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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鲁敏虽然有点小姐脾气，任性，自我，有时候甚至有点霸道，但是，却心地善良，还有点仗义、豪爽，这方面她多多少少遗传了她爸爸山东人的秉性。其实，这种性格特征的背景是高干子弟普遍存在的一种或隐或现的优越感。论职务，她爸爸勉强能算个高干，放在全国，这种级别不过就是高干里最低的一阶。然而，在鹭门市这座城市里，她爸爸又可以排列到前三四位，所以，家里家外，优越感是避免不了的。那天晚上吃猴精的烧烤，闹了个灰头土脸，不欢而散，让她的优越感大受打击，怎么也难以咽下那口气。尤其是那个小警察对她说话时候不屑一顾的那副尊荣，每当她想起来就食不甘味，寝难安席，不弄点什么事情出来实在憋屈得难受，于是就添油加醋地把那件事情报告给了她爸爸。
姜鲁敏的爸爸军人出身，还没养成地方官员那么多的忌讳、毛病，军人干净利落、办事爽快地作风在他身上仍然保留了下来。当他听到宝贝女儿反映，她一个好朋友，因为家庭困难，每天晚上利用业余时间上街摆摊卖烧烤，却因为对治安整顿小组的人员态度不好，警察就诬蔑人家贩毒，把人家抓走了的时候，由不得义愤填膺，马上抓起电话打给了公安局长。
政府官员有一个大忌，不是你分管的部门你不能直接插手，而是应该去找分管那个部门的领导。姜鲁敏他爸爸不分管政法，但是部队转业战场上死人堆里滚出来的老兵，却不懂得，也不屑于懂得政府机关的潜规则、黑道道，有什么事情，直截了当该找谁找谁。当然，公安局长也倒霉，碰上了这样一位黑脸血性军人，被臭骂一通之后，还被限令三日内要把那个叫“猴精”的“可怜孩子”贩毒的铁证拿出来：“不然老子就到你们公安局去，请你把老子也抓起来，老子也贩毒了，贩大烟了。”
姜鲁敏在一旁听着她爸爸吼公安局长，乐不可支，还在一旁给她爸爸上发条：“爸爸，你可不知道，那帮小警察可凶了，根本不跟人家讲道理，也不想一想，但凡家里有点活路，谁会半夜三更不睡觉，跑到大街上干那种事情去？他们把人家的炉子、三轮车、小板凳，还有没有卖出去的肉啊鱼啊鸡腿啊都给抢走了，肯定拿回去自己烤着吃了。爸爸，你说这不是比打砸抢分子还恶劣吗？爸爸，你再想想，如果真的贩毒，还用得着半夜三更摆小摊卖烧烤吗？再说了，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哪会有贩毒这种资本主义社会才有的事儿？这不是诬蔑社会主义吗……”
那边公安局可怜巴巴地给姜鲁敏他爸爸解释着什么，这边姜鲁敏一个劲给她爸爸煽风点火、添油加醋，他爸爸也不时随口把她的话转卖给公安局长：“你们也不想一想，真的贩毒了，还用得着半夜三更跑大街上摆摊吗？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哪会有贩毒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们一定要有高度的政治觉悟，要有充分的政治敏感度，不能让人觉得我们在诬蔑社会主义，更不能让人民群众觉得我们现在还是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打砸抢……”
那个年头，正准备改革开放，还没准备好怎么改，怎么革，怎么开，怎么放，所以，贩毒这个行当极为罕见，即便有了，政府也习惯于掩盖事实，深怕给社会主义脸上抹黑，给党和国家丢脸，对这种事情就跟皇帝穿新衣一样，虽然人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却人人都讳莫如深，不敢公开嚷嚷。
公安局长被这位并不是主管的副市长臭骂一通，窝囊气肯定要找个渠道发泄出去，于是又找了治安科的科长臭骂一通，治安科的科长又骂那个惹事的小警察，小警察也是道听途说，有人在卖烧烤的调料里、卖沙茶面的汤料里，放毒品罂粟壳，争取回头客，增加销售量。那天晚上看到猴精的烧烤摊生意特别好，就抓了猴精的调料盒子嗅了半会儿，自以为凭他的嗅觉就能闻出罂粟壳味道。刚好碰上姜鲁敏那个硬茬子跟他们杠了起来，一口气咽不下去，面子也扒不下来，就随口诌了那么一句，找个理由先把猴精的摊子给没收了，把人也弄回去，然后再随便找个理由把他像个屁一样的放了也就了事下台了。万万没想到的是，那个较劲杠头女子的老爸居然是副市长，而且是一个跟他女儿一样较劲杠头的副市长，结果一层层反馈下来，上面非得要他们拿出人家贩毒的证据来。
小警察倒霉透了，别说凭他的嗅觉，就是凭狗的嗅觉也闻不出搅合在调料里的罂粟壳子味道，而且，即便是送到公安局技术科搞技术鉴定，凭他们公安局的装备水平，拿到实验室里检验也检验不出烧烤调料里有没有大烟壳子，证据显然是没法拿得出来了。现在上面过问了，而且口气毫不含糊，小警察这才反应过来，那天晚上自己捡了一块热年糕，而且是粘到了手上的热年糕，吃不下去，扔也扔不掉，稍有不慎不是被烫死就是被噎死，他也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