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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日排俄成为朝鲜“太上皇”

袁世凯用武力粉碎朝鲜亲日派“开化党”政变,名誉鹊起,在护送大院君李显应回国后,以监国大员自居,不择手段干涉朝鲜内政,驱日排俄,俨然成为朝鲜“太上皇”。

袁世凯接任之后,本想好好地干一番,按照原先预定的计划,向自己的目标逐步迈进。无奈人算不如天算,局势很快又出现了新的变化。

“壬午兵变”以后,朝鲜上层分化为“保守”与“开化”两大派。保守派以闵泳翊、金允植、闵泳穆、赵宁夏等为首,掌握朝鲜政府实权,主张维持旧秩序和清政府的传统关系,因循苟安,食古不化。他们得到中国驻军的支持。“开化”派以金玉均、朴泳孝、洪英植为首,主张自上而下地变革,使朝鲜“独立”、“开化”,试图依靠日本的力量推倒“保守”派的统治。两派明争暗斗,势同水火。

1884年清军撤离汉城后,“开化”派便开始密谋发动政变,夺取政权。日本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替“开化”派出谋划策,制定了具体的政变方案。他还答应筹措经费,出动使馆驻军,用实力予以支持。

经过一番准备,“开化”派于1884年12月4日,利用庆祝邮政局新厦落成举行宴会之机,发动政变。当晚,金玉均、朴泳孝等矫诏召“保守”派大臣闵台镐、尹泰骏、赵宁夏等6人进宫,将他们一一处死。

12月6日,“开化”派组成亲日新政府,公布了“新政纲”,锋芒直指以闵妃为首的“保守”派势力。

那一天,袁世凯正在营帐里,与刚从上海接到朝鲜来的沈氏温存,忽报金玉均在邮政局起事,已冲入宫去。袁赶紧披衣上马,带一彪人赶过去。

到了邮政局,那里已寂无一人。又赶至王宫,只见宫门紧闭,几度敲门叫喊,里面就是没人回应,看看天色已晚,只好带着人马先回营中休息。

第二天一早,袁又赶到王宫,宫门仍然紧闭不开。无奈,只得用哨箭射过城墙,传书给国王李熙,要求入宫护卫。此时,金玉均已把李熙软禁内宫。金矫诏拒绝了袁的请求。

涉及到两国关系,袁明知有诈,但找不到正当理由动武,只好传快信回国,告之李鸿章。李也不好擅主,照例向朝廷报告。

而朝鲜这里的情况已十分危急。12月6日一早,亲清派人士纷纷聚到袁军帐前求援,称亲日派即将劫走李熙,另立新君,背清依日。袁世凯致书日本驻朝公使竹添,要求给予答复,但竹添不予理睬。

事态已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如果亲日派控制了政权,朝鲜将会脱离中国,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跳板。而此时更令袁世凯心焦的是:这一结局将意味着袁在朝鲜苦心经营的一切都会在顷刻间化为乌有,回国以后,还有可能成为被问罪的对象。

袁世凯一向支持“保守”派,排斥“开化”派。政变发生后,他马上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因此,他极力主张用武力支持“保守派”复辟。他一面会同吴兆有上报李鸿章,要求派兵轮来朝,增加在朝鲜的兵力以解决事端;一面随机应变,发号施令,准备举兵。其时,保守派金允植、南廷哲(户曹参判)、沈舜泽(右议政)等也恳求清军援助。袁世凯当机立断,排斥其他军官的不同意见,独自决定派兵人宫,驱赶日本人,逮捕“开化党”,挽救朝王和王妃,恢复昔日秩序。

袁世凯先照会竹添,说明入宫理由。竹添置之不理。于是即和吴兆有、张光前等即率清军1000余人闯入王宫。日军开枪射击,双方战事遂起。日军寡不敌众,抵挡一阵之后,便撤出王宫。事后又自焚使馆,逃回日本。洪英植、朴泳孝挟持国王逃往关帝庙避难,被清军捕获。袁世凯护送国王回宫,“保守”派重新掌权。

袁世凯亲率一营清军驻守王宫,以“监国大臣”自居。12月15日,他直接给李鸿章写了一篇长达数千言的报告,很得意地详谈了镇压政变的细节,吹嘘自己的“功劳”,并大胆献计:“莫如趁此民心尚知感服中朝,即派大员,设主监国,统率重兵,内治外交,均代为理,则此机不可失也。”

由于中法战争正在进行,李鸿章不愿与日本失和,另起兵端,这一建议未获采纳,袁世凯不免大失所望。然而,他竟自作主张,搬进王宫,住在偏殿楼下,与李熙居室只有一墙之隔,对李熙进行直接监视;同时要求各部大臣每天向自己“白事,环绕左右听指挥”,以监国大员自居。

从当时清政府的立场出发,袁世凯在政变的关键时刻所采取的军事行动无疑是正确的,本应受到奖赏,可是另外一些事情却搞得他灰头土脸。首先是他在平定政变后,不经请示即挪用军饷,抚恤被亲日派杀害的朝鲜大臣的家属,要求李鸿章将这笔款项作为正当开支报销,遭到李鸿章严厉申斥,谓其“纯以银钱买结韩人之心,实属荒谬”!不准所请,并札饬吴兆有责令其赔偿。其堂叔袁保龄也去信痛训,令其悉数赔缴。其次是他权势欲极大,一心想独揽军权,排斥吴兆有等人,吴兆有等人心有不甘,与之闹翻,揭发他贪污军饷等问题,直气得他大叫“官运恶极”!

这时,日本政府又致函清政府,反咬一口,指控袁世凯妄启衅端,声称此次中日冲突,曲不在己。清政府不知真相如何,命李鸿章与会办北洋事宜的吴大激负责处理,但不得与日本开衅。经过会商,决定由吴大澂和续昌赴朝查办,袁世凯成为查办对象,吴大澂、续昌抵达朝鲜马山浦,袁世凯即派人将叙述事变经过的书面报告呈上,后在汉城又亲自遇见,当面辩解,并自劾擅自计衅之罪。吴大澂、续昌并未加以责备,反而说他劳苦功高,竭力安慰。但怕他的军队驻扎朝鲜王宫之内引起日本政府猜疑,令其撤出,回归本营。

日本政府此时也派井上馨同朝鲜政府谈判,并与之签订了《汉城条约》。这个条约解决了政变后朝日之间的善后问题,但未解决中日军队冲突的问题。清军是日本势力渗透朝鲜的巨大障碍,日本对在粉碎政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袁世凯尤为切齿痛恨,“憾之刺骨,百计排陷之”,因此,扬言还要同清政府谈判,要求清军退出朝鲜。

这一系列事情均使袁世凯极为愤慨而又心灰意冷。恰在此时,他的养母牛氏听说他身处危地,吓得旧疾复发,急函催其回籍。于是他便以母病为名,向吴大潋请假回国。

1885年1月30日,袁世凯离开汉城,次日夜乘超勇舰去旅顺,会见了袁保龄。过了两天,吴大潋、续昌处理完朝鲜问题亦回到旅顺。接着他们和随员乘轮前往秦皇岛,驶出不久,即遇到浮冰,不能前行,只得改赴烟台。到烟台一打听,由陆路回天津需要二十多天方能到达,经请示总理衙门和李鸿章,他们在烟台住下,待开冻后乘轮回津。3月中旬,他们一起返回天津。吴大澂见李鸿章时,盛称袁世凯有“奇才”;到京复命时,又屡言袁世凯才堪可用。由此,袁世凯的名望渐高。李鸿章召见了袁世凯,叫他仍回朝鲜供职。袁世凯坚持回家省亲,并于3月底动身,回到河南陈州(今周口市一带)。 DAqbVCG13vtX5o87KVVRE3424TwEdQ/QCgozJVOPH8BIfw68NA2JiGRJF9syfP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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