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立兴中会

在上书李鸿章之前，孙中山已经开始秘密筹建革命团体。1893年初冬，27岁的孙中山经常与郑士良、陆皓东、尢列、陈少白等于广州广雅书局的南园抗风轩讨论时局。并议定由郑士良结纳会党人士和联络防营，开始革命的组织工作。当时陆皓东曾主张治标，表示应先解决一些具体问题，不主张举行武装革命，理由是外患日深，不宜大动干戈。孙中山则主张推翻清政府，以治本为要，经过数日辩论，最后大家同意了孙中山的意见，决定建立“兴中会”。此时，孙中山明确表示务求惊醒黄魂，光复汉族，并且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政纲。

兴中会的成立，标志着革命进入初期行动的阶段。关于兴中会的成立，有如下两方面记载：

邹鲁在《中国国民党史稿》叙述：

“民国纪元前二十年（壬辰），总理创设兴中会于澳门。”

而《尢列先生，（七）秩开一荣寿征文启》中则说：

“孙先生设东西药房于广州洗基。外观则以医学问世。先生（指尢列）（亦驻局中。日相计划革命进行之一。……冬间，开会议于城南广雅书局内南园之抗风轩。盖先生尝为驻此书局的广东舆图测绘生，与局员习熟，是以得借用之。到会者：孙先生逸仙，程君耀宸、奎光、璧光兄弟三人，陆君皓东，魏君友琴，郑君士良，暨先生共八人。主其事者先生也。孙先生提议，本会名日兴中会。众赞成之，即日成产。”

凭此可以认定兴中会成立于广州抗风轩。至于成立于澳门的说法，则是根据孙中山的《伦敦被难记》的自述而得出的。孙中山自称在澳门才知道有一种政治运动。其宗旨在于改造中国，故名之曰兴中会。其党人有见于中国之政体不合于时势之所需，因而想以和平手段，渐进方法，通过向朝廷请愿来施行新政。后来，孙中山在1919年又对其《被难记》进行了修正，文章讲道：

夫民国建元以来，各国文人学士之对于中国革命之著述，不下于数百种，数多道听途说之词。……而于革命之缘起，更无从迫求。故多有本余《伦敦被难记》第一章之革命事由。该章所述本甚简略，且于二十余年之前，革命之成否，尚有部分问题。且当时虽在英京，然亦事忌讳，故尚未敢自承认兴中会为余所创者。又未敢表示兴中会之本旨为倾覆满清者。今于此特征正之，以辅事实也。

在这里孙中山只更正了创设者和宗旨，而未修改澳门地点，而在澳门成立兴中会，又与尢列事略和征文启事相左。而且在澳门何处成立，则不清楚，孙中山也并没有谈到；而于广州成立的说法，则尢列事略和征文启事言之甚详。所以应该在广州成立初期兴中会，而非在澳门。从时间上看，如果是在1893年冬成立兴中会，那么必定在广州；如果是1892年冬，那么可能在澳门，亦可能在广州。孙中山在《被难记》中曾经写道：“西历一千八百九十二年，余居澳门，以医为业，”又说，“予在澳门，始知有一种政治运动……故名之曰兴中会”。因此，兴中会可能在澳门创立。但也可能由于尢列的关系，而在抗风轩宣布成立。孙中山在澳门行医，亦可于广州活动。所以初期兴中会究竟是在澳门，还是在广州成立，是1892年或1893年成立，现在还难以成为定论，然而不是在檀香山成立，则已为铁的事实。

孙中山成立兴中会后，已决志推翻清廷，但他也曾上书李鸿章做过和平改良的试探，尽量争取利用和平手段，采取渐进形式，把推翻清廷作为最后目标。但李鸿章未予接见。上书亦未被理睬，孙中山的试探完全失败，于是破釜沉舟，义无反顾，最后决定推翻清政府，而不再走改良之路。孙中山对此曾深有感慨：

于是慨然长叹，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然望治之心愈坚，要求之念愈功，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易以强迫。

夫天下之事，不患不能行，而患无行之人。方今中国之不振，固患于能行之人才，而尤患于无行之人。方今中国之不振，固患于能行之人少，而尤患于不知之人多。夫能行之人少，尚可借材异国，以代为之行。不知之多，则虽有人能代行，而不知之辈，必竭力以阻挠，此昔日国家每举一事，非格于成例，辄阻于非议者，此中国之极大病源也。

这是孙中山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他指出中国当时的政治弊端在于行新法之人少，更在于知新法之人太少。他提出的“至于其虽有行者，而不知者又从中阻隔，致新法无法实施”的立论，是深刻、全面的时政解剖，更是“知难行易”学说的最早草创。到二次革命失败，他的“知难行易”之论，就更加予以发展。

孙中山采用和平的方式改造中国的试探失败以后，于是决定推翻清廷，开始用强迫的方法进行改造中国的伟大工作，这就叫“革命”。

对于“革命”的涵义，他于1912年在《中国革命史》第一节中曾阐述了自己的理解：

“革命之词，创于孔子。中国历史汤武以后，革命之事实，已屡见不鲜矣。其有欧洲，则十七八世纪以后，革命风潮遂磅礴于世界。不独民主国惟然，则君主国之所以有立宪，亦革命之赐也。”

孙中山这里所说的“革命”无疑是指推翻政府或王朝统治的暴力行动和民主政治的实现，所以既指欧洲的民主革命，也包括中国的王朝迭更。在孙中山此时的心目中，“革命”主要是指暴力手段及其所追求的目标。

1923年2月20日，孙中山在香港大学讲《革命思想之产生》时又说：

“我自称革命家，社会上疑议纷起，多所误会。其实中国式之革命家，究不过极温和主义，其所主张者，非极端主义，乃争一良好稳健之政府。”

接下去又说：“此次改革如造屋然，旧屋已倒，新屋未成，将业造成之后，幸福无量，今日之痛苦，实极小之代价而已。”

在这里，孙中山把温和主义“革命”和“改革”看成同一事物，因而他所说的“革命”，其实也就是“改革”。他这种思想，在1919年10月8日于上海演讲《造中国之第一步》时，就已指出：

“革命两字，有人听了觉得可怕，但革命的意思与改造是完全一样的。先有了一种建设的计划，然后去做破坏的事，这就是革命的意义。譬如我们要建筑一个新居，须先将旧有的结构拆卸干净，并且从地底打起地基，才能建筑坚固的屋宇。”

在他的观点中，改革等于改造；改造、改革又等同于温和主义之革命，或中国式之革命。

1924年3月24日，孙中山在广州对滇军讲话中又谈到日本维新的问题。他又把维新和革命等同：“日本维新，大家都知道，是成功的。维新事业和革命事业是相同的，维新成功就是革命成功。”这里又由形式转入内容，表明其对革命的理解又加深了一步，即要求达到预期的政治目的——“君主立宪”和富国强兵已经达到，就是革命成功。如目的达不到，即使推翻了旧政府，革命也仍未成功。

同年6月16日，他在对广州黄埔军校学生讲《革命的基础在高深的学问》时，又特别提到中国的民主革命尚未成功：

“诸君要知道，中国的革命已经十三年，现在得到的结果，只有民国之年号，没有民国之事实。像这样看业，中国革命十三年，一直到今天，只得到一个空名，所以中国十三年的革命，完全是失败。就是到今天，也是失败。”

这时在孙中山的思维里，革命一词，已经由原来的“汤武革命”的王朝更替转变为民主革命。民主革命就是民主政治制度取代封建政治制度。只要这种代替取得成功，就可以称之革命成功，是革命。否则，虽有民国名号，而仍是封建专制制度统治国家，则革命并未成功，而是失败！当他发现自袁世凯到北洋军阀的各届政府，仍然是实行专制主义政治时，他就采取断然手段，发动二次革命，再次革命，不断革命，必欲推翻封建专制主义政治制度，达到真正革命的目的而后已，这和他1912年对革命一词的理解，仍是一致的。

孙中山在1894年10月得到了由郑观应从总理衙门代领的出国护照，遂经日本转抵檀香山。在那里得到了孙眉和一些华侨乡人的支持。11月24日，孙中山在檀香山重建兴中会，把兴中会由原来的只以倾覆清廷为目的的宗旨，改变成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

兴中会集会成立地点，就在卑涉银行经理何宽的家里。出席会议的人有何宽、李昌、刘祥、钟宇、程蔚南、郑金、黄亮、黄华恢、钟木贤、许直臣、卓海、李禄、李多马、林鉴泉、郑照、刘寿、曹彩、刘卓、宋居仁、夏百子、李杞、侯艾泉、陈南等二十三人。

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主席，誓词由李昌宣读，孙中山首先主持人会仪式。仪式充满宗教色彩：

在开卷圣经上置放左手，右手向上高举，恳切求上帝鉴察，然后照誓词宣读：“联盟人某省某县人某某，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倘有二心，神明鉴监。”

会议推举了各级职务的担负人：永和泰商号司理刘祥和何宽分任正副主席；永和泰商号司账黄华恢为管库；程蔚南、许直臣为文案；李昌、郑金、邓荫南、黄亮、李禄、李多马、钟宇、林鉴泉为值理。

在革命军费的筹集上，会议决定发行革命军债，并议定革命成功后，以千还百，从而集得款项数百元。其中孙中山长兄孙眉捐款最多，其次为邓荫南。接着会员开始交会银（会底银），每人五元。到1895年6月2日，共收（共58人交银）银二百八十八元。加上孙眉和邹松盛等捐献一千地百元，共一千三百八十八元，作为兴中会当时总经费。根据讨论，兴中会确立了自己的宣言和章程。宣言称：

中国积弱非一日矣，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通远虑。近之辱国丧师，强藩压境。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有志之士，能无抚膺！夫以四百兆苍生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固可发奋为雄，无敌于天下；乃以庸奴误国，荼毒苍生，一蹶不兴，如斯之极。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用特集会众以兴中，协贤豪而共济。抒此时艰，奠我中夏，仰诸同志，盍自勉旃！

宣言的重点在于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瓜分中国，号召倾覆因循苟且的清政府。但尚未对民主主义政治加以分析。这可能是因为当时民族危急空前严重，为国人所共同关心，即便如此，当时入会者也很少，而且多为孙中山的亲友和同乡。孙中山曾在自传中说：“至甲午中东战起，以为时机可乘，乃赴檀岛、美洲，创立兴中会，欲纠合海外华侨以收臂助。不图风气未开，人心锢塞，在檀鼓吹数月，应者寥寥。”

该会规章共七条：

“一、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盖的中华受外国欺凌，已非一日，皆自内外隔绝，上下之情罔通，国体抑损而不知，子民受制而无告。苦厄日深，为害何极！兹特联络中外华人创兴中会，以申民志，而扶国宗。

“二、凡人会之人，每名捐会底银五元；另有义捐，以助经费，随人惟力是视，务宜踊跃赴义。

“三、本会公举正副主席各一位，正副文案各一位，管库一位，值理八位，差委二位，以专司会中业务。

“四、凡会中捐助各银，皆为帮助国家之用，可由会友集议妥允，然后支给。

“五、凡新人会者，要会友一位引荐担保，方得准他人入会。

“六、凡会议内所议各事，当照舍少从多之例而行，以照公允。

“七、以上所订规条，各会友须要恪守，倘有善法，亦可随时当众议定加增，以臻完美。”

兴中会的会章特别强调了凡事公议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具有民主的性质，表明兴中会已经不同于旧时的会党。具有其进步性。

兴中会成立后，即就在茄荷蕾、百衣等地设立分会。数月后，发展会员百余人。

兴中会于檀岛成立时，孙中山年仅29岁，当时正值中日战争中清军屡败之际和国人痛恨清廷无能之日，而且旅顺、大连、威海已陷，京津岌岌可危。上海同志宋耀如（宋庆龄之父）便函促孙中山归国，有所行动。孙中山原本预定的美洲之行便由此而作罢。1895年1月，他回到香港，因经费支绌，由孙眉变卖私产合港币一万数千元资助成行。 RXrrfs6P93PHM/1c4P2FCZfxDGcGULjozS+piA8m5htG37y0JqeSYgTkWHqfGh2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