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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我到了北京以后，周雁如就找我谈话，她说，你的结尾有点阴暗，要改。她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怎么能这样呢，肯定应该是光明的。那么我就问周老师，你告诉我是怎么个光明，因为光明也要有一个程度的，我要弄清楚我才能回去改。他们问我什么意思，我说你是要文化大革命样板戏的光明呢，还是就是稍微降低一点的那种光明？她说文化大革命样板戏的光明是虚假的，我们要一种真实的光明。我明白她的意思了，回去以后两天就给改出来了。改完以后她特别高兴，后来她还逢人就说，余华这孩子真聪明，有些作者到我们这儿来改了两个月都改不出来，他两天就改出来了。
余华的处女作现在看来充满着青涩。它描写了一个拉小提琴的孩子被没收了小提琴，最后只能用两根木棍拉琴的故事。余华充满悲剧色彩的风格，在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初露锋芒。但他却不得不在编辑的要求下，改写这个阴暗的结尾。
闾丘露薇：其实我觉得挺奇怪，因为很多作家会坚持自己的原则的，但是你当时还蛮有妥协精神的，或者说你蛮有这个适应能力的。你为什么能够这样？
余华：没有，那个时候别说是为了发表让结尾光明，从头到尾全部光明我都干。你知道吗？那时候发表太重要了，我觉得自己是要坚持，但要看它是属于一种什么样子的坚持自己。当你有了本钱以后你才能够坚持，假如你没有这个本钱，你千万不要坚持，你一坚持，人家一棍子就把你给打死了。回家以后，没想到这个事情在我们海盐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我们县委当时的宣传部部长也姓余，余部长和我父亲是老朋友，他对我父亲说，你这个孩子是有才华的，我们不能再让他拔牙了，让他去文化馆吧。他们中了我的奸计了。
凤霞死于产后大出血这一剧情是《活着》这部电影中唯一一个忠实于原著的死亡方式，剧中结尾处福贵一家围坐一起的场景在原著里并不存在，原著中福贵一家除他本人之外全部死于非命。余华小说中的人物一经出现就注定了走向死亡的结局。这也许与作者本人五年的牙医生涯有关，也许与他的体验和偏好有关。
余华：我从小在医院的环境里边长大。我们家的对面就是医院太平间，太平间再边上是一个厕所。每次上厕所以前，都得从太平间门口经过。太平间本来有一扇木门，后来被人偷了以后，就再也没有安上去，很干净，里面非常干净。
闾丘露薇：但是你还记得你第一次看到那些人，就动也不动地躺在那，或者头蒙起来那种……
余华：我就经常看到一双脚，头看不见，因为头是用一块布蒙起来的。当时的白布也不是太长，所以经常看到一双脚在外面，那脚就给人感觉像是假的。在童年和少年时期的睡眠中，深更半夜我经常会被那种失去亲人的哭声给吵醒。那时候记得我还曾经在太平间里睡过午觉的，因为当时中午特别热，太平间就特别凉快。
闾丘露薇：那时候你几岁？
余华：大概也就十一二岁的时候吧。
闾丘露薇：那你应该懂得死亡这个问题了，你居然还跑到太平间里面去？
余华：我小时候很胆小，但是由于我生活在一个无神论的时代，就是“文革”的时代，根本就没有灵魂什么，这些都是被批判的，所以生活在那个时代真是不怕死人，而且也经常看到死人，看到那双脚，觉得没有什么。我睡觉的时候，边上没有死人躺着，要是边上有死人躺着，我肯定不敢睡。当时不知道死亡是什么意义。很多很多年以后，我长到大概二十七八岁或者三十来岁的时候，读到了英国雪莱的一首诗，我觉得这首诗写的就是我当年在太平间里面睡觉的感受。他的诗句是这样的，死亡是凉爽的夜晚。我觉得这句诗写得太好了，写的就是我，雪莱就是为我写的，就是为我童年时期在太平间睡午觉找到了一个有力的理论依据。
在小说《活着》问世之前，余华的作品充满了血腥、暴力与死亡，由此他也成为80年代先锋派作家的代表人物。他的作品通常与血有关，书中人物也常常处于非理性的疯癫状态。对于死亡的描写，更是读者对余华作品和余华本人期待和猜测的起源。
余华：在我80年代写了一大堆的小说里边，有非常多的死亡的描述。那时候我们浙江有一个批评家叫洪治纲，写了一本《余华评传》，他说我从1987年到1989年，写了多少篇作品里边有三十六个人是非正常死亡，全是写一些杀人的那种故事。我觉得跟我生活在医院的那个环境有点关系，当时我父亲是外科主任，他的手术室也就在我家的对面，一个很简陋的平房，我母亲又是手术室的护士长，所以经常看到我父亲动完手术后，穿着手术服，口罩上，帽子上，身上都有血迹地出来。他还举着双手，手指头上都是血，然后医院里面的护士提着一桶血肉模糊的东西就倒在医院边上的一个池塘里面。当时医疗设备特别简陋，到了夏天以后，苍蝇就像是一条地毯一样把那个池塘给铺满了。你想我在那样的环境里面长大，后来又拔了五年的牙，每天看见人的嘴巴里面鲜血淋漓的，我的一些小说肯定也充满了暴力啊，血淋淋的那种，所以洪治纲用了这个词，我觉得特别有意思，非正常死亡。
一首美国民歌《老黑奴》撩动了余华写作《活着》的想法。歌中那位老黑奴一生苦难，家人都先他而去，而他依然友好地对待这个世界，没有一句抱怨的话。这首歌深深地打动了他，他也写下一篇这样的小说，就是《活着》。
“活着”是一种力量，是忍受生命赋予的责任和现实给予的幸福、苦难、无聊及平庸。
--《活着》韩文版前言
这篇《活着》，写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对世界乐观的态度。写作过程让我明白，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我感到自己写下了高尚的作品。
--《活着》中文版前言
《活着》是余华的转型之作。在这部小说中，人物同样没有逃脱死亡的必然结局，只是死亡的方式，已经不再充满血腥与暴力。这部小说的成功，曾被认为是对先锋文学的背叛。而如果承认这是一种背叛的话，个中缘由却是批评家们无法体会的。
余华：80年代我在写最暴力的那些小说的时候，其实里边是有一个故事的。你看我在白天写小说，里边写的都是一些杀人的故事。然后一到晚上我做梦，梦的全是我在被别人追杀，我东躲西藏，而且追杀我的都是公安局的人，就是要把我抓起来，类似这样的。往往是要快被人抓住的时候，我的梦醒来了……哎哟，心想，好在是个梦。结果呢没有教训，你知道吗，醒来以后又继续写杀人的故事，然后呢再做这样的梦，又是眼看着要被人枪杀的时候，我又醒来了，又还是个梦，胆子还是越来越大。所以就是为什么写了三十六个非正常死亡的人。
闾丘露薇：写作的工作可能会控制你这一段时间的精神状态。
余华：对，一直到做了这么一个梦。我睡得很沉，我太累了，那个梦做得很完整，很完整。
间丘露薇：做了一个什么梦呢？
余华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在“文革”中度过，那时候他上学的海盐中学操场的主席台就是一个对犯人进行公审的现场。那些被抓过来的犯人都是强奸犯和杀人犯，他们每个人的胸前都会挂着一块大牌子，上面写着犯人的名字。那些被五花大绑的犯人们都低头站在台上，等待宣判。余华就是梦见自己被绑在他们县中学的主席台上，被宣布死刑，立即执行。
余华：每个宣判都不是公诉书，也不是宣判书，而是像批判文章一样，从《毛主席语录》开始，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下面那句话就是立即执行，就是绑赴刑场，立即执行，根本没有什么上诉一说。在那个时代，马上就押上卡车，往海边去了。海盐县在杭州湾的边上，当时有一个南沙滩，一个北沙滩，不是在北沙滩枪毙犯人，就是在南沙滩。我梦见就是我真的被抓住了，在我们县中学的主席台上，我被五花大绑，不知道是强奸罪呢还是杀人罪，我忘了。从我写小说来判断，我应该是杀人罪，杀人犯，就在那上面，也是宣判我死刑，也是立即执行。宣判后马上就有一杆长枪伸过来，对准我的脑袋，一枪。我当时就感觉到自己被打倒在地，脑子里边还空了，只有一个骨头在那儿，别的都没有了，然后我感觉到我自己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我还非常气愤地对那个开枪的人说，我还没到沙滩呢，你就提前开枪了。一般做噩梦不会做到这个地方，早就被吓醒了，那天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梦我却做得特别长。可能是前面经过了不断地考验以后，我的意志越来越坚强，所以那个梦做得很长。我就是这个时候被吓醒的，吓醒以后就再也不敢写杀人的故事了，要不我估计现在已经精神崩溃了。
爱情
在《兄弟》中，余华写下了自认为这个世界上最美妙的爱情。上部是宋凡平和李兰夫妇，下部宋刚和林红夫妇。
闾丘露薇：我觉得看《兄弟》的时候，另外一个很打动我的是你写爱情。虽然你在网上跟人家聊天说，你很少写爱情。
余华：对，我觉得写爱情我没把握。所谓爱情小说，他们指的是写那种很纯情的那种小说，这个我确实不是很擅长，起码到现在为止。也可能我有这样的才华，但是我还没有发现。
闾丘露薇：看你以前的作品像《许三观卖血记》或《活着》，里面很多女性，一开始都很普通，大家会忽略这个角色，但是在某一个情节、某一个事件之后，她会一下子变得非常有光彩，其实这是不是你心目当中对女性的一种印象？
余华：对，应该是这样。我心目当中的女性都是很美好的形象，几乎没有写过太坏的女的，坏的女的我基本上不写。
闾丘露薇：那为什么？是因为你年轻的时候母亲的影响，还是因为你太太的原因？
余华：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反正就是写女性的话，我难以写她们爱情故事开头的那段，这对我来说是有点困难。我在下部里面想尝试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因为还没有出版，还没有得到读者的认可，我比较适合写的就是成立家庭以后的相依为命的那段。那段爱情我写得比较好，前面的激情燃烧的那段，我还真不是那么太有把握。
在余华以往的小说中，主人公无一例外都是男性。书中的女人，虽然同样有血有肉，但终究只是陪衬。究其原因，这也许与他的成长环境有关。
闾丘露薇：那讲讲你自己，你自己当初这个爱情故事，怎么开始的呢？
余华：我觉得这是我个人的隐私部分，不能说，我觉得最美好的东西是应该藏在自己心里面的，不能说的。
闾丘露薇：虽然你回避自己的故事不说，但每个人对于说爱情啊，情感啊，他总归是自己有一些想象，或者说有一种希望的理想状态。如果让你来写一篇爱情小说，正面地反映你自己，你会怎么写呢？每个人成长都有这样的想法，人是会随着环境有一些变化的，然后两个人要走得一样地快，这样大家才能保持很好的感情，你有没有这样一个感觉？
佘华：我觉得可能是我的工作的原因，就是我是一直在家里（写作）的，我太太她是歌舞团的编剧，也是在家里工作，所以我们两个人是一天二十四小时（在一起），除非就是我离开家，出门、出国，或者就像今天下午出来这样的，我们才不在一起，我们基本上都在一起。我们两个人的生活都是一目了然的，就是我看她，她看我，都是清清楚楚的那种。
人到中年的余华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从事文艺工作的太太擅长诗歌创作，对文字有着天生的敏感，由此也给余华的创作带来了很大的帮助。
余华最喜欢看NBA比赛。最开始冲着乔丹看，后来乔丹退役，大鲨鱼奥尼尔填补了空缺，然后出现了中国的姚明，他的目光当然也投向了NBA的东方小巨人。
一家三口在余华的带动下都迷恋姚明。他从不错过任何一场姚明在火箭队的比赛。即便是在外地不便收看比赛，也由夫人和儿子通过电话口述转播。儿子特地写了一篇《全家都是姚明迷》的作文。
余华：她的爱好就跟着我走。我看NBA，她也跟着我看NBA。我以前看足球，她也跟着我看。现在我不愿意看足球，中国的足球实在太不好看了，这个让我很生气。NBA毕竟还有一个姚明，让我感觉到很高兴。
闾丘露薇：她就跟着你看？你有没有跟着她看啊，她的兴趣你跟着吗？
余华：我始终就没有跟上，她喜欢看那种时装节目，我始终没有兴趣，很奇怪。她也没必要让我跟着她看那些时装的东西吧。以前她上街买衣服还要我陪着，后来发现我跟我儿子都不愿意陪她，她现在也死了这条心了，就自己去吧。
受父母的影响，余华的儿子余海果很早便接受了文学的启蒙教育。他喜欢看《哈里·波特》，当他在爸爸的引导下读完了大仲马的《三剑客》、《基度山伯爵》，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之后，竟会非常感慨地说“这个世界上竟然还有比罗琳更伟大的作家”。
闾丘露薇：说说你们家儿子吧。
余华：我孩子挺好玩的，十二岁。
间丘露薇：你们两个都是从事写作的，有没有想过让他以后也来喜欢这件事，还是无所谓？
余华：让他以后自己来选择。但是他现在写作文的时候，已经表现出了他的一些才华来，就是这孩子的一些特别有意思的那些比喻啊，类似这样的东西。
闾丘露薇：小孩子一些很纯真的、很想不到的东西，有没有对你带来启发？
余华：反正特别有意思，他的语言方式很怪。我在哈佛作演讲的时候，我请我的教授，让他的一个学生带着我的孩子去玩，那个学生后来告诉我说，余海果说话很有意思，比如你捏住他的手，他会说“你捏住我的血管了”，就是他的语言方式，是很有意思的。你知道吗，他在文章里边也有很多很有意思的比喻，我看了以后，觉得他的比喻是很好的。现在我开始要制订他读书的计划了。因为他挺喜欢文学作品，他最早读过的两个长篇就是《活着》跟《许三观卖血记》，他很喜欢，那时候他还小。
闾丘露薇：那他看得懂吗？
余华：大概八岁，或者九岁、十岁的时候。因为我本身认识字不多嘛，我的语言是很简单的，他到小学二年级，认识的字也跟我差不多了。他有很时髦的一些书，像《哈里·波特》一到五，他全部读完了，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现在已经五年级了，马上就要念六年级了，我说你读孩子书的时代应该慢慢过去了，你要提前过去。
闾丘露薇：怎么提前过去？
余华：我说你应该读经典文学作品，外国的。我先让他读大仲马，读《三剑客》，我过去读的那个版本叫《三个火枪手》，现在是叫《三剑客》了。他读完《三剑客》以后就来跟我说，爸爸，这本书怎么写得比《哈里·波特》好啊？我说那你很好啊。我说那你马上读《基度山伯爵》。《基度山伯爵》大概读了四分之一的时候，他又过来问我，他说这本书是不是比《三剑客》更有名，我说是的，我说在文学界的地位比这个确实更高，他说他已经感觉到了，我说为什么？他说他读到那个人在监狱里的仇恨那一段写得非常好。紧接着我就让他读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就是写跟他一个年龄的人在19世纪的英国，一个穷孩子是怎么生活过来、闯荡过来的，我说你要去看看这个。
杰克·伦敦在他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回信中说：宁愿去读拜伦的一行诗，也不要去读一百本文学杂志。受到这句话的影响，余华对读书的态度就是：把美好的青春，放在对经典文学作品的阅读上。
余华说，这样一步一步对儿子的循序诱导，在他能够把狄更斯的作品读到两三部后，就开始读莎士比亚了。
余华：因为读经典文学作品，一定要从最好看的开始。我这次在上海和《收获》的李小林一起吃饭，我在说这个的时候，李小林告诉我，她在十岁多的时候，巴金开始让她读那些文学作品了，就是要正儿八经读文学作品了，最早推荐的三部外国文学的长篇小说，就是《三剑客》、《基度山伯爵》和《大卫·科波菲尔》。
间丘露薇：您是不是很有成就感？
余华：很有成就感。我后来跟李小林说，我说我跟巴老确实英雄所见略同。
和许多作家不同，余华并没有选择故乡海盐作为他的生活基地，虽然他写作的灵感无不来源于此。1993年开始，余华定居北京，除了为他的新书做宣传，其余的时间他都在家中潜心写作。
余华：基本上我已经适应北京这个城市了，在中国最像纽约的城市就是北京了。
间丘露薇：北京是一个会包容的城市。
余华：是的。各种各样的人在北京，你不会受到一种人家看不起你的感觉。哪怕你北京话不会说，哪怕你的普通话里边带有很明显的浙江腔调，当然出租车司机会问我，是不是做衣服的。因为浙江人在这边不都做衣服嘛，我说我是做衣服的，就跟司机应付一下。还有非常好的一点，就是在北京，一个人能够得到很好的安定，我要是在我们海盐的话，我肯定写不了东西，光陪人吃饭都够了。
闾丘露薇：那是现在你出了名啊。
余华：北京和纽约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你自以为你自己很了不起的话，你到了那个城市了以后，马上就被人淹没掉了没人会理睬你。有一个作家，他住在外地某个城市，他要买房子的话，所有那些开发商拼命地给他压价，希望他搬到他这来。在北京，你买谁的房子都要给你抬价，你说是吧。所以我觉得北京对我来说，就有一种像是别人的城市一样，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当我要和它有关的时候，我就上街了，我回家我就和它没有关系了，它是属于这样的一座城市。
闾丘露薇：但是它会帮助你写作和创作。
余华：对，我觉得这一点是最好的。我可以说我要是生活在中国别的城市里边，我的应酬肯定会非常多，但是在北京我可以做到最后一点应酬都没有，就能够做到这一点。为什么？因为在北京这么一个地方，谁也不把你当回事，因为比你牛的人多着呢，他们都还没人把他当回事呢。所以你就说你不去吃个饭，人家也不生气。你要是在一个小的城市里边，什么领导要跟你吃饭，你能不去吗？在北京，我的最大的领导也就是个街道主任，那个主任也不认识我，是吧。
诸多的奖项，作品的热销，这一切都给余华带来了安定的生活。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及长年的写作，余华的身体渐渐进入了亚健康状态，他的写作也因此受到了影响。
闾丘露薇：你好像说过你晚上睡觉还是有问题。为什么？就是因为你是个作家呢，还是因为你想得太多，还是因为别的？
余华：睡眠不好，主要还是年龄问题。
闾丘露薇：睡眠不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余华：从四十岁以后，四十岁以前睡眠我还可以，虽然有时候经常失眠，可是我只要睡着了就能够保证七八个小时。现在主要一个问题就是，虽然入睡还是跟过去一样不容易，但是睡下去以后大概三到五个小时就醒来，所以不是每天都能够写作的，一个礼拜里面大概有四天写作就不错了。醒来以后先看看天亮了没有。一看天已经很亮了，就马上拿来表看，然后就算算睡了几个小时。要是算下来已经有七小时了，这天的写作状态就特别好。有时候最要命的就是只有六个半小时，然后我这一天的精神就不好，我发现可能，其实六个半小时也能写作，但是人的精神就受它的控制，就是整个一天都在为那个半小时所努力了。然后看看电视，看看你在那电视里边的采访，看你没有采访萨达姆，但是看到你在巴格达，然后再上网看一看，发现有点困意了，赶紧到床上去躺着，结果又没有困意了，又起来，就整个一天都是为了把那半小时的睡眠找回来。
闾丘露薇：作家不是应该随心所欲的吗，你为什么会为这半小时这么纠结？
余华：就是一种心理状态。我觉得就是难以逾越的一种心理状态，没办法。
闾丘露薇：你这到底是主观决定客观，还是客观决定？
余华：两方面都有，所以现在偶尔有一天睡得很好的话，就很珍惜这一天的时间，想好好地写作了。
“麦莎台风走了，余华旋风来了”，这是上海一家著名时尚报纸在上海书展期间的醒目标题。而余华也名副其实地成为2005年上海书展最耀眼的明星作家，连着三场签售，场场爆满，而四天卖出三千多本的数字，更是创造了整个书展单本销量第一的纪录。
闾丘露薇：签书什么感觉？你坐到那里，有没有害怕的感觉？我自己是有害怕的感觉。
余华：我倒是慢慢已经习惯。因为中国还是好，我最害怕的是美国。我2003年的时候在美国，我的出版社兰登书屋给我安排那些书店的朗诵会，那时候进书店前腿都发抖。美国所有的书店，每天都有朗诵会，出版社给你安排，由于你在美国又没有很高的知名度，能来十多个，你这就放下心了。哈金和北岛就告诉我说，他们有些朋友经常是到那儿一看读者一个都没来，最后书店老板不好意思拍拍他肩膀，走吧，我们去喝啤酒吧。不只是他们两个，这在美国作家中故事很多的，所以你会特别担心出现这样的情况。
我在爱荷华的时候，那时候刚好是民主党在那儿竞选总统，克里就在我住的那个学校的招待所下面的草坪上进行他的活动。当时民主党最火的还是迪安，他来的时候还有一千多人去，克里下面只有一百多人在那，你知道吗？所以我后来到了纽约以后，我的那个出版社的编辑问我怎么样，我说我现在心态已经很好了，人家竞选总统，而且还呼声很高的人，也就一百多个人给他捧场，咱们到书店有个十个人就不错了，你说对吧。从美国回到中国以后，他们问我什么感受，我说还是中国好，我说在中国我要是开一场演讲会，中途退场的人都比在美国来的全部的人要多得多。
在当代中国文坛，似乎很少有作家能像余华一样幸运：语言障碍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第一道“围墙”，而余华却在海外频频获奖。从2003年开始，余华受到国外三十多家大学的邀请，先后到哈佛、耶鲁等著名高校巡回演讲。
从《许三观卖血记》开始，他的作品被译成英、法、德、意等多种语言文字在世界范围出版发行，余华也因此奔走各国，忙于签售等活动。
闾丘露薇：其实你的作品很多是在国外得奖的，你会不会觉得是因为你写作的题材让他们更好奇呢，还是因为你写得好？
余华：这个很难由我自己来评价，因为每一个奖都有各自的标准。得奖都带有某种机遇性，就是未必这个奖是要给你，但是你刚好碰上了。有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就不要太把它当回事。
闾丘露薇：但你总有一些东西应该是蛮在乎的。比方说我自己吧，我自信自己蛮看得开，这些名利我觉得不重要。但是当你坐在你的读者面前，或当别人在讲你的东西的时候，你心里总归是在乎的。
余毕：对，第一就是我已经写了有二十多年的小说了，我知道什么事情应该去想，什么事情不应该去想，不要去浪费时间和浪费精力。比如说知道什么是我的势力范围，什么是超出了我的势力范围。当我在写一部作品时候，我努力把它写好，这是我的势力范围；写完以后，它的命运怎么样，能不能获奖，能卖一万本，还是十万本，或者狂想一下，一百万册，能不能达到这个数字，那已经不是我所能够左右的，因为超出了我的势力范围以后，尤其是获奖，那就尽量不要，就是根本就不要去想。
事实上余华并不算是一个多产的作家。他的作品，包括短篇、中篇和长篇加在一起亦不超过八十万字，但他却是中国“90年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多年前的作品直到今天仍然热销，新作《兄弟》自7月底出版以来，一直名列全国各大书店的畅销书排行榜首位。
闾丘露薇：现在我相信你是有足够的本钱可以坚持很多东西。但如果这些本钱没有了呢，我想这些本钱就是说，出版商是看重你的，你的名字是一个很好的商标，或者说它是个很好的有卖点的东西，那这些足以支撑你可以去坚持很多很多东西，你也去把握很多。但如果这些都没有了呢？
余华：这次在写完《兄弟》以后，很多媒体采访时就会问说，你对你的名声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他们始终问这个问题。其实我对这个问題已经是很麻木了，为什么很麻木了？我就开始发现，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发现，就是一个人出名的感觉，一生只有一次，就是最早的那一次，以后就没了，哪怕你的名声不断在增长，也已经没有了。
余华说他对名气最有感觉的一次是在80年代末期，那时候刚开始有大量的约稿，这让他倍感骄傲和荣耀。
余华：那一次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前面说过我父亲说老是那个大信封扔进来，突然在1987年年底，1988年年初，这一个多月里边，我收到了十多封文学刊物的约稿信，一个多月收了那么多的约稿信，以前都是我到处被人退稿，突然又变成那么多人来向我约稿了。然后我就把那些信全部去拿给我父亲看，我说我出名了呀。就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出名的感觉了。我发现，我后来问过很多人，他们都说，就只有最早的那一次，以后你就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你可能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比如说最早我的书可能也就印个几千本，印个几万本，现在是可能达到二三十万册，或者更多一点，就是类似这样的数字。所以我想它失去也会慢慢地，不会那么快，因为作家跟影星还是不一样，作家主动权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上的，这一点也跟媒体的记者一样，就是有什么新闻，你敏感到了你去捕捉，我是有什么题材了，我敏感到了我去写，最后是老了写不动了，你是老了跑不动了。
余华想等有一天他实在不能写东西的时候，就去湖边走走，池塘边看看，钓钓鱼。
余华：像我这样写写随笔，晚年给自己再找一份工作做一做，不会有你说的那个情况出现的。
写作使我拥有了两个人生，现实的和虚构的，它们的关系就像是健康和疾病，当一个强大起来时，另一个必然会衰落下去。于是，当我现实的人生越来越贫乏之时，我虚构的人生已经异常丰富了。
--摘自《现实一种》序
闾丘露薇：你那篇没有完成的史诗般的长篇小说，能不能透露一下，这个史诗般的，它是写到我们从古到今，还是写一个中国，或是什么？
余华：没有，就是一个世纪，从20世纪初一直写到20世纪末，就是写一个世纪。故事还是一个小镇子里的。在一个小镇上一个最牛的人物那也就是个小人物。
闾丘露薇：为什么你老是写小人物呢？
余华：因为我自己也是个小人物啊，对不对？我自己没有大人物的经历，所以写不了大人物，确实是这样的。你看萨达姆一写小说全是大人物，他有这样的经历。
间丘露薇：但是问题是以前很多很著名的作家，比方大仲马，小仲马，他有很多东西也不是他经历到的，但是他可以把一些大人物塑造出来。
余华：对，当然，我刚才也是一个借口而已，但其实我发现我喜欢写小人物，我不喜欢写大人物。
闾丘露薇：其实我是在想，你一直写小人物，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小人物。你说国家大事我们也控制不了，天灾人祸我们也控制不了，那别人问我的时候，我就说我能控制的可能是我的这份工作，我选择怎么样去工作。那对你来说，到现在为止，或者将来你觉得你能控制的、能把握的是什么呢？
余华：我觉得还是我的写作，就是一直写到我的身体越来越不行了。因为我知道，人的创造力是无限的，真是无穷无尽，但是人的寿命和他的身体状况确实影响着他，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后来把随笔停下来，开始写小说。我觉得一个人应该合理地分配年龄，就是尤其是像你现在，我建议你还是多跑跑。等到你五十岁以后，你再开始干主持人，反正就坐着不动，所以就是在什么年龄做什么工作，这个自己必须要安排好。假如不安排好的话，将来就是晚年后悔，整天后悔。
闾丘露薇：你应该不会后悔了。
余华：我现在及时地调整过来了，我觉得我自己还能写十五年的长篇小说，所以我还有时间把失去的时间捞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