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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进北京城，举目四望，店铺比3年前更多了，街道也比3年前更宽了。看着熙熙攘攘的车马人流，袁世凯想到自己说不定哪一天就捐上个一官半职，然后便可以坐着自己的专车，威风凛凛地到官府上班，三请四邀地去饮酒作乐。那样的日子该是多么惬意啊，那是他早已熟悉并梦寐以求的人生目标。想到这里，袁世凯俨然已是一个正正宗宗的北京人，一路的征尘苦累顿然消失，只觉得天高路阔，风和日丽，连马车带起的尘土，都觉得别有一番香味。
他先来到堂叔袁保龄家，给他带来了家乡的土特产以及家人的问候。然后又慢慢地讲述了自己的抱负和这次来京的目的。
然而，袁世凯很快感受到了堂叔家的凉意，袁保龄端坐在太师椅上，垂着眼皮，一支老大的水烟袋吸得咕咚咕咚响，半天不吭一声。他的堂兄弟对这个老家来的“土哥们”，甚至都懒得用正眼看，对袁世凯的意愿，他们觉得荒唐可笑。
袁世凯无比伤心。原先他在嗣父和另一个堂叔袁保恒那里所受到的器重，现在在袁保龄这里已不复存在了。这位堂叔虽然刚过50，但已有了老相，而且他的官场活动能力和他现在所拥有的实权，都远不能与袁保恒相比，虽然他还担任着内阁中书的职务，但他对袁世凯的仕途已明显地失去了助他一臂之力的热情，何况他自己的两个儿子也已成人，正期待着老子使出全身解数，为他们争一个好位子。
袁世凯不是那种死皮赖脸的人，他谢绝了叔父并不太坚决的挽留，独自到外面觅了一家有些档次的旅店住下，开始细细盘算起来。
他对自己的前途还是充满信心的，或者说，他对此行的目的是非常执着的，不会轻易罢休。
他觉得自己虽然来自乡下，但对都市生活和官场的那一套，他是熟悉的、了解的，他对自己的能力是充满信心的，他相信自己比他叔父家的那些堂兄弟要能干多了。现在，他所需要的仅仅是一块跳板，有了一块跳板，让他稍稍借一点力，他就可以轻松地跃上那条大船，然后，是做水手，还是当船长，那就瞧他的了！
想到这些，他兴奋地站起来，在房间里转来转去，像一匹蓄足了劲的小公马，等待着冲上赛场搏击。旅店的小客房又孤寂又憋闷，他索性来到大街上信自踱步。
春寒料峭，清冷的夜风吹得他头脑格外清醒。他摸摸腰间，银票还稳稳地装在钱袋里，有一千多两银子，他的腰杆硬了许多，有这块敲门砖，他相信通往官府的大门不会敲不开，他决定，从明天开始，他要像模像样地到社交场合去钻营，要摆出一副有钱公子的派头，人家看重自己、相信自己、引荐自己，因为他自己明白，任何寒酸、小气、乡巴佬的习惯，都会招至京城那帮挥金如土的公子哥们的鄙视和不信任。
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此话一点儿不假。没出两天，以前那些疏远的同乡和朋友、熟人都从各个角落远近汇聚到他的旅店里来，大家都觉得他不但有钱，而且还是个有派头、出手大方、很够哥们的款爷。于是，今天到全聚德，明天到同兴楼，后天到野芳园，城里的豪华食府饭庄，全都对他们敞开大门。每到吃饭之时，袁世凯手臂一挥，大伙儿呼朋引类，齐刷刷涌了进去，豪吃豪饮、高谈阔论、哄骗吹牛，是这帮京城公子哥儿的拿手好戏。几杯热酒下肚，一个个拍着胸脯，唾沫星儿到处飞扬，都争先恐后地向袁世凯许诺、打包票，直哄得袁世凯一个劲地掏银子加酒加菜。
再次回到旅店，往床上一倒，喘着粗气。袁世凯，脑子已被烈酒和恭维话搅得晕晕乎乎，根本无法清醒地分析辨别，只有闭着眼睛做做官发财美梦的份儿。他哪里知道，这帮食客没一个是实在货，谁也不想真的帮他忙，谁也帮不了他的忙，大伙儿完全是冲他兜里的银子来的，纯粹把他当成个有钱穷烧包的楞头青。看他大手大脚的架势，有人又在想着更无赖的法子骗他的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