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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4年，即袁世凯回到项城的第二年，他的叔父，在西北帮左宗棠办理军务的袁保恒回到老家休假，给沉浸在迷惘中的袁世凯带来了新的希望。这位同样是军务出身的叔父，刚见袁世凯的第一面，眼睛就为之一亮：这个侄儿与家乡的其他“土侄儿”全然不同，他不仅长得相貌堂堂，而且一举手、一投足，一问答、一应对，全然是大家的派头，官场的气度，果然是不同凡响。
“侄儿可愿随叔父到西北一走？”
“承蒙叔父大人错爱，侄儿自然感激不尽。”
几天后袁世凯便打点行装，随叔父往西北而去。后来，袁保恒调到北京，再调到开封，袁世凯一直都跟随身边，是因为老家项城偏居一隅，长期在那里生活，孤陋寡闻，带着出来，不但可以有一个较好的读书环境，更主要的是可以增长见识，开阔眼界。
这个时候的袁氏家族，虽然已没有了袁甲三在世时的显赫地位，袁保庆的去世也使袁家失去了一个重要的财源，但在京城还有两朝廷命官，支撑着袁家的门面，一位是袁保恒，时任户部左侍郎，另一位是袁保龄，时任内阁中书，都相当于现在的副部级官阶。幸运的是，与袁世凯年纪相仿的袁氏少年后生不下十数个，唯独他被保恒和保龄同时看中。他们都认为袁世凯是袁家这一代中可堪造就的人，都乐意把他带在身边，言传身教，耳闻目濡，期望他将来能接上自己的班，继续在朝廷支撑袁家的门面。
晚清时期，虽然西风东渐，欧洲的那一套教育制度和体系已陆续介绍到中国来，但中国延续了上千年的科举制度，还牢牢占据着中国的教育霸主地位。而且，这种制度将教育与政治直接挂钩，成为仕途的必由之路，这在“官本位”思想最重的中国，其影响力、诱惑力之强大，就可想而知了，这种影响、诱惑对袁世凯也当然不可能例外。
袁保恒和袁保龄对这位十五六岁的侄子，在功课方面抓得是非常紧的。他们高薪聘请名举人谢廷萱给世凯教习八股文，又请另一位名举人周久溥教习作诗，请来又一位进士专教书法习字。仅从这些教师的档次和规模，就可以想见袁家二兄弟对这个侄子所抱希望之大、用心之良苦。
有一封遗留下来的书信，足可佐证这一切。那是袁保龄从北京寄给项城老家的袁世凯生父袁保中的。信中说：
“凯侄资分并不高，而浮动非常。细询其故，大约前在南（指南京）时，所以师亦不切实。好在目下谢子龄（廷萱的字）兄之为人，事事求实际。为置一桌，两人隔开，免时刻交谈废读之弊，且欲使凯侄逼近师长，以束浮嚣之气。晚间则均在书房套间，与先生比屋而居，夜课至亥正，晨以日出为始。……晚间先生学生咿唔四起，月下听之亦颇可喜。”
那时，袁世凯已渐懂世事，在堂叔的严格管督之下，尽管对八股取士的一套刻板做法厌恶之至，但重压之下，读书还是很刻苦的，每晚只睡五六个小时。四书、五经很快背得滚瓜烂熟，试贴诗做得也很有长进，只是写文章还不得要领，尤其是八股文章法不熟。尽管如此，他的家族赋予他的强烈的使命感与他个人的天资秉赋结合在一起，已足以使他的家族对他充满了信心。
有两句诗，大概是因为写得太精彩了，亦或是给他的家人和老师印象太深刻的缘故，终于没有随着后来怒焚文书稿而消失，却幸运地成为袁世凯青少年时期留下的仅有的两句诗——但这两句诗已使我们很满足了，因为袁世凯青少年时代精神世界的最闪光、最有预示性的东西，就包含在这两句诗里面：
大泽龙方蛰，中原鹿正肥。
说他志向远大也可以，说他野心勃勃也可以，总之，此时的袁世凯，用“初生牛犊”这个词来形容他，已显得有点小家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