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学路漫漫

1879年，孙中山13岁。自从孙眉返回故里完婚并带着大批招募来的乡人回檀香山后，他一直想去檀岛，但父母未允，为此常郁郁不乐。到1879年5月，刚好有英轮格兰诺克号，由澳门载侨民赴檀，孙眉借此请父母赴檀岛静养。孙中山向父亲极力表示很想到檀岛一行，以广见闻。杨氏因思念长子，也从中相助，孙达成于是同意他与母亲一同去檀岛。5月2日，孙中山终于得以随母亲一同出发，不由地兴奋异常，神思飞跃。

孙中山和母亲在大海中航行了二十余天，方才到达檀岛。在大海上的感受非同寻常，据他自己说：“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

在檀香山，杨氏住了不久，就回国了。孙中山住在火奴鲁鲁爱槐镇孙眉家中。他先是在大哥商店习业，学习中国式记账方法和算盘、土人方言等，但他对此毫无兴趣，味同嚼蜡，很想进学院学习。孙眉对此深为理解和支持，同年秋送他进入了意奥兰尼学院。这个学校，是英国圣公会主教毕斯浦与威尔士夫人于1862年共同创办的。韦礼士牧师1872年继任校长，迁校址于白地斯街，并扩建校舍。孙中山入学时，当时已有三名中国学生钟宇、唐雄、李弼在校寄宿，以后又来了六名中国学生。学费每年150美元，这在当时是相当昂贵的费用。孙眉非常疼爱这个弟弟，极力支持其学业，他甚至通过法律手续，将自己财产一半分给孙中山，以助其求学。

孙中山的教师叫斯劳美胡拉，他对不懂英语的孙中山，先观察十日后，才开始教授他字母、拼音、语法等。孙中山对英文课极感兴趣，但学校的初期生活也给他带来了不小的苦恼，那时学校风气歧视东方人，尤其歧视中国人，当时他还身穿清朝的长袍马褂，脑后留着一个长辫子，校中的当地大同学就经常恶作剧地拉他的辫子，或扯其袍子取笑。他开始时极力隐忍不发，以后便不再忍耐，而是毅然抵抗，甚至使用武力，他因参加过体力劳动，力气大，大同学也被他打得纷纷败北，于是大家便不敢再欺负他。但他们又改变了办法，仍然和孙中山作对，就是唆使幼小的孩子们一起拖他的辫子。孙中山向来以抗强扶弱为原则，对幼童便予以忍耐，时间一久，这些幼童也被感化过来，不再取闹。而且其不畏强暴，不欺弱小的高贵品质，终于为大小同学们所叹服，并得到了他们的好感，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员，从此开始，他也得以专心读书。

孙中山在檀香山读书时，中文基础已经很深，他在英文课间空暇的时候，不喜欢与同学做游戏，而是常常一个人坐在角落里朗读古文。有时候也在纸上写些东西，写完便撕去，因此同学们都不知道他写的是什么。孙中山平时沉默寡言，不苟言笑，好读史书，对于华盛顿、林肯等伟人的勋业尤其景仰。因为他喜欢读西方的传记，因而英文进步很快，到后来研究教义时，也非常勤谨，与人谈论教理时，常常口若悬河，滔滔不绝。

意奥兰尼学院有数百名学生，其中以英、美籍人最多。学校教育在韦礼士主持下，严格认真，采取英国式教育，讲授英国史，而不讲美国史；记数单位，也采用英制，教师也大都是英国人，只有教初级英语的斯劳美胡拉为当地土人。这个学院还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韦礼士运用诱导与强制两种方法讲授圣经，并且每天带学生在学院礼堂早晚两次祈祷。每逢周日，就到圣安得勒教堂作礼拜，也带领学生参加唱诗班。学院里的中国学生也都参加，孙中山自然在内，但他尚未接受洗礼。

孙中山还非常喜欢该学院设置的消防和军事训练课程，除了积极参加训练外，每天早晨都作体操。在校中国学生有很多半工半读者，如同学钟宇就是。孙中山为了节省长兄费用，也半工半读，他具体管理校园中的蔬菜和其他杂务。

这时他虽开始深入学习西方文化，但仍未剪去清朝留给他的长辫子，同学们问他为什么还不剪去，他则回答说：“这种陋俗是满清强迫造成的，必须等到全体国民联合一致，一举而革除之，否则的话就没什么意义了。”

孙中山自己曾经回忆说：“忆吾幼年，从学私塾……数年后至檀香山，就傅西校，见其法教之善，远胜吾乡，故每课暇，辄与同国同学诸人相谈衷曲，而改良祖国，拯救祖国，拯救同类之愿望，于是乎生。当时所怀，一若必使我国人人皆免苦难，皆享幸福而后快乐。”

他还对同学钟宇说，他“想知道何以英、美政府和人民相处得这样好。”他曾质问钟宇：“为什么满清皇帝自命天子？而我们是天子脚下蚁虫？这样对吗？”

韦礼士后来回忆：“据记忆所及，帝象在校的时间，并没有表现其后来那些发展的情况。”这时的孙中山在外表上，尚无反清的迹象，但在内心的思想中，无疑对于中国的清朝腐败与封建政治，已开始从理性上有初步或朦胧的批判，他对于剪辫子的观点，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至于对于华盛顿、林肯的景仰，更说明孙中山民主主义思想的萌芽，应当就在这个时候。

1882年7月27日，孙中山毕业于意奥兰尼学院（学制三年），获英文法第二奖，夏威夷王加拉鸠亲自向他颁发一本中国书作为奖品。王后奄麻、公主利奥加兰尼也在场观礼，当地华侨均引以为荣。

孙中山毕业后，暂到其长兄商店帮助经营店务。次年入阿湖学院，此学院为檀岛当时最高学府，相当于高级中学，由美国人设立，校制为美制，学生约千人。孙中山原准备在该院毕业后赴美留学，作专门研究。

孙中山在檀香山学习的时候，正值夏威夷（檀香山）人民为反抗美国吞并夏威夷而英勇斗争的时期。早在19世纪50年代，美国就认定夏威夷是它侵略太平洋各地区的跳板，起了吞并的野心。自南北战争以后，美国的势力逐渐侵入夏威夷。1874年，美国乘夏威夷统治集团发生内讧，派出海军陆战队支持加拉鸠取得王位，次年即胁迫加拉鸠去美签订“互惠条约”，从而在夏威夷享有种种特权，把它变为自己的经济附庸，插手干预它的政治和法律事务，控制它的文化教育事业。

自此以后，夏威夷失去了独立地位，实际上已处于美国政治、经济和军事的绝对控制之下。美国的侵略激起了夏威夷人民的极大愤慨，反美斗争情绪日益高涨，他们响亮地喊出“夏威夷是夏威夷人民的夏威夷”的口号，英勇抗击美国侵略者，几乎天天在那里反抗，到处都有驱逐和打击入侵敌人的斗争。

当时，有不少檀香山的华侨支持夏威夷人民的反美斗争，而意奥兰尼学校的师生们，也积极参加了支持当地人民的独立事业，抨击亲美的吞并主义者图谋的活动，该校已成为一个“反美和反吞并主义情绪的堡垒”。孙中山身临其境，耳闻目睹夏威夷这个弱小国家人民的斗争，感受到他们反抗侵略的觉悟和勇气，所受刺激非常之深。从而启发了他对于中国革命运动的思想，促使他对满清统治下的中国前途与命运产生无限联想。孙中山思绪万千，联系到中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事实，对清政府的腐败统治进一步产生了不满，为祖国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感到担忧，开始萌发了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榜样，来改造中国社会的朦胧理想。他在课余时间，经常和中国的留学生聚在一起，畅谈如何才能改良祖国和拯救同胞的想法。

孙中山在檀香山学习期间，宗教教育一直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意奥兰尼学校的校长韦礼士牧师为了使该校的学生们皈依上帝，有计划地专门开设了圣经课程，规定学生们每个星期日必须去圣安德勒大教堂做礼拜；在他稍后进入的阿湖书院，除圣经课和星期日礼拜外，更安排由主教亲自讲授圣经课，学生们早晚要在学校教堂祈祷。有不少学生是教徒。所有这一切，都对孙中山产生着很大影响。耳濡目染，他在不断的宗教灌输中被基督教义所吸引，对其中的平等、博爱的内容十分感兴趣，热心地背诵圣经，觉得比中国儒教“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要好得多，因此，他积极参加唱诗班等各种宗教的聚会，准时参加早晚在学校教堂的祈祷和星期日的教堂礼拜，对基督的感情也随之愈来愈浓。

孙中山与日俱增的宗教感情，不久便见诸了行动。一天，在孙眉的家中，他勇敢地嘲弄并撕毁了哥哥供奉着“保佑”人们“平安出入”的关帝的神像，说道：“关云长只不过是三国时代的一个人物，死后怎能降福人间，替人们消灾治病呢？”并劝牧场工人不要膜拜关老爷像，此事被账房杨先生向孙眉告发，并以辞职相抗议。孙眉非常生气，曾罚孙中山下跪，但此时孙中山对基督的感情与日俱增，他已准备受洗礼人基督教。坚守旧俗的孙眉担心孙中山违背中国旧的传统礼俗，皈依基督会遭到亲人的谴责，坚决不应允。于是，兄弟失和，孙眉毅然责令孙中山停止了学业，并决定送其回国，以遏止弟弟日益升腾的宗教情绪。

海外4年多的生活和学习，是孙中山早年的一段重要经历。这个正处于成长期的小留学生，通过4年多的国外经历和所受的系统的西方教育，开拓了胸怀眼界，丰富了他的民主思想和科学知识，思想上发生着巨大变化。他将国内情况和国外见闻相对照，越来越感觉到，西方的资本主义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比中国好，中国社会的许多不合理的状况应该改变，从而促使他的生活情趣、价值观念、思维方法等方面，也开始发生潜移默化的蜕变。

1883年7月，英俊、倜傥的孙中山穿着一身崭新的丝绸衣服，从夏威夷乘轮船启程回国。4年多的国外留学生活已经使孙中山由一个瘦弱的孩童成长为一个风度翩翩的少年：他相貌俊美，浓眉大眼，双眼皮，重瞳（相传，虞舜、夏禹、楚霸王皆此相貌），双目炯炯有光似可穿透一切，尤似其父孙达成；温文尔雅，容貌端庄，宛若其母杨太夫人；身材适中，体质健壮。他对即将重逢的祖国充满了憧憬和幻想。

这时的孙中山，已不再是4年前出国时那个“仅识之无”的农家少年，而是一位已初步具有资产阶级政治观念和近代科学文化知识的17岁的青年知识分子了。他的头脑里已经装了不少的西方文化观念，对于祖国的腐败政治和旧的社会风尚，更深切地感到无法忍受，改造中国社会的愿望越发强烈，从而推动着他由昔日的怀疑、不满，进而到要用所学的知识和观念将其加以改造。

经过漫长的海上航行，孙中山乘坐的轮船终于驶近了中国大陆。他到香港后又改乘中国沙船赴香山县金星港。途中，沙船必须经过一个设有海关的无名小岛。船主根据过去的经验，事先告诫乘客们要小心，千万别惹那些海关老爷，否则出了麻烦谁也不会好受的。

沙船到了那个小岛一靠岸，一批批拖着长辫子的清朝吏员就跳上了船，他们以“缉私”为名进行无理搜查，千方百计向旅客们勒索钱财，许多旅客害怕被扣留和罚款，为求太平纷纷主动送礼物给他们。这样，凶暴、贪婪的清朝关吏以征海关税、收厘捐、缉鸦片、查火油等名目为借口，对乘客进行了4次蛮横的勒索。孙中山对这帮贪吏们公开无法无天、为非作歹的行为，深感惊愕和不解，并激起他极大愤慨。最后一次，他忍无可忍，挺身抗辩，拒绝检查，并声言要向官府控告这帮害虫。船主告诉他这样做是没有用的。结果，船被扣留了，一直等到敲诈船主一大笔称作“罚款”的贿赂以后，第二天早晨才准许开行。

这一遭遇，给刚入国门的孙中山很大刺激。他用一种深沉的愤恨语调对乘客们演说，宣传中国政治必须改革的道理，并痛心疾首地问大家：“中国掌握在这些腐败万恶的官吏手中，怎么得了啊！国家兴亡，人人有责！你们还坐视不救吗？”乘客们对这位年轻人的见识和抱负很是惊讶，纷纷投以钦佩的眼光。

回到家乡后，孙中山看到翠亨村风貌依旧，和4年多前没有什么两样，处处充满陈旧的气氛，落后得不见一丝生机。如狼似虎的差役，贪赃枉法的官吏，求神拜佛的乡邻，抽鸦片、纳妾、滥赌的富人，连白薯也吃不上、依然过着饥寒交迫苦日子的农民，所有的一切都依旧是那么令人窒息。比照起檀香山的进步和文明，竞有天壤之别，宛如两个世界，就益加显出清朝政府的腐败，社会的黑暗。他的心中愤愤不已，不满的情绪进一步加深。

当时，孙中山一面帮助家庭做些农活，自修语文，在余暇从事游泳、体操等锻炼；一面在村民中继续宣传社会改革的必要，抨击腐败的中国政治和落后的社会习俗，并对清朝政府统治下农村的市场状况进行尖锐的批评，他指出：“一个政府至少应该使他的人民得到些便利于商业的基础。”并呼吁乡亲不能再听任官府摆布，要谋求改善自己的境遇。他向乡亲们说：“朝政这样腐败，你们为什么不觉醒起来，要知道大家只有团结起来，才能改善自己的地位。”他还用自己学得的知识，热情地在村里进行一些改良乡政的社会活动，例如，积极筹办修建村路和打更防盗，发动全村集资安装街灯，清扫街道及卫生防病等公共事务，努力改善家乡的落后面貌。

稍后，他还在1890年写了一篇效法西方改革社会、兴办农桑、兴办学校等的《致郑藻如书》，希望这位退职官员同乡首先在香山县倡行，然后推广各地。

孙中山从事的改良乡政的种种努力，是他向往的“善良政府”思想在家乡的一次小小实验。其指导思想属于一种资产阶级的地方自治思想，也符合中国农村一向有自行管理乡政的传统。这种思想在封建社会里是一种进步思想。所以一时颇得父老赞誉，但它有很大的局限性，不可能解决根本的问题。

在孙中山有关改革乡政行动之中，曾有一件颇具趣味的事情，那就是打泥菩萨。偶像崇拜，是愚弱国民的精神癌瘤。翠亨村的村庙北极殿，就是其中之一。孙中山认为那些泥塑木雕的偶像，骗人钱财，误人正事，对它们顶礼膜拜是一种愚蠢的迷信行为，也是中国人民愚昧的原因，落后的标志。为唤醒人民，他们开始从打泥菩萨入手。

打泥菩萨之事，孙中山是与他的好友陆皓东一起干的。陆皓东名中桂，字献香，号皓东。他原随在上海经商的父亲居住，父死后随母回乡。在翠亨村塾读书时，孙中山和他是同窗好友，两个人常谈论社会的黑暗和腐败，志同道合，几乎至于形影不离。孙中山从檀香山归来后，好友重聚，更为投契，以后他曾长期追随孙中山进行革命活动。

就在这一年秋季的一天，孙中山和陆皓东等几个年龄相仿的伙伴去庙中游玩，正碰上几个农民在香烟缭绕的大殿里虔诚地烧香膜拜，他立即借此机会公开向封建迷信宣战，当场对众人指出木偶无知，劝告他们信奉无益，不要去相信世界上真有什么神仙能帮助穷人。为了证实自己的见解，血气方刚的孙中山边说边“腾”地跳上正殿的供桌，对着“北方真武玄天上帝”的手用力一击，只听“哗啦”一声，神像的手指和身体分了家，泥塑里面的烂泥、稻草和木头统统裸露了出来。在场的人都被惊呆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孙中山指着被砸坏了的神像说：“看你这样威风，现在又奈我何！”他又拿起神像的断指笑着对他们说：“你们看，这就是所谓能保护乡民的神灵，我打断了它的手指，它还照样对着我傻笑，这种神灵有什么可以相信的！”接着，他又将左廊专司生育的金花娘娘塑像的脸皮刮破，划成又花又丑的大花脸，并毁掉它的一只耳朵。胆小的孩子给吓坏了，大惊失色，生怕连累自己，都慌忙逃了出去。在场的老人全给吓懵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有个老人跪在地上，满口“罪过，罪过！”“作孽，作孽！”恐慌得浑身发抖，头也不敢抬起来。孙中山和陆皓东等几个勇敢的青少年，却在旁边哈哈大笑，尽兴而去。

由于当时群众思想封闭落后，没有反对迷信的觉悟，所以孙中山这次破坏神像的勇敢行为，闹得满村风雨，引起了轩然大波。它震撼了全村父老，引起许多人的反对，尤其是遭到本村乡绅地主的猛烈攻击。他们认为亵渎神灵，大逆不道，是不可宽宥的天大的罪行，纷纷向孙达成兴师问罪。

孙达成诚惶诚恐地对上门问罪的乡人作揖认错，保证严厉管教儿子。他为了平息众怒，答应交纳银子10两修复神像和献上供奉，祈求神佛宽恕，给全村人消灾除难，并把孙中山逐出村子，责令他离开家乡，以示对他的处罚，这场风波才算了结。陆皓东等同样遭到乡人的责难，被迫出走香港。

1883年11月，到港不久的孙中山进入了由英国圣公会主办的拔萃书室，攻读高中课程，并在课余常到伦敦会长老区凤墀处补习国文。他在该校就读时间很短，不足两个月即退学了。

经过在家乡“打泥菩萨”一事后，孙中山对于基督教的信仰更加坚定，孙中山于1883年秋冬之交在香港结识了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喜嘉理。喜嘉理问起原因，孙中山说是等待时机，并不是不想加入。几个月后，在喜嘉理的主持下，孙中山与陆皓东一起在香港旧设一个不太华丽的地方，举行了简单的受洗仪式。随后，孙中山移居该教堂之二层楼，与居住三层楼的喜嘉理牧师时相往返，接触甚密。

孙中山自受洗加入基督教以后，曾热心传教布道，在1884年暑假曾协助喜嘉理到澳门、香山各地布道，分售《圣经》，并劝说两位友人入了教。此后，在他长期的革命生涯中，始终与基督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他所创建的兴中会、同盟会、中华革命党等团体，其誓约均冠以“当天发誓”字样，就是一种宗教宣誓的仪式，是从基督教受洗之礼脱胎而来。又如兴中会成立时，孙中山第一个宣誓，将左手置于开卷的《圣经》上，高举右手，恳求上苍明鉴，以表示矢志革命，不成功绝不罢休等等。基督教对于孙中山及其革命事业方面也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譬如，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往往借助教堂为革命机关：一为引进基督徒参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斗争，一为孙中山利用宗教信仰争取外国的同情和支持等。

然而，孙中山自受洗以后，随着科学知识的丰富和阅历的增长，他对基督教的信仰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有一个反复的发展过程。他曾对日本友人宫崎寅藏说过：“我对基督教的信念，随着科学研究逐渐减退。我在香港医学院求学期间，觉得基督教的理念缺乏逻辑，因而开始翻阅哲学书籍。当时我的信念相当倾向于进化论，可是又没有完全放弃基督教。”信仰进化论而导致他宗教信仰的衰退，使得对基督教的兴趣较之过去有所淡薄。所以孙中山虽是一个基督教徒，却不妨碍他后来在哲学上对自然观方面的阐述达到了唯物论的结论。

在孙中山一生中，即“雅癖达文之道”，又“教则崇耶稣”，正是宗教与科学的尖锐矛盾，促使他的思想不时进行着进化论与宗教神学的激烈搏斗，矛盾双方的分量是互有消长地变化着。但是，他从来没有否定上帝的存在，在入教后长达42年的时间中也从来没有否认自己的基督教身份，对基督教一直怀有颇深的感情。

基督教在孙中山心目中的地位是相当重要的，1922年间，孙中山曾明确地指出：“我始终是基督教信徒，不但我为基督教信徒，我的子女、儿媳、女婿、妻子、岳父母、妻子的兄弟姐妹，甚至连襟至戚，都无一不是基督信徒。我有家庭礼拜，并且常常到有道的牧师那里闻道讲学。甚至在孙中山逝世前一天，当弥留之际，他在病榻上还执着教友的手说：“我是基督教徒，上帝派我为我国人民去同罪恶奋斗，耶稣是革命家，我也一样。”他还用手指着宋庆龄嘱咐何香凝说：“她也是同志一分子，我死之后，希望你能好好对她，不可因其为基督教人而歧视她。”

可以这样说：基督教伴随着孙中山走过了一生。但是，也应该看到，在孙中山身上存在着复杂的双重性，尽管他始终是一个基督教徒，宗教信仰在其身上曾起过消极作用，却不影响他成为进化论者和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正因为他是一个品德高尚的基督教徒，且所皈依的是公理教派，深受宗教伦理和公理派“鼓励民众自主和民族自立”的教义的影响，笃信博爱、平等和民族自立等教义，使他产生为世人追求博爱、平等、中华民族要自立心向“天国”的革命理想，进而促使他常保旺盛的百折不挠的革命奋斗精神。

1884年4月14日，孙中山转入香港英国当局开办的一所设备较完善的中央书院，继续高中学业。

这所学校创办于1862年（1889年改名域多利书院，1894年改名皇仁书院），办学宗旨是“沟通中西文化”，它的学科设置完备，师资力量充实，教学方法新颖，是当时堪称全港第一流的高级中学。学校中所授课程有英语、文学、世界史、英国史、地理、几何、代数、卫生、机械绘画、簿记及常识等。教师全部来自英国本土的剑桥、牛津等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年轻饱学，思想新进；学生除在港华人子女外，有来自英国、美国、葡萄牙、印度、菲律宾等许多国家的青年，也有少量从中国大陆来就读的学生。

孙中山在学校学习十分刻苦努力，白天，他专心听课并认真复习，课余时间，便抓紧时间涉猎群书，阅读中国诸子百家的著述，以增广见识。全班学生中以他的英文成绩最好，深得教师的夸奖。他具有勤学好问的精神，一有不懂的问题，就虚心向教师和同学请教。当时有的学生为此而取笑他时，他就不以为然地对人说：“学问学问，不学就问，怎样能知！”又说：“学而后知，知而后能行，否则怎能为国家之用呢？”他平时不苟言笑，可是谈论起来，便滔滔不绝，三教九流，无不知晓，为此，同学们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做“通天晓”。

孙中山在这所学校就读共两年半时间。由于他认真学习各门课程和刻苦攻读中外书籍，尤其是广泛涉猎西方国家政治、历史、文学等类书籍，从而进一步掌握了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知识，加深了对西方科学、社会及政治制度的认识。同时，由于接触到许多国家的优秀青年，不仅对他西学知识的增加大有裨益，而且对其世界意识的拓展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更有可能认识和观察中国和世界的局势。这是他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

在香港的时期，孙中山每天看到建筑在山上的华丽的殖民者的别墅、宅院和繁华的街道及近代的市政建设。周围的一切，特别是香港这个近代城市的市政面貌及管理方式等，引起了他的注意。孙中山将在香港见闻之所得，对照和比较了清政府统治下的内地，特别是香山县城的情况，越来越感觉到西方近代文明要比中国固有的文明进步，中国社会的许多不合理的状况应该改变。从而促使他对原有的祛除恶政府的志向更为坚定，并促使他由对市政研究发展为对政治之研究，由向往西方文明到决定改革中国的恶劣政治。

由香港的市政建设而得出的对内地落后局面的感受和反思正是孙中山理性思考的开始。后来他在一次讲演里，把香港说成是自己的“知识之诞生地”，并认为自己的“革命思想完全得之于香港”，从一定意义上说是符合实际的。

在香港，孙中山虽然受的是殖民教育，但并没有模糊他的爱国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而更加刺激了孙中山改变中国贫弱现状的决心。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孙中山和在港读书的一些中国学生，就认真阅读报纸和听取前线回港士兵的口述，密切注视着祖国所遭受的这场新的灾难。当冯子材率领前线军民浴血奋战，在中越两国接壤地区重伤法军前敌统帅尼格里，打死打伤法军二三千人，先后收复了谅山等地和十多个州县时，捷报传来，孙中山和爱国的人们一齐欢欣鼓舞，激奋不已。他经常和同学们议论这场战争，希望人人都能奋起救亡。

但是，怯懦无能的清朝政府却在打胜战的情况下卑屈求和，谕令抗法各军停战，放弃收复的土地，于1885年4月，在巴黎签订了“停战协定”，又于6月9日派李鸿章与法国公使在天津签订了投降卖国的《中法新约》，承认法国侵占越南，并且给予法国以在广西、云南通商的特殊权益，还规定以后如在这两省修造铁路，要同法国人商办等等。中法战争不败而败，使法国侵略者在军事失利的形势下，却在谈判桌上取得了战场上没有得到的东西，成为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

当时，有一艘因为侵略中国受损伤的法国军舰，从台湾开到香港修理。尽管军舰上的法国人用尽威胁利诱的手段，却没有中国工人肯为他们修船。法国商船到了香港，中国码头工人也不替它卸货。为抗议法国侵略，1884年9月中旬，香港的其他行业工人、爱国商人和各阶层人民，也都纷纷举行罢工、罢市和采取其他形式进行斗争。同年10月初，香港工人和各阶层人民为抗议英殖民当局勾结法国侵略者镇压爱国运动，掀起大规模的抗暴斗争。示威群众和英国警察进行了英勇的搏斗。接着，九龙工人奋起响应，也举行了示威游行。

这些同仇敌忾的反帝爱国壮举，深深鼓舞了孙中山。清政府在对法战争中的怯懦和人民群众的奋勇反抗，在他思想上形成强烈的对照。广大群众，特别是工人的英勇斗争，看到了中华儿女的“爱国心”，觉得这些斗争“证明中国人民已经有相当觉悟”，“表示中国人还有种族的团结力”，已经自动走上谋求救亡的道路，并且认为“中国不是没有办法的”。

中法战争所带给孙中山的刺激非常深刻，他自称“余自乙酉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清朝政府在打胜仗的情况下卑怯求和，签订了屈辱的《中法新约》，这种不败而败的结局令孙中山大为震惊，使其看到了清廷的腐败、昏庸和卖国，并进一步激发了爱国主义感情，增强了革新求变的思想。孙中山正是在中法战争的刺激和华人反抗侵略、压迫的壮举鼓舞下，增强对多灾多难的祖国的责任感，开始兴起了反清、反异族政权的革命思想的。

香港时期的学习和生活是孙中山革命思想萌芽和兴起的重要阶段，香港也是其思想的发展地。正是由于这一段的经历，才使得孙中山在大学毕业两年后，就走上革命道路，逐步成为一位杰出的革命家。

1884年11月，孙眉从父函中得知孙中山于乡中又一次打破了神像，受到乡人攻击，特意函召孙中山赴檀，孙中山立即奉兄命到达檀香山，受到孙眉的严厉批评，说他任性妄为，使家庭蒙受耻辱。并且当面告知他，因为他动不动就“轻举躁动”，为示惩罚，决定将过去分给他的一半财产收回，孙眉本以为这事很难办，甚至请来了律师，但孙中山一口应承下来，并说：“财产不足以动我心。”并立即与兄长同到律师办事处退还财产。事情办好后，孙眉又留孙中山在檀岛小住，并仍欲留他经商。但他志不在此，仍决心回香港求学。孙眉则以不给旅费挽留他。他又由同学钟宇和老师芙兰德曼资助于1885年3月返回家乡。孙眉事后自悔责弟太严，便寄回巨款，资助孙中山上学。

孙中山走后，孙眉认为弟弟之行为是年轻气盛所致。为了尽快使弟弟安于家庭生活，对弟弟管教甚严的哥哥便施出了传统中国人的方法，让其娶妻生子。因此，他不但赠予了弟弟一笔财产，而且让父亲孙达成尽快地为孙中山物色配偶。

当时大多数中国人的婚姻是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定。此时，孙达成年龄已大，事事须由“长兄如父”的孙眉做主。因而他不顾孙中山的意愿，便凭媒妁之言与同邑侨商卢耀显之女卢慕贞定婚，随即在孙眉的主持下于1885年5月7日结为夫妻。

卢慕贞，广东省香山县六区外茔村人。父亲卢耀显系在檀香山经商的华侨，孙卢两家相距七八里路。据卢慕贞讲：其祖父时家道小康，其父耀显公承先业而读书，壮岁经商于海外，家境渐好，只是卢慕贞父很早因病而逝，家境又渐转衰。这里卢慕贞所言“家道小康”，显然同孙家差不多，也就是能维持生活而已。卢慕贞的生辰据孙中山之长孙孙治平从卢慕贞遗物所载中发现：“卢夫人生于同治六年六月二十九日酉时”，即1867年。卢慕贞年幼时和当时当地的许多普通女子一样，在父母的强制下缠足，同时也粗通《千字文》和《百家姓》之类的启蒙读物，可见学识不多。

根据相关记载，卢慕贞年轻时身材矮小，和大多数南国女子一样，肤色较黑。卢慕贞自幼丧父，与寡母相依为命，非常孝顺，但脾气并不好，对待晚辈很严厉，难得展现慈颜。她与孙中山的婚姻是一个没有爱情基础的包办婚姻。这时孙中山实际年龄只有17岁半，而卢慕贞只有16岁，对于孙中山来讲，这不啻于对自己事业的一种羁绊。不曾进入过学校，未曾受过科学教育的卢慕贞无法身体力行地理解孙中山的志向。她不以革命为然，而孙中山非坚持下去不可，终导致意见分歧，貌合神离。

婚后三个月，孙中山又离家到香港就读。卢慕贞也曾去伴学，但终因不适又回到翠亨村。其后8年间，孙中山每逢假期始返乡探亲晤眷。

婚姻并没有达到孙眉预期的“拴马桩”的效果，孙中山仍然对国家大事深为关注，并把自己的一生都贡献给了伟大的救国救民的事业。

在中央书院学习期间，孙中山对于究竟选择何种职业，颇费踌躇，最后决心学医。学医的想法是他在檀香山求学时就曾经考虑过的，那时，他曾访问教会司铎杜南山，见他书架上有一些医科书籍，就问杜为什么要读医书，杜南山回答说：“范文正公有云，不为良相，当为良医，窃采其意耳。”

第二天，孙中山经过思考后又到杜家，对杜南山指出范氏的想法，并不是最佳的。他认为：国人即使读书，也不能马上就可以从政，即使是从政，也未必马上就有柄国钧之权。如果先殚精竭虑，以求作相，而久久不能实现，这时再来做良医的话，且不说良医不好做，即使是努力为之，也为时已晚。他认为最好的方法应该是一面致力于政治，一面致力于医术，设定远大的志向以求实现，那样才会有所收获。这段话表明了孙中山选择学医的具体考虑。此时孙中山学医的目的，确实是政治与行医并行，至于决志革命之事，尚难为定论。

1886年，孙中山进入广州的博济医院的附设医科学校学医。该院创办于1835年。1855年附设医校，只收男生，1879年后才开始收女生，此为中国学校男女同校之滥觞。学校课程为：《全体新论》、《化学摘要》、《内科全书》、《割病全书》、《妇科精蕴》、《皮肤新编》、《眼科撮要》、《儿科全书》等。

孙中山入校时，学费每年为20元。有男生12人，女生4人，住哥利支堂10号宿舍。他在校期间，为了节约饭费，喜爱吃猪血和牛肉饭。在生活上，孙中山力求简朴。对化学教师的一句佛偈印象最深，并常常口言此偈以为乐。这句佛偈是：“不有而有，有而不有。”

孙中山记忆力强，精力过人，除习医之外，他在课余还特聘请陈仲尧讲授儒学。有一次和陈辩论知行问题，直至深夜。陈主张“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孙中山则坚持“行之非艰，知之惟艰”。另外，他还热心于中国古经史的研读，在宿舍中放有自购的《二十四史》全书，同学们开始以为他置书不读，仅供陈设而已。一天同学何允文调出一本考问其中某一内容，孙中山对答如流，连试数册都是如此，何允文才开始为之叹服，并认为他于习医之中，尚抱有大志。孙中山的学习成绩，也在同学中名列前茅。博济医院曾经有条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囿于中国男女之防的观念，中国男生不能参加产科实习。孙中山对此迂腐规定很不屑一顾，并亲自到校长办公室要求取消这条不合理的条款。在孙中山的建议下，男生开始可以参加产科实习，也是一个创举。

此间，孙中山还重点研读三代两汉文章。该校图书馆有一部英汉合璧的四书，他认为其中英译本较宋人的注疏还要明白易懂，便细加研读，从而对中国先秦以来的政治、伦理哲学有了较深入理解。他自己也说：“于中学则独好三代两汉之文。”

孙中山在博济医院学医时，经常大胆地谈国事和救亡之策，周围的人多以笑置之，都不予重视，惟有广东归善县淡水圩人郑士良（字弼臣）是孙中山的知音。郑士良此时已入基督教，同时秘密加入了三合会，亦叫天地会，意取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的统一，又叫“三点会”，坚决主张反满。

同学尢列也是一位会党中人。尢列，字少纨，广东省顺德县人，家为耕读世家。祖父与父亲均有著述多种行世。幼受业陆南朗，陆为爱国名儒，读书而不应清廷的科举考试，每当谈到宋、明亡国痛史，热泪沾巾，悲不能已。而说到汤武革命之事，便诵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并以戒尺猛击少纨，训勉其毕生牢记此语。1882年，尢列在上海偶遇洪门于天仙茶馆开会，就交费入会听训，知道洪门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又想起蒙师陆氏的教训，于是顿然大悟，便去游南京，观看太平天国遗迹，接着游遍全国。目睹清朝丧权辱国，腐败不堪，反清之志益坚。1884年，他回到广东，入算学馆学习。

尢列有个族人叫做尢列堂，在博济医院附校学习，在他们介绍下，尢列于1886年与孙中山认识，但相知不深，未能深言。

1887年1月，孙中山转入香港丽雅英文医学书院，以孙逸仙名字注册。该院为五年制，是大学一级学校，毕业后可以行医。此后，他和尢列关系才日益密切。

这时孙中山并未完全立志革命，他一面和郑士良、尢列等会党中人深相结交，另一方面则受初期维新派人物的影响。当时，丽雅英文医学书院用英文教课，由广东人何启创办。

何启，是广东南海县人，1859年生。1877年留学英国，1879年毕业，获外科硕士学位，并成为英皇家医学会会员。同年与英女丽雅氏结婚。1882年同返香港。在香港任议政局议员，兼做医师，并有成就闻名当时。不幸丽雅氏1884年病逝，何启为纪念丽雅氏而兴办丽雅书院。该院于1887年1月落成。并于本月招生。孙中山为该西医学院第一批学生。该院设备完好，师资雄厚。第一任掌院为英人史特渥博士，下设教务长一人，由英人孟生博士出任。何启兼授法医学和生理学。1889年孟博士去职，改由康德黎博士继任，并且兼任外科主任。孙中山也就是在那里，遇到了自己一生中最敬重的老师康德黎。

康德黎是英国伦敦一位年轻有为的外科医生，他思想开明，性格乐观，喜欢从事具有挑战性的事务。早在1883年，他就参加了由一些医生组成的去埃及扑灭正在肆虐的流行性霍乱的行动。这令他尝到冒险的乐趣。除此，他还想研究热带性疾病，对儿科医学也很感兴趣。1887年春，康德黎携家眷从伦敦来到了香港，被指定为去替代他极为推崇的孟生医生的职位。这本是一个很难作出的举动，他却慷慨成行了。原因也在于康夫人梅布尔对中国怀着至深的感情。她至小有三大愿望：一是坐在中国的长城上，一是看埃及的金字塔，一是环游世界。由于丈夫去中国任职，她的童年之梦，随之即将实现，因此她对丈夫的此行极为支持。

康德黎当时在英国已经具有一定的地位和名望。是他所任职的Chasing Cross医院最好的解剖示范者，康德黎不只是简单的演示，他有自己的一套教学方法，能使听众记住他的话。在他的手下，人体解剖成了一种饶有兴致的事，他的讲授常常被笑声打断。按他自己的说法就是“他们取乐，但记住了要点”。

中国学生非凡的记忆力给初来任教的康德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领教到中国学生的学习特点之前，这些英国老师甚至犯了一个不小的错误。在一次为获得证书而进行的专业测验中，老师们发现学生们的试卷都完全正确。但比较各份试卷时，老师们发现答案丝毫不差。段落、句子、句号、逗点都是标准的。主考官认为学生们是互相抄袭。就又重新出题开考，并严密布置了监考。令他们吃惊的是，学生们的答案仍是完全正确，丝毫不差。英国老师这才明白，这些中国学生可以把500页教科书烂熟于心，可以回答书上的任何问题。

不过，康德黎对中国传统教育方式是抱批评态度的，因为它只是教学生们死记硬背。在他第一批学生中，康德黎对孙中山最为器重，师生间保持着亲密的往来。康德黎夫妇去广州的麻疯村进行考察时，特地带着孙中山作为随行翻译。他们给每个病人五元钱及一些香烟。这种举动是很令一般中国人瞠目结舌的。因为这样的病在中国是一种可怕的瘟疫，人人避之而惟恐不及。此行孙中山干得很出色，并因此获得了奖学金。

为了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使他们不致于成为书虫子，康德黎还发动学生们玩板球。这是一种盛行于英国的户外游戏，双方各11人参加。康德黎还告诉大家，在英国，人们极为欣赏会玩板球的年轻人。在英国人的心目中，板球是一项立刻会对你产生好感的技能。听他这么一说，学生们，包括孙中山在内，都答应要练成为全能的板球手。

康德黎也非常支持孙中山的一些社会活动。1891年3月，孙中山在香港参加创立教友少年会，名为培道书室。成立会上有青年教友四十余人。会中有图书、玩器、讲席、琴台。又请外国人晚间在此讲授专门之学。康德黎是应邀者之一。

在学校期间，孙中山学习勤奋努力，成绩非常优秀。1888年，孙中山各科成绩平均71分，名列13名学生中之第三名，化学和生理学成绩为全年级学生之冠。

1889年，孙中山写的农学论文和生理学论文刊于《万国公报》上。这一年他的生理学与解剖学成绩为85和80分，名列第一名。

孙中山由于在校期间良好的表现，还为自己赢得了助学金，使自己从此免于由家庭负担学费。这是缘于香港屈臣药房的老板夏菲士病重，请康德黎帮忙诊治。康德黎特意选拔学院中的高材生为其担任夜间护理，孙中山值上半夜，江英华值下半夜，侍候得非常周到。夏菲士病愈后，觉得学院学生服务周到，成绩良好，表示愿意捐助学费给学院。学院便把这笔款项的一部分作为孙中山和江英华的学费，并每月再发给每人十元至二十元的零用钱。从此到毕业期间，孙中山的学费再也不用兄长孙眉负担了。

1891年，孙中山26岁。这一年，他所学的法医学、公共卫生学、实用外科学等考试成绩平均为83分，列优等第一名。

但是，孙中山的志向乃是“一面致力医术”的同时，还要“一面致力于政治”，在努力学好医术的同时他也投入了很多的精力去关心政治，在这个方面，何启的君主立宪制对他影响很大。何启著有《新政真诠》，他认为：“中国立法、行法权皆由君，苟有不善，何以能救？”又说：“人人有权，其国必兴；人人无权，其国必废。此理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古今不易，遐迩无殊。议院者，合人人之权，以为兴国之用也。”

何启还发表有《中国宜改新政论议》，主张君主立宪和“复古因时”，他认为现在的西法，是中国古法传入欧洲的，现在应再从古法中找回来，同时参考现在的西法以理国政。综合以上种种议论和原则，都在孙中山当时和其稍后的议论中见到。与何启经常一同写文章的胡礼垣，也是君主立宪派，他们二人的言行观点对于当时的孙中山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

孙中山1896年在自传中曾写道：“夫仆也，半世无成，壮怀未已，生于晚世，目不得睹尧舜之风，先王之化，心伤鞑虏苛残，生民憔悴。……拟驱逐残虏，再造中华，以复三代之规，而涉泰西之法。……此则应天顺人之作也。”这其实只是何氏的“复古因时”论的主旨。

孙中山曾经致书给本县退休的前驻美、日、赵三国公使郑藻如一封信。该信于1892年刊于澳门的一家报纸上。内容有三点：“兴农会以倡革农桑；立会设局，以禁绝鸦片；兴学会设学校以普及教育。”这应算是孙中山第一次改良农业和教育等的建议书。

孙中山在校读书时，性格豪爽，不重财物，有钱辄请客吃饭，但相比之下，更重视购置书刊。有时甚至因买书而欠债，等其兄孙眉寄钱来后，再还债，并复请客吃饭如故。同学关景良回忆说：“他学生时代的品性，是豪侠的，刚直的，活泼的和幽默的。”

孙中山还常常喜欢与同学们谈论反满的观点。他常对江英华等同学说，医生救人只能救少数人的命，反满革命则救无数人，我这一生得坚决地从事反满事业。当时同学们都没有把他的话当真，以为只是戏言而已，没想到他后来果真走上了反满革命的道路。

同学关景良的母亲很喜欢孙中山，孙中山也常到他们家看望关母。关母见孙中山言论激烈而且经常批评时政，便问孙中山：“你志高言大，想做什么官？广东制台吗？”孙中山回答说不是。关母又问：“想做钦差吗？”孙中山还是否认了，关母奇怪了，问：“莫非你想当皇帝？”孙中山回答说：“也不是，我只想推翻满洲政府，还我汉族河山，那事业比皇帝更高大。”关母从此就把他看做是“孙悟空”。

1890年的一天，孙中山和他的最密切的三个朋友陈少白、杨鹤龄、尢列一同去广州游观音山，四个人到达三元宫时，孙中山有所感触，大发感慨，攻击清廷。刚好被一个在此潜修的老者听见了，这位老者名叫郑安，曾经做过林则徐的师爷，已经80岁了，因为痛恨清政府腐朽无为，才出家来到这里。

他听到孙中山等人的谈话，非常惊讶，把他们叫到内屋询问其事由。孙中山等人畅言自己革命排满的志向，气势磅礴，非常动人，郑安劝他们不要轻举妄动，说如果反满就必须联络会党，这样才能取得成效。郑安又把各会党的组织宗旨以及各地会党分布的地址详细地告诉了孙中山，孙中山也牢牢地把它记住。

郑安所说的地址对于孙中山联络发动会党以进行革命非常重要。孙中山自己也说革命发起点，是开始于与会党的联络：“乙酉（1885年）以后，余所持革命主义，能相喻者，不过亲友数人而已。士大夫方醉心功名利禄，惟所称下流社会，及有三合会之组织，寓反清复明之思想于其中。虽时代湮远，几于数典忘祖，然苟与之言，犹较缙绅为易入，故余先从联络会党人手。”

那时，他和陈、杨、尢每遇休假，就聚到杨室畅谈革命，由于倾慕洪秀全之为人。又因为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洪秀全未成而败，清人目之为寇。而他们因个人的志向与洪秀全相似，因此他们四个人便笑称自己岂不是也成了清朝的四大寇了。当时孙中山与陈少白还在医院学习，而周围的人也拿这个称谓称呼他们。

孙中山和卢慕贞结婚6年后，于1891年10月20日生下儿子孙科。在得知弟弟添丁之后，初做伯父的孙眉也十分高兴。1892年3月，孙眉自檀香山寄钱回来，要孙中山建筑新房，孙中山则自己设计建造，将1885年他大哥所建的房子进行扩、改建，建成中西合璧的两层楼房，并一反本村坐西朝东的旧习，改为坐东朝西的方向，即四合院中的东屋形式，完全不信风水和其他迷信之事。

整个楼房有上下对称的各七个穹形门楼，门楼内有上、下通廊相联。楼上楼下都能相通无阻，并油以朱红颜色。屋顶正中绘有光圈，象征阳光普照。全楼有十九个窗户，空气非常流通。东西南北四面都开有门户，视野空阔，完全不守旧俗。孙中山的做法其实是有道理的，孙家的房子在翠亨村的西南边，老屋的后边是一片小树林，大门朝西，正好对着这片小树林，不但门前开阔，而且空气新鲜。每天开门见林，一定精神开朗身体好，这就是最好的风水。当地老百姓认为房子里边开窗就不吉利，但孙中山盖房子不但室内开窗，而且正梁底下也开了窗。这样有利于空气的对流。

楼房修好后，孙中山又手书：“一椽得所五桂安居”对联，挂在门口两边。

全部工料用银934．72两。楼房至今已经有百余年，仍然一切完好。1979年，澳门副总督罗作坚前来参观时，对孙中山的设计巧妙深为惊异。他说：“孙先生是位聪明人，设计屋宇，不用安装冷气也很凉快。”

1892年，孙中山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于香港丽雅西医书院。由于学校严格的学习制度，当初共同入校的12名同学，读完五年，领得行医资格证书的仅有孙中山和江英华两人。

毕业考试课目有：植物学、化学、解剖学、生理学、药物学、病理学、法医学、公共卫生学、产科、外科、医学共12门，其中10门获荣誉成绩（医学、外科为及格成绩），平均分为73分，其成绩是自该院创办，到1913年128个毕业生中最优秀的。

毕业典礼很隆重，香港总督罗便臣爵士亲临参加，并颁发奖品。孙中山获三本医书：《婴孩与儿童之病症》、《外科贤症》、《神经之损伤与病症及其治疗》。由教务长康德黎颁发毕业执照。该执照有中英两国文字。中文曰：

“香港西医书院掌院，并讲、考各员等为给执照事：照得孙逸仙在本书院肄业五年，医学各门，历经考验，于内外妇婴诸科，俱皆通晓，确堪行世，奉医学局赏给香港西医书院考准权宜行医字样。为此，发给执照，仰该学生收执，以昭信守，须至执照者。右仰学生收执，一八九二年月日”。

签署此执照者自康德黎以下和各行课教师共24人，非常庄重。

执照英文部分，尚附加“并由书院当局授予香港西医书院医学及外科等硕士之学位称号”。

孙中山毕业后，虽然成绩很好，但仍无在香港行医的法律地位。康德黎极其重视，曾通过香港总督罗便臣推荐孙中山与江英华二人到李鸿章1881年在天津开办的西医学院任教，李鸿章也已答应，复书罗便臣总督说：可来京候缺，每人暂给俸50元，并授两人“钦名五品军牌”。于是两人跟着康德黎老师去广州向两广总督领牌，然后晋京，以免让清政府怀疑，但总督衙门多般为难，非要两人填写三代履历等一些繁琐苛刻的手续，才能领取进京牌。孙中山一怒之下返回香港，从此更加不满清朝的官吏。

孙中山在丽雅西医书院毕业后本来想开药房，请陈少白为他拟定了招股章程。康德黎知道这件事后，极为不愉快，就把孙中山叫到学校，对他说：“你不该做这种事情，不能用你的名字去开药房的。因为你是本校第一届第一名的学生，应该自爱。在我们英国医师的地位很高，被当做上等人，如开起药房，做起买卖来，就低贱了。”这样，药房只好停办了。

1892年9月，孙中山应澳门镜湖中医院之请，在该院挂牌行医。他是该院的第一位西医师，孙中山建议中西医联合施诊，互济不足，被院方采纳，这是中国中西医结合的开始。

但到了12月18日，孙中山还是开了药房，他向镜湖中医院出据借钱办中西药局，其借据如下：

立领揭银人孙逸仙。缘逸仙订议在澳门大街开创中西药店一间，需银继办西国药材。今托昊节薇兄担保，揭到镜湖医院药局本银贰千大圆，七二兑重，一千四百四十两正。言明每百圆每月行息一圆算其息，仍托逸仙代办西药赠送。逸仙自愿赠医，不受谢步。此本限用五年为期，到期如数清还。或过期不测，无力填还，担保人吴节薇兄自愿填足，无得异议。俗后有凭，立明领揭银单一纸，当众签名，担保人亦亲笔签名，交与镜湖医院药局收生曹渭泉、张桢伯、宋子衡。光绪十八年十月三十日。立领揭银行人孙逸仙的笔。

孙中山医术是很高超的，曾为患者割出肾结石，大如鸡卵，重一两七钱有奇。此为当时中外罕见，自此名声大振，来此就医者，络绎不绝，康德黎也盛赞其手术敏捷熟练。在康德黎的“压阵”下，孙中山曾当着众人的面，主持了需要娴熟的技术、冷静的判断、机智与灵活的重大手术。康德黎还很佩服他的学生在令他吃惊的环境中做手术时体现出的镇静，近20年后他都还没有忘记。他风趣地描述了孙中山在类似大排档的环境中动手术的情形。

“动手术在中国不像在西方那样秘密行事。孙动手术的时候，外行的医务委员会成员走进来自己坐在手术台附近，病人的亲戚和朋友围在旁边专心观看。最令观众感兴趣的是切除结石的手术。这是一个吸引了当地绝大多数人的手术，因为结石在四邻不是一种罕见的病。切开口子去找结石需要很多‘凉风’以使观众不至于昏过去，但找到结石时，他们的昏厥恶心就都全忘掉了。欢呼和‘咳呀’的惊叫表明他们所遭受的难以忍受的煎熬已得到了丰厚的回报。”

康德黎陪孙中山去乡下出诊，则更有意思了：“在中国生病是一件引人注意的事，医生的光临差不多要引起公开集会。一个外国医生的到访更令人感兴趣，特别是在郊区和村子里。他被所有的人簇拥着到房里，一群朋友围着病人。村民们在门口仔细打量，占据了每一个有利地形。他不得不这样诊断病情，或者处理一个外科小手术。”

密密麻麻的人群，挥汗如雨，大葵扇呼呼拉拉地响，这就是孙中山做医生时的条件。当时，以西医医人也殊为不易。由于孙中山医术高超，颇得众人敬佩，中外病人求诊者甚多。不满三个月，声名鹊起，就诊者户限为穿，孙中山还请了他的丽雅西医书院英籍老师来柬狄利亨来澳门协助医务，一年收入达1万元。

医业兴旺，引起葡萄牙当局妒忌和排挤，“葡人定律，凡行医于葡境内者，必须持有葡国文凭。澳门葡医以此相为难。最初只是禁阻予不得为葡人治病，到后来则饬令药房见有他国医生所定药方，不得为之配合。”第二年，即1893年春，孙中山托葡籍友人费尔南德斯向澳门当局申领行医牌照，但澳门当局竟以孙中山非葡国医科毕业为由，拒绝发给。孙中山便到广州去设立医所，将在澳门行医的用具如刀、碗、碟等赠予费尔南德斯留念。孙中山逝世后，费尔南德斯的妹妹将这些遗物转送给孙中山的原配夫人卢慕贞，至今还陈列在澳门中山纪念馆内。

葡人费尔南德斯几代居澳门，有两个兄弟和一个妹妹。他出生在澳门，熟悉中国的风土人情，会讲粤语，后在香港法院任翻译。孙中山在香港丽雅西医书院上学时，与费尔南德斯相识。孙中山大学毕业后在澳门行医，费尔南德斯恰好也回居澳门，在下环街祖居旁边开办印刷店，两人交往更密，友谊更加深厚。

1893年春，孙中山在广州的西关洗基设东西药局，又在双门底圣教书楼内设医务分所，又与香山南莨乡人程北海合股在香山县城石岐镇西门口设东西药局支店。所售西药有发冷丸、癣皮肤水、拔毒生肌膏、立止牙痛水等多种药物，在包装纸上印有“孙逸仙博士监制”的字样。

由于葡人的阻梗，孙中山不得在澳门行医，但澳门的中西药局并没有关闭，准备作为革命活动的一个据点。孙中山往来穗澳之间，为了宣传革命思想，他与费尔南德斯合作，于1893年7月18日在澳门下环街3号创办了《镜海丛报》，每星期二出版，分中文葡文两种版本，每期出一大张。中文版《镜海丛报》的东主兼督印人署名是飞南弟，实际编辑和主笔就是孙中山。《镜海丛报》经常发表政治评论、抨击时局的文章，有一定影响。在报上设一些相当现在答读者问的栏目，文末署“孙逸仙医生启”的字样。当时此报销路甚广，销量也甚大。《镜海丛报》办了三年多的时间，对传播进步思想，宣传革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后来在1895年孙中山发动广州起义失败后，此报还于11月6日刊登了有关消息，并介绍了孙中山的事迹，赞扬孙中山，为革命者的行为进行了辩解。

孙中山行医，对患者是有求必应，待人和蔼，他医术高超，做过许多外科手术，疗效甚好，颇得患者好评。在他投身革命前一年多的行医期间，留下了许多救死扶伤的动人故事。有一次，他从澳门回到翠亨村，听说村民陆檀生的妻子难产，两天了孩子还未生下来。他也顾不得休息和世俗偏见，马上跑到陆家立即给这个产妇接了生，母子安然无恙。还有一次，他到榄边乡探望妹妹，路过一个村子，见一家人正在厅堂里对着一个垂死的病人哭嚎。他问明情由后，立即给病人诊治，开了药方，病人吃了药，渐渐好起来了，孙中山的名气也传开了，乡民都称他是“生菩萨”。他给穷人治病，分文不收。1893年，有个牙病患者叫武泌，各处投医，数月医治无效，后来找孙中山医治，药到病除，也未收取医金。这位患者为报答他，就在广州的《中西日报》上登了一则鸣谢广告，赞扬孙中山高超的医术和高尚的人品。

孙中山学医是为了救世，并非贪求个人私利，因此以最大限度地普救众人为己任。1894年2月27日，在广州《中西日报》上刊登了孙中山行医的广告——《东西药局启事》，可更具体地了解他的行医思想和每天的施诊活动。

本局敦请大医生孙君逸仙来省济世……每日10点钟至12点钟，大局赠诊，不受分文，以惠贫乏。求医者，须在10点钟以前来局挂号，午后出外诊症，西关收轿金一元，城内南关、西门、河南等处轿金二元。早轿加倍，谢步随意致送，凡延诊者，预早到局挂号，先生素以济人利物为心，若有意外与夫难产、服毒等症，报明危急，无论贫富俱可立时邀致，设法施救，幸毋观望，以免贻误。

孙中山在为革命奔走活动中，也为人治过病。1903年，孙中山由日本到美洲经檀香山，与家人团聚，亲友中有患者求诊，下药即痊，众人皆赞叹神奇。1908年在新加坡村，《中兴报》一个记者因思恋一少女，患了口疾，经过孙中山开方下药，七日就痊愈了。孙中山对医学的态度是非常严谨的，从不滥施滥治。隔了些年后，有革命党人问他：“先生如再行医，须补习多少时间？”他说：“必须用功一年始敢问世。”

“借医术为人世之媒，十年如一日。”在孙中山那里，医学和政治是并行不悖的。从学堂到诊室他一直是矢志不渝地准备投入政治改革活动。先后结识的有绅士、清军军官、传教士、会道门头目、店主、教员等社会各阶层人物，以及准备成为政治活动的社会力量。他在双门底医务分所圣教书楼礼拜堂、广雅书局内南园抗风轩等处经常与陆皓东、尢列、郑士良、陈少白、程璧光聚谈时政。

孙中山与陈少白等还经常到顺德县北水乡尢列家小住。这个乡里又有陆皓东、尢列、周昭岳合资创办的兴利蚕子公司，雇有二十多名工人，公司中陆皓东的股份最大，他是将翠亨村田产变卖而筹的资金。孙中山还为该公司写了一副对联，贴在公司门口，上联是“兴创自我”，下联是“利归于农”。该公司以改良蚕种相号召，宣称用科学新法化育蚕子，蚕子过水保温时采用温度计代替人手探测温度，乡人称“机器蚕春（即蚕子）”，其实并没有其他机器设备，仍是手工操作。又剔去小蚕子，专发售大蚕子，因为质量优于其他店号，因此销路颇广，每月约产蚕子二三百箱。他们的经营思想是倡导先进方法，注重质量，孙中山的活动也从行医转变到兴办实业，热心政治上来。 Wupz49lRcjiAb56obLRHleqE2hGHR1yHOVzbQwKB1K4fsJt853iz1sOac5uGUhO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