他在实验话剧团重排了他在学校演过的剧目《思凡-双下山》。
《思凡》的剧本将昆曲《思凡-双下山》与薄伽丘《十日谈》中的两段故事拼贴在一起，讲述了三个情欲胜利的故事，即中国的小和尚和小尼姑压抑不住青春情欲的萌动，双双逃下山，在途中巧遇结好；意大利的贵族青年假扮过路人去情人父母家里投宿，女孩的父亲费尽心机防止女儿与贵族青年接触，但由于阴错阳差，不仅女儿与贵族青年满足了心愿，甚至连自己的妻子也与贵族青年的同伴温存一番；国王的马夫爱上了王后，难耐的情欲驱使他不顾杀头危险假冒国王摸黑上了王后的床，国王发觉此事追查时，他又运用巧计成功逃脱。
1993年看话剧的人凤毛麟角，肯自己掏钱买票看戏的人更是麟角中的麟角。但实验话剧院的《思凡》前后一共演了20场，票买得很好。来看戏的都是年轻人。“他们都是当时的文艺青年。”
孟京辉说。《思凡》在形式上突破了以往话剧的拘谨，舞台成为了广场一样庆祝的中心，剧终时小和尚与小尼姑团圆后放起了爆竹；语言上也更加活泼灵动幽默，剧场里常常笑声大作；《思凡》在内容上也更有针对性，贴近时代特征：1990年代初很多束缚是非常具体的，人们在生活中感到压抑，而《思凡》恰好抒发了这种情感。它的主题和自由与束缚有关。它带有一代年轻人的审美、意志、激情和创造以及强烈的自我表达，一种对压抑欲念释放的渴望。
而后的几年孟京辉作为实验话剧院的导演，又陆续排演了《阳台》、《放下你的鞭子-沃伊采克》、《我爱XXX》、《爱情蚂蚁》等多部先锋实验戏剧。他写道：实验戏剧的创作需要突破的力量，革命的勇气，自信的幽默和持续不断的能力，除了实验是一种理想和活力外，它还是一种摆脱平庸，向往自由，激流勇进，刻意求新的状态。
三部戏的转变
1997年孟京辉赴日进修。在日本的一年，孟京辉观看了上百场话剧。他变得更加开阔并开始认真考虑商业和艺术的关系。
1998年回国后的一年孟京辉先后排演了《坏话一条街》《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和《恋爱的犀牛》三部戏。这一年成为他人生的重要转折。
《坏话一条街》是孟京辉在实验剧院第一次依托剧院资源排演非小剧场话剧。但编剧过世行看过戏后勃然大怒，他认为孟京辉对剧本进行了不符合原情的改造。过世行的剧本大都充满“京味的日常生活”以及特有的“禅”的哲学“隐喻”和“象征”。而这与孟京辉惯有的青春，批判，激情洋溢，片段式的跳跃式和仪式感十足的舞台表达格格不入。两种不同的美学在孟京辉版的《坏话一条街》中进行了艰难的对接。结果是两面都极不舒服。
廖一梅回忆说：“看这个戏的时候我常常处于一种恍惚的状态，一会儿是孟京辉，一会儿是过世行，两种毫不相干的特质牵扯在一起，很别扭。”
孟京辉本人对《坏话一条街》也并不满意。之后他又排演了意大利编剧达里奥-福的《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故事讲述了一个意大利警局的故事，警察局长及警员将一个在押的无政府主义分子刑讯致死。局长找来一个疯子来编排无政府主义分子的死亡过程，以期掩盖其死亡真相。在这部剧中孟京辉和合作者张广天正式提出了“人民戏剧”的口号。孟京辉的戏剧风格也从这里开始悄然发生转变，他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之前排剧，我是把自己生理或者心理上的郁积痛快地抒发，赞赏的人太少。我感觉需要和更多人的交流，这样我就不可以任性，任意。我必须和所有人接触。现在我的先锋是走向人民。”
但剧评人孙柏认为事实上孟京辉就此放弃了早期的“先锋”姿态。《思凡》以及《我爱XXX》时期的反叛和有指向性的政治挑衅特征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更加聪明、轻盈、讨巧的嬉笑怒骂。《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表面看来先锋，辛辣，拒绝妥协，具有很强的批判性，但实际上，剧目结尾时，当陈建斌扮演的“疯子”站在舞台中央声嘶力竭地向观众大声宣布：那个幕后黑手、那些专制暴行的指使者“都--是--别--人！”。这里的批判已经失去了指向性，避免了在任何的意识形态方面触礁，同时也捍卫了真正主流的价值观。
《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当时以80元一张的票价创下了背景剧场界的新高，而其推广的密度和广度也是前所未有。
票房成功的背后还有更广阔的社会原因。1996-1997年是中国社会情绪最纷乱的时期。从1992年开始的贫富分化浮出水面，并逐渐加剧，文艺界也开始了重新呼唤社会正义的思潮。正在这时，1997年达里奥-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此刻排演达里奥-福卖点十足，也能迎合中国人的诺贝尔奖情结。
有了《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的铺垫，孟京辉又排演了在票房上获得更大成功的《恋爱的犀牛》。这个由廖一梅担当编剧，有关爱情、理想和坚持的故事打动了无数的年轻人，吸引着他们走进剧场。看先锋话剧就此成为一种时尚。1999年，有调查曾做过一次问卷，要求观众列出“5个你所知道的导演的名字”，而列写“孟京辉”名字的观众竟高达100%。孟京辉作为90年代中国先锋戏剧的杰出代表已成了不争的事实。
评论界也一改之前对于孟京辉戏剧惯有的漠视态度，但是批评始终大于赞扬，并冠以《恋爱的犀牛》“小资”的名号。当人们问及这部戏除了商业上的成功，究竟还有什么实验性的含义，孟京辉说：“我探索了很长时间，这次我主要探索了音乐和戏剧二者的理性递进，而且这次我还明白了我慢慢能够控制剧场和观众的感受了。”之后同类的问题被反复问起，于是孟京辉在见到我们时的回答是：“如果感觉不好，他们也做一个出来看看？看哪个能做得比我好？”
抛开实验性和戏剧本身的艺术性不谈，《恋爱的犀牛》为日后的小剧场培养了大批的潜在观众，成功的商业运作也为投资商注入信心，而孟京辉也为自己日后的种种实验撑出了一片天空，提供了可能性。
以艺术的名义前进
作家孙甘露在谈及孟京辉时说：“就剧场演出与时代的关系而言，没有人比孟京辉处理得更为恰当，他最先在一部分人中唤起了共鸣，进而持续地培育了这些歧义丛生的观众，令他们带着疑问伴随着他。”
2003年非典，孟京辉的第一部电影《像鸡毛那样飞》票房惨败，是《恋爱的犀牛》第二轮排演挽救了他。2005年，依旧是廖一梅编剧，孟京辉导演的戏剧《琥珀》公演，尽管被批评为以娱乐为目的的豪华综艺演出，但直接票房收入1500万。2008年，蜂巢剧场开幕，孟京辉成为中国第一个拥有个人剧场的话剧导演。同年《恋爱的犀牛》第三次排演，同步上演的还有《两只狗的生活意见》和《爱比死更冷酷》。孟京辉的名字已经成为中国话剧界的品牌，只要是孟京辉的剧就会有人去看。
近二十年的话剧生涯中，孟京辉在摸索中前进，在思考中蜕变。他总能准确地把握时代的情绪，并用安全的方式释放情绪。
作为艺术家他常被指责不够纯粹太过油滑，更像一个精明的商人。而获得了经济上的自由的孟京辉对此十分放松：“导演的创作生涯可以很长，到70岁我还有30年，我总能做出更牛的作品。
我有自己的美学追求。这和商业上的成功并不矛盾。我到现在没有一个戏赔钱。好东西一定会有票房。”
我问孟京辉：“那你曾经困惑过吗？”
他说：“困惑过，但是痛苦的事情我不愿意回忆。我故意忘记。”
“曾经妥协过吗？”
“妥协也是自己愿意的，但是如果自己愿意了就又不叫妥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