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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在吉林的夺权碰了一鼻子灰后，进一步加强与段祺瑞的勾结，开始插手北京政权。他企图在中央取得一定的地位和权力之后，再来兼并吉林，称霸东北。
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后，总统黎元洪下野，冯国璋在南京自立为代理大总统。8月1日，他率第十六师及其随从抵达北京就职。随后，他请王士珍、段祺瑞小饮，重叙“北洋三杰”当年的友情。冯国璋心情不错，借着酒劲亲切地对王段二人说：“咱们老兄弟三个连枝一体，不分总统、总理、总长，只求合力办事，从今而后再也不会有什么院府之争了。”
段祺瑞重新上台，以再造共和功臣自居，独揽北洋政府的军政大权，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1917年8月，孙中山在广州建立护法军政府，自任海陆军大元帅，决心“勘定内乱，恢复约法”。下令讨伐段祺瑞。
这年的年末，在南方军北上的压力下，北京政府内部直系和皖系发生分裂。直系军阀冯国璋主和，皖系军阀段祺瑞主战。最后段祺瑞提出召集临时参议院。11月11日，北京参议院开会前后，湖南发生政变，督率付良佐、省长周肇祥等从长沙逃出，王汝贤、范国璋败走，这等于给段祺瑞当头一棒。于是冯国璋把段祺瑞从总理的位置上一脚踢开，由王士珍出来组阁。段祺瑞十分恼怒，他通电揭冯国璋的老底，说他分化北洋派，勾结西南军阀。
北方属于段祺瑞一派的武将也奋然崛起。以安徽督军倪嗣冲，山东督军张怀芝为首，直隶、奉天、山西、陕西、浙江、福建、黑龙江、绥远十省长官和代表云聚天津，就对南方的政策进行讨论，这可谓第一次天津会议。会上大小军阀群情汹汹，主张讨伐南方的强硬派和弹劾怂恿冯总统停战的长江三督：李纯、陈光远、王占元。张作霖派奉天督军署参谋长杨宇霆为代表列席了会议。
1918年1月5日，主战派各督军再次召开天津会议。以直隶督军曹锟为首，山东、奉天、吉林、黑龙江、山西、察哈尔、绥远各省长官和代表参加会议，这次是讨论反对恢复旧国会以及讨伐军应否分两路南征。经过一番争吵，最后对外通电统一口径说：“时局除以武力解决以外别无它途，各省宜联合请求中央宣布南方讨伐令，如若不应则各省宣言独立，采取最后手段。”云云。
接着倪嗣冲、张怀芝、张作霖、阎锡山、陈树藩、赵惆、张广建、鲍贵卿、李厚基、姜桂题、田中玉、张敬尧等以及其他共十七省长官联名提出强硬的主战论，使坚持主和政策的冯总统和王士珍内阁的直系受到极大压力。
揭开天津会议的层层黑幕，躲在幕后操纵的发起者主谋者既不是倪嗣冲、张怀芝，更不是张作霖，而是段祺瑞的“宠儿”徐树铮。徐树铮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出身的秀才，素以北洋军阀首一代谋士而闻名。徐树铮从入段祺瑞幕府起家，先后任军事参议、总参谋、陆军部次长、国务院秘书长等职，对段祺瑞“感恩知己，忠心耿耿。”
徐树铮忠心事主，段祺瑞被再度免职后，徐树铮也辞去陆军次长一职。徐树铮对王士珍的主和内阁十分不满，日夜为段祺瑞的东山再起而奔波策划。在他的主谋下、才有了天津会议以及主战决议。
段祺瑞与徐世昌、徐树铮商量时局以及对策，徐树铮献计说：“仅靠我们皖系自己的力量是难以制止直系和南方的和谈的，我看不如来个借刀杀人，借奉打直。”徐树铮主张引“东北王”张作霖入关助战。
徐树铮从杨宇霆身上找到了拉拢张作霖的突破口。杨宇霆是奉天法库县人，和徐树铮同样出身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兵科。杨宇霆是宣统末年回国后任奉天军械局长，民国成立后任炮兵上校。张作霖任盛武将军时，把杨宇霆由代理参谋长提升为督军参谋长的要职，并晋升他为上将，可见张作霖对杨宇霆倚重甚笃。第一个为徐树铮瞩目的就是杨宇霆。徐树铮从当时代表张作霖往返京津之间的参谋长杨宇霆身上打起主意，他以同窗之谊加以说服，让杨宇霆打通张作霖。
张作霖和“当朝谋士”徐树铮的交往可追溯到1917年春，当时被撤消了国务院秘书长要职的徐树铮，依然在段总理的帷幄里参与筹划。他说服段祺瑞对奉省张作霖和冯麟阁的争斗中支持张作霖，压制冯麟阁。结果冯麟阁倒张运动彻底失败，张作霖的地位反而愈加巩固。因此张作霖对徐十分感激，赠以重金致谢。从那以后两者之间信使往来频繁。张作霖希望利用徐树铮在中央的权势威望，与之合作以扩大自己势力；而徐树铮也想利用张作霖的武力为外援，以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两者在相互利用的目的下建立了合作；而他们之间的“纽带”毋庸说就是杨宇霆。
张作霖自天津会议以来成了主战的急先锋，他在1月19日向大总统冯国璋致电称；“时局混乱已达极点，应火速传令张怀芝两路司令挥师南下，以备万一。何况南方已无情和之诚意，政府应发堂堂正大的讨伐令，以挽救千钧一发之危局。”表示出强硬态度，暗吓中央。
坚持主和政策固执不变的冯国璋也压制不了主战派督军的强硬主张，终于在1月31日不得不发布湖南讨伐令，于是南北同胞又演一出骨肉相残的悲剧。这样天津会议段派又占了上风，而徐树铮也在暗自窃喜阴谋成功。
阴险狡猾、年轻气盛的徐树铮在天津会议上的第二个阴谋就是“借鸡下蛋”，他想利用张作霖的武力抢劫秦皇岛的枪械，然后再编一支属于自己的军队。
原来冯国璋与山西督军兼省长阎锡山在日本订购了一批军械，议定在秦皇岛交货。当时日本泰平公司根据对华军火赐人契约，装运一部分军火的商轮“武德号”正驶向秦皇岛准备向中方移交。徐树铮发现此事后就想“借花献佛”，怂恿张作霖出兵夺械。但他也有企图，那就是引诱奉军入关。
张作霖最初犹豫不决，夺械必然要与中央关系紧张，弄不好偷鸡不成蚀把米，再把部队扔进去。但上万支枪械对于这个一贯信奉武力的东北王来说又是实在太诱人了。两难之中，他把沈阳一个有名的算命先生包瞎子找了来。包瞎子真名包秀峰，张作霖对占卜之类挺迷信，每有疑问就把包瞎子找来算上一卦。他每月给包瞎子200元薪水，并让手下人称包瞎子为“包顾问”。这次包瞎子受召进府，又胡乱忙着推算一阵，两只瞎眼一翻，说：“恭喜大帅，这次卦象得吉。”
张作霖听到这句话喜出望外，他认为这是天赐良机，不可贻误。他马上派五十三旅旅长张景惠护送奉天军械厂厂长丁超前往截械。徐树铮和张作霖通过杨宇霆成一种默契。徐树铮一给奉天打去秘电，张作霖就火速派张景惠部到秦皇岛。1月27日，徐树铮致电张作霖：“日械约二月三日到秦皇岛，续来者何日到，电尚未来。”张作霖忙先派张景惠带两个营的兵力赶到秦皇岛，诡称为福建督军李厚基在奉天招募的新兵，来秦皇岛候船。
张景惠命手下人每天与冯国璋派来的接械人员聚赌、饮酒，使他们毫无戒备。等到2月22日所有军械由日本人点好装上火车后，张景惠等人亮出了武器。在众多黑压压枪口的威逼下，车站站长只好听从奉军指挥，将火车头调往东面开往沈阳。遵照张作霖的命令，大部分武器运回奉天，一部分运到天津。这批步枪共27000余支，全部为张作霖所得。这是一次张作霖、徐树铮暗中合谋的事件，是两者合作的第一步，也是渴望权势的一伙野心家之间互相利用、狼狈为奸的序幕。
奉军截留军火的消息使冯国璋和段祺瑞同样大为吃惊。2月26日，段祺瑞电请张作霖交还原物、运回北京。但张作霖却复电说，他已布置好南征，只因缺少军火，未便开拔。张作霖诡辩说：“这次提去一批军火，事前并未请示，原因是呈报则需时日，运京而复运奉，更费周折，不得已先留用而后吾报。”
第二天徐树铮和张作霖又唱起了双簧。徐树铮致电陆军部转段督办，称：“故来晤雨帅，姑作筹商。雨帅宗旨，一意保爱国家，维持政纲，以期靖安内讧，力求统一。……至于军械一节，与其运京闲置，或拨给王汝贤、范国漳等类无耻军队，溃弃资寇，不如留奉编练，视机调用之为愈。”
张作霖也大言不惭地复电说：“此次奉天请领军械，系奉元首讨伐明令，整饬军队，为政府之后盾。所练军队，无论对内对外，均属拥护中央，一旦编练成军，悉听政府驱策。运京留奉，宗旨无殊盖全军均属国家，尚何器械之足计！”
其实中央政府对张作霖的抗议只是表面文章，不仅以段祺瑞为后盾的徐树铮是其中的策划者；而且陆军总长段芝贵也是段祺瑞的人。而且袁世凯任大总统时，中央曾从奉天借过一批武器，至今尚未偿还。因此张作霖声明以此次抢来的武器作为赔偿而保留，实际上是根本不想返还，政府的抗议也不了了之。最后以暂时由奉省代为保管为由而敷衍了事。这只不过是张作霖和徐树铮对冯国璋和王士珍等的所谓直系内阁的一种愚弄而已。
事实上，徐树铮是把这批本来属于别人的军火作为礼物送给张作霖的，他用这个为条件，作为召请奉军入关的交换条件。张作霖用这批武器扩充部队，新添了七个混成旅，组成奉军暂编第一师，由张景惠任师长。劫夺秦皇岛枪械成功了的张景惠一帆风顺地把奉军推向前进，直抵天津。张作霖还在调派大军，准备进关增援，以便鞭策王士珍内阁软弱无力的对南政策并使当局统治者丢脸。
奉军入关如此迅速，使大总统冯国璋惊恐不安。2月26日，冯国璋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对策。他在会上质问段祺瑞：“奉天出兵既未奉有命令，事前也未通知。但听说前任陆军次长徐树铮却到奉天活动，这些情形，究竟用意何在？”段祺瑞当时在冯国璋灼灼逼人目光下无言以对，沉默了良久，才说了一句：“太冒失了。”实际上段祺瑞就是召引奉军入关的主谋，他根本不会在会上表示让奉军退兵，其实当时他也无力让奉军退出关外。
会后，冯国璋请赵尔巽出面劝说张作霖退兵，然而张作霖根本不买这位老上司的帐。冯国璋这时才悟出段祺瑞从中做了手脚，感觉到自己的总统地位难保，便着手准备“善后”了。
3月5日，奉军一部分由天津开到廊坊，检查车站过往旅客。国务院马上去电说廊坊不是戒严区，不能骚扰过往旅客。奉军却置之不理，我行我素。张作霖电称：“出兵扣械，是坚元首主战之心。兵已入关，无可撤退。长江有事，即可南下应援。”他电请北京政府在天坛一带准备营房，这差点没把冯国璋的鼻子气歪了。但张作霖也不管北京政府同不同意，自己大大方方地先派几个人去北京寻找部队驻地了。
在这以前，徐树铮和张作霖还达成一个密约，以副总统的座位引诱张作霖出力倒冯。徐树铮专程赶往奉天，表面名义是由于俄国过激派的东进，边境地区紧张，群情骚然，为此前来视察北方中俄边境，而实际真正目的是与张作霖密谋。
徐树铮极力施展苏秦、张仪之流的雄辩之才，首先从世界政局谈起，综述统一中国的急务，进而引证中国四千年的历史，因而断言中国除武力统一之外别无它途，从而论述讨伐南方之必要。张作霖听得天花乱坠，频频点头。
为了引张作霖上钩，徐树铮接着说：“现在当务之急是在未来选举正副大总统时拥护段祺瑞为大总统，选阁下为副总统，这样中国就在我们北洋派手中。作为选举总统前的准备工作是乘最近时局混乱之机使段祺瑞三度组阁，举行新国会的总选举，使本派议员占国会的绝大多数。”
徐树铮的如簧之舌终于说服了张作霖，他对身居中央的徐树铮的努力和智谋才略佩服得五体投地。为了副总统一职，张作霖慷慨应允以武力为后援恢复段内阁，同时事成之后奉军出兵南征。
张徐二人结成密约后，张作霖表现出比以前更加强硬的主战论调，高喊以武力讨伐南方，电令进关的奉军加大对北京的压力。一时间北京地区群情骚然，令人怀疑是否要重演张勋故伎。
为了表明自己没有野心，3月7日，在张作霖授意下，奉天发表他与曹锟、张怀芝的往来电文。张作霖在电文中表示：“本人的财产身家功名权位都已愉逾量，尚复何听希冀！只以目前时局，菲以武力不能进和平。弟处扩张实力，专为畏助我兄起见，此外毫无私意。叵有虚言，鬼神监察。
曹锟的复电称赞张作霖“耿耿大义，磊落光明，骨肉之交，谊同生死。”他对奉军入关表示欢迎。张怀芝辄称，“奉军入关，壮我士气，固我后援。”极尽吹捧之能事。
3月16日，张作霖命令奉军后续部队陆续进关，同时向政府摊牌，提出四条要求，强迫政府接受，如遭拒绝，即或诉诸武力也要贯彻主张，以盛气凌人的态度强迫现政府就范。
张作霖所提四条要求是：一、组织段祺瑞内阁；二、追究长江三督军的责任；三、重新设立东三省巡阅使；四、增建新师。这四条正是对冯国璋一派的威吓。张作霖亮出了一种“究竟接受还是不接受？如何答复”的追问态度，同时摆出了剑拔弩张挥刀立斩的可怕逼问姿势。
冯国璋被逼无奈，在张作霖提条件的第二天，就发表了辞职通电。但皖系和直系主战派都不打算立即将冯国璋驱逐下台。张作霖还没有从冯国璋身上榨取更多的东西，因而想利用冯和段之争，从中渔利，因此，第二天即3月18日，他又发表通电，对冯国璋大加挽留，称“挽救时局，只我大总统一人。”
张作霖又想到一个折衷的办法，他向冯国璋建议说：“你可择定总理一人，组织完全内阁，总理得人，各方同意，致令自然畅行，总统切勿轻怀退志。”冯国璋想辞职也不行。
这时皖系军阀趁机集中火力给冯国璋施加压力，要求他罢免主和派江苏督军李纯。冯国璋气狠狠地说：“作为总统我无权罢免督军。如果我真的有这个权力的话，那第一个被罢免的督军不是李纯，而应该是张作霖。李纯主和无罪，至少他没有自由进兵，威胁总统的事。”
冯国璋电请张作霖进京面谈，他无可奈何地说：“最好雨亭你自己带兵去打李纯，不要逼我下一道根本不能执行的命令。”而这时的奉军早已开到韩庄，李纯被逼无奈，通电辞职，他在通电中痛斥张作霖“派兵入关，要挟中央免本人的职务，并劫夺军械不允交述，这种种情节，令人诧异，其用心奸险，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1918年3月12日，张作霖又在北京政府中投下一颗“重磅炸弹”，他宣布在京城眼皮底下的河北宁河县军粮城，组织关内南征奉军司令部。张作霖自任总司令，而副司令却由徐树铮担任，同时代行总司令一职，杨宇霆为总司令部参谋长，孙烈臣为第二十七师师长兼湘东司令，张景惠为奉军暂编第一师师长兼湘西司令，丁超为奉军兵站司令。
徐树铮直接指挥奉军的消息公布于众，段祺瑞的“借奉打直”的鬼把戏也就亮了底。这在北京政府内引起巨大震动。冯国璋无奈只好去请段祺瑞出来再度组阁，而王士珍内阁在“胡帅”进京后也被迫垮台。
张作霖为了尽快组成段内阁，向北京政府提出：“如果成立段内阁，十日以内则将北京附近军队全部撤走南下。”
3月中旬，岳州被北军夺回，于是议和之声再起，张作霖见此形势再次电告冯总统称：“南方经常造乱，扰乱国政久矣。胜则前进，败则求和，其无诚意乃众所周知。今幸岳州恢复，如趁此时机全力猛进，荡涤邪气，坐镇西南当非难事。今闻朝野至今尚有唱和议以掩总统耳目者，惟望我大总统万勿听信邪说，重蹈覆辙。”他极力反对议和主张战斗。
在乱糟糟的政治氛围中送走了中国人的传统节日春节。过完年后，北京政局的发展一如张作霖所愿，偏袒南方的冯国璋总统敌不过张作霖的武力和徐树铮的计谋，终于同意请段祺瑞再度出山收拾残局。
1918年3月23日，段祺瑞再次搬进总理府，这样北京政权再次落人皖系之手。他一上任，马上就宣布对南方用兵，继续他的“武力统一”计划，南北之间重又开战。
张作霖因拥立段祺瑞重新组阁功勋卓著，因而很得段祺瑞的信赖，显得十分得意。段内阁成立后，北京附近的奉军开始撤走南征，以张景惠先遣队为首，第二十七师、二十八师、二十九师以及新编各混成旅陆续南下，3月末时，二十九师的五十七旅第一百一十三团已经抵达徐州。
南下奉军与日俱增，孙烈臣、汲金纯、吴俊升三师长以及许兰洲、张作相、张景惠和其他各混成旅长等，分别进驻湖南、湖北、福建、河南、陕西、直隶各省，总兵力据称有五万人。
徐树铮足智多谋，自命为段祺瑞的继承者，是一个野心勃勃的政客。他梦想着得到最大的权力和荣耀。但他徐树铮虽然有旷世之才智，但手下却无一兵一卒，因此常常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尽管如此，他依然凭着一副聪明过人的小脑瓜，绞尽脑汁扶植自己的势力。
徐树铮一度以南征问题为契机说服北方强者张作霖，自己担当了奉军副司令，拥有奉军实际指挥权，这是徐树铮的一大成功之举。这以后，徐树铮简直如龙得水，如虎生翼，骤然间成了政坛上举足较重的显要人物。徐树铮作为主战派的急先锋，以武力为后盾，统率大军南下，在湖南、湖北各地大显神威，有时抽出空来，又跑到京津地区进行阴谋活动。
由于北方南征军于湖南战败，南北形势发生骤变，南征军第一路总司令曹锟引咎电请辞职，徐树铮接替曹锟亲任总司令。他刚一接印，就策划将奉军开往第一线进行决战，这是徐树铮多年的宿愿，暴露了他的野心，即以奉军精锐为主力使北洋军的阵容强大，以便击败南军一统天下，从而掌握更大的权力。
把奉军南征的一切指挥权完全交给徐树铮的张作霖突然显得十分狼狈。原来狡猾的张作霖和徐树铮结成密约派奉军南征的目的并非想直接担当实战，堂堂的声明只不过是自我宣扬而已。当时张作霖想，在南征的名义下可以捞取更多的军费和武器。到时由曹锟、张怀芝等北洋军在前线卖命，而奉军则只要从后方予以声援威吓南方。他从一开始就没有上前线的打算，对张作霖来说不能损伤自己的一兵一卒是徐树铮理所当然应该保证的。
而徐树铮却用奉军独挡湖南战场，他在汉口设立奉军前敌指挥部，把张作霖同意调出来的六个混成旅全部摆在湖南战场上。5月9日，徐树铮又召集孙烈臣、汲金纯、吴俊升三人到长沙，会商奉军入湘作战计划。
徐树铮的专横跋扈使张作霖麾下的孙烈臣、汲金纯、吴俊升、张景惠、张作相等将领很是不满。从张作霖任命徐树铮为副总司令的当时便有不快之感，耻于受徐树铮的指挥。但张作霖被徐树铮的口才所迷惑，对徐树铮绝对信赖，因此当张作霖的面反对徐树铮都有所顾忌，因为汤玉麟就是因反对张作霖宠信的王永江而弄得不欢而散的。这些人只好默然忍受。
后来，徐树铮的飞扬跋扈，独断专行日甚一日，奉军将领都极为愤慨。一些人便向张作霖建议说：“奉军应由奉省军官统率，何必要聘请外人？”他们揭露徐树铮的奸诈虚伪促使张作霖重新考虑。张作相进言说：“我们奉军在前线卖命，而最后的胜利成果却将被狡猾奸诈的徐树铮一人夺走，结果是奉军成了国民唾骂的对象，那我们也太吃亏上当了。”
张作霖的智囊人物奉省文治派的重要人物督军署秘书长袁金铠也识破了徐树铮的诡计，他进言说：“徐树铮不过借公之力，伸个人之权以因私而已。”他列举徐树铮种种跋扈言行，劝告张作霖疏远徐树铮。
这时的张作霖也开始感到后悔，他急速改变南征方针。为了限制徐树铮的专权，他接受了孙烈臣等人的劝告，由三师长分别统率奉军；架空徐树铮；为了避免和南军冲突，张作霖决定不听徐树铮的计划，把奉军撤离前线。
但前面口口声声喊南进讨伐，现在突然僵旗息鼓，张作霖担心舆论会对他过不去。为了顾全自己的体面，已达到抽身保底的目的，张作霖又想出了鬼点子。他先是极力强调中俄边境紧急，屡述苏俄的东进和根据中日军事协定需要出兵北满等，以此说明奉军不能长期远征南方。此外，张作霖还强迫政府支付六个月的军费150万元并供给武器弹药。张作霖狮子大开口，他知道自己所提的这一切政府根本不能做到。既然政府无能作复，然后他就可以以政府无力提供军费和武器为借口断然撤军，这是张作霖给政府挖的第二个陷阱。
徐树铮也察觉到张作霖态度的突变，料想担当第二路总司令调动奉军将成为画饼，从此也就断了念头。本来徐树铮最渴望的就是武力。此时群雄割据，无论是谁想统一中国必须以强大的武力作后盾，如果没有武力，则等于离水蛟龙，无论如何也成就不了惊天动地的伟业。徐树铮见张作霖改变态度，于是铤而走险急速招募自己的私军。
但因经费来源和武器供给尚无着落，徐树铮又想出一个歪点子。徐树铮和奉军参谋长杨宇霆、奉天军械厂厂长丁超都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出身，因此他借同窗之谊极力进行拉拢，结果徐树铮如愿以偿，由杨宇霆管理的奉军军费中偷用一部分资金和利用丁超保管的奉军一部分武器，招募了自己的私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