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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说，中世纪欧洲的庄园才是真正的小农经济，衣食住行甚至手工业都在庄园或者领地内完成，即使领地内存在市场，领主也可以名正言顺去收税。
克洛维常年出去征战，他经常抢到很多土地，然后把这些土地封给手下，获得土地的人也就是后来的贵族。
克洛维的子孙也想这么干。
克洛维的本行就是强盗，所以有入有出，没有问题。到了他子孙手里，就不行了，抢来的土地都分给贵族了，王室领地并不比领主多，实在是没有实力抢劫了。7世纪时，克洛维家族已经穷得叮当响了。
更糟糕的是，他们成了被抢劫的对象，抢劫他们的人，就是宫相（一种官职）。
宫相，大概类似于中国的大内总管、宦官，这在哪里都是一份很有前途的职业。何况，这些侍从不但没有净身，而且可以统帅军队。
更离谱的是，法兰克宫相是一个可以世袭的职位。
事实上，这些侍从与中国宦官有着本质的区别：宦官或者说太监的权力来源于皇权，宫相的实力却来自地方庄园。也就是说，宫相是一种完全独立于王权的势力，本身就可以制约王权。
克洛维临死的时候，居然把领地分配给了四个儿子，而非遵从长子继承的传统，这无疑为宫相攫取王权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在宫相查理·马特授意下，强势国王达戈贝特被自己的教子暗杀，而且死得很惨。据《查理大帝传》记载，这位国王睡觉时被长矛戳进眼窝。随后，马特始终保持着继任国王年龄不超过15岁的纪录，一旦超龄，就将其废黜。
宫相不但掌控着地方领地，甚至控制了王室庄园。此时，国王有了另一个绰号——“懒王”，也就是说，已经完全成了摆设。
有这样的实力，宫相仍旧不敢自立为王。非不想也，乃不能也。因为，在法兰克王国当国王不能仅凭刀把子，还要有教皇加冕。
西方国王不能自封，其权力来自于上帝，国王必须经过教皇加冕，即“君权神授”。尽管没有君权神授，宫相却有了国王的实力，长此以往，那是一定会出事的。
造反的宫相，叫做丕平（公元714—768年），他是马特的儿子。丕平很矮，在西欧史上也被称为“矮子丕平”。
执掌法兰克帝国10年，每次看着废物般的国王，丕平总有一种冲动，想取而代之。而且，他有将愿望变成现实的条件。
条件一：丕平之前，他的父亲马特在西班牙战胜了敌对扩张势力，查理家族声誉在西欧基督教中如日中天。
条件二：公元741年，拜占庭在对抗阿拉伯帝国的战争中一败涂地。如果阿拉伯帝国真击溃了拜占庭帝国，西欧基督徒就得改变信仰了，无论西欧居民还是教廷都需要一个强大的集权对抗敌对势力。
这是个好机会。
第一次觐见教皇，丕平就提出了一个具有辩证意义的问题：“徒有虚名的人做国王好，还是有实权的人做国王好？”
教皇心领神会，答：“掌权者应为王。”
心照不宣，丕平放心了。
接下来，在法兰克贵族举行的苏瓦松会议上，丕平废黜墨洛温王朝末代国王希尔德里克，并把他关进修道院。
在丕平的加冕典礼上，教皇斯提芬三世如期而至，从此，加洛林时代开始了。
作为回报，756年，丕平夺回了罗马教廷统治区，罗马城及附近一部分地区划归教皇管辖。此后，在基督世界里，任何侵占教皇土地的行为都被看成是反对上帝，这部分土地就是今天的梵蒂冈城国。正是因为有了这一小片土地，教皇才能跟世俗权力对抗。
丕平有个儿子，叫查理曼（公元742—814年），又称“查理大帝”。跟查理曼比，丕平甚至算不上加洛林王朝的开创者。
查理曼从父亲手里继承了法兰克王国，却把领土扩张到西欧全境，在位45年，55次对外征战。法兰克王国成为一个东起易北河、西至大西洋沿岸、北濒北海、南临地中海的王国，占有西欧大陆的绝大部分土地，几乎囊括了当年的西罗马帝国版图。
按照东方标准，查理曼绝对是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的君主，开疆拓土，为获得权力和支持几乎无所不用其极……很多时候，一旦社会走进这种循环，很可能就会形成不可逆转的棘轮，但是，西欧没有进入皇权专制的怪圈。
墨洛温王朝末期，罗马帝国遗留下来的货币制度几乎完全消失，购买甚至被物物交换替代。此时，西欧是一个地道的未开化社会，蛮族兵锋撕裂了罗马文明，这里不再有繁荣的商业、高度的文化，更没有一个国家行政管理框架，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封建城堡，货币的用处已经不是很大了。
农奴一生都未必能走出领主的领地，要货币干什么？
没有货币，很惨。不过，对多年之后的西欧历史来说，这句话应该反过来：幸亏西欧当时没有货币。
要统治整个王国，必须削弱领主实力，也就是说，要从领主手中把土地拿走。丕平、查理曼想出的第一个办法就是铸币，赎买领主土地。755年，丕平重建铸币厂，规定每磅纯银铸币不得超过22个。
顺便说一句，这个法子实在不怎么样。在中国，可以用高价买来好地，但西欧不是中国，用钱买地，就算国王也不好使。
中世纪领主与中国地主，其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大到泾渭分明，大到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中国地主只有土地，西欧领主却拥有土地上的一切。
对中国地主而言，土地只是一种财富的象征，跟能办多少事、有多大权力基本没有关系。地主是皇帝的子民，佃户却不属于地主，土地所有权和统治权完全是两个概念。不论有多少土地，谁要是敢在自家地盘上弄个紫禁城出来，立刻就得被灭掉。
以“小农经济”自标的中国小农其实只能耕织结合，一个家庭甚至一个地主压根就不可能完全自给自足。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土地占有关系要远比西欧脆弱，更值钱的，不是土地，而是权力。于是，我们有了“贫富无定式，田宅无定主”。换句话说，中国古代历史上只存在皇族，从来没有真正的贵族。
对领主而言，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土地意味着自己的一切！
国王在领主土地上只能管理领主一个人，至于农奴是从来不需要效忠国王的。封建体制下，西欧土地流动频率要远低于东方，土地兼并也不靠货币交易，更多的是联姻。也正是这种相对稳定的土地制度保证了西欧在生产力远落后于东方的条件下寄存了可怜的社会财富，为后续裂变积累了财富基础。
西欧领主，就是在自己家修一个白金汉宫，也没人能管得了，只要你修得起。
对西方农奴来说，在城堡中出生，也在城堡中死去，终生不跨藩篱一步，不是小农经济，又是什么？
东方小农经济本身就存在于封建城市，小农中的手工业、商业又不局限于服务某个地主，而是为整个社会服务，工商业在一定限度内发展，不会突破原有的经济系统。西欧却不可能在封建庄园中容纳下这些商业萌芽，庄园范围狭小，只要手工业和商业稍有发展，就必须与庄园经济分离。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中世纪欧洲的庄园才是真正的小农经济，衣食住行甚至手工业都在庄园或者领地内完成，即使领地内存在市场，领主也可以名正言顺去收税。
用钱买我的土地，那怎么可能呢！
领主们对付王室的办法是，凡是流通出来的货币几乎都被重铸，当然，里面掺了很多铅和锡。
王室发现自己越来越吃亏，领主越来越有钱，自己却越来越穷。
不仅丕平铸造的货币基本没有派上用场，查理曼及其子孙后代煞费苦心铸造的足值货币基本也都风流云散了。
这种受累不讨好的情况，当然不可能长期延续。
对照今天的西方金融市场（尤其是外汇市场）与中世纪庄园，我们会发现两者何其相似：无数庄园主（投资者）各自处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闭锁自身投资信息），骑士在相对公平的环境下决斗（资金搏杀），国王也不是绝对的权威（任何人都不可能在金融市场主宰一切，美联储也不能，否则就不会有1929年大危机或次贷危机）。当然，庄园主有大有小，投资者也有强有弱，但决斗或者资金搏杀规则是公平的。
时至今日，西方金融市场仍旧保留着中世纪骑士的风格：失败者必须自己承认失败，要知道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是泰国、印尼等国家自己承认汇率浮动。骑士用长矛和利剑击中对手弱点，一击致命；投资者也要选对出剑的时机和位置，否则，对方就会刺穿你的胸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