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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花姑娘相识，是我遇到大黑风的那个晚上。大黑风其实就是现在的沙尘暴，那个年头沙尘暴这个名词还没有成为流行语，我们和当地的农民都把沙尘暴叫大黑风。那场大黑风刮得我晕头转向，险些命丧荒野，至今想起来，那种灵魂出窍、惊心动魄的感觉仍然历历在目、令人惊悸。就是在那个晚上，我遇到了花姑娘。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下乡了。知识青年下乡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下乡是教育贫下中农。我是作为工宣队成员下乡的，我十六岁当了工人，成了工人阶级，十八岁工厂组织工宣队下乡教育贫下中农，向贫下中农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革命路线。下农村没人爱去，厂里就拿我充了个数，期限两年，工资、劳保一切待遇不变，中途可以回家探亲一个月。我们工宣队的队部在公社，我是驻队干部，住在五号大队六号生产队。
我们是工宣队，主要工作就是向农民卖嘴皮子，这是队长驴拐拐对我们的评价。虽然是工宣队，在卖嘴皮子的闲暇，我们也要参加一些农民的生产活动，以表示我们深入生产劳动第一线，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我曾经参加过运肥撒粪，那是一个令人茶饭不香的劳动过程。首先，要把人的大小便经过发酵后称为肥料的东西用独轮车从茅厕运到地里，再用手抓着一把一把称之为肥料的粪便，像城里人给煎鸡蛋上洒白糖一样，细致均匀的撒到犁开的垄沟里。干完这个活儿，一般情况下，我会两三天食欲不振，尽管那个时候“没有大粪臭哪有五谷香”的说法广泛传播，可是大粪终究是大粪，五谷终究是五谷，谁也不会因为五谷和大粪之间存在那种辩证关系，就直接吃大粪去。每到撒完大粪，轮到我上谁家吃派饭，那家农民就乐不可支，因为我根本吃不了什么东西，还得照样给他们交一块钱。
刮大黑风的那天上午，天空蓝汪汪的活像捏一把就能挤出水来，几朵半透明、白花花的云朵漂浮在天际让人想起大海上的白帆。那天的温度也是早春季节难得的温馨，远处的田野冬小麦的嫩芽已经染绿了大地，田间地头的杨柳树梢也挂上了鹅黄。头天晚上，我从公社接受了给农民宣讲马列主义的任务，开夜车把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宣讲稿看了一遍，第二天一大早就从公社急匆匆地往回赶。公社离六号生产队有十来里路，那天刚好碰上队里种豌豆，我赶到的时候，已经到了田间休息的时间。按照工宣队的安排，我要利用田间休息的时间，给农民们宣讲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一部分。在这之前，我们已经给农民讲过《共产党宣言》，当听到“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这样的句子，农民们瞪大了眼睛张大了嘴，我停下，问他们怎么了，他们的回答让我啼笑皆非，有文化的说，马克思和恩格斯胆子咋那么大，敢把共产主义说成是幽灵。没文化的告诉我，他们以为我给他们念的是一个姓马的人讲的鬼故事。根据计划，这一阶段的学习任务是宣讲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现在想起来真是荒唐，给农民讲恩格斯，而且是讲《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样连我自己都不太明白的高深理论，真的是太滑稽了。当时正是种豌豆的季节，农民的心思都在多种几穴豌豆，多挣几个工分上面，哪有心思听我告诉他们家庭、私有制和国家是怎么来的这种在他们看来简单到用不着思考的问题。
队长驴拐拐是一个看上去六十来岁，实际上才五十来岁的农民，当时他就说：“家庭么，就是娶个媳妇，日下几个娃娃传宗接代，养活几口猪、一窝子鸡过日子，就这么个事情还麻烦革命导师写这么厚一本书啊？”
一个回乡知青更有学问，恩格斯用十多万字论述的复杂问题他一句话就总结概括了：“男人女人生娃娃就是家庭，家庭繁衍的人口多了，就得分家，分出来的家庭多了，就是社会，社会大了就是国家。”
听到恩格斯在书里论述道：“亚利安人和闪米特人这两个人种的比较好的发展，或许应归功于他们的丰富的肉乳食物，特别是这种食物对于儿童发育的优良影响……专以植物为食的新墨西哥的普韦部落印第安人，他们的脑子比那些处于野蛮时代低级阶段而吃肉类和鱼类较多的印第安人的脑子要小些”，队长驴拐拐居然听懂了意思，却也听得实在不耐，说了一声：“这谁都懂，有好吃的谁不会吃，天天吃好的身体自然就好，脑子也聪明，干活了。”当时他那副表情，如果不是看恩格斯是革命导师，对革命导师出言不逊会被打成反革命，肯定会喷出“废话”两个字。
响应驴拐拐的号召，农民们应声而起，纷纷跑到田里抢种豌豆，不再搭理我，我也只好跟着他们蹲到地里种豌豆。其实，我一个刚刚上班两年的青年工人能懂得什么马克思恩格斯，也根本不具备给贫下中农上政治课的水平，我们不过是拿了上面印好统一下发的宣讲稿照本宣科而已。
豌豆种在地垄上，麦子种在垄沟里，这叫套种。种豌豆使用的工具是一种上宽下窄圆锥体的石臼，体积有拳头大小。石臼的上面安着一个木把，人握着木把，用石臼在田垄上夯砸碾压出一个个拳头大的穴，然后捏一小撮粪肥，就像外国人喝咖啡加糖一样，把粪肥洒进穴中，然后把两三株豌豆苗插进穴里，然后再用土掩埋起来。农民们顺着田垄排成横排，手快的一个人管三四条田垄，手慢的一个人也能管一两条田垄。我属于手慢的，只管一条田垄。管的田垄越多，工分越高，我反正用不着他们记工分，管几道田垄也没人过问。
紧挨着我的是芦花嫂，一个长得很甜美的村妇，并不是因为她长得甜美，我才有意跟她挨在一起种豌豆，而是因为今天中午轮到我去她家吃派饭，事先跟将给你做饭吃的人联络联络感情总没有坏处。芦花嫂属于军用物资，根据国家法律谁动了谁就犯法，所以尽管我那个年龄正是春潮泛滥的时候，却对芦花嫂一点也不敢有邪念。跟她挨着，除了想取得好感中午吃好一点之外，还有的仅仅是人类对美好事物本能的亲近感而已。况且，这两天刚好她丈夫，一个远在厦门海防前线的部队指导员回来探亲，芦花嫂被滋润得喜气洋洋、满面桃花、眼若春水，也不会把我这个半大小子工宣队员看在眼里放在话下。
那种蹲在地上的活男人最不适合，干了一会儿腰酸腿疼，就想偷懒，我站起来，伸胳膊蹬腿的活动了一番，然后坐了下来，掏出一盒百花烟，准备享受劳作后的舒服。眼尖的农民见了纷纷放下手里的石臼子凑过来，我也就给身边的农民每人发了一支烟。我是拿工资的工人，他们是挣工分的农民，依群体划分，我们之间代表了城乡差别，依个体划分，我们之间的收入差距跟现如今的百万富翁和打工仔差不多，按照公平法则，这种情况下，大家理所当然要抽我的血。我那个时候才十八岁，单身汉的日子还长得很，根本用不着为居家过日子担忧，所以也根本不会计较谁多抽了我一根烟。
四癞子论辈分勉强算得上芦花嫂的小叔子，给芦花嫂献殷勤：“嫂子，孟同志的烟好得很，比黄烟香，抽一支解解乏。”
这里的农民都把我叫孟同志，因为我姓孟，是工宣队的工作人员。
芦花嫂乜斜了他一眼：“滚远点，你哥这几天回来了，抽了那东西嘴里有味道，夜里不上来。”
当地的风俗，小叔子跟嫂子开玩笑逗趣，怎么做也不过分。大伯子跟弟媳妇多说两句话都是犯忌的。按照这个逻辑，兄弟之间，婚前当哥占便宜，婚后当弟弟的就占便宜了。
四癞子打蛇顺杆上：“没事，我哥不上我上，保险比我哥还管用。”
芦花嫂本来不愿意招惹他，知道跟他混缠下去不会有什么好话出来，便不再搭理他。旁边一个婆娘，我记得好像是我的房东李老汉的儿媳妇，看着自己的手说：“这木把子把人的手磨得疼得很。”
芦花嫂也说了一句：“就是的，我的手都磨起泡了。”
种豌豆这种活费的就是两只手，石头和木头同肉做的手长时间紧密摩擦，结果可想而知。我的手上也打了泡，只不过我是男的，不好意思说而已。
四癞子听到芦花嫂和房东媳妇的话，马上又插嘴：“嫂子，我哥回来了，你那个东西天天磨夜夜磨起泡了没有？”
这一下芦花嫂和房东媳妇再也忍受不了了，两个婆娘扑将过去就地把二癞子按倒，招呼另外的婆娘们：“四癞子说他比我们家那口子还管用，你们都过来看看，到底管用不管用。”
其他婆娘应声而起，一窝蜂的扑将过来，将二癞子团团围住，片刻就把四癞子的裤子裤衩衣裳都扒了，四癞子的裤子裤衩衣裳被女人们扔出了人圈子，女人堆里，四癞子痛苦的哀号起来：“饶命啊，饶命啊，疼死了……”
嘻嘻哈哈的笑声中，婆娘们散了，狼狈不堪的四癞子像一条褪了毛的狗蹲在地上，两手交叉抱肩，好像他是女人，遇到这种情况本能的要拯救乳房，两腿紧紧夹住胯间的那个蜷缩成一根小辣椒的物件，脚边散落着几缕黑色的毛。
四癞子哀哀告饶：“好嫂子呢，好婶子们呢，把裤子给我，把裤子给我，一会还要干活呢。”
婆娘们哈哈大笑，放肆的讥嘲着四癞子：“你看你那个东西，就跟小蛤蟆咕嘟一样，还想占老娘的便宜呢……”、“四癞子，站起来走两步，让嫂子看看你的家底子够不够分量……”、“四癞子……”
其他男人们便在一旁起哄，有的自告奋勇要亮出家底让婆娘们评判，有的鼓励二癞子勇敢地站起来，亮出你的命根子，空空荡荡，有的笑骂婆娘们太泼辣……
伴随着混闹是让人上不来气的狂笑……初春的田野上，野性的朴实，纯洁的放肆，毫无邪念的下流，绞缠着，融合着，飘荡着，为辛勤的劳作和枯燥的日子平添了许多灿烂。
队长驴拐拐过来了，臭骂婆娘们：“杂巴怂婆娘，妈妈个日，不好好干活胡扯乱闹啥呢？把裤子给四癞子，都干活去，今天不把这一片地的豌豆苗种上，不准收工。”
转眼看到匆匆忙忙套裤子的四癞子，队长朴哧笑了：“这些杂巴怂婆娘，咋把四癞子的毛都给薅光了，妈妈个日，那是人毛，又不是羊毛，薅下来也捻不成毛线织不成袜子。”
婆娘们一般尽量避免跟队长正面冲突，队长掌握着她们的工分，听了队长的詈骂，婆娘们嬉皮笑脸的干活去了，四癞子手忙脚乱的套上了裤子，嬉皮笑脸的凑到妇女们跟前：“嫂子，婶子，你手重心狠，把我的毛都薅光了。”
没人搭理他，他便也老老实实的干起活来。
这时候丰乳肥臀的泼辣婆娘黄二婶急惶惶的从村里跑了过来，随着奔跑的步伐，一双山峁一样的大乳子在衣衫里上下左右跳荡着，让人怀疑她刚刚偷了队里的两只羊羔揣到了怀里。队长驴拐拐板着脸骂她：“妈妈个日，杂巴怂这一会工夫又跑回去干啥去了？偷懒躲闲去了还是偷汉去了？赶紧干活去，今天扣你两分工。”
黄二婶申辩：“我去给娃娃喂了个奶么，咋了，犯了国法还是犯了家法？”
驴拐拐不耐烦地骂她：“哪来那么多话？妈妈个日，赶紧干活，今天不把这一片豌豆苗种完不准再给娃娃喂奶。”
骂人，是农村所有队长和队里所有能称得上干部的人管理农民的主要手段，并不是驴拐拐的独创。对着农民随意破口大骂，并不表明驴拐拐比别的队长更坏或者更好。
黄二婶论辈分是驴拐拐拐了八九道弯的婶子，队长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不留情面，黄二婶怎么也忍受不了。尤其是队长公然宣布要扣她两分工，黄二婶更加肉疼，忍不住翻脸回骂：“妈妈个日的驴拐拐，你也是你娘奶大的，我给娃娃喂奶犯啥法了？杂巴怂又是骂又是罚的，我不给娃娃喂奶给你喂吗？”
旁边不知道哪家婆娘火上加油：“对，就给驴拐拐喂。”
军属芦花嫂有部队的指导员寄工资，又有公社挂的光荣军属的牌子，不怕队长扣工分，趁队长的注意力集中在黄二婶身上的时候，不声不响来到队长身后，抡起装豆苗的麻袋，兜头把驴拐拐的脑袋给包了。驴拐拐还没明白过来，黄二婶和一帮婆娘扑了过来，将队长按倒在地，几个女人按住了驴拐拐，剥蚕茧一样把套在驴拐拐脑袋上的麻袋退下来，怂恿黄二婶：“给这杂巴怂喂奶，给这杂巴怂喂奶……”
黄二婶是个生过三四个孩子的老婆娘，哪里会在乎当众给人喂奶？当即撩起衣襟，亮出庞大肥硕的奶子，在男人们的齐声喝彩中，将奶头对准了驴拐拐的嘴。驴拐拐的脑袋东扭西撇的躲避着那个黑紫色跟一颗大枣一样的奶头，其他的婆娘们有的揪住他的耳朵，有的死死的按住他的脑袋，还有一个婆娘捏住了他的鼻子、掐住了他的腮帮子。队长的嘴被迫张开了，黄二婶白花花的奶水小孩撒出的尿一样源源不断的灌进了队长的嘴里……
队长眼角挤出了浑浊的泪水，说不清是憋的，气的，还是委屈的，但是他确实真的流泪了。一个长得像六十岁，实际上五十岁的男人，平日里威风凛凛想骂谁骂谁、可以随时抱着麦克风冲全村人嚷嚷、拥有扣工分大权的队长，在众目睽睽之下被人如此这般的撮弄、戏耍，脸面、心理、精神、肉体……受到的摧残是全方位的。可怜的队长阔别五十多年之后，又品尝了女人那腥嗥嗥寡甜寡甜的奶水味儿，真不知道是他的幸运还是他的不幸。
黄二婶仅仅挤干了一只巨乳里的存货，队长的嘴角就已经冒白沫子了，女人们这才放开队长，一哄而散。队长慢腾腾的站起来，茫然地看着四周，仿佛大梦初醒，然后用粗糙的大手擦抹着嘴角、脸上的奶水，嘴里喃喃骂着“杂巴怂妈妈个日……”垂头丧气的朝村里走去。
那天上工的时候碰上了这么几茬事儿，热闹特别多，干扰也特别多，再加上后来队长让黄二婶给欺负跑了，没了现场监工，所以上午的活干得不好，远远没有完成计划。晌午收工的时候，我到芦花嫂家里吃派饭。芦花嫂长得好看，做饭据说也很好吃，说到卫生，那可就太不敢恭维了。她好心好意的要给我做猫耳朵吃，这种中间薄四面厚的小面疙瘩叫毛耳朵，也叫麻舌子，是用大拇指搓出来的一种面食，下到锅里煮熟后可以炒成面疙瘩，也可以调上汤料连汤带面一起吃。
农村妇女比男人辛苦得多，跟男人一样下地干活挣工分，男人收工了爬上炕头抽着黄烟等饭吃，女人则要点火生炉子做饭给男人吃。芦花嫂的丈夫从部队回来探亲，在家呆着没啥事干，除了挑两担水、清清圈，既不会下地帮芦花嫂干活挣工分，也不会在家里给芦花嫂做饭，就那么窝在炕上抽着当地流行的黄烟干耗着等着芦花嫂回来给他做一口吃的。
我的到来让那位指导员兴奋不已，他认为有了可以等量级对话的人，兴冲冲的把我让到炕上，递过烟锅子让我抽烟。当地农民抽的黄烟实际上就是内地农民抽的水烟，他们不用水烟袋，而是用一种特制的旱烟袋。那种旱烟袋的杆子来路不凡，高级的是用老鹰的翅膀骨做成的，一般的是用羊羔子的腿膀骨做成的。烟锅子很小，只有内地农民旱烟袋上的烟锅子的四分之一大小，跟小拇指一样。烟锅子的用料也有讲究，高级的是银质的，中级的是铜质的，最低级的是铁质的。指导员的烟杆子是高级的，正宗的老鹰翅膀骨，烟嘴子和烟锅子却是铜质子弹壳做的。他专门向我解释：当兵的么，就要用子弹壳。
抽黄烟很麻烦，一锅只能装香烟头那么大小，咂两口就烧透了，然后“噗”的一声把烟屎吹出来，再剜上一小疙瘩黄烟装进烟锅，按扎实了，接着抽两口，再“噗”的一声吹出来，循环往复。家家农户家里的地上满地都是抽过的黄烟屎，家家屋子里都弥漫着辛辣的黄烟味道。黄烟很硬，很冲，抽起来烈如枪药，像我这种瘾头的人，根本不敢往肺里吸，所以我一般不抽那种烟。我估计农民也不一定喜欢抽那种烟，抽，那是没办法，劲大，过瘾，还省钱。
我谢绝了指导员的黄烟，给他敬上了一颗“百花”香烟，他也谢绝了：“到了老家就要抽老家的烟，回部队了买不上黄烟，我才抽纸烟。”
这时候我注意到，芦花嫂已经动手开始准备做饭了。她系上了围裙，从水缸里舀了一瓢水，喝了一大口，并没有咽下去，在嘴里咕嘟咕嘟的漱口，然后把嘴当成水龙头，将漱过嘴的水吐在手上，两只手相互搓来搓去，就那样用刚刚漱过口的水搓了搓手就算洗过手了。我想起了我们刚刚干过的农活，我们在一起干活，一起用手抓了粪肥往豌豆苗穴里撒，尽管那种经过发酵晾晒并且掺上了熟土的粪肥已经非常干燥并不沾手，可是那也终究是大粪做的啊……而且，她的手还揪过四癞子毛的手，就这样简单处理一下然后给我们做猫耳朵、麻舌子，我不敢想象我怎么样才能吞咽下去。
我当时脸上的表情肯定非常古怪，引起了指导员的关注，指导员马上明白我脸上的符号是什么意思，指责芦花嫂：“哎，你这个人，也太不讲究了，又不是没水，我把水缸挑得满满地，你就不能舀上一盆水，把手好好的洗一下。”
芦花嫂犟嘴：“出去了几天还讲究得不成了，一水为净么，孟同志都不嫌，你倒还嫌起来了。”
指导员用事实教育她：“我们这个地方的人哪，就是不讲究，不卫生，我在厦门，那里的人天天都洗澡……”
芦花嫂批判他：“天天都洗澡，那还不把皮都搓脱了，说那废话，我要是守着大海，我也天天洗去。孟同志，你说我这样算不算洗手了？”
这是我避免吃大粪和四癞子跨裆污垢的最后一次机会，我抓住机会连忙表态：“指导员说得对，卫生还是应该讲的，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饭前便后要洗手，病从口入么。”
芦花嫂听到连毛主席都教导她要讲究卫生，而且我也暗示她刚才那种洗法不达标，只好又从水缸里舀了一盆水，还从不知道什么地方找出来一块肥皂，嘴里唠唠叨叨地说：“城里人毛病就是多，你在厦门也学坏了，你是不是也天天洗澡呢？我咋没见你回来洗上一回澡呢？”
唠叨归唠叨，芦花嫂总算认真地把手洗了一遍，让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指导员这时候又下了指示：“弄两个小菜，我跟孟同志喝两杯。”
芦花嫂没吭声，很快一盘炒鸡蛋、一盘蒜拌苦苦菜摆到了桌上，还有一塑料桶散装青稞酒。
指导员跟我喝了起来，我其实并不能喝酒，指导员其实也并不能喝酒，这顿酒其实是我们俩装模作样，有点像小孩子过家家，他要装成一家之主待客，我也要装成成熟的驻队干部。我们喝着，芦花嫂就开始做她的猫耳朵。她把面板、和好的面团统统搬到了炕头上，一边搓猫耳朵，一边听我跟她丈夫聊天说话。
芦花嫂的丈夫是东南海防前线的军官，那个年代两岸还处于战争状态，双方按照不成文的规矩每天都要朝对方放几炮，以此向世人宣示对对方拥有统治权。虽然并没有发生真正的战争，可是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和平内地的人来说，那每天隆隆打炮的海防前线是非常神秘、危险的地方，对那里充满了好奇、向往。芦花嫂的丈夫不愧是做思想政治工作的指导员，那张嘴真能侃，真的假的反正也没有办法核实，我让他侃得云山雾罩，那些半真半假的抓特务，摸舌头，两岸军民用大喇叭、气球、风筝以及一切可以传递信息的方式互相骂仗的事儿听得我如痴如醉。蛙人、空飘、特嫌、坑道……等等诸如此类的词儿让这位坐在自家炕头上跟我喝着青稞老白干的指导员顿时变得神奇、高大起来。可惜，当我无意间瞥到正在给我们做饭的芦花嫂的时候，指导员那些所有令我神魂颠倒的故事都变得黯然失色了，芦花嫂作猫耳朵的操作方式让我瞠目结舌。
她，这个长相甜美，一笑两只眼睛活像两个小月牙一样的女人，居然把裤腿卷到了膝盖以上，露出了比面粉还白的小腿肚子。小腿肚子下面就是面板和面盆，面板上是切好的小面丁，这是猫耳朵的半成品，面盆里是成品。她用左右两手的大拇指，把自己的腿膀子当成了垫板，活像我们洗澡的时候搓腿上的污垢一样，在那白生生的腿膀子上搓猫耳朵。她得动作娴熟飞快，猫耳朵活像一颗颗硕大的垢痂（当地人对从身上搓下来的污垢的称呼）纷纷掉落到她腿下面的面盆里。
虽然她的腿很白，肌肉细腻的几乎看不出纹理，但是我却知道，作为北方农村妇女，她们很少洗澡。比较讲卫生的可能会在晚上洗洗腿脚，我不知道芦花嫂是不是属于讲卫生，每天晚上洗腿脚的那拨人。但是，即便她每天晚上洗腿脚，即便她的腿雪白无瑕，腿上也肯定有汗毛、褪下来的皮屑，以及看着没有实际上存在的污垢等等，而这些宝贝肯定都会被她搓进猫耳朵里……
我犯难了，我实在不好意思在这个时候逃跑，更不敢想象如果她把煮熟的猫耳朵给我端上来，我该怎么下咽。指导员不善酒，跟我碰了两次杯就已经昏头胀脑，面红耳赤，口无遮拦，滔滔不绝，陷入了自我意识膨胀的境界，对外界的反应迟钝了很多，根本就没有注意到我的眼睛正在干什么，脸上正在表达多么恐惧的神情。他一个劲劝我喝酒，并且跟我吹牛他在厦门和老百姓的联欢会上，喝酒的时候一个人放翻了一桌厦门人……
就在这个时候，生产队的高音大喇叭响了，队长驴拐拐那嘶哑刺耳有如裂竹的声音活像锥子刺进了我的耳朵：“杂巴怂妈妈个日的黄二婆娘，公开破坏抓革命促生产，所有社员马上到队部集合，开杂巴怂黄二婆娘的批斗会。”
我还没有吃饭，但是我仍然非常感激队长驴拐拐这非常及时的会议通知，一顿饭不吃不要紧，如果吃进去了芦花嫂在小腿子上搓出来的猫耳朵，那才是让我终身作呕的倒霉事儿。我连忙起身，匆匆告辞：“队长招呼呢，我得赶紧过去看看。”
指导员挽留我：“饭马上就好了，吃了再走么。”
我心说：你老婆小腿肚子上搓出来的猫耳朵还是留着你自己享用吧，嘴上客气：“不吃了，队里也没有研究，队长咋能随便开人的批斗会呢，我得赶紧过去看看他发什么疯呢。”
芦花嫂也挽留我：“孟同志，队长从小就是个驴拐拐，不用理他，吃饭，马上我就下锅了。”
我像逃窜一样冲出那间砖瓦房，扔下一句：“今天不吃了，改日再说吧。”
出了芦花嫂家的院子，我有了如遇大赦的庆幸，我深深地吸进正午时分农村夹杂着柴灰味道的清新空气，然后缓缓再从肺腑深处呼出来，似乎经过这样的新陈代谢，传说中做饭很好吃的芦花嫂那滑稽戏一样的操作过程留在我脑子里、心里的阴影也一起被置换了出来。
这个时候，我看见了黄二婶，那个刚刚给队长驴拐拐喂过奶的泼辣婆娘被三五个民兵扭着朝生产队部拥去，黄二婶披头散发，一路上吵吵嚷嚷，詈骂不休，民兵们横眉怒目，一边推着她朝队部走，一边偷偷摸摸的在她身上抠抠掐掐的占便宜。我连忙追了过去，当时我并没有想到这件村妇们和队长在田野里闹腾的荒诞戏会彻底破坏了我跟队长驴拐拐之间的和谐关系，并且最终为我成为逃犯买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