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兴中会成立之后，立即把武装起义反对清政府提上了日程。首先决定在广州起义。孙中山亲自坐阵广州，专任军事布置，由郑士良、陆皓东、邓荫南、陈少白等协助；杨衢云驻香港，负责后方接应及财政、军械事务，由黄咏襄、谢缵泰等协助。
孙中山与郑士良、陆皓东、陈少白、邓荫南又在广州建立兴中会分会，租定双门底王家祠云岗别墅为分会会所，因为总理衙门曾经批准孙中山组织农学会，于是就以农学会的名义作为掩护。孙中山还特意制定了一个《农学会章程》，极力阐述中国不研究农学、发展农业，就不能富强的道理。当地著名官绅潘宝璜、潘宝林、刘学询等不仅丝毫没有疑心，还签名资助表示支持。
由于孙中山两年前在广州行医时，结识了官绅士商各界人物，为革命活动的开展带来了方便，在广州的一些准备活动，措置裕如，进行得很顺利。在广州入会的比香港踊跃。有左斗山、程奎光、程璧光、程耀宸、陈廷威、王质甫、朱淇、朱浩、汤亚才、陈焕洲、吴子材、梁大炮、李杞、刘秉祥、黄丽彬、莫亨、程怀、梁荣、苏复等数百人。其中有实业家、银行家、洋行职员、教员、传教士、医生、会党头目、清军军官、清军水兵、工人，也有著名大盗。同时，还在东门外咸虾栏张公馆和双门底圣教书楼的礼拜堂设立机关，容纳会员及贮藏秘密文件。
8月27日，兴中会领导成员在香港西营盘杏花楼开会，讨论攻取广州的详细计划和起义后的各项工作和方针。香港著名人士何启、香港《德臣西报》主笔英国人黎德、《士密西报》主笔英国人邓肯也秘密参加。由孙中山订攻取方略，朱淇写反清檄文，何启和邓肯起草对外宣言，黎德争取英国当局的支持。经过几个月的筹备，兵力、军需都准备得差不多了，城内的清军防营、水师、地方绿林、民团等均已联络就绪。在省城南北设有机关数十处，又购两艘小火轮，往返港粤运输军需，决定在九月初九重阳节（10月26日）举事。
起义时间到来之前，兴中会领导人孙中山、陈少白、郑士良、杨衢云等七八个人于10月10日又在香港开了一次会。会上提议选举一位总统来发号施令。通过投票，孙中山被选举为起义指挥，任起义成功后的合众政府的总统，大家向孙中山握手庆贺。孙中山决定偕陈少白、郑士良等返回广州，准备发动起义。
在一切差不多就绪的情况下，这时，杨衢云忽然害怕起来，态度迟疑，畏葸不前，不肯到广州冒险，最后勉强答应在阴历九月初八的晚上，带三点会三只船到广州，等天一亮，就到岸发动起义。孙中山把银行里的存款和在香港所有的军械都交给了他，让他按时带到广州。
但隔了一天，原本就对孙中山当选“总统”心怀不满的杨衢云忽然又对孙中山说：“是否把总统让给我，以后到省城把事情办好了再让给你。”孙中山听了很不高兴，觉得事情还没开始，同志之间就有了地位之争，很不应该。他就和郑士良、陈少白商量这件事，郑士良听了很恼火，气愤地说：“这是不能答应的，我一个人去对付他，我去杀他，非杀他不可！”孙中山怕因此引起党内纠纷，贻误大事，表示要谦让，以大局为重。于是就在当天晚上又开了一次会。孙中山主动提出，把总统让给杨衢云。这个决定事前已经跟大家商量好，因此都同意了。10月13日孙中山到了广州。
起义原计划在重阳节清晨进行，由杨衢云带三千人抵广州后即分头向各重要衙署进攻，埋伏在水上和顺德、香山、潮州、惠州、北江的会党同时响应。并由陈清带领的炸弹队，在各要点施放炸弹，各路闻炮即发动。起义军准备以红带为标志，口令是“除暴安民”。当时由朱淇起草的讨满檄文和安民告示也已印好，各项工作都准备得颇为周密。不料在起义前一两天，起义计划被朱淇的哥哥朱湘知道了，他用朱淇的名义，向巡勇管带李家焯告发。李家焯一面派兵监视，一面亲自到督署向新任粤督谭钟麟报告。谭钟麟问道：“造反的是谁？”李家焯说：“是孙文！”谭钟麟以前也听说过孙中山的名头，知道他爱论时政，认为他又在说大话嘘人，于是讪笑着说：“嘿！孙文是个狂人，只是喜欢说大话而已，他哪敢造反呢！”对此置若罔闻，根本没有放在心上，但警探却明显比过去多了许多。
这天，孙中山正在一个姓王的家里参加婚礼宴会，见有兵警探伺，知事已泄露。但他镇静自若，对在坐的区凤墀说：“这个人是来抓我的！”区凤墀问道：“怎么这样妄言狂语？”孙中山说：“路人皆知，孙文造反，你还不知道呵！”但兵警当时没有捕人令，也奈孙中山不得。宴后，孙中山得以安然离去。
10月25日晚，广州的一切准备事项都做好了，就等天亮开始行动。此时孙中山正住在一个叫九尹的朋友家里，陆皓东住在南关咸是栏，陈少白住在双门底总部附近一个亲戚开的铺子里。第二天早晨天还没亮，陈少白就到了总部，等了好久，没有一点消息。绿林、民团、军队各首领，都来讨口号，等命令。本来香港船靠岸的时间是在早晨六点钟，但到了八点，孙中山才接到一封电报，打开一看，是杨衢云发来的，上面写着：“货不能来，须延期二日。”原来杨衢云在香港因私心太重，还未起来就先组个人卫队，又分配枪支不当，人心不服，指挥失灵，导致不能按期出发。陈少白说：“事过了期，风声必然走漏，再要发动，一定要失败的，我们还是把事情压下来，以后再说吧！”孙中山也同意了。于是把钱发给绿林中的人，叫各部首领先回去，听候命令，并立即向香港杨衢云发电：“货不要来，以待后命，止办。”孙中山叫陈少白先离开广州，自己留下来疏散党人，销毁文件等。
直到当天晚上，杨衢云才派丘四、朱贵全率新安、深圳、盐田、沙头各地的会党先锋队二百余人，集中在九龙，乘保安轮船赴粤。这期间已被清政府驻港密探章宝珊侦悉，马上电告粤督谭钟麟，要严加戒备。同时党军所运短枪六百支，也被海关查获。谭钟麟才知孙文真要造反，而且已经兵伏城下，立时慌了手脚，急忙调驻长洲的营勇一千五百人，回省防卫，并令巡勇管带李家焯至王家祠咸是栏等处搜捕。陆皓东、程耀宸、程奎光、程怀、梁荣等人及军械衣物，都被清军搜获。
当杨衢云得孙中山回电后，人与枪械已经下船启运。便复电说：“接电太迟，货已下船，请接。”当枪械输抵广州时，南海县令李征庸及巡勇管带李家焯已经得到消息，正率兵在码头准备截缉。党人在船中的枪支七箱，又都被杂货积压在下层，临时无法提取。丘四、朱贵全等四人赤手被缚。巡逻兵又到双门底圣教书楼搜查，将书店司理、兴中会会员左斗山捕捉。区凤墀、侯艾泉、李杞、王质甫等听说事情败露，已先离粤。只剩下郑士良陪孙中山仍留广州，两人销毁电报、公告、文件等，孙中山神态镇静自若。郑士良后来与宫崎寅藏提到孙中山当时的情形时说：“我也想逃，但见孙大将那样处之泰然，若无其事，所以不便逃。”他赞叹道：“孙比我厉害，毕竟不愧为领袖，我都惶恐不安，但孙却丝毫未变声色。”
第二天，10月27日晚上，郑士良和孙中山穿着苦力的衣服离开广州，郑士良坐船经澳门直接到香港，孙中山租了一只小船，到香山唐家湾又坐轿子到澳门强屋街（下环街）3号找到好友费尔南德斯。后来得知清政府已要求澳门当局通缉他，费尔南德斯为助他脱险，陪同他坐船赴香港，由于盘查太严，便让孙中山扮了女装，躲过了清政府爪牙耳目的追捕。
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也使家人受到了牵连。为了躲避清政府的迫害，孙夫人卢慕贞连夜携带四岁的孙科和一岁多的长女孙蜓，与婆婆杨氏，还有嫂嫂谭氏一起逃往檀香山，投奔孙眉。
在香港，孙中山遇到陈少白，两人商量起今后怎么办时，都踌躇不决。孙中山便去请教他们的英国顾问律师达尼思，说：“在香港能否不发生危险？”顾问说：“不要吃他们的亏，还是离开香港最好。”孙中山便找到陈少白说：“顾问叫我们离开香港较为妥当，我们还是跑吧！”两个人就找了一张报，看有没有离港的船。发现有一班当晚出发去安南的船，就派人去买船票。但这只船是运货的，没有客座。又打听到另有一班船是次日早晨去日本的广岛丸号，还有四个舱位，他们就约了郑士良，于10月30日离开香港赴日本。
起义失败后，谭钟麟令南海、番禺两县县令对党人严刑审讯。陆皓东、丘四、朱贵全凛然不讳。陆皓东在被提审时，愤书供词，痛述国家外患日逼、内政腐败的危急现实，直斥清政府的昏庸统治和贪官污吏们的甘心事仇、寡廉鲜耻，供词中说：“与同乡孙文同愤异族政府之腐败专制，官吏之贪污庸懦。”“凭吊中原，荆榛满目，每一念及，真不知涕泪之何从也”，他表示，“今日非废灭满清，决不足以光复汉族；非诛除汉奸，又不足以废灭满清”，并说，“今事虽不成，此心甚慰，但一我可杀，而继我而起者不可尽杀”，“吾言尽矣，请速行刑，”表现了一位革命者取义成仁、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美国领事为救陆皓东，曾到南海县署，对县令李征庸说：“陆某系耶酥教徒，一向担任上海电报局翻译员，绝对不是乱党！”李征庸让人把陆皓东的供词拿给他看，美领事只得无言而退。
11月7日，谭钟麟令营务处将陆皓东、丘四、朱贵全三人绑赴刑场杀害。南海县令李征庸非常敬重陆皓东，临刑前，令人取了长衣，给他穿上，以示尊敬。
陆皓东的牺牲，使孙中山极为悲痛，称他是“命士之英才”，“为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而牺性者之第一人”。陆皓东热诚好学，能诗能画，准备起义用的青天白旗就是陆皓东所设计的。孙中山为纪念他，1900年惠州三洲田起义时仍用这种旗子，同盟会成立后又增加了红底，含有烈士的鲜血所染成之意。1907年潮州、黄冈起义，1908年云南河口起义，1910年广州起义，1911年广州黄花岗起义，1913年组织中华革命党，1917年、1921年两次南下护法斗争，都用这种旗子。
参与这次举事被捕的有七十多人。广东水师统带程奎光，在营务处受刑六百军棍后，病死在狱中。其余有的被囚，也有的被释放。清政府下令对孙中山、陈少白、杨衢云、朱浩、汤亚才、王质甫、李杞、侯艾泉、夏百子、莫亨、吴子材等十余人悬赏捉捕。
为了捉拿孙中山，清朝政府派将领率兵从广州沿山路开到翠亨村。见它是一个小山村，毫不起眼，便以为这里不会有起义的领袖人物，便改道去了人口逾千的一个叫做翠微村的大村镇，并把这个村子层层包围起来，乡绅非常惶恐，一再申明说这村没有孙文其人，并以巨款贿赂将领，他们才结束这场闹剧，收兵而去。翠亨村中山旧居由此幸免一场浩劫，因而保存至今。
11月12日，孙中山与陈少白一同抵日本神户，准备再赴横滨。这时，广州起义的消息已在日本传开。孙中山在神户已见到一报纸对他的专门报道，大标题写道：《支那革命首领孙逸仙抵日》。当时陈少白认为，要当皇帝才叫“革命”，我们只是造反，恢复汉人统治而已，因而觉得比较冤枉。孙中山便对陈少白解释说：“革命二字，出于《易经》‘汤武革命，应乎天而顺乎人’一语。日本人称我们党为革命党，意义非常好，那么我们党以后就称作革命党也可以。”孙逸仙之名，从这时起开始闻名于世。革命党一词，遂被孙中山正式采用。陈少白回忆说，从此日本人使用的这三个字影印在脑中了。
但清朝政府仍把他们视作“小蟊贼”，盗匪之流人物。清廷在1895年12月2日颁布的上谕中首次提到孙文、杨衢云的名字。在该上谕中说：
谕军机大臣等：有人奏，广东盗风日请饬严缉一摺。据称：九月间，香港保安轮抵省，附有匪徒四百余名，潜谋不轨。经千总邓惠良等探悉，前往截捕，仅获四十余人。讯据供称，为首孙文、杨衢云，共约有四五万人，潜来省城兹期起事。现在孙文道逆远扬，党类尚多。窃恐酿成巨患等语。
广州、惠州、商州等处土匪，甫据该督奏报：首要悉数骈诛，地方安谧如常。何以盗风并未稍戢，竟有潜来省城之事？若如所奏，该匪首孙文、杨衢云纠合党类，竞至四五万人之多，在省城租定民房，潜谋不轨。该督等岂竟亳无所见闻！著谭钟麟、成允严密查访，方将首犯迅速捕获，以期消患未萌。
这是孙中山第一次名闻朝廷；从此开始流亡海外。此后即于被通缉中，进行艰难的革命活动。谭钟麟对于革命党人有四五万人的说法，进行了驳斥，说明问题没那么严重。由于清政府统治日益脆弱，在这件事上，清政府仅仅只对谭钟麟进行了批评，并未加以处罚，同时让他严加缉捕，决不许有丝毫大意。该上谕最后曰：
上案逸犯，仍著严缉。粤省盗风日炽，该督当防患未然，切勿大意。
12月7日，广东按察使兼管全省驿传事务衙门发布告示，悬赏格缉拿“逸犯”：
孙文，即逸仙，香山县东乡，翠微人。额角不宽，年约二十九岁。花红银一千元。
其次，杨衢云，三十九岁，花红银一百元。陈少白，名列第八，花红银亦一百元。另有三人为三百元。其余十一人花红银二百元。汤亚才，花红银三百元。
清政府的这封告示非常莫名其妙，告示中杨衢云为香山县人。而郑士良、尢列等重要人物却“榜上”无名。而且赏格也混乱不堪，杨衢云名列第二，才赏一百元，而一般无大名气者，又有二百元、三百元之多，令人啼笑皆非，足见清廷吏治之腐败不堪！
孙中山和陈少白、郑士良乘“广岛丸”到达横滨后，因为形迹已被日本报纸披露，所以当时他们还在船上时就愁无地存身，当轮船抵埠时，孙中山忽然想到一年前他自檀岛经此回香港时，曾有洋服店老板谭发来访，便与陈、郑二人往访。谭发对他们的到来非常高兴，还给他们三人租赁一间楼房暂住，三人才有安身之所。在谭发的介绍下，孙中山等三人又访晤了冯镜如、冯紫珊，一见如故，志趣相投。又经冯镜如介绍，另邀黎炳垣、赵明乐、赵峄琴、温遇贵等十余人，在山下町五十三番地文经印刷店二楼商谈成立兴中会事宜。众人推举冯镜如为会长。后来又有温芬（炳臣）、郑晓初、陈才、陈和、黄焯文、黎简卿、陈植云、冯懋龙（后易名冯自由）等十余人陆续加入，于是，将会所移于山下町一七五番地。
当时因为旅日华侨思想比较保守，大多还把革命排满视为大逆不道，所以会员都有戒心，每次开会通知书的发放都不愿假手于日本下女，都由冯懋龙分别派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