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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更类似于股份制公司，领主只能以土地入股，按税收分红，不具备管理权，管理权在股东（市民）选出的总经理（执政官）手中。股东有权利撤资（离开），为了税收，领主不得不谨守对市民的承诺。城镇以整体的名义对抗领主，缴纳赋税后，领主不能再骚扰城镇。
在很多人的想象中，西欧中世纪意味着庄严的城堡、骁勇的骑士、多情的贵妇人……这是骑士小说里的描写。包括《堂吉诃德》在内的骑士小说多出自后人之手，文学家的笔下情怀其实多是梦呓式的幻想……一句中国古诗词足以形容西欧中世纪：
枯藤老树昏鸦，
古道西风瘦马。
……
中世纪的欧洲远非唐宋盛世，8—10世纪，所谓城堡，大多数也就是几道木栅栏围着几个房子，石质建筑的成本那是相当高，绝大多数西欧领主根本负担不起。
木头栅栏里圈禁的农奴，生活自然比唐宋自耕农差远了，也就弄点玉米糊糊喝喝，运气好的时候弄点玉米棒棒儿。至于浓香的咖啡、甘醇的红酒、松软的面包，包括国王在内的欧洲人经常见不到。
理由很简单，西欧人烹饪的主要手段是烤，不是蒸。靠西欧当时的厨具，小麦只能烤成锅巴，至于面包，是想都不要想的。
我们曾经说过，这样的西欧城堡才是地道的小农经济。这里，我再提出一个有辩证意义的问题：真正的小农经济如何能演化出最发达的市场经济？
恶花怎样才能结出善果来？
与大家想到的可能不一样，恶花结善果的时刻，西欧国王支持市场，打击领主，立场坚定地站在了农奴一边。因为，领主不仅剥削农奴，对国王也照样不理不睬。
实际情况是这样的——
中世纪的西欧，农奴必须把自己70%的时间奉献给领主，然后才能耕种租种的土地；死后，还要被领主领走最好的家畜；缴纳人头税、结婚税、地丁税；献纳初夜权。领主拥有军事、行政、司法等一切权力，对农奴有生杀予夺的权力。
如果我是农奴，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一定想逃亡。西欧农奴不比我笨，他们经常将逃亡的想法付诸实践。
初期逃亡的农奴并非终日耕作的农夫，而是一批手艺人。虽然大家都靠双手吃饭，但手艺人可以离开土地，农奴不能。
手艺人逃亡的地方不是世外桃源，而是一些便于获得原料、能找到固定买主的地方，那里同样也是国王、大诸侯、大寺院的领地。随着逃亡人数增多，地摊逐步演变成为西欧第一批城镇，城堡身侧诞生了至今惊艳世人的城市：科隆、美因兹、斯特拉斯堡、法兰克福、纽伦堡、埃尔福特……
不要高估这些城镇的建设水平，所谓城镇，其实在表象上和乡村并没有太多差别，居民有自己的菜园、田地、牧场，可耕种的土地散落于居民房舍之间。手艺人仍旧以农业生产为主，农忙时节要全天候耕种。
落后的表象之下，这些逃亡者聚居地已经和领主城堡完全不同了。这里，诞生的是劳动分工，只有精细的分工，才能产生更高的生产力，才能让大家都在各自的领域有所发展。
从此，劳动者不必固定于土地。
当人们离开土地也可以生存，劳动者不再对土地有依附关系，人类便不再是土地的附庸。社会链条就会从领主权责变为货币，商品经济也就取代了自然经济。
这是通向现代文明的必经之路。
对领主而言，农奴逃亡自然不是好事，他们随时准备抓捕逃亡的农奴。但是，领主并不是铁板一块：城镇所在地一般不是丰腴土地，转包给城镇也没什么坏处；市民又是其他领主的农奴，别人的农奴变成自己的居民，总不是件坏事。
城镇自身则乐于接纳一切人，包括逃亡农奴和自由人，而且为之提供保护。很多城镇有这样的成规：领主不得在城镇之内抓捕农奴。因为，只有人口扩张才能有更精细的分工，才能抵抗领主的骚扰。
至于国王，他巴不得城镇给领主挑事，反正领主不怎么听话。英国国王亨利宣布：任何人在城镇生活一年零一天之后，自动与领主脱离关系；法王菲利普二世更绝，直接向城市颁发特许状，免除市民对领主的义务，宣称国王是城镇的保护者，甚至授予市民贵族身份和爵位。
当然，如果领主进攻城镇，城镇还是要自力更生，国王多半会在道义上给予支持。
开始的时候，城镇势力相对弱小，大家凑钱收买所在地领主，换来暂时的和平。随着城镇财富集聚，领主开始垂涎，经常无任何理由收回特许状。
真正的谈判，需要双方实力对等： 实力相当，金钱就是力量；实力悬殊，力量才是金钱， 关键时刻还是要比谁的刀把子硬。
最初，城镇只有民兵（步兵），领主带来的是小领主——骑士。为了自己的利益，骑士往往放下风度，与步兵对砍，结果自然是城镇战败。
城镇毕竟是赚钱的职业选手，做生意赚钱的本事那是比领主大多了。领主，几百年如一日，没啥进步。
随着城镇的发展，其金钱实力越来越雄厚。
打仗需要钱，尤其是骑兵。一般来说，西欧骑兵要有甲胄、两匹战马（一匹作战用，一匹驮甲胄、仆人），顺便带几个步兵和仆人，帮助骑兵穿甲胄，还得自备粮草。
城镇没有骑士，但钱能买来雇佣兵，雇佣兵只认识钱。
骑士年龄一般都在30岁以上，已经超出了最佳作战年限，在雇佣兵面前，骑士再也没有任何优势，于是在对抗中逐渐败北。
一手是钱带来的雇佣兵，一手是谈判后的税金：城镇逐步搞定了领主。
不过，从中国史的角度看，这些西欧历史上大书特书的城镇战争最多属于乡民械斗。不但参战人数太少，武器装备稀松，战略战术更是不值一提，跟诸葛丞相、吴用军师毫无可比性。
最重要的是，契约为王的时候，双方从来就没想将对方置于死地：领主要求城镇顺从，城镇则希望摆脱领主管理，说到底双方都是为钱而战。即使俘虏对方首领，也不会将之斩首示众，向对方勒索赎金比较实惠。
无数次乡民械斗之后，终于形成了一种博弈的格局：城镇更类似于股份制公司，领主只能以土地入股，按税收分红，不具备管理权，管理权在股东（市民）选出的总经理（执政官）手中。股东有权利撤资（离开），为了税收，领主不得不谨守对市民的承诺。城镇以整体的名义对抗领主，缴纳赋税后，领主不能再骚扰城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