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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揭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并脱离清政府，宣布独立。清王朝的统治者眼看全国上下一片讨逆之声，非常恐慌，忙调兵遣将，进行镇压。无奈之下，清政府罢免了庆亲王奕勖为首的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希望袁世凯能镇压革命，挽救清王朝灭亡的命运。蛰居乡里“养病”的袁世凯走马上任之后，便利用手中军队玩弄权术，同革命力量周旋，也同清政府讨价还价，以期夺取国家权力。武昌革命党人向全国发出“极望各处响应”的急电，以期唤起各地起义牵制清军。对武昌起义这一极具轰动力的政治事件，上海的反应极为强烈，很多人挤在报馆前关注着湖北革命的发展动态。陈其美是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的负责人之一，在上海发起革命的责任毫无例外地落在他的肩上，他把自己主持下的民声报馆和马霍路德福里住宅捐出来作为联络机关，并不失时机地策动青帮、商团以及部分驻军，准备武装起义。同时他还向在日本学习军事并和他有密切关系的同盟会员发出电报，催促他们早日回国参加革命。
正在日本高田联队实习的蒋介石，接到陈其美紧急电报后，立即准备回国。但由于正处在实习阶段，蒋须向师团长长冈行史请假。
当蒋找到师团长时，日本师团长不置可否，既不说允许，也不表示完全禁止。蒋介石遂向联队长说明情况，希望队长能高抬贵手。该联队队长按其权限给假48小时，并说：“如果你在48小时内不归队，就要被当作逃兵，宪兵就要缉查。”实际上这只是口头警告而已，日本宪兵是不可能横渡东海，到中国捉拿逃兵的。对此，蒋是心知肚明的，不用担惊受怕。但蒋介石也清楚此次之行是有去无回，所以他收拾好一切应带回的东西，准备铤而走险。
获假后，蒋介石立即乘火车至东京，向同盟会浙江支部领得回国路费，换上日本和服，并将军装和军刀由邮局寄回部队，然后登船回国。一同回国的还有张群、陈星枢，这一天是1911年10月30日。
次日轮船抵达上海，蒋介石下船后直趋陈其美住处，此时陈其美正在策划上海和杭州的起义。陈见蒋介石一路风尘仆仆赶杀过来，就先让其休息一下，随后再布置任务。但蒋哪里顾得上什么安马劳顿，迫切要求陈其美马上下达任务，陈于是便允许蒋参与杭州光复活动。
在蒋介石到达杭州之前，杭州起义的各项工作已在顾乃斌、童保煊等人的详细安排下准备就绪。10月12日，陈其美亲自赴杭，约集革命党人，督促其尽快起义。此后，又派黄乳、陈泉卿、姚勇忱等，不断来往于沪杭之间。等到蒋到来之前，杭州革命只在弹药物资方面和清军中做动员联络方面略有欠缺了。
此时也正逢招集的敢死队抵达上海，先锋敢死队是10月21日陈其美派姚勇忱来杭州联络时，根据顾乃斌的提议成立的。敢死队由王金发和应梦卿从嵊县和奉化招募的一些会党成员和贫苦渔民一百余名组成，作为杭州光复起义先锋队。这一百余名先锋敢死队到达上海后，被陆续输送到杭州，分散暂居于奉化会馆、高升客栈、大方旅馆、平安旅馆和仁和火腿栈等处。敢死队中大都是奉化、嵊县人，与蒋介石同乡，所以蒋介石亦加入了先锋敢死队。
蒋介石到达杭州后，也与大家一起，住在奉化会馆。由于蒋介石是刚从日本归国的留学生，又懂得军事，自然受到大家的尊重，负责起草计划、文件等工作。11月3日，陈其美领导的上海起义爆发，随即上海光复。消息传到杭州。杭州的革命志士们十分踊跃，当即决定于11月4日夜发动起义，分别从杭州郊外的笕桥和南星桥出发进城，分别以浙江巡抚衙门和旗营为主要攻击目标。先锋敢死队分成两队，一队由王金发率领，配合攻击旗营，另一队由张伯岐率领，配合攻击巡抚衙门。蒋介石参加了攻击巡抚衙门的战斗，并与张伯岐、董梦蛟、孙贯生等各率一组，分头前进。战斗打响后，先锋敢死队员个个争先恐后，奋勇杀敌，浙江抚署卫队见状未作抵抗，便投降了。11月5日，杭州即告光复。蒋介石完成使命，遂即与他人返回上海，向陈其美复命，陈对蒋的表现较为满意，着实夸奖了一番。
此时的上海却不平静。以陈为首的同盟会一方，以李燮和、陶成章为首的光复会一方，还有以李平书为代表的商团一方，三方各有打算，都准备乘机夺权。最后陈其美技高一筹，先声夺人。11月6日，上海绅商、革命党人和会党代表经过协商，决定成立沪军都督府，推举陈其美为沪军都督兼都督府司令部长，黄郛任参谋部长。沪军都督府成立后，积极配合同盟会驻沪机关推动东南地区的起义光复，先后帮助浙江、江苏光复。上海光复后，市面秩序良好，人心稳定，社会各界支持革命，纷纷掀起了规模较大的参军和募饷热潮。陈其美乘势组建沪军，蒋介石因为参加“先锋敢死队”，赢得杭州光复胜利，取得陈其美的信任和青睐，而被任命为第二师第五团团长，其顶头上司旅长为张宗昌。
蒋介石从日军炮兵联队的实习生一跃而为团长，可谓平步青云，连升几级。蒋一方面感到侥幸有余，一方面感到底气不足，不知如何统兵部署。蒋介石到任后，老老实实秉承陈其美的旨意，协助整编军队，训练新兵，维持上海治安，还参与了一些机要事宜。
在工作中，蒋介石兢兢业业，不敢敷衍。蒋时常教导士兵相关革命观念，第一是推倒清朝、恢复中华；第二为平民解除痛苦。至于权位二字未敢放在心上。那些新募的士兵，本是粗汉无赖和贱民，经过蒋的训练后，已变成了一支不可抵御的、具有较强战斗力的军队。陈其美以及其身边的所属要员、朋友都对蒋介石刮目相看，蒋的口碑甚好。
在这一时期蒋介石继续延续和密切同陈其美的关系，蒋介石与陈其美之间的合作，或者说蒋对陈的支持和陈对蒋的提携是相依而生，非常默契的。外人是看不出的，只有陈蒋二人心中有数，彼此信任，相互理解。陈其美往往把最秘密、最功利的任务交给蒋介石完成，蒋当然责无旁贷，并竭其所能，力求完美，甚至不惜押上了个人的所有赌注。因为蒋心里清楚，陈其美的每进一步，都意味着蒋更加接近自己的理想。同样，陈的计划破产、行动失败，也标志着蒋介石个人的抱负实现受阻，两人祸福与共，安危相依，休戚与共。
不过，蒋介石的提升必须以陈的成功和胜利为前提，也就是说在蒋的发迹之前必须首先要有陈其美的成功和胜利，只要有陈其美在，蒋介石永远都无法僭越，必须跟着陈其美彼驱亦驱。但是，因为蒋知道他与陈其美的关系是相当可靠的，因此他跟随效命，自觉无怨无悔。
除了陈其美、蒋介石之外，还有一个名为黄郛的，同是浙江人，并且也在日本学过军事，义气相投。在光复上海和杭州的过程中，三人又增进了解，更觉知己难觅，相逢恨晚，于是三人便互换兰谱，结为盟兄弟，以后黄郛在蒋介石的政治生涯中起了他人不可替代的作用。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宣布成立，举国欢庆，共庆佳日。距中华民国成立仅十三天，闻名国中的光复领袖陶成章，竟在上海住院养病时遇刺身亡，消息传出后，震动上海，惊醒全国。主谋是谁？事由何故？一连串的疑问反现在人们头脑中来。一言以蔽之，陶成章之死就是民国建立之初，内部权力分配矛盾积压已久，亟待了结的集中体现，是陶成章与陈其美个人积怨的最终了结。
陶成章，字焕卿。浙江绍兴人，幼年时曾受过很好的旧式教育，后又接触一些新学，思想渐趋激进，开始萌发推翻满清统治、挽救祖国危亡的革命思想。他是光复会领袖之一，负责联络苏、浙、皖、闽、赣五省的会党工作，他与下层社会有着广泛的联系，曾多次组织发动武装起义，在国内外享有较大的名望和影响。
同盟会成立后，内部成分复杂，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激进派、资产阶级自由派和地主阶级反满派充斥其间，组织相当涣散。陶成章的宗派情绪和小生产的门户观念就是典型的一例。1908年，陶成章两度下南洋宣传革命，请求孙中山协助向华侨募款，孙中山因南洋经济恐慌而未予支持。于是，他对孙中山产生误会和不满，开始不负责任地诽谤孙中山侵吞华侨巨款，并受章太炎蛊惑，要将光复会从同盟会中分裂出去，给革命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但是，在以武力推翻清王朝这一总的革命立场上，陶成章及光复会与孙中山及同盟会始终是一致的。
到了辛亥革命时，各革命党派同举义旗，浴血奋战，旨在推翻清王朝，宗派斗争已不是主要矛盾，陶成章也意识到宗派主义的危害。1911年7月，孙中山在与伍平一的谈话时就把陶成章与章太炎进行了比较，他说：“陶君为人予信其亦无他。不过东京党人（指同盟会）以其与太炎接近，遂疑及耳，惟予则不信其有异志，以才论，陶胜于章也。”
陶成章与陈其美的矛盾由来已久。广州起义失败之后，同盟会损失惨重，陶成章急于想知道同盟会的下一步计划，陶成章便要当时任光复会南洋支部执行员的李燮和去打听同盟会今后的动向。李燮和于是找了一家粤菜馆宴请陈其美，言谈之中，流露出欲继续在上海发展之意。
李燮和迅速将这一情况告诉了陶成章，两人商议，陶成章继续去南洋筹款，李燮和到上海筹建上海支部，扩展光复会的力量，以便与同盟会分庭抗礼。
李燮和到上海后，在吴淞、阐北一带进行活动，他听说同盟会中部总会已经成立。李燮和深知，光复会如不迎头赶上，它在上海的影响就会消失。
于是，李燮和在光复会的会议上，提出一个主张，设法争取吴淞炮台总台长姜国梁归附光复，这样光复会就可在军事上抑制同盟会。因为吴淞口是上海的咽喉，占了吴淞口，有利于与同盟会分庭抗礼。然而这个计划，却被王竹卿偷偷地透给了陈其美。
陈其美听了王竹卿的报告，心里一惊。他很快觉察到李燮和的这步棋，意在钳制同盟会，抢占战略要地，陈其美决心在策反姜国梁的问题上与李燮和试比高低。
陈其美通过王竹卿了解到李燮和要策反握有一定兵权的姜国梁是有把握的，因为姜国梁倾向革命，与光复会早有联系。不过，王竹卿又提到一个重要情况，即姜国梁在观望，未做最后表态，还有争取之可能。于是陈其美只身独闯军营，姜国梁终于为其胆识和志向说服，决心投向革命。
就这样，陈其美用心照不宣的方式，把姜国梁争取到同盟会一边，李燮和这步棋子输给了陈其美。
紧接着，陶成章回国，带回巨款。陈其美得知这一消息，欲从中分取一部分，同盟会在上海工作很有成就，惟独缺乏经费。上海组织起义，更需要一笔经费，陶成章带来的巨款无疑可解燃眉之急。
陶成章此时也深感光复会在上海虽有些力量，但如果不与同盟会联合，光复会也难成气候，只有联合起来，才能成大事。
陶成章与陈其美议定同时发起起义，同盟会和光复会各自负责一部分区域，分进合击，光复上海。最后谈到经费问题，陶成章解释道：“光复会从不认为华侨捐款是专给光复会的。既然要合作，经费当然要合作的。”说着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张汇丰银行的汇票，数额五万元。
陈其美正要接这张汇票时，陶成章忽然脸色一沉，把手缩了回来，用手指指着汇票说：“不过还要提醒一句，这钱来之不易，是专供革命用的，可不能用来嫖妓。”原来陈其美与当地名妓筱翠云双宿双飞的事，陶成章也有所耳闻。
陶成章这句话不说则已，一说出来，会场顿时哗然。陈其美从座位上跳了起来，用手指着陶成章吼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谁用革命的钱嫖妓了？你说出来！”陶成章不甘示弱，说道：“王小二此处无银三百两，君子不疑。疑者非君子！”
陈其美气得七窍生烟，从口袋里掏出手枪。幸亏坐在陈其美身边的人眼疾手快，一下把陈其美的手按下，避免了一场流血。会议虽说有了结果，却不欢而散。尤其是陈其美和陶成章个人之间更添一层私仇，从此埋下隐患。
上海光复时，陶成章的功劳并不在陈其美之下，1911年11月24日《民立报》曾是这样记载的，陶成章“组织敢死团五百人……首次攻陷江南制造局、炸毁上海道署、浙江抚署等，俱系敢死团之伟业也。”上海光复后，陈其美以上海青帮头目的地位，依靠他的湖州帮势力，被推为沪军都督。可是，革命党内不少人并不信服陈其美，认为沪军都督一职非陶成章莫属。陈其美的沪军都督交椅还没坐热，便又对转谋浙江都督一事甚为殷切。其时，浙江都督汤寿潜改任交通总长，举章太炎、陶成章和陈其美为都督候选人。浙江士绅又纷纷致电催促，共举陶成章主事浙江。陶成章无意浙江都督一职，当浙江派人征求他的意见时，他竟说贤能均可，唯陈其美不可。上海光复后，江南军事已定，陶成章仍在上海游弋，并选择吴淞、闵行一带，利用光复会经费募兵、练兵，给陈其美造成了一定的军事压力。
就在这时，陶成章与孙中山又爆发了争执。他指责孙中山将南洋筹来的款子用到不明的地方去了，孙中山非常气愤，陈其美对陶成章也非常愤恨，想除之而后快。
陈其美的心事，蒋介石自然是摸得一清二楚。他对陈其美素怀感恩之心，此时更觉得替盟兄除掉心腹大患是自己当仁不让的责任，这正中陈其美下怀。
陶成章很快就听说陈其美要准备刺杀他了，他有些不信，陈其美敢如此胆大妄为？光复会会员王文庆在南京也听到了消息，急忙写信给陶成章，让他小心为妙。陶成章听了，不能不小心为妙了。连日来，他已经悄悄地转移了好几处地方，由客利旅馆、国民联合会、光复会机关汇中旅馆，最后又悄悄地住进了广慈医院。
在暗杀陶成章一事上，蒋介石买通了光复会的王竹卿。王竹卿与同盟会早已暗中往来，他常拿光复会的机密做交易以捞取外快。蒋介石以此为要挟，王竹卿只得乖乖就范。
1912年1月16日凌晨2时。上海法租界金神父路广慈医院里的医生和病人均已进入梦乡，连警卫也关上了门，沉沉睡去。忽然有两条黑影悄无声息地来到医院大门口，推门推不开，便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工具撬门，大门很快被撬开。虽然他们十分小心，但还是弄出了一点声响。睡梦中的警卫反射似的惊醒，问了句：“谁呀？这么晚了。”来人中的一个轻轻答了声：“来看望陶先生的。”
警卫感到有些奇怪，但睡意正浓，室外又非常寒冷，懒得爬出热被窝，咕噜了几句不知什么话，就重续他的好梦。进来的两人对路径很熟悉，迅速上楼，直接来到陶成章住的病房。房门虚掩着，轻轻推开门，闪身而入，踮起脚走到床边。其中一人轻轻叫道：“陶先生……”另一人早已拔枪在手，对着陶成章的头部扣动扳机，两名刺客很快逃走了。后经医生检视，子弹从左颊入，斜穿脑部而出，陶成章当即身亡。
陶成章被暗杀，举国震惊，上海各界更是议论纷纷。消息传到南京，孙中山极为震惊，连忙拍电报给陈其美，要他用一切办法，侦查此案，缉拿凶手。孙中山是个心胸开阔的人，虽然他与陶成章有政见分歧，陶成章还怀疑过孙中山有私，并公开反对过孙中山，但孙中山不计前嫌，说陶成章为革命奔走，是有大功的人。黄兴也发电给陈其美，要他严缉凶手，并“设法保护章太炎”。
陈其美接到孙黄二人电报后，大张旗鼓，调动所有的警探，四出侦查，贼喊捉贼，当然不会有什么结果。光复会自然不会放过这件事，他们从王竹卿突然失踪查起，到处调查王竹卿的下落，终于在嘉兴查到了王竹卿。但王没有被逮捕，而是在嘉兴被人杀害了。有人说是警方击毙的，也有人说被光复会当作叛徒镇压了，没有人能说清这件事，此案便成为悬案。
也就在这个时候，蒋介石奉陈其美的命令，前往日本去了。
陶案断了线，查不下去。但总有些蛛丝马迹，早有人怀疑到陈其美头上，但没有实据，只好挂起来。后来，接踵而至的二次革命、护国战争，1916年陈其美被暗杀，使“陶案”搁置起来，再往后，蒋介石青云直上，成为中国第一人，陶案真相再也没有揭开的可能了。
刺陶事情发生后，蒋介石潜逃日本，这是蒋介石第三次东渡日本。蒋此次东渡，名义上是出国深造，学德语，准备前往德国留学。
蒋介石来到日本后，当然不会安下心来学德语，他仍然对国内局势密切关注。他不甘寂寞，积极寻找机会从事革命行动。到了下半年，他便与一些人合作在日本办起了《军声》杂志。
当时国内的政治局势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2月12日清廷被迫接受了优待条件，小皇帝溥仪宣告退位。随后孙中山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由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取而代之。4月初，临时政府迁往北京。对此，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袖们认为自己已经完成历史使命，是功成身退的时候了，准备要么从事社会建设，振兴实业，要么放下武器，进行议会政治活动。
在孙中山努力实现其十年内修筑20万里铁路，黄兴要求“解甲归田”的情况下，宋教仁在孙中山、黄兴等赞同下，于8月将同盟会、统一共和党以及几个小政团合并为国民党，并为了能够在议会中争得多数席位，不惜删除同盟会纲领中的革命内容，以便合法地将大批政客和前朝遗老们拉拢到国民党内，在中国实行西方议会民主制度。
《军声》杂志的刊行正是与这种国内思潮遥相呼应的。蒋介石在很短时间内，在《军声》杂志上先后发表6篇文章：《〈军声〉发刊词》、《革命战后军政之经营》、《军校统一问题》、《蒙藏问题之根本解决》、《征蒙作战争议》和《巴尔干战局影响于中国与列国之外交》等。这些文章表达了蒋介石早期的不太成熟的军事思想。
首先，蒋介石像其他革命领导人一样认为国内问题已经解决，对外问题，从今以后要开始了。对外问题最重要者为军事，凡是讲信修睦、缔结条约，都应该籍此为城。他还主张在国内唤起尚武精神，研究军事技术，注意征兵方法，增强国防计划，改进军事教育，调查各国军情等；军权、政权集中于中央，就国内需要而言，意义一般，但是，放在国际上来看时，意义就非常之大。中国如果真想建设强大的共和国家，在十年之内就不能只效仿美国、法国的表面皮毛的东西，以此为治理国家的根本，而应当采取绝对的“开明专制”。
蒋介石所鼓吹的“开明专制”，把军政大权收归中央，固然有其合理的成分，但是，如果与袁世凯的统治联系起来，只能成为袁独揽大权复辟帝制的辩护理论，因为袁当时正沿着独裁专制的路子一步步地走着。因此，蒋介石这种主张的可行性并不太大。
其次，蒋介石开始接触社会达尔文主义，并将一些基本信条引申到国家关系中来。他断言：优胜劣汰，天演公例，弱肉强食是天经地义的。两个平等国家的关系可能建立于公理，而“两个不平等国家，论权力不论公理”，俾斯麦所倡的铁血主义，正是我们国家应当尊奉的良师。因此要不惜代价，加强国防开支，蒋介石指出，“每年所支军资，不过为国家之生命财产、名誉等之保险费而已，又何患国民负担之重，国家损失之巨呢！”蒋介石的军政经营思想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受日本的影响，事实上，日本国家当时就是“以军为要”，并且强盛一时，蒋介石由此结论不无道理。后来蒋在权力争夺和独裁统治时奉行的行为原则，可能就源于此处。
再次，宣扬对俄严防，对日本能退则退。蒋介石认为中国应相机行事，随时认清主要敌人。辛亥革命后，俄、日、英进一步侵犯中国边境，对中国造成多方威胁。但他认为英国对西藏的野心主要是商业，而非领土为主，可暂缓处理。日本和俄国对中国东北和蒙古地区步步进逼、招招逼人。而日本的军力显然要比俄国强大，因此中国要单独作战，只能首选俄国。但为时不久，他又主张对俄政策应转向谨慎的外交，因为日本的行动又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他认为首要问题必须探明日本是否真有吞并南满的野心。另外，在中国征蒙之前，应该做三件事：一是要乘近东多事之机会，与暴俄利害相反之英、德、意、澳诸国，竭力联络；二是与先进共和国美、法相互缔交；三是在“无形之中”将南满让给日本，使中、日之间干涉不起，牵制无由，垂涎既断，争竟自息，而利益均沾之祸，亦可消灭于冥冥之间。再并力北向，锐意攻敌。
蒋介石对局势的分析，首先应该注意到它的全局战略思想，包括选择主要攻击对象，然后以此为中心，展开外交谋略，远交近攻，打拉结合，孤立目标，为出奇制胜营造有利外部环境。当然，这样的“三部曲”同样反映着蒋介石在日本学习就塑造成形的“惧日症”，这与他后来对日政策的软弱和妥协多少是有内在联系的。
在主办《军声》杂志过程中，蒋介石学到了不少东西，初步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治国安邦的谋略，并在后来的革命过程中，逐步将其完整化、系统化。
但蒋介石毕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在日本，他亦不敢抛头露面，他将在日本的生活境遇向陈作了如实汇报，希望陈能早点让他回国。
1912年冬，蒋介石从日本回国，但仍害怕刺杀陶成章的罪行被人揭发，也不敢在上海政界中露面，如销声匿迹一般。直到全国上下一片讨袁之声，刺陶之事渐为淡化之际，蒋介石才又开始在陈其美的庇护下活跃起来。
袁世凯窃得辛亥革命果实之后，倒行逆施，加紧复辟帝制的步伐，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怒和极大的失望，全国各地讨袁之声此起彼伏。原本想功成身退，解甲归田的孙中山、黄兴等人在宋教仁被暗杀及善后大借款签订之后，从梦想中觉醒，他们意识到袁世凯并没有继承自己的革命意志，相反，一心实行专断独裁，恢复帝制，遂决定立即兴兵讨袁，号召南方各省迅速起兵，进行二次革命。
7月12日江西都督李烈钧在湖口宣告独立，紧接着黄兴在南京也起兵，随后安徽、上海、广东等地相继响应。
此时。孙中山正命令陈其美在上海响应全国，举兵讨袁。7月16日，陈其美在上海揭竿而起，被推举为讨袁军总司令，18日发表上海独立宣言，通电全国。
蒋介石被陈其美派到袁世凯军第九十三团做策反工作，第九十三团原本是辛亥革命时蒋介石任团长的沪军第五团，但此时该团团长陈其蔚已被袁世凯收买，他避而不见蒋介石。
蒋介石无奈，只说服了一个营的士兵参加讨袁。蒋介石随后率领这一营兵力，配合钮永建部，夹攻上海的军事要地——江南制造局。制造局驻扎着袁世凯的心腹、海军中将郑汝成率领的北洋精锐团，郑汝成精明能干，治军有方。而陈其美的讨袁军训练和装备极差，指挥系统紊乱不堪。郑汝成指挥的北洋军依仗有利地形，沉着应战，停泊在黄浦江上的海军舰队也用强大炮火支援郑汝成。
结果，讨袁军伤亡惨重，被迫纷纷后撤。经过一星期殊死搏斗，讨袁军越战越弱，士兵伤亡散走大半，溃不成军，连蒋介石的营长张绍良也阵亡了。8月13日，上海讨袁军彻底失败。
讨袁之役失败后，陈其美、蒋介石不得不潜入地下。郑汝成被袁世凯委以上海镇守使的重任，统率两师重兵，屯扎在淞江、龙华、制造局至吴淞一线。郑汝成不惜一切代价，疯狂地镇压在上海、江浙一带活动的革命党人，甚至深入租界地区，搜杀潜伏活动的革命骨干。袁世凯四处张贴告示，悬赏两千元大洋捉拿要犯蒋介石。
上海顿时风声鹤唳，蒋介石又无法立足，在革命党人掩护下，悄悄返乡。
蒋介石本想去家里躲避一番，但怕溪口熟人太多，露出什么风声，反倒不好，于是转身到了离家十余华里的萧王庙孙家舅母家里。他们对蒋家一向很好，因此蒋介石感到去孙家避难较为安全。蒋介石到孙家后，蒋妙月对他的境况非常同情，一口答应让他留下来。
不久，通缉蒋介石的公文从省里传下来，命奉化县知事搜捕蒋介石，捉到后立即押送省城法办。县知事不敢怠慢，立即将此案件责成警察所干事丁志国从速办理，丁志国接案后，感到关系重大，非常棘手。因为蒋介石在奉化县一带有不少结盟拜把的兄弟，形成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实在不好对付，为慎重起见，丁志国找来好友何禄山商量。这何禄山也是蒋介石的把兄弟，他郑重其事地劝道：“丁兄，有道是t人面长，钿财短’。大家都是同乡人，何必结个冤家！”丁志国沉思片刻，点点头说：“言之有理。不看僧面看佛面！”
丁志国对缉蒋一事一直磨磨蹭蹭，阳奉阴违，但为了交差，每天带几名警察装模作样地下乡搜查。有一天，他们来到萧王庙，丁志国早已闻知蒋介石有可能藏在这里，进村时故意虚张声势，一路吆喝。可事不凑巧，待蒋介石听到警察进村的消息，警察已到了屋门口，匆忙问，蒋介石冲进了舅母住的楼上。
警察们蜂拥而进，在楼下看过一遍，见没有人，就要上楼搜查。这时，蒋妙月急了，慌忙堵住楼梯又哭又闹，说道：“上面楼板破旧，你们都要上去，踏塌了楼板要伤人的！”蒋妙月一边说，一边把视线投向了丁志国。丁志国是个明白人，知道话中有话，便赶紧凑上前去说：“你要是怕楼板踏穿，就让弟兄们在楼下，我一个人上去。”说完，命警察们在楼下监视，独自爬上了楼。
楼上空空荡荡，摆设简陋，根本无处可藏人，丁志国一进门便看见了蒋介石。蒋低声说：“我反对军阀政府没有罪！你要邀功请赏，现在就把我抓去好了！”丁志国沉默了好一阵，不停地踱着步，突然猛地转身下了楼，一面走，一面大声嚷嚷：tt上面没有人，弟兄们，我们别处去看看。”说完领着警察扬长而去，蒋介石和蒋妙月悬了半天的心方才放下来。可是丁志国放过了蒋介石，深恐事情暴露，殃及全家老小，不久，辞职到奉化莼湖镇摆起了香烟摊。
蒋介石此次脱险后，也深感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后来，他探听到陈其美和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因遭通缉纷纷逃到了日本，便也想去日本躲避，但苦于囊中羞涩，不名一文，无法起身，便找到何禄山，要他帮忙想办法，何禄山把此事告诉了蒋妙月。蒋妙月对蒋介石这位内侄兼外甥寄予厚望，再次解囊相助，下狠心卖掉二十亩良田，让何禄山把所得之款转交蒋介石，资助他去日本。1913年12月间，蒋介石得以第四次东渡日本，彻底摆脱了袁世凯的追杀。
此次蒋介石之所以能脱险，应归功于两个人，一是丁志国，二是蒋妙月，蒋介石后来对此二人的恩德一直铭记在心。蒋介石任北伐军总司令，打到上海后，从何禄山口中得知丁志国家境困窘，就派人送去一张委任状，命丁志国到温州去当了个税务官的肥差，对他的方方面面颇有照顾。
蒋介石对其舅母蒋妙月的大恩大德更是感激不尽，礼遇有加。萧王庙脱险之后，蒋介石待蒋妙月胜过亲舅母。蒋介石发迹后，每次回乡省亲必到萧王庙探望蒋妙月。蒋介石兵败大陆逃往台湾时，表示要带蒋妙月前往，但蒋妙月此时已届耄耋之年，不愿随他离乡，故仍留在家乡。
20世纪60年代后，蒋妙月由于种种原因仍去了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