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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宜性的判断及为什么在一种情况下比在另一种情况下更容易得到人们的赞同。
第一章 虽然我们对悲伤的同情一般比
我们对快乐的同情更为强烈，但是它远不如当事人的自然感受更强烈虽然我们对悲伤的同情不甚真诚，但是它比我们对快乐的同情更受关注。“同情”这个词，就其最恰切的本义而言，是指我们为别人的痛苦而不是别人的快乐共鸣。一位睿智的前辈哲学家曾认为很有必要通过争论证明：我们对快乐具有一种真诚的同情，以及庆贺是一种原始的人类本能。我认为不会有人认为还得证明怜悯也是这样一种本能。
首先，与对快乐的同情相比，我们对悲伤的同情在某种程度上更加普遍。虽然过分的悲伤，会使我们对它产生某些同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感到的确实不是完全的同情，与构成赞同之心在感情上不完全和谐一致。我们岂能跟受难者一道哭泣、惊呼和哀伤！相反，我们虽然感到他的软弱和他那过分的激情，还是常常会因为他的不幸而表现出一种非常明显的关心。可是，如果我对另一个人的快乐完全不谅解、不赞同，我们就不会关心或同情他。我们藐视和愤慨的是那个我们对其过分的和毫无意义的快乐而忘乎所以的人。
此外，痛苦无论是心灵的还是肉体的，都是比愉快更激烈的感情。虽然我们对其痛苦的共鸣远远比不上受难者自然的感受的强烈，但是同我们对快乐的同情相比，它通常更为生动明显，正如我将会说明的，因为后者是天生的原始之情。
总的来说，我们常常努力控制对别人悲伤的同情。只要我们没有注意到受难者时，我们会自我抑制这种同情，但是也并不总是这样。我们不这样做或勉强这样做的时候，则必然会对此特别注意了。而对快乐的同情却从来不会有这种相反的做法。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存在某种妒忌，我们决不会对此产生丝毫的同情；如果不存在妒忌，我们就会很愿意对此表示同情。反之，因为我们总是愧于自己心生的妒忌，所以当我们因为这种愧疚而不能这样做的时候，便会经常假装、有时还真的宁愿同情别人的快乐了。我们会说自己由于邻人交了好运而感到高兴，或许，那时我们的内心正处于痛苦之中。我们不愿意对悲伤表示同情时，我们会经常感到悲伤；而我们愿意对快乐表示同情时，我们却往往感觉不到快乐。因此，按照这样推断就是顺理成章的了：对悲伤表示同情的倾向必定极其强烈，对快乐表示同情的倾向必定极其微弱。
然而，尽管这或许是种偏见，我仍要大胆断言：在不存在妒忌的情况下，我们对快乐表示同情的倾向更甚于我们对悲伤表示同情的倾向；我们对痛苦情绪的同情只是想象中的，我们对愉快情绪的同情实际上更接近当事人自然感到的愉快感。
对我们完全不能赞同的那种过分的悲伤，我们还能宽容。我们深知受难者把自己的情绪调整到同旁观者的情绪完全一样需要作出巨大的努力。所以，即使他没有全部做到这一点，我们多半还会原谅他。但是，我们对过分的快乐却不会这么宽容。因为我们认为，把过分快乐的情绪调整到我们能够接受的程度，并不需要作多么大的努力。看来遭到最大的不幸而能控制自己悲伤的人，应该得到最大的钦佩；但是事事顺利同样能够控制自己快乐的人，却好像不能得到任何赞扬。我们认为，在当事人的自然感受和旁观者的理解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前者更大于后者。
一个身体健康、没有债务、问心无愧的人还能增加其幸福吗？对处于这种状况的人来说，增加把任何好事都说成是多余的，并不为过；如果他因此而高兴，一定是轻浮和轻率的心理作怪。这种状况可以被恰当地称作人类自然的和原生态的状态。尽管当前世界上普遍存在的不幸和邪恶令人深感悲痛，但这确实是很大一部分人的处境。因此，在这种处境中，他们很容易产生快乐的感情。
人们虽然不能为这种状态有所增补，但能从中得到很多。虽然这种状态离人类最大的幸福很近很近，但离人类最小的不幸却很远很远。因此，说不幸必然使受难者的情绪消沉到远远不如它的自然状态，犹如说幸运能够把他的情绪提高到超过它的自然状态。所以，旁观者会发现完全同情别人的悲伤并与之持于同一程度比完全同情他的快乐要难得多；而且他在悲伤的情况下一定会比在快乐的情况下离自己自然的和一般的情绪更远一些。正是因为这样，虽然我们对悲伤的同情同对快乐的同情相比，前者常常是一种更激烈的感情，但是它总是远远不如当事人自然产生的感情强烈。
对快乐的同情最容易达成一致，无论妒忌如何反对它，我们都会忘我地沉浸在对那极度欢乐当中。但是，同情悲伤却是令人痛苦的，因此我们对悲伤表示同情总是很勉强。有人曾提出反对我的理由：在同情这个问题上，我断定赞同的感情总是令人愉快的，这和我承认的有某种令人不快的同情的体系相抵牾。我回答道，在有关赞同的情感中，有两个需要关注的方面：第一，旁观者表示同情的激情；第二，由于他看到自己的表示同情的激情同当事人的原始激情完全一致而产生的情绪。后一种情绪--其中当然包含有关赞同的情感--是令人愉快的、高兴的。前一种激情既可能是令人愉快的，也可能是令人不愉快的，这要得看原始激情是何性质，它的特征总会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下来。在观看一场悲剧时，我们挣扎着不去悲伤而尽可能努力保持愉快，最后，甚至在无法回避的时候，我们也尽力在同伴面前掩饰自己的情绪。如果我们流泪了，也会悄悄抹去，唯恐被旁观者们把这种感情看做女人气和软弱。那个因遭遇不幸而需要我们同情的可怜人，会因感到我们对他的同情有点勉强，会犹豫而担心地向我们诉说他的悲伤。他甚至掩盖他的一些悲伤，因为人类有隐忍本性而羞于发泄出他的全部痛苦。那个因高兴和成功而放荡不羁的人恰恰相反。他期望我们完全的同情，因为我们除了羡慕外不会对他反感。因此，他更乐于以大声欢呼来表达他的高兴，相信我们会由衷地对他表示赞同。
为什么哭泣会比欢笑更使我们在朋友面前害羞呢？虽然我们有理由欢笑，也有理由哭泣，但我们总是认为，旁观者更可能对快乐的而不是对痛苦的情绪产生同情。甚至当我们遭遇灭顶之灾时，鸣冤叫屈也总是令人难以忍受。但是，胜利的狂喜并不总是粗野的。确实，谨慎往往告诫我们要以节制的态度对待自己的成功，因为谨慎告诉我们，这种有节制的狂喜更易引起人们的羡慕。
民众从不妒忌比自己优越的胜利者或公开的竞争者，他们的欢呼声多么热烈！而对死刑的宣判，他们的悲伤通常是平静而有节制的！在葬礼中，我们的肃穆表情通常是做作的；但是，在施洗礼仪式或婚礼中，我们的欢乐永远都是发自内心而没有任何伪饰。在所有这样的欢庆场合，我们的愉快虽然有限，但往往同当事人的愉快程度一样。每逢我们向自己的朋友表示祝贺时，他们的高兴确实就是我们的高兴。这时，我们会像他们一样幸福，情绪饱满，内心充盈着欢情，眼睛里闪耀着满足之情，每一个表情、每一个姿势都显出愉快之情。然而，我们这样做很少损害人类的天性。
另一方面，我们在安慰处在痛苦中的朋友时，我们的痛苦会比他们少吗？我们坐在他们旁边，看着他们，当他们向我们诉说自己的不幸时，我们严肃地聆听着。但是当他们那些自然发作的激情（这种激情往往使他们突然说不出话来）打断他们的诉说时，我们心中滋长的倦怠和他们的激动又多么不合拍啊！同时，我们可能感到他们的激情是自然的，我们自己在相同的情况下会有强烈的激情。我们甚至会在心中责备自己缺乏同情心，或许因此会矫情，不过，可以想见，即使这种人为的同情做出来了，也总是极其脆弱的；并且，一般说来，一旦我们离开那个房间，它就会转瞬即逝。看来当神认为我们承受自己痛苦已经足够了，不要求我们进而去分担别人的痛苦，只是，鼓励我们在必要时去减轻别人的痛苦。
正是因为对他人的痛苦感觉迟钝，在巨大痛苦之中的高尚行为才显得那么优雅合度。一个能历经小灾小难而保持愉快的人，总是举止彬彬有度，让人愉快。但是，他好像还能以这种态度忍受巨大灾难。我们感到，平息困难处境中必然激动不已的剧烈情绪，需要作出极大的努力。我们惊讶地发现他能完全控制自己。他的坚定在此时和我们的冷漠完全相称。他并不要求我们具有那种很强烈的感觉，我们发现自己不具有这种感觉，并因此颇以为耻。他的情感和我们的情感非常相称，因此他的行为也极为合宜。依照我们对人类天性中通常具有的弱点的经验感受，我们没有理由期望他一定能坚持。我们为那种能作出如此高尚和巨大努力的内心力量而吃惊不已。如像我不止一次地提到的那样，叹服和惊奇混合而成同情与赞同的感情，构成了人们称之为钦佩的感情。加图在被围困，无法抵抗又不愿投降时，要奉行那个时代的高尚标准必陷入绝境；但是，他没有畏缩，也没有用悲痛欲绝的叫声或我们总是很不屑流的那种可耻的、引人同情的眼泪去哀求；相反，加图以男人的刚毅武装自己，他以平时那种镇定的神态面对死亡，为了朋友们的安全下达了命令；对那个冷漠的伟大的布道者塞内加来说，显然，连众神也会带着愉快和钦佩的心情注视这一壮景。
在日常生活中，每当碰到这种英雄的高尚行为，我们都会被深深地感动。这样，我们很容易被那些具有英雄的高尚行为并无视自己的痛苦的人感动得涕零，而不会为那些不能忍受一点痛苦的软弱者掉一滴眼泪。在上述特殊场合，旁观者表示同情的悲伤似乎超过了当事人的原始激情。当苏格拉底最后喝下毒药水时，他的朋友全都哭了，他自己很平静，显得轻松愉快。
在这样的场合，旁观者没有也没有机会克服自己充满同情的悲伤。他不担心这会使他做出什么不当的举动；相反，他为自己内心的一种感情感到高兴，并满足和赞赏自己的那种感情。因此，他为沉迷于这种令人伤感的想法而感到愉快--伤感能够自然地促使自己关心朋友的灾难，在产生这种亲切而充满悲伤的爱的激情之前，也许他从未对朋友有过如此强烈的感情。但是，当事人却完全不是这样，他强迫自己尽可能不去注视那些在他的处境中的可怕的或者不愉快的事情。他担心过分注意那些情况，会受到太大的影响，从而不再能适当地控制自己，或者使自己变成他人同情和赞同的对象。因此，他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那些只让他愉快的事情上，集中在由于自己的英雄行为而会得到的赞扬和钦佩上。一想到自己能作出如此高尚而又艰巨的努力，一想到自己在如此的困境中仍能如愿行事，他就会洋洋得意，其乐融融，仿佛一直沉浸在胜利的狂喜之中。他以此使自己摆脱了不幸。
与此相反，那个由于自己遭到某种不幸而悲伤沮丧的人，总是显得有些庸俗和卑劣。我们不可能像他那样对他的自我同情表示同情（如果我们处在他的境地，可能也会同他一样）。我们为此看不起他，如果有不公正的感情的话，那么，这就是，它或许是人性中固有的罢。动辄悲伤决不会让人愉快，除非当它是我们对别人表示的同情，而不是我们自己对自己表示同情。一个儿子，在疼爱他的、他尊敬的父亲逝世时，沉浸在这种悲伤中无可非议。他悲伤的基础是对他死去的父亲表示同情；而且我们也体谅这种人类之情。但是，如果他由于只顾自己的不幸而听之任之地让感情泛滥的话，那他就不会得到人们的体谅了。即使他沦为乞丐，或者面临险境，甚至被公开处决，如果在绞刑台上流下眼泪，在勇敢高尚的人眼中，他将使自己永远蒙受耻辱。然而，他们仍然非常强烈和真诚地同情他。但是，因为这种同情与他过分的软弱相称，他们并没有原谅这个在世人眼中的软弱者。他们对于他的行为不是感到悲伤，而是感到羞耻。在他们看来，他由此给自己带来的耻辱是他的不幸之中的最大不幸。那个曾在战场上经常出生入死的勇敢的比朗公爵，当他看到国家因自己被毁，回顾因自己的轻率而失去爱戴和荣誉乃至走在绞刑台上时，他不禁泪流满面，他的这种脆弱表现使他大无畏的名声蒙受的耻辱该有多大呢？
第二章 论野心的起由，兼论社会阶层的不同
因为人们容易同情我们的快乐而不是悲伤，所以我们炫富而隐穷。在公众面前被迫暴露自己的贫穷之耻辱莫此为甚，因为我们发现我们被曝光于众，但是我们这种痛苦却很少得到人们的同情。我们追求财富躲避贫穷，主要不是出于人类的这种情感。人们在这个世界上辛苦和劳碌到底是为了什么呢？贪婪和野心，追求财富、权力和优越地位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是为了得到生活必需品吗？那么，最底层的劳动者的工资就够了。工资够他们的衣食住之需了，还能养家糊口。如果严格地查一查他的经济状况，我们就会发现：他把大部分工资都花在生活便利品上，这些便利品是可以看做奢侈品的；并且，在特殊的情况下，他甚至会为了虚名和荣誉捐赠一些物什。那么，是什么原因使我们嫌恶他呢？为什么受过教育的那些上层人，会把被迫跟他吃同样的简单伙食、住同样的低矮房屋、穿同样的破旧衣服--即便不需劳动--的生活，看得比死还糟呢？是他们认为自己的胃更高级，还是认为在豪华的大楼里比在茅屋里能睡得更安稳呢？情况恰恰相反，而且实际上是显而易见，人人都知道，只是没有人说出来罢了。那么，所有地位不同的人都参与的那个竞争是什么引起的呢？是我们所说的人生的伟大目标，即改善我们的条件，但谋求的利益又是什么呢？吸引眼球、被人关心、被人同情、得到自满、博得赞许，都是我们为这个目标所谋求的利益。是虚荣而不是舒适或快乐在吸引我们。不过，虚荣是建立在我们想让人们关心和赞同自己的基础上。富人因富有而得意，这是因为他感到他的财富会自然地引起世人对他的注意，也是因为他感到，由于他有地位而产生了令他愉快的情绪，人们更容易赞同他。想到这些，他的心里立即涌上来骄傲和自满的情绪。这种情绪反过来使他更加喜爱自己的财富了。相反，穷人因为贫穷而感到羞辱。他觉得，贫穷会让人们瞧不起他；即使注意他，也不会同情他所遭受的不幸和痛苦。他为这两个原因感到羞辱。因为，虽然被人轻视和不被赞同完全是两回事，但是，正如卑微使人得不到荣誉和赞许的阳光照耀一样，感到自己不被人注意必然会让人感到不快，使人性中最强烈的愿望徒然落空。穷人在人群中处境低微，走出走进无人注意，和被关在自己的小茅屋里一样没人理睬。他那被简单的关心和痛苦的注视占据的状况承担不起寻欢挥霍的乐趣。人们不再把他放在眼里，或者，即使他的极度痛苦使他们不得不看他一眼，那也只像是藐视一个令人很不心爽的客观事物。幸运和得意者对不幸者竟敢在他们面前怠慢，并以其讨厌的惨状来扰乱他们从容地享福而感到不可思议。相反，世人向往有地位有荣誉的人。人们都想一睹其风采，至少是抱同情的态度想象他的地位在他身上必然激起的那种兴致。他成为公众关注的对象，一句话、一个手势也不会被人们忽视。在大型集会上，他是人们注视的中心，人们仿佛把全部激情都寄托在他的身上，期盼他给他们鼓励及启示。除非他有什么荒诞可笑的行为，他时时刻刻都会引起人们的注意，成为众人观察和同情的对象。尽管这会产生一种约束力，使他随之失去自由，然而，人们认为，这给他增加了伟大的色彩，变成众人羡慕的对象，是对因追求这种地位而必定付出的辛苦、焦虑和克制欲望的补偿；为了取得它，人宁可永远失去一切闲暇、舒适和无忧无虑。
当我们以迷人的色彩来想象大人物的状况时，几乎是对完美和幸福状态的凭空想象。在我们所有的空想和虚幻的梦想当中正是这种状态，被抽象成一切欲望的终极目标。因此，我们对那些满足这种状态的人特别地同情。我们赞同他们的一切爱好，并帮助他们实现希望。我们认为，任何损害和破坏这种令人愉快的状态的举措都是令人遗憾的！我们甚至希望他们永远存在下去，简直不能接受死亡会结束这种完美的快乐。我们认为，强迫他们从尊贵的位置上回到那个简陋的、然而却是神为他的孩子们提供的家--是残酷了点。“吾王万岁，万万岁！”是一种恭维，是一种东方式的奉承，但如果我们不懂得它的荒谬性的话，也会欣然作出这种荒谬的举动。他们遭受的灾难和经受的肌肤之苦，在旁观者心中激起的同情和愤恨，远远超过他对别人遭受同样的事情时产生的感受。只有国王的不幸才会成为悲剧的题材。这有些像情人们的不幸，两者都是在剧场里吸引人们的主要情节。因为，想象的偏见喜欢这两种情况，因为它们有一个胜过其他一切的幸福结局，尽管理智和经验告诉我们还有相反的东西。妨害或制止享受这种完美，一切伤害中最残酷的似乎是人们认为，企图弑君害主的卖国贼是比任何凶手更凶残的人。内战中无辜者流的鲜血引起的愤恨，不如人们对查理一世之死所产生的愤恨。一个不谙人类天性的人，看到人们漠不关心地位低下的人的不幸，却为地位比他们高的人的苦难感到遗憾和愤慨，就会产生这样的想法：地位较高的人更不能忍受痛苦，他们在死亡时的痉挛更可怕。
等级差别是人们易于对富者、强者的激情能够发生共鸣的社会基础。人们顺从和尊敬地位高的人，常常源于对他们的优越境遇的羡慕，而不是源于他们给予善意的恩赐的感恩。他们可能只给少数人恩惠，但他们的幸运却吸引了几乎所有的人。我们积极帮助他们实现许多接近完美的幸福；并希望尽力满足他们的虚荣心和荣誉感，并没想到回报。我们尊重他们的意愿主要不是因为这种服从有实际的效果，而是因为它能更好地维护社会秩序。即使在社会秩序要求我们违逆他们的意愿的时候，我们也无法这样做。国王是人民的仆从，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服从国王、抵制国王、废黜或惩罚国王，都合乎理性和哲学的原则；但这并不是神的旨意。神会教导我们：为国王着想才服从他们；在他们崇高的地位面前战栗不已并屈从他们；把他们的微笑视为足以补偿一切服务的报酬，还担心他们有所不满，即使没有遭遇不幸，我们也会把他们的不满看做奇耻大辱。要像对待一般百姓那样对待他们，并在大众场合同他们辩论，需要有很大的勇气。能这么做的人很少，即使他们相互之间非常亲密和熟识。最强烈的动机、最强程度的激情、恐惧、憎恶和愤恨，几乎都抵消不了这种尊敬他们的自然倾向；他们的行为无论正确还是不正确，人民希望看到他们被惩罚、被废黜，进而起来用暴力来反抗他们时，都必然会引发所有这些非常强烈的感情。甚至当人民已经产生这些强烈感情的时候，也时刻会对他们产生恻隐之心，并且很容易回到尊敬他们的状态，人民已习惯把他们看做天生高于自己的人了。他们不能忍受伤害自己的君主，同情很快地取代了愤恨。人们忘掉了过去的激怒，重新奉行旧的忠君原则，以曾经反对它的那种激情，为重新确立自己旧主人的已被破坏的权威而奔走呼号。查理一世之死使王室得以复辟。当詹姆斯二世在逃亡的船上被平民抓住时，对他的同情几乎阻止了革命，使革命难以为继。
不知大人物们是否意识到：他们博得公众爱戴的代价是否太低？或者他们自己是否想过，这种爱戴也得用汗水和鲜血才能换取？年青的贵族是何德何能得以维护他那阶层的尊严，使自己得到高于同胞的优越地位的？是靠学问乎？勤劳乎？坚忍乎？无私乎？抑或靠某种美德？由于谨言慎行，他养成了日常注意细节的习惯，并学会了按照严格的礼数履行所有细小的职责。由于他意识到自己总是在众目睽睽之下，人们总是愿意赞同自己的意愿，所以无论在何种场合，他的举止也带上这种意识自然产生的翩翩风度和高雅神态。他的神态、举止和风度来自对自己地位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是生来地位低下的人不会有的。这就是他轻易指使他人的权势，是他支配他人意志的伎俩；并且他很少受到拂逆。这种靠权势地位行事的伎俩，在一般情况下足以左右世人。路易十四在他统治的大部分时期，不仅在法国而且也在全欧洲被看成是一个伟大君主的典型。然而，他凭什么获得这巨大的声誉呢？是凭借哪些才能和美德呢？他的事业真的无懈可击、一贯正确吗？是凭他事业中的艰难困苦，或者凭他作的不屈不挠和坚持不懈的努力吗？是凭广博的学问、精确的判断或英雄气概吗？路易十四获得巨大的声誉与这些品质毫不相干。首先，因为他是欧洲最有权力的君主因而在诸王中间拥有最高的地位；其次，撰述其经历的历史学家说：“国王身材健美，容貌俊美，胜过所有的廷臣。他擅长言辞，语言动人，他在场时不怒自威。他风度独特。举止只和他本人的地位相称，放在别的人身上，就会变得滑稽可笑。面对他讲话的人会局促不安，这使他暗自得意，感到高人一等。有个老军官想得到赏赐，但在他面前发慌了，结结巴巴，最后竟讲不下去了，只好说：‘陛下，我在您的敌人面前不会像这样哆嗦的。’这个人终于得到他的赏赐。”靠他的地位、无疑也靠某种程度的、似乎并不比平凡的人高明多少的才能和美德推行的这些伎俩，才使这位国王在当时得到人们的尊敬，甚至后人也对他心怀敬意。在他那个时代，在他身上的那些美德，实在不算什么优点。学问、勤勉、勇气和仁慈与之相比，竟然都大为逊色，丧失了全部尊严。
然而，地位低下的人想出名靠的肯定不会是如是的伎俩。礼貌是大人物的专美之德，此外，不属于任何人。在行为中模仿大人物的举止以及冒充纨绔子弟，结果只是招来加倍的轻蔑。为什么那个摆出一副权贵派头的人穿过房间时，人们却不屑一顾？显然，他做得过头了；他过分地显示出自己的重要性，故而无人附和。谦逊和质朴，一贯地不在意同伴对自己的尊敬，应该是一个平民的举止的主要特征。如果他极其想出名，就得有更重要的美德。他必须像大人物那样有自己的侍从，可是他只有自己的体力劳动和脑力活动，没有其他的财源为仆人支付工资。因此，他必须培育如下美德：他必须具有较多的专业知识，十分勤勉地做事，他必须能吃苦耐劳，临危不惧，临难坚定不移。他必须以事业的艰辛和重要，以及自己良好的判断力，以经营事业所需要的刻苦和不懈的勤奋努力，向公众显示他的才能。正直、明智、慷慨、直率，是人们用来描述他行为特征的。同时，他必定被推举去做那些需要以卓越的才能和美德恰当地配合的工作，只有能光荣地完成那些工作的人才会得到高度的赞扬。具有进取心和野心但又被其处境限制的人，怎样才能找到使自己出名的好机会呢？天下太平，他没有这种机会，这使他很不愉快。他甚至希望发生国际战争或国内冲突；暗自高兴会出现骚乱和流血事件，观察出现那些有希望大显身手的机会，一旦抓住那些时机，他就可以引起人们注意和赏识了。相反，有地位和有声望的人的声誉全在日常行为的合宜性之中。他已经满足于由此得到的微末名声了。他没能耐再去博得其他东西，也不愿让困难或危难生发出来的麻烦打扰自己。在舞会上出风头，就是他的一大胜利。在情场上得手，就是他的最大成就。他讨厌骚乱，这不是他太爱人类，而是因为大人物从来不把低贱的人看做同胞；也不是因为他缺少勇气，在动乱中他不大会胆怯；而是因为他意识到在这类情况下自己不具备所需要的美德，意识到公众的注意力肯定会从他身上转到其他人身上。他也许会冒较小的危险，从事时尚的运动。但是，会害怕要连续和长久努力保持耐性、勤勉、刚毅和操心的境况，一想就会发抖。在出身高贵者的身上几乎见不到这些美德。因此，在所有的政府中，甚至在君主国中，受教育的中下层人士虽然遭到出身高贵者的妒忌和愤恨，还是因勤勉和才干得到提拔和重用，管理着行政机关的事务。大人物见到他们，先是轻视，继而妒忌，最后表示屈从却以鄙视的态度满足自己的虚荣，可是他们却希望别人对他们讲礼貌。
正是失去了这种对人感情的绝对控制，他们已经容忍自己高贵的地位降低了。据说，在马其顿国王一家被胜利的保卢斯·埃米利乌斯带走以后，他们的不幸使得罗马人的注意力从征服者的身上转移到了王室身上。看到王室儿童都是懵懂小儿，旁观者深受感动，在公众的欣喜欢乐中，掺杂着极为微妙的悲伤和怜悯。在俘虏的行列中出现了马其顿国王，他由于遭受亡国之变丧失全部情感，恍若神志不清。跟在他的身后的是他的朋友和大臣。他们行走时常把目光投向那个失去权势的国王，而且一见他，眼泪就夺眶而出。这表明：他们想到的不是自己的痛苦，而是国王的大不幸。相反，高尚的罗马人却用轻蔑和愤慨的眼光看着国王，认为这个人活该如此，因为他竟会卑贱到在这样的灾难中忍辱求生。可是，那是什么样的灾难呢？根据史学家的记载，他在一个强大而人道的民族保护之下，富足、舒适、闲暇和安全地度过了余生。这似乎又值得羡慕了，他没有因为自己的愚蠢失去这样舒适的生活。但是，他没有颂扬他的笨蛋、谄媚阿谀者和侍从了。这些人从前一直在他的各种活动中随侍左右。他不再受到民众的仰视，也不再因他拥有权力而被他们尊敬、感激、爱护和钦佩。他的意向不再对民众的激情产生影响。正是那场大灾难使国王丧失了全部情感，使他的朋友忘却自己的不幸；还会有人低劣到忍辱求生，是自视极高的罗马人难以想象的。
罗什福科公爵说：“通常，野心可以取代爱情，而爱情却不会取代野心。”一旦人们心中被那种激情充溢后，就既容不下加入者，也容不下后继者。对已经习惯得到公众钦佩的那些人来说，其他的事情无论多好都失去了魅力，并且令人厌恶。下台的政治家出于自慰，曾经研究过如何抑制野心、如何轻视他们失去的昔日荣誉，然而，有几人能够做到呢？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都心灰意懒，为自己无所事事而苦恼，也无心过问各种消遣之道。只有谈到他们过去的重要地位时才有兴致；除了徒劳无益地忙于旨在恢复那种地位的计划之外，他什么也不感兴趣。你当真愿去做一个气派十足的宫廷苦差，放弃自己自由而无所畏惧和逍遥自在的生活吗？要做这样一个决定似乎有一个办法，也许只有这一个办法：决不挤进那些很难抽身而出的地方；决不投身于野心家集团；也决不和那些主宰世界的人等比，他们成名早在你之前。
人们想象中，被普遍的同情和关注好像是非常荣幸的事。这样，那个使高官的妻子们产生分裂的重要东西--地位，就成了一部分人追求的目的，也成了骚动、忙碌、劫掠和不义的根源，它给世界带来了贪婪和野心。据说，理性者的确蔑视地位，就是说，他们不屑于扮演主要角色，并且殊异于那些总想把最小的优点也在同伴面前显摆的轻浮之徒。但是，除了做人标准远远高于普通人的人，谁也不会无视等级、显赫的地位和权利，除非他深明真正的哲理，当他的合宜行为使自己成为恰当的赞许对象时，不在乎也不赞同这样的结果，认为根本不足挂齿；或者，除非他已经习惯自己的卑下，像懒惰和醉汉似的冷漠，已经完全忘掉了欲望，不知道人应该向往优越的地位。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正如幸运是人们庆贺和同情与关心的当然对象，所以，再也没有什么事情比感到自己的不幸不但得不到人们的同情，反而遭到他们的轻视和嫌恶更令人郁闷不欢的了。正因为这样，最可怕的灾难不见得是最难忍受的灾难。在公众面前暴露自己小小的不幸往往比暴露自己巨大的不幸更丢人。前者没有引起人们的同情；而后者或许不会激起同不幸者的痛苦相近的感情，但却唤起了非常强烈的同情。在后一种情况下，旁观者与不幸者的感情相差不远，这种同情虽然不完全，却能帮助他忍受自己的痛苦。一位绅士破衣烂衫、脏兮兮地在一次欢乐的集会上露面，比他流着鲜血带着伤口露面更加丢脸。后一种情况会引起人们的同情，而前一种情况则会引起人们的嘲笑。法官让一个罪犯戴枷示众，他蒙受的耻辱甚于判处他死刑。前几年，有个国王当着部队众人鞭打一个普通军官，这位军官受到的耻辱无可挽回。如果国王用剑刺伤他，那倒是一种轻得多的惩罚。根据有关尊严的理论，一次笞刑会使人感到耻辱，而一处剑伤就完全不同，其理由不言自明。如果那个认为受辱是最大的不幸的绅士受到那些较轻的惩罚，高尚者就会认为他受到了最可怕的惩罚。因此，通常免除那一阶层的人认为会带来耻辱的刑罚，法律要处死他们时，也要尊重他们的尊严。无论以什么罪名鞭打一个有地位的人或把他上枷示众，都是欧洲各国政府不能实行的残暴行为，但俄国除外。
人们不认为勇士被送上断头台是可鄙的，但被上枷示众却是受辱。在前一种情况下，他的行为可能会受到大众的尊敬和钦佩；在后一种情况下，却不会得到人们的喜爱。在前一种情况下，旁观者的同情支持了他，帮他从羞耻中解脱出来，使他感到他不是一个人在受罪。在后一种情况下，他得不到人们的同情，或者即使有的话，也不是由于他受到的痛苦，而是因为意识到没有人对他的痛苦表示同情。这种同情是出于他受了耻辱而不是出于他受到的痛苦。怜悯他的人为他脸红而沮丧。不是因为犯有罪行，他也沮丧，感到自己是因受到惩罚才蒙受这种奇耻大辱的。相反，被判处死刑的人，由于人们肯定会因看到他那坚定的面容而生敬意，所以他脸上带着那种刚毅的神色；如果罪名没有使他失去别人对他的尊敬，那么惩罚也决不会使他失去这种尊敬。他并不认为自己的处境会遭到任何人的轻视或嘲笑。他不仅能装出一副十分平静的神态，而且还会露出胜利和愉快的样子。
卡迪纳尔·德·雷斯说：“因为可以得到某种荣誉，所以巨大的危险有其诱人之处，即使在我们遭到失败的时候也是这样。但是，一般的危险除了可怕之外一无所得，因为丧失名誉总是伴随着失败。”他说的箴言和我们刚才就惩罚问题所作的论述具有相同的根据。
人类的美德不会让步于痛苦、贫穷、危险和死亡，蔑视它们也很容易。但是，如果在他痛苦时遭到的是侮辱和嘲笑，或是胜利者被俘，成为他人的笑柄，在这种情况下，这种美德就很难坚持了。同遭到人们的蔑视相比，人仿佛更能承受外来的伤害。
第三章 论人们由崇拜富人和大人物，蔑视或怠慢穷人和小人物的心理而产生的道德情操的败坏
仰慕或崇拜富人和大人物，蔑视或至少是怠慢穷人和小人物的这种心理，尽管我们需要用它建立和维持等级差别和社会秩序，但它也是道德情操败坏的一个重要而又最普遍的原因。因财富和地位而得到的那种尊敬和钦佩常常应是智慧和美德才能引起的；而那种只对罪恶和愚蠢才适用的蔑视，却常常极不应该地降临到贫困和软弱身上。这一向是道德学家们所愤愤不平的。
我们总是期盼得到好的声誉并受人尊敬，害怕受人指摘或遭人蔑视。然而我们很快就发现在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只有智慧和美德才是人们尊敬的对象；罪恶和愚蠢也不是唯一遭到蔑视的对象。我们常常会发现：富足和有地位的人会得到人们极大的尊敬，而拥有智慧和美德的人却并不是这样。我们还发现：强者的罪恶和愚蠢很少遭受蔑视，而无罪者的贫穷和懦弱却并非如此。得到、拥有和享受人们的尊敬和仰慕，是野心和好胜心的最大目标。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条路，它们都能达到我们期盼的这个目标：一条是学习知识和培养美德；另一条是赢得财富和地位。我们的好强会表现出两种不同的品质：一种是漠视一切的野心和极尽的贪婪；另一种是谦逊诚恳和公平正直。从中我们看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榜样和形象，借以形成自己的品性和行为：一种是外表鲜亮却华而不实；另一种是外表普通却极具魅力；前者会让每一只飘忽不定的眼睛都忍不住去关注它；后者则几乎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除了那些非常认真、仔细的观察者之外。他们主要是有学识、有美德的人，是社会精英，人数恐怕很少，但却是真正、坚定地仰慕拥有智慧和美德的人。而大部分人都是财富和地位的仰慕者和崇拜者，而让人奇怪的是，他们通常都是没有偏见的仰慕者和崇拜者。
毋庸置疑，我们对智慧和美德的尊敬显然与我们对财富和显贵们的不一样，并不需要很高的识别能力就能将二者区别开来。然而，即使二者不同，但那些情感还是具有明显的相似之处。虽然在某些特征上它们肯定是不同的，但在一般的外在表现上却是基本相同的，因而对粗心的人来说，很容易将两者混淆起来。
如果两者具有同等程度的优点，那么基本上所有的人对富人和大人物的尊敬都超过对穷人和普通人的尊敬。多数人对前者的骄傲和自负的钦佩超过对后者的诚恳和可靠的钦佩。也许抛开优点和美德，声称只有财富和地位才值得我们尊敬，这就是对高尚的道德乃至对美好的语言的一种侵犯。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财富和地位一直不断地获得人们的尊敬。所以，它们在有些情况下会被人们视为表达尊敬的自然对象。毋庸置疑，邪恶和愚蠢会很大程度地影响那些高贵的地位。但是，只有罪恶和愚蠢达到很严重的程度时，才能起这样的作用。处于上流社会的人们的放荡行为遭到的蔑视和厌恶比小人物的同样行为所遭到的小得多。对于有节制的、合乎礼仪的规矩，后者通常只会违反一次，而前者则会经常的、公开的蔑视它们，这更加遭人厌恶。
幸运的是，在中下等阶层中，多数情况下取得美德的道路和取得财富（这种财富是在人们期望得到的合理的范围内）的道路是非常相似的。在所有的中下等职业中，真正和扎实的能力加上审慎的、公正的、坚定而有节制的行为，一般都会取得成功。有时，这种能力甚至会在不正确的行为中取得成功。但是，为人习惯了的厚颜无耻、不遵道义、懦弱无能或放荡不羁，总会损害、甚至会彻底击垮非凡的职业才能。除此之外，中下等阶层人们的地位，从来不会重要得超过法律。一般情况下，法律都能把他们唬住，至少使得他们尊重那些更为重要的公正法。这些人的成功基本上也都是依赖邻人和与他们地位相等的人的支持和好评；如果他们的行为不那么端正的话，就很少能有所收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诚实是最好的策略”这句有益的老话，就是非常有用的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也许我们都希望人们具有一种引人注目的美德；就一些良好的社会道德而言，幸好这些是多数人的情况。
然而不幸的是，在较高的阶层中情况就不是这样了。在宫廷中，在重要人物的客厅里，成功和攀升凭的并不是那些与自己地位相等的博学多才、见多识广的人们的尊敬，而是依靠愚昧、专横和傲慢的上司们的奇怪、愚蠢的偏心；谄媚和欺诈常常比美德和才能更有效。在这样的环境里，谄媚的本领比真正的人才更受重用。在和平和安定的时代，当动乱未到之时，君主或大人物只想着如何消遣娱乐，甚至觉得他没有理由为别人服务，或者认为那些供他差使的人足以为他效劳。上流社会的人认为那种自负愚蠢的行为所显现出的外表风度、浅薄的才能，与战士、政客、哲学家或者议员的真正的男人美德相比，常常会得到更多的赞扬。所有伟大的、令人尊敬的美德、所有适用于市政议会和国会且适用于村野的美德，都遭到了那些粗鄙可耻的谄媚者的极端轻视和嘲笑。这些谄媚者遍布于这个风气败坏的社会各处。当苏利公爵被路易十三召见就一个重大的突发事件发表意见时，看到皇上恩宠的臣子们悄悄地嘲笑他那过时的打扮，这位老军人、政治家说：“不论什么时候，当陛下的父王让我有幸与他一起商量国事的时候，总是命令这些宫廷小丑们退入前厅。”
正是因为我们容易羡慕富人和大人物，并加以模仿，才促使他们能够树立或产生所谓时髦的风尚。他们的服饰成了时尚的服饰；他们交谈时说的话成了时尚的语言；他们的举止风度成了时尚的仪态。甚至连他们的罪恶和愚蠢也成了时尚的东西。多数人以效仿这种品质和拥有相似的品质为荣，而正是这种品质玷污和贬低了他们自己。爱慕虚荣的人常常表现出一种时髦的放荡的风度，他们心里不一定欣赏这种风度，但他们可能并不真正为此感到愧疚。他们期盼得到那些甚至连他们自己也不认同称赞，并因为一些美德遭到轻视而感到羞愧，有时他们也会偷偷地实行这些美德，并对它们具有一定程度的真诚的敬意。在财富和地位问题上也存在伪君子，就像在宗教和美德问题上存在的伪君子一样；正如一个奸诈的人用某种方式来伪装自己一样，一个爱慕虚荣的人也擅长以某一方式给人一种假象。他用地位较高的人用的那种马车和豪华的生活方式来伪饰自己，不知道这些人具有的值得称道的地方，源于同他的地位和财富相匹配的一切美德和礼仪，这种地位和财富既需要、也可以支付这种开支。很多穷人因被人认为富裕而感到光荣，而没有考虑这种名声给予自己的责任（如果可以用这样庄严的名词来称呼这种愚蠢的行为的话），那样的话，不久他们就会沦为乞丐，使自己的处境更加比不上他们所钦佩和模仿的人的处境了。
为了达到这种令人羡慕的状况，一心追求财富的人常常放弃了美德。不幸的是，通往美德之路和通往财富之路二者的方向有时是相反的。然而，野心勃勃的人会认为，在他渴望的那个优越的环境里，他会有很多办法来赢得人们对他的钦佩和尊敬，同时使自己的行为端庄有礼，风度优雅；他将来的行为给他带来的荣誉，会彻底掩盖或使人们忘记他为了往上爬而使用的那些卑鄙手段。在很多政府里，最高职位的候选人地位都处于法律之上；因而，如果最后他们能实现自己的野心所设定的目标，他们就不怕为了获得最高职位而不择手段所遭受到的那些指责。所以，他们不仅常常通过欺骗和说谎、通过卑鄙恶劣的阴谋和结党营私的手段，而且有时通过极其残暴的罪行、通过谋杀和行刺、叛乱和内战，极力排挤、彻底清除那些反对或阻碍他们谋得高位的人。然而他们更多的往往是失败；一般说来，他们只会得到因其罪行该受到的可耻的惩罚，除此之外一无所获。虽然他们应该为得到自己期盼已久的地位而感到十分庆幸，但是他们对得到的幸福却总是极为失望。极具野心的人真正想要的总是这样或那样的荣誉--尽管通常是一种被歪曲了的荣誉，而不是舒适与快乐，不过，对他自己和他人来说，他提升随之带来的荣誉，会由于为达到这种提升所用的卑劣的手段而受到玷污和亵渎。尽管通过挥霍大量的金钱，通过放纵于放荡的娱乐（堕落分子经常采用这种可怜的消遣方法），通过繁忙的公务，通过惊心动魄和令人眩目的战争，他会尽力使自己和别人淡忘自己曾经的所作所为，但是回忆肯定还会纠缠不休。他妄图祈求那使人忘却过去的隐秘的力量。他一想起自己的那些行为，记忆就会告诉他，别人肯定也记得这些事情。在所有浮华的盛大仪式之中，在从有身份、有学问的人那里收买来的令人作呕的谄媚之中，在平民百姓天真且愚蠢的欢呼声中，在所有征服和战争胜利后的骄傲和得意之中，羞愧和悔恨这种强烈报复仍然隐隐地纠缠着他；而且，当所有的荣誉降临到他身上时，他想象到丑恶的名声紧紧地跟随着他，它们随时随地都会从身后向他袭来。即使强大的恺撒，气度非凡地解散了他的卫队，但也无法消除自己的猜疑。对法赛利亚的回忆依然纠缠着他，摆脱不了。当他在元老院的恳求下赦免了马尔塞鲁斯的时候，他对元老院说，他不是不知道正在实施的暗杀他的阴谋，但是他已享足天年和荣誉，所以他将心满意足地死去，并因此蔑视一切阴谋。也许他已享足了天年。但是，如果他期盼博得人们的好感，期盼把人们视为朋友，但却遭到人们极端的仇视，如果他期盼得到真正的荣誉，期盼享有与他地位相等的人所拥有的尊敬和爱戴，那么他显然是活得太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