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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君士坦丁开始，罗马帝位改为世袭。以前，即使是以军事力量做后盾，称帝也需要元老院首肯，并成为前任皇帝的义子。以世袭为特征的集权帝制，是封建中央集权的最终形态，也是封建专制的极端。一旦这个体制出现，一个国家就会围绕一个人，市场演进自然会被压制。
罗马的北方有一片广袤而晦暗的世界，这里居住着金发、碧眼、高鼻的日耳曼人，他们才是今天欧洲人真正的祖先。
罗马帝国在声色犬马中堕落的时候，日耳曼人已经演进到原始社会末期，并且形成了几大分支，东哥特人、西哥特人、法兰克人、盎格鲁人，等等。他们觊觎罗马繁华已久，几个世纪过去了，终于等来了机会……
罗马帝国终于走到了君士坦丁时代（公元324—363年），君士坦丁统治罗马帝国时间不长，对西欧来说却是一个分野。因为，在罗马历史上，君士坦丁是一个最不厚道的皇帝，请注意，在这里我没有说“之一”。
从君士坦丁开始，罗马帝位改为世袭。以前，即使是以军事力量做后盾，称帝也需要元老院首肯，并成为前任皇帝的义子。以世袭为特征的集权帝制，是封建中央集权的最终形态，也是封建专制的极端。一旦这个体制出现，一个国家就会围绕一个人，市场演进自然会被压制。
随着权力的集中，帝国皇帝的目标由提刀砍人变为维持垄断的中央集权。但是再集权，君士坦丁也是一个人，一个人管不了这么大地盘。
中国武术有一个拳法叫做“太极拳”，其中有句口诀是“以心使腰、以腰带臂、以臂运手、以指形力”，意思是以心为机枢，指挥全身发力。
罗马帝国皇帝和贵族的关系就是心和手臂的关系，皇帝通过贵族传达政令。
可是这个手臂经常不听心脏使唤，罗马贵族通常都有自己的领地，他们对皇帝的命令经常置若罔闻。指望他们像奴才一样言听计从，那是相当不靠谱的，毕竟损害了自己的利益，就是皇帝老儿也不行。
之前的历代罗马帝王对此都束手无策，并不是他们仁慈，实在是不能动手。抢劫贵族，也就是抢劫自己；不听话的手臂，总比没有强。
但是对于这种状况，君士坦丁绝对无法忍受，你不听话，我就找个听话的来。
他想到了一个方法替代贵族：用雇佣军队统治帝国。要说这个方法，别人也不是没用过，从奥古斯都时代开始，罗马帝国就有了雇佣军，但基本上不超过军队总人数的40%，君士坦丁时代这个数字已经达到90%。
这些雇佣军在欧洲历史上有一个特定而又非常不雅的称号——“蛮族”，也就是北方日耳曼人。
雇佣军队需要钱，而且是大量的钱。有了钱，军队才会听帝王指挥。
君士坦丁赚钱的方式有如下几种：
第一种，铸造货币。 为维持军队的统治权，君士坦丁刚登上帝位就开始铸造货币，其中就包括纯度非常高的金币（苏勒德斯币和半西斯币）、银币和铜币。
第二个发财的方法是，垄断所有商业和手工业。 同时代的汉朝最多只是重农抑商、垄断盐铁，君士坦丁深谋远虑，走得也更远。
君士坦丁建立了当时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官僚管理体制：所有手工业都由行会管理，所有手工行业必须世袭；税收由官僚核定，无论辛苦一年能挣多少钱，对国家的税收一分不能少；对进出城市的商品实行重税，尤其是对外贸易，完全由政府垄断，比如对中国的丝绸贸易，从进口数量、品质直到在国内上市的价格，全部由政府严格规定。
如果敢偷偷到中国弄几车丝绸，也没什么，帝国各个关卡都设有“商务专员”，一旦发现走私，商务专员会对你进行一些“纳税光荣”的教育，通常情况下还有体罚，会要命。
第三个方法属于辅助措施，选择拜占庭城（即君士坦丁堡）重建首都。
君士坦丁堡不是罗马，罗马是自然演进中出现的商业贸易中心，君士坦丁堡却完全是一个以世俗权力为中心的城市。专制也需要环境，比如，谁要是想在今天的美国建立帝王专制，就算拥有外星武器恐怕也不太靠谱。之所以选择拜占庭城，主要是这里靠近波斯帝国，居民同样要求一个集权对抗波斯帝国，对行政集权的反对力量不强。
抢劫，在任何时候都是有限度的，那就是不能超过被抢者的承受限度。比如，被抢劫的人只有20块钱（还是日元），劫匪非要对方拿出一套豪宅，那么就算是把他全家的肾脏、角膜一起卖掉，恐怕也凑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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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复一日的抢劫中，罗马帝王消耗尽了居民的财富，萧条的国内生产不能交换东方的香料、丝绸和陶瓷，罗马帝国唯一可以流入东方的只有黄金和白银。要知道，西罗马帝国晚期，很普通的东方花椒都比黄金昂贵，而且花椒是以颗粒计算的。
皇室以及依附皇室的人不断进口奢侈品，导致国内重金属大量流出。《罗马编年史》记载：“据最低之估计，我国之金钱每年流入印度、赛里斯（即中国），不下一亿塞斯特。”此时，早期的几个银矿已经枯竭，西罗马帝国末代皇帝期间，苏勒德斯金币的含金量已经不足君士坦丁时代的1/100，帝国货币再也不能支持耀眼的铁骑，甚至多数地区再次出现以货易货。
出现如此严重的通货膨胀，背后只有一个原因： 帝国已经失去了统治能力，甚至就连掠夺财富的能力也不存在了。
国家货币对内丧失信誉，也就失去了统治基础。如同穷人拼命买名牌装饰自己一样，帝国越是感觉丧失统治能力，对内统治的手段就会越严酷。
帝国晚期对居民的高压已经达到了东方帝王都望尘莫及的地步：禁止释放奴隶，即使是公民和贵族也不得更换居住地、职业，敕令中充满了这样的字眼——“应该像奴隶一样对待逃跑者”；造币厂工匠脸上被打上烙印，被要求“一辈子处于现有的地位”；可以杀掉不驯服的奴隶并且不受法律惩罚；罗马法学史中臭名昭著的《人口法》、《出生法》都是这段时期的“杰作”……
残酷的统治消灭了贵族，取而代之的却是一批更加鲜廉寡耻的帝国官僚，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势不断侵蚀贵族甚至皇族的土地。尽管敕令要求不得收留逃亡隶农，然而，执行敕令者却不受约束，即使君士坦丁时代他们也敢收留皇族的奴隶。
没有监督之制，皇帝一人又怎么可能管理这么多官僚？
大官僚的庄园有华丽的大厅、花园、鱼池、广阔的葡萄园和大片土地，有着数以万计的隶农和奴隶。在公元4世纪作家巴拉迪的作品中，这些官僚领地中甚至有门类齐全的手工业者，一切生活必需品都在领地内生产和交换，几乎不需要和外界发生任何关系。
而平民和奴隶，却什么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