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驴拐拐后来倒也没有像我和指导员估计的那样跑到公社告状，可能那场大黑风阻止了我去公社也同样阻止了他。也可能他想明白了，如果他到公社告我，公社当真派员下来调查，他让黄二婶给喂了奶的事情肯定会在公社每一个大队、生产队传颂，他就会成为这一带农民茶余饭后的笑料。可是，他不告，我照样得告他，我知道工宣队不会去管生产队长，可是，我得事先给工宣队长郭大炮打个招呼，因为什么事情，我跟生产队长驴拐拐有了嫌隙，如果他背后搞我名堂，领导心里要有数，该护就得护着我，这也是芦花嫂的丈夫指导员指导我的。
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磕磕碰碰、零打碎敲的总算给贫下中农们宣讲完了，接下来公社要布置下一步的学习计划，发下一步的学习资料，我就抽空跑了一趟公社。领了学习计划和宣讲资料以后，就去找工宣队长郭大炮告驴拐拐的状。郭大炮满脸大泡，我问他怎么了，他说上火烧的。我也没心深究他为什么事情上火，那个年月，像他那种领导干部，能够出来当工宣队长是他的福气，大多数他的同类还都在牛棚里当牛鬼蛇神呢。他的日子过得也胆战心惊、提心吊胆，说不准什么时候哪个造反派想起他了，就可能把他调回去关进牛棚品尝从人变成牛鬼蛇神的感觉。生活在这种朝不保夕的恐惧当中，他上火是正常的，不上火才不正常。这人说话嗓门大得吓人，难怪人们都把他叫郭大炮。我把和驴拐拐的事情告诉了他，他好像根本就没听，反过来问我：“听说你跟一个姑娘好上了？”
我懵了，按照世俗的价值观，我这个城里人的工人阶级，怎么也不可能跟一个农村姑娘好上啊。除非她长得比天仙还美，又有月下老儿给我们系好了红线挣也挣不脱，否则，这是绝不可能的事情。实话实说，我所在的农村，不要说跟天仙一样美的姑娘，就是按照城里人的审美标准够得上漂亮的我也还没有见到。当地农村可能由于水土关系，不论男女都长一口黄牙，而且姑娘媳妇的脸蛋上都有巴掌大的两片红斑，远看还可以，近看红斑是由丝丝拉拉的毛细血管扩充而成的，所以，我们工宣队私下里都开玩笑把当地女人称之为西路军红二团的，简称红二团。我想，我还没做过什么让老天爷不高兴的事儿，非得在这儿弄一位黄牙红二团给我当老婆。
我们工宣队可不像人民解放军，没有那么一条不准和当地人搞对象、谈恋爱的规定，所以郭大炮这么问我，我倒也不怕，实话实说：“郭队长，你也不想一想，我是工人，怎么可能跟农村人搞对象呢？没有的事儿。”
郭大炮嘿嘿冷笑：“你要是真的搞对象我也不说什么了，你可别干那种始乱终弃的缺德事儿。要是你真把人家的姑娘搞了，回家的时候你要想撇下人家，我就替你领回去。”
这话让我很生气，我问他听谁说的，谁敢在背后给我造谣，而且是造这种败坏人名誉的谣言，我非得抽他妈妈日的杂巴怂的脸不可。郭大炮不告诉我他听谁说的，让我“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种话最可恨，因为，这等于说不管你干坏事没有，别人说你干了你都不能反驳，只能咽下去。如果你真干了，人家说你干了，那你就得改正。如果你没干，人家说你干了，那你只能作为一种戒勉老老实实的吞到肚里还不时要像反刍的骆驼一样把这种恶心东西翻腾出来自己再咀嚼一番。我很气恼，顾不上对领导应有的尊敬，愤愤地吼了一通：“我没啥可改之可加勉的事儿，再说了，我没结婚，即便跟哪个姑娘好了，那也是我自己的事，别说你郭队长，就是我爹我妈也管不着。”
吼完这句我认为挺有分量、挺护自尊的话，我就“拂袖而去”。郭大炮在后面吼叫：“你给我回来，牛什么牛？别以为你是工人我就不敢收拾你。”
那年头，工人这个身份让当领导的对我们多多少少有点忌惮，因为，如果哪个领导把工人惹急眼了，工人可以拉上几个人随便找点毛病，用大字报给他扣上几顶时髦的帽子，反过来批斗他。尤其是担任工宣队这种临时机构的领导，就好像后来到处可见的拍电视剧、电影的草台班子，导演、制片跟演员闹崩了，演员随时可以跳出来骂人然后走人。所以郭大炮才这么对着我吼，说我牛什么牛。
过后想想，我的做法也多多少少的有点不好，不管怎么说，我才十八岁，他已经四十多了，跟我爹属于同一辈人，说说我，提醒我，也是为了我好，我不应该那么对待他。况且，平心而论，郭大炮对我挺关照的，分队的时候，他专门打听到六号生产队生活条件好，农民比较富裕，才指定我到六号生产队，说我年龄小，还在长身体，不能饿着。六号大队的农民和其他地方的农民一样穷，但是不缺吃的，家家粮食吃不完，因为他们地广人稀，占有的土地多，生产的粮食自然也就多。他们穷就穷在缺钱花上，要讲吃的，真的比当时城里人差不了多少。而别的工宣队员有的分到了不但缺钱也缺粮的生产队，那可就惨了，尽管有工资可以到大队、公社的小卖部甚至县城的商店里买吃的补充，可是谁也不能天天到商店买吃的，如果那样，工资也不够花。所以，在那些缺粮食吃的生产队当驻队干部，忍饥挨饿是基本功。
我从郭大炮的屋里出来，气呼呼地回生产队，路过公社的养猪场，看猪的大狗扑出来冲我狂吠，这条冲我汪汪汪提出严重警告的狗，令我恍然大悟，郭大炮今天为什么会突然冒出这么一套说辞。知道了原因，我哭笑不得。我明白了，肯定是郭大炮不知道听谁说我有了一个“花姑娘”，或者听谁说我跟“花姑娘”混到了一起，便自以为是、望文生义、听谣信谣，以为我跟哪个姑娘好上了。这个郭大炮，真是名副其实的大炮，也不知道他那颗大脑袋里装的什么，那两片肥耳朵是怎么听话的，就这种事情，稍微动脑子想一想，稍微多问一声到底是怎么回事，不就清楚明白了吗？我转身想回去给他解释一下，可是面子却又下不来，刚刚不欢而散，现在马上又回去向他解释，多多少少有点低头认错的意思，我偏不搭理你郭大炮，你爱怎么说怎么说，你爱怎么想怎么想，就是地球人都知道花姑娘是谁了，我也不告诉你。心里憋了跟郭大炮斗气的劲儿，我也懒得回生产队，刚好路边上有进县城的公共汽车，我就地上车，自己给自己放一天假，到县城逛逛，改善改善生活。
指导员的探亲假到期了，即将返回部队，这段时间我跟他混得不错，挺投机，尤其是他带着人黑天半夜冒着风沙到荒郊野地去营救我，让我非常感激。到了县城以后，我跑到饭馆猛吃了一通，又带了两斤猪头肉，一份爆炒肝尖，一份烧排骨，买了两瓶好酒，一条纸烟，这些都是农村难得一见的好东西，打算回村以后给指导员践行。
备办好了这些吃喝，我就搭上长途汽车到公社那一站下车，没进公社大院，直接朝六号大队奔。
刚刚进村，就碰上李老汉在村道上东张西望，见到我李老汉一把揪住我说：“孟同志，你跑到哪去了？赶紧回家看看，花姑娘病了，一整天不吃啥，蔫头耷脑的，不行你赶紧带上到公社的兽医站看看去。”
早上我走的时候花姑娘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得了连东西都不吃的大病呢？我听别人说过，任何活物，如果连东西都吃不下去了，那就必定是要命的大病。花姑娘是个贪吃鬼，胃口极好，我几乎从来没有见过它有厌食、吃饱的时候。不论什么时候，你只要给它吃的，它肯定会极为认真、极为满足的享受口腹之乐。听到李老汉说它病得不吃东西了，我实在想不出来它如果不吃东西了还会干什么。
我心急火燎的跟着李老汉回了家。我们还没进门，就听到花姑娘在院子里稚声嫩气的汪汪起来。花姑娘如今已经学会像一条真正的狗那样汪汪了，不再像小孩子牙牙学语那样咿咿呀呀的哼哼了。除非跟我撒娇或者做了错事挨抽的时候，才会咿咿呀呀的哼哼两声。它终究还小，发言的时候嗓门还很稚嫩、挺尖锐，活像一支没开嘴的唢呐。农村的院门都是两扇，李老汉家的院门关着，我们来到院门跟前的时候，花姑娘的嘴就已经从两扇门之间的缝隙探了出来，拼命的想用嘴把门打开。李老汉推开门扇，花姑娘扑将出来，两只爪子搭在我的身上，伸长脖颈，探出舌头，拼命要舔我的脸，可惜它的身高还不够，够不着我的脸，只好退而求其次，在我的手上舔了起来。它嗅到了我手上提着的猪头肉、爆炒肝尖和红烧排骨的味道，毫不客气的开始啃啮我从饭馆要的、盛着美食的瓷碗。瓷碗是装在提兜里的，它的狗牙把瓷碗嗑得咯吱咯吱响，却吃不到里面的美食，这让它烦躁不安，脑袋左歪右斜，狗嘴上下吧唧，尾巴摇得活象货郎的拨浪鼓，咽喉里发出急不可待的低吼。
我对李老汉说：“这不是好好的吗？也没病啊。”
李老汉恍然大悟：“我明白了，花姑娘这杂巴怂没有病，肯定是一天没见你，想你了，所以吃不下东西。这是一条好狗，忠心狗，老年间，我们村里有个石匠，养了一条狗，后来石匠死了，那条狗就趴在石匠的坟上，不吃不喝，整整一个多月活活饿死了。后来，县太爷还给这只义犬修了一座义犬冢，那天我带你去看看，现在只剩下一个小土堆堆了。”
李老汉的话说得让人没法接嘴，他这个比喻听着实在别扭，却又不好正面反驳，我只好佯装糊涂，把手里的美食递给他，告诉他说：“芦花嫂的男人这几天要回部队了，你去把芦花嫂的男人叫来，还有那天晚上跟他一起到路上接我的洋芋头他们，让花叶子蒸些馒头，再整两个下酒的菜，我们在家里给芦花嫂的男人践行。”
我本来打算到芦花嫂家里给指导员践行，偏偏一进村就让李老汉把我给截回了家，到了这个份上，我如果再提溜着吃的往芦花嫂家里跑，那就太不近人情了，这种不近人情的事儿我做不出来，就顺水推舟，改了计划，把指导员和那几个去救我的民兵一起叫到李老汉家里来吃一顿。
李老汉高兴坏了，连连答应着，提溜着盛着城里饭馆炒菜的包，叫着儿媳妇“花叶子”安排饭食去了。花姑娘没有跟着李老汉走，虽然美食美味都在李老汉那里，可是它并没有跟着李老汉去，颇为失望的目送李老汉离开之后，跟着我回了房间。这让我挺感动，我确认，在花姑娘的心目中，我比任何美食美味都更重要。
跑了一天，我累了，进门之后，躺到了炕上休息。我估计李老汉的儿媳妇安排好吃食，李老汉把指导员和洋芋头他们叫过来，起码也得一个多小时，想抓紧时间睡一觉，为一会就要开始的饭局酒场积蓄力量。花姑娘已经能够毫不费力地跳上土炕，也能够毫不费力地爬上被垛。大概是从小养成的习惯，它对那摞被褥情有独钟，晚上一向都是趴在被垛上睡觉。那个被垛是李老汉全家的存货，新旧被褥摞在一起有半人高，刚开始它往上爬的时候，很吃力，动不动还会把被垛弄得坍塌下来，整座被褥活像地震袭来时候的砖瓦房，把它整个掩埋在被褥里头。
我躺下睡觉，它就爬上被垛，忍饥挨饿的守护着我，活像一个忠于职守的哨兵。农村，不会像城里人养宠物那样，为自己的狗专门开饭。狗们都是在人类吃饭的时候抽空叼上一口，或者等人吃完了把残羹剩饭留给它们。在农村，狗连吃一口人屎都很作难，养狗、养猪的人家都会给“圈”装上木栅栏，防止猪狗跑进“圈”里偷屎吃。人屎就是农民的存款，是要攒起来撒到地里种出粮食增值的。我这么说绝对不夸张，在农村，如果哪条狗的家里有坐月子的女人，这条狗就称得上是一条幸福的狗。因为，当地人女人坐月子最讲究，那是绝对不允许出屋的，绝对不允许动水的，这里头既有关心保护妇女的成分，也有怕坐月子的妇女冲人的迷信成分。家里人都下地了，如果小孩子拉到了褯子上，女人不能出屋又不能动水，就会喊家里的狗过来舔褯子，狗舔过的褯子跟洗过得差不多，稍微晾晾就能重复使用。只有这种时候，狗才有吃屎的机会，享受老天赐予它们吃屎的权利。
受到当地农民的影响，我也从来没有把给花姑娘喂吃的像城里人养宠物那样当成专门的业务来做。所以，虽然我知道花姑娘已经很饿了，也没有急着找点吃的喂它，我想等一会吃饭喝酒的时候，请它共进晚餐，把我们吃剩的骨头、饭菜给它吃。
我一大早就跑了十多里路到公社，然后从公社跑到县城，再从县城跑回生产队，如此辛劳的奔波，让我很快就进入了睡乡……
我是被花姑娘砸醒的，它可能听到外面院门响，猛地从被垛上跳下来，我当时肯定是仰面睡着，它用自己的身体垂直打击到我的命根子上，剧烈的疼痛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我惨叫一声，惊慌起坐，花姑娘扭头莫名其妙的看了我一眼，然后冲下地，怒气冲冲的朝外面喊叫起来。
我一看那那副架势，就知道来人是洋芋头。花姑娘向来对这位民兵班长就没有好感，更准确一些，应该说花姑娘向来对这位民兵班长充满了恶感。我估计大概是那天晚上我捡它回来的时候，洋芋头一再动员我扔了它，在它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创伤，给它的脑海里留下了恶劣的印象，从而在它的灵魂里种下了仇恨的种子。除此以外，我无法解释它为什么唯独对洋芋头那么仇恨。尽管李老汉那天晚上也说过扔了它的话，一则李老汉的话是夹杂在很多话中间说的，它当时可能没听明白；二则李老汉整天跟我搅合在一起，眼前身后的晃荡，它知道李老汉跟我是朋友；三则李老汉看在我的面上，不时也会扔给它一块馍馍、一根骨头，所以它对李老汉倒还算友好。可是它就见不得洋芋头，一见他就恨不得扑过去从他的小腿肚子上撕下一块人肉来。
前不久，队里给出土的麦苗和豌豆苗追化肥，我也参加劳动，想插空给农民把《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讲完，也算完成了这个阶段的学习宣讲任务。化肥是工厂对口支援的，对于农民来说，化肥就是粮食，农民最珍惜粮食，最喜欢化肥。队里怕农民偷化肥养活自留地，所以化肥都藏在队部的办公室里，还有民兵扛着枪给化肥站岗放哨。等到要给庄稼追肥的时候，队长驴拐拐就会亲自把关，站在队部门口盯着保管员一袋一袋的把化肥交给农民，队里的会计在一旁记账，谁领走了几袋化肥，施加到哪片地里，都要记得清清楚楚。如果谁敢把化肥偷回家里，抓住了那可是真得上批判会，真得扣工分的。尽管这样，也拦不住农民，从队部到田间，有三四里路，运输化肥都用小独轮车，谁也拦不住农民在运输的途中，在施肥的时候，偷偷摸摸地抓一把白花花的化肥塞在怀里、装进兜里甚至塞进鞋里，然后偷偷的把偷来的化肥施到自留地里。
我跟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既然今天要运化肥，也就在队里领了一辆独轮车，然后到队部装上化肥往地里送。我现在已经学会了推独轮车，推独轮车的要诀就是四个字：全靠屁股，两只胳膊不能胡乱用劲，因为两只胳膊的力道是不同的，左右胳膊分开用力，很容易使独轮车失去平衡。所以两只胳膊应该只起到支撑的作用，前进、后退、转弯、前进全都靠屁股用力。比如朝右转，那么屁股就要首先朝左转，胳膊只要像两根木头一样架住车把就行了，屁股转到了左方，车头就自然而然转向了右方。前进的时候也不能用胳膊推，得屁股前挺，带动两腿前进，其他部位保持僵化状态，仅仅起个支撑、控制作用。只要掌握了“全靠屁股”这个诀窍，独轮车推起来就不会因为失去平衡而倾斜翻倒。现在的独轮车都是橡胶轮胎，推起来省力轻盈，一辆车子壮劳力可以推八袋化肥，合起来有四百斤重。一个妇女也能推四袋化肥，有二百来斤。我最没水平，只能推两袋化肥，一百来斤左右，靠我这种工人阶级干农活，中华民族非得倒大霉不可，一半得饿死，剩下的一半也得饿死。
那天我下地的时候，花姑娘跟前跟后，我不准它跟着我，它非要跟着我，看着她四条小腿挪动得欢势，小尾巴摇啊摇得可爱，想到反正是在农田里干活，大白天又没什么能够伤害它的猛兽出没，我也就没有执意赶它回家，随它跟在我的屁股后面摇尾巴。它可真不傻，看到我不再赶它，居然得寸进尺，绕到车前面拦住了我嗷嗷叫唤，我刚开始不明白它是什么意思，左躲右绕的想避开它，它就左拦右截的堵住我，一个劲地瞅着我嗷嗷叫。我猜想，它可能是腿短，走路跟上我的步伐太累，想坐车，就试探着抱起它，把它放进了车斗里。我没有猜错，它马上老实了，蹲坐在车斗里，小脑袋探出车围子，东张西望，那模样真的可以用得意洋洋四个字来形容。
它坐车观景，我推车卖力，来到队部库房的时候，农民们都拿我打趣：孟同志真不错，推着娃子逛呢。
好在推着娃子逛的并不是我一个人，我推着狗娃子，黄二婶推着人娃子。让队长驴拐拐整治了一顿之后，黄二婶知道得罪了队长，干什么农活也不敢再回家给孩子喂奶，随时把那个吃奶的孩子带着，她下地干活，孩子就扔在田埂上玩耍，孩子饿了就地吃奶，她是怕驴拐拐抓她的小辫子收拾她。运化肥，就把她那个正吃奶的孩子也装在独轮车上推着，以便随时可以给孩子哺乳。
黄二婶排在我的前面，排队的功夫，我自己都觉得好笑，花姑娘在车里探出脑袋朝黄二婶的孩子咦咦哦哦嘟囔着打招呼，黄二婶的孩子在车里探出脑袋朝花姑娘咦咦哦哦的说话，两个小家伙隔着车帮子聊了起来。也许，孩子本身就具有和其他哺乳动物交流沟通的天性，这种天性被成人社会后天的生存方式给磨灭了。就像游泳，本来是人类的天性，可是人长大了反而不会游泳了，除非专门重新学习。黄二婶也感到好笑，抓起花姑娘，跟它的孩子放到了一辆车上，两个小家伙立刻搅成了一团，在独轮车狭小的车厢里你搂我抱的亲热个没够。
这时候洋芋头来了，他是负责维持秩序、监督农民领化肥的。他刚一出现，花姑娘马上扔下黄二婶的孩子，冲着洋芋头恶狠狠地狂吠起来。花姑娘一向只会咦咦哦哦的哼唱，发出真正狗的汪汪吠叫，这是头一次。也就是从这一次开始，花姑娘正式会汪汪了。它那副愤怒的样子让我大为惊叹。它的小尾巴高高的竖将起来，活像屁股后面插了一根警棍。脖子上的毛蓬松直立，两只耳朵也挺立起来，似乎它忽然变成了洋狗。光是吠叫它好像还不过瘾，它攀爬到独轮车用窄木板围拢的车帮上，然后从独轮车上跳了下来，在地上翻了两个跟头之后，朝洋芋头扑了过去，叼住洋芋头的裤脚撕扯着、抓挠着。
洋芋头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搞得莫名其妙。农村的狗天生就不会咬农民，不知道它们是怎么分辨的，可能是凭气味，也可能是凭装束，也可能是气味、装束综合分析的结果，反正，农民和非农民在它们眼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农村狗对诸如我们这些工宣队、城里来的干部、知识青年等等外来人口高度戒备，只要看到就会冲着这些外来人狂吠不已。而对自己的乡亲，那些土生土长的农民，当地狗一般是不会咬的，狗也讲究乡亲情谊。可是，作为农村狗，花姑娘却把土生土长的民兵班长洋芋头当作了敌人，而且是天字第一号敌人，这不但令我意外，更让洋芋头吃惊。
洋芋头本能的抬脚要踢花姑娘，我及时制止了他：“洋芋头，你要是敢踢它，我就踢你。你好赖也是个人，怎么能跟那么小的一个狗狗一般见识呢？”
我制止洋芋头的心理前提是：尽管花姑娘对他恨之入骨，尽管花姑娘竭尽全力想咬他一口解恨，但是，对于幼小的花姑娘来说，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既然花姑娘事实上并没有伤害他的能力，那么，洋芋头也就没必要认真的踢它一脚。因为，花姑娘承受不了洋芋头认真的一脚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农村人讲究打狗看主人，打狗欺主，打谁家的狗，对主人是一种欺辱行为。洋芋头当然不会欺辱我这个工宣队驻队干部，也怕别人真的把他看成和一只小狗一般见识的人，所以没有踢它，骂骂咧咧地问我：“孟同志，这狗坏怂到底咋了？咋见了我跟见了仇人一样，妈妈个日，这么多的人不咬，专咬我呢？”
那会儿我对花姑娘咬洋芋头的事儿还没有经过理性分析，所以我也蒙在鼓里，不知道花姑娘为什么在那么多人堆里独独看着洋芋头不顺眼，跟他就像前世仇人一样。我回答不了洋芋头的问题，黄二婶估计道：“这狗娃子可能前世和洋芋头有仇呢，上一辈子洋芋头保险对花姑娘做下什么亏心事了。”
其他在一旁看热闹的农民纷纷点头：“对着呢，上一辈子洋芋头肯定对人家做了亏心事了。”
无辜的洋芋头不知道上一辈子对花姑娘做过什么亏心事，自然也就对乡亲们的结论无从辩驳，再加上他本来脑子就不灵光，看着脚下大光其火的花姑娘，他自己也懵了。
刚刚经历了大破四旧的我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我从来不相信前世今生那些无聊的、难以自圆其说的迷信。可是，眼下黄二婶的说法却是最能解释花姑娘反常举动的理由。既然我对此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我也就懒得针对黄二婶一个农妇随口杜撰出来的迷信话儿有什么反应。我过去把花姑娘抱回了车上，恐吓它：“不准咬人，再咬就打。”
花姑娘凭狗的本能知道我不认可它对洋芋头施加暴力，也就不再挣扎着往车下跳企图继续撕咬洋芋头，但是却像一个小泼妇吵架一样，仍然对着洋芋头汪汪汪的詈骂不休。一直到我装好化肥，推着它跟在黄二婶后面离开队部，见不到洋芋头之后，它才不再吼叫骂人，可是仍然气呼呼地，小肚皮活像一个皮风箱，忽闪忽闪地剧烈起伏。
到了地头，我把它放到地上，黄二婶也把孩子放到了地上，我们开始给地里施肥。当地农民把这种活不叫“施肥”，而是叫“种化肥”。那个时候化肥比粪肥更加金贵，粪肥可以自己生产，不用花钱，化肥可是花钱也常常搞不到的好东西。所以施化肥的时候农民更加小心翼翼，把化肥袋子先按照等距间隔一袋一袋地卸到地里，然后从解开的化肥袋子里小心翼翼的捧出化肥，一捏一捏地把化肥“种”到庄稼根部，接着再过水，过了水化肥就溶解到地里，可以供庄稼吃了。
因为我干多干少反正也不记工分，又不会向当地农民那样偷化肥，所以我享有充分的自由，跟谁干，在哪一块地里干，都由我自己。黄二婶领化肥的时候跟我排在一起，她下地上工的时候都要背着抱着个吃奶的孩子也让我同情、怜悯，所以拉上化肥以后我就跟在她的身后，帮助她“种”化肥。这样，我“种”化肥的数量和面积都可以算在黄二婶的头上，最终转换成工分值成为她的劳动成果。
我跟黄二婶在地里劳作，花姑娘就跟黄二婶的娃娃在田头玩耍。大概过了两个小时左右，花姑娘忽然汪汪汪的狂吠起来，花姑娘的吠声充满了焦虑和紧张，好像洋芋头来了似的。叫了几声之后它忽然又无声无息了，我抬头一看，田埂上黄二婶的娃娃和花姑娘都不见了。我大吃一惊，叫上黄二婶跑过去查看出了什么事情。田埂后面，黄二婶的孩子爬到了田埂下面的沟渠旁边，沟渠里已经开始放水，因为都在施化肥，从当天晚上开始就要分地块轮着给地里过水，施完化肥如果不及时过水，庄稼就有可能被化肥烧死。灌溉渠是用大石块砌成的，渠沿跟地面齐平，渠水足有一米五深，孩子如果掉进渠里必死无疑。
那条灌溉渠平时是干涸的，只有给地里灌水的时候才会放水，黄二婶把孩子放到田头的时候，水渠还是干的，我们干了大概有一个小时左右，渠水就放下来了。孩子可能就是听到了渠水哗啦啦的流淌声，才被吸引，爬到渠边上来的。我们赶过去的时候，花姑娘已经叫不出声了。孩子的脑袋已经探出了渠沿，可能孩子渴了，清冽的渠水吸引着他朝死亡爬去。而花姑娘正死死咬住孩子的裤腿，拼命朝后面拽，喉头发出低沉的呜咽声，孩子的个头比花姑娘还大，所以花姑娘拽他非常吃力，四条腿颤抖着，尾巴紧紧地夹在裆里，大汗淋漓，气喘吁吁。
我跟黄二婶都吓坏了，如果我们没有及时赶到，一个可能是孩子掉进渠里活活淹死，另一个可能就是孩子和花姑娘一起掉进渠里，花姑娘有活下来的可能，因为它会游泳，虽然肯定它只会狗刨，但是救命绰绰有余，而孩子肯定要被淹死，因为他不会游泳。如果不是花姑娘拼命咬住孩子的裤腿，不等我们赶到，孩子此刻肯定已经成了一具肚腹鼓胀的尸体。
我跟黄二婶猛扑过去，我是小伙子，动作快了半拍，我把孩子和花姑娘一起抱了起来，黄二婶看到我抱起了两个小家伙，浑身瘫软地坐倒在地上……
附近跟我们一起劳作的农民这时候也听到、看到或者感到这边出了什么事情，纷纷赶过来。黄二婶后怕极了，紧紧抱着她的孩子，嗓子嘶哑哆哆嗦嗦地把事情的原委给乡亲们讲述了一遍，乡亲们大为惊叹花姑娘的灵性和勇敢，你过来摸一把，他过来拍一把，把花姑娘羞得直往我的腿弯里钻。
过后，黄二婶不知道从哪里弄了一只小羊羔，杀了之后给花姑娘送来一条大腿，我估计这只羊羔八成是偷的，因为黄二婶家太穷了，根本不可能花钱买一只小羊羔杀来犒赏花姑娘，而她们家自己也从来没有养过小羊羔子。不管是偷的、买的、自己养活的，羊腿的味道都一样。我代表花姑娘接受了羊腿，然后交给李老汉的儿媳妇炖了，我和李老汉吃羊肉喝烧酒，骨头扔给了花姑娘，也算黄二婶一片苦心没有白费。花姑娘当然不知道黄二婶的羊腿是送给它的，我们把好肉吃了，扔给它几根骨头，还把它乐得够呛，把羊骨头藏在桌子下面啃了好几天。
花姑娘勇救黄二婶娃娃的事迹还有一个副产品，那就是花姑娘对洋芋头确立了绝对的优势地位。只要花姑娘见到洋芋头一嚷嚷，不等张口咬他，他拔腿就跑。原来，花姑娘勇救黄二婶孩子的事迹在六号大队传颂开来以后，花姑娘成了乡亲们口口相传的狗英雄，这种舆论趋势为花姑娘敌视洋芋头争取了极有分量的大众支持度。黄二婶不负责任，信口开河说了一句洋芋头上一辈子对花姑娘做过亏心事，所以花姑娘见了他就要咬他的话，随着乡亲们对花姑娘的赞叹而传播开来，农村朴实的乡民们对这种传说极为相信，就连洋芋头自己在心理上也开始有了负罪感和愧疚感，见了花姑娘不是落荒而逃，就是挤出满脸的谄媚，我看了感到十分好笑。
今天，洋芋头是我的客人，不管怎么说，那天晚上他追随指导员顶着狂风到野外找我，这份情意我一辈子也不能忘，借给指导员践行的机会，我要好好答谢一下这个脑袋和洋芋同等质量的民兵班长。
我喝斥花姑娘：“停住，不准叫唤。”
花姑娘显然能够领会我的意思，知道它的行为并不能得到我的支持，服从主人的本能让它忍气吞声的回到我的身边老老实实的趴在了地上。
洋芋头在院子里可怜巴巴的喊我：“孟同志，孟同志……”
我说：“在呢，进来啊。”
洋芋头不敢进来：“我就不进去了，我怕花姑娘咬我呢。”
这就是心理上的自卑造成的恶果，全六号大队的狗们，不论是凶神恶煞吼声震耳体格壮硕的笨狗，还是闷声不吭扑上来就下嘴的狼犬，洋芋头怕过谁？那些狗们早就让洋芋头给收拾得见了他只会摇着尾巴献媚或者夹着尾巴扭头就跑，只有花姑娘可以肆无忌惮的冲着洋芋头撒野。说老实话，后来连我对花姑娘的表现都有点烦了，人家不过就是在初次相见的时候提了那么一个不合理化建议，哪有这么样记仇的，过去这么多日子了，它还念念不忘，揪住不放，看来这家伙也是个犟脾气、拗性子。
花姑娘现如今已经长出了白森森尖利的犬齿，不像到队部领化肥时候小小的牙齿就跟米粒一样，隔着裤子不可能咬伤任何人。现在的花姑娘如果真咬上洋芋头一口，那可是要见血的，还得到公社的卫生员打狂犬疫苗，肯定得我掏钱，所以我也不敢轻易让洋芋头进来，因为我不是花姑娘，不知道它心里的真实想法，如果它抽冷子对洋芋头下嘴，最终还得我承担一切后果，所以我下地出门，把花姑娘关在了屋里。
洋芋头肩上背着那支形影不离的半自动步枪，两只手袖在袖筒里，天气早已经暖和了，可是经过一个冬天他已经习惯了这个动作，一下子还改不过来，这种缩头缩脑的样子，让他看上去不像武装民兵，倒象电影上的还乡团。
他朝我身后瞄了又瞄：“花姑娘在里头呢？”
我说：“在里头关着呢，不管它，其他的人呢？”
我指的是那天晚上跟他一起到外面找我的民兵，洋芋头不屑地晃晃脑袋说：“管球他们，都不在。”
我喊李老汉：“李老汉，我叫你把那几个人都叫上，你咋只叫了个洋芋头啊？”
李老汉从屋里出来：“我给洋芋头说了么，让他把那几个人叫上，哎，洋芋头，我是不是给你说了？你咋没把那几个叫上呢？”
洋芋头支支吾吾：“都忙着呢，不管他们了。”
我暗暗好笑，这家伙是想吃独食，不想叫那几个民兵过来，他想吃独食，我却不能任他吃独食，我得一次性答谢那几个民兵，不然我老欠着人家一笔人情，心里总得放件事情挺不舒服的。我对李老汉说：“不成，都要叫上，特别是芦花嫂的男人，咋还没来？”
李老汉连连答应着又跑去叫人了。我回到屋里，把从县城买的烟、酒拎出来，花姑娘想趁机也跑出来，我连忙用门把它堵到了屋里，它无奈的在屋子里面支支吾吾的发牢骚，还用狗爪子挠门，我没搭理它。狗和人一样，不管有再大的功劳都不能惯着它，一惯肯定就要学坏。
我把烟拆开，扔给洋芋头一包：“拿着抽，我们进屋等着去。”
洋芋头难得的有了点赧颜：“还是我去叫他们吧。”
我说：“算了，李老汉已经去了，我们坐下等。”
和洋芋头这样的苕货我也没什么话说，两个人就呆呆地坐在李老汉的炕上，边抽烟边等着客人。
曾经和洋芋头在刮大黑风那天晚上找我的另外两个民也来了，我对他们跟对洋芋头同等对待，每人先发一盒烟，把这两个哥们哄得兴高采烈。李老汉的儿媳妇也把热好的炒菜、猪头肉和他们自家的炒鸡蛋、凉拌嫩菠菜端了上来，我不是那种没心没肺没有良心的人，可是这会儿面对着这么多美食，我确实把因为想我而饿了一整天的花姑娘扔到了脑后。我心里只盼着指导员这位主客赶紧过来，只盼着赶紧能够痛痛快快地和这几位曾经到大风沙里营救过我的民兵喝一通。
我们有一搭没一搭的说着闲话，心思都在炕桌上，面对那一桌美食和瓶装好酒，我们每一个人对别人都心不在焉。李老汉急匆匆地跑了进来，我们异口同声地问他：“芦花嫂子的男人呢？”
李老汉跑得面红耳赤，说话也气喘吁吁：“不好了，来不成了，芦花婆娘不知道咋了，她男人正要送他到公社卫生院去呢。”
我连忙问：“咋了？”
李老汉：“我也说不成，不知道咋了，反正病得急得很，她男人到队里套车去了。”
芦花嫂在队里人缘很好，平常嘻嘻哈哈的见了谁都是一副天生的笑脸。她男人，那个海防前线的指导员人缘也很好，虽然在部队当官，可是回到老家却一点架子也没有，除了懒一点不太下地干活，见了谁也是和颜悦色，不掏烟不说话，如果谁家有了什么事儿，求到他，不管他能不能办得了，从来也不说个不字。所以听到芦花嫂突然得了急病，我们谁也不好意思守着这桌饭菜流连忘返，纷纷下地要过去帮忙。农村就有这个好处，村民们经常会因为谁家的猪钻到谁家的圈里偷着吃屎，谁家的鸡跑到谁家的院子偷吃人家的鸡食，谁家的狗冲谁家的孩子汪汪把人家的孩子吓哭了等等这些小事磕磕碰碰。可是真遇到事儿，比方谁家有人病了要往公社卫生院送、谁家盖房子需要劳力、谁家娶亲嫁女、谁家死了人处理丧事……等等之类需要群体支持的活动，村里的人不管有没有专门去请，只要知道了，都会主动跑去帮忙。
我们几个从炕上出溜下来，洋芋头瞅空子在菜盘子里抓了一捏炒肝尖塞进嘴里，其他人没有他那么寡廉鲜耻，虽然肚子都饿得咕咕叫，对炕桌上的美食馋涎欲滴，可是一旦听到芦花嫂需要紧急救助，谁也没有再看炕桌上的酒菜一眼，急匆匆地朝门外跑。
花姑娘守在门口，不知道她是用什么办法从我们的屋里跑出来的，我当时也顾不上它了，跟着洋芋头几个人急匆匆出门，它倒也懂事，好像明白我们的事情用不着它，没有跟着我们朝外面跑，站在院门边上目送我们离开。出门的时候我听到李老汉大声吩咐儿媳妇：“花叶子，桌上的酒菜收了，等我们回来热一下还要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