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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鸦片战争结束后十年，中国大地爆发了太平天国农民运动。
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使世界窥见了它的一角。因此，从世界大文化视角辐射，太平天国必然会引起欧美各国的惊奇和关注。当时，无论是欧美各国舆论或是其驻华使馆的官员们，都对太平天国的兴起和行为表示了兴趣。在太平天国建都南京后，就先后竞相前来访问，认识这个也打着信仰上帝旗号的东方王国，其实质却是为着寻找认同点，企图利用太平天国来扩大对中国的侵略。
然而，当他们发觉太平天国所信奉的是另一个“上帝”后，失望了，由失望而转化为最终的干涉和破坏。
太平天国确实涂抹有西方文化色彩。洪秀全是在广东沿海开始寻找西方真理的。经他创作和改造出现了中国化的，即糅和有传统儒家文化的“上帝”。
但他要开花结果，要让自己那套理论能武装群众，还得行走千百里到广西山沟里作拜上帝会的组织建设，组织武装斗争，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
拜上帝会是东西方文化碰撞的产物。在它的基础上建立了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是洪秀全等人高举反清大旗，打着人们千百年来所向往的“太平”和“天国”的理念而建立的。
太平天国主体仍是农民。没有农民，就闹不了这场席卷关内十八个省的太平天国运动。
在洪秀全等领导下，由汉族和壮、瑶、苗等族参加的太平天国，没有像当时广西和其他地区的各家造反派，如打着“替天行道”的天地会那般固步自封，就地活动，而是踏着大步从广西山区杀了出来。从穷山僻谷，行程万里，来到了富甲天下的东南半壁，并在四百年前大明朱元璋建都的南京，建立了自己的“小天堂”——天京。
这时相隔金田起义，正好是八百天。
初期的太平天国军队将士，精忠报国，斩妖驱魔，有坚定的立场，鲜明的旗帜，表现了很强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堪称是众志成城，无坚不摧。开始时，它的人数并不多，金田团营时，全部人员估计是二万，作战人员仅五六千众。到南京后，全部人员达五十万，其中有十万战斗员。尔后几年，依靠这支力量东征、北伐和西征，攻城掠地，斩将搴旗，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登高一呼群山应。太平天国的凯歌行进，关内十八省各民族多有响应，一时间烟尘四起，此起彼伏。
这是近代中国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
它也是中华二千年中几百次农民造反派价值观和文化思维的集中表现和沉积。
太平天国在政权、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建设上都为中国历史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轨迹。
太平天国的一大特征是政教合一、军政合一。以天王为正、东王为副的天朝，处处说天谈天，借天行事。天王代天父做梦，东王代天父传言。鼓吹：天下多男子，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行。可实际却是上下分明，等级森严，处处不平等。建都天京后，越来越显示出官阶越高越有特权的倾向，用官本位来保证既得利益。太平天国没有平等，农耕社会家长制体系也不可能有平等。且不说其他，单说听戏、喝酒这种日常助兴活动，上层就不受此限，而下层却受严禁，甚至要掉脑袋的。
在太平天国，人人须拜上帝，敬上帝，要定期做礼拜，富有宗教色彩。各级官员，即使不识字的也能向下层“讲道理”，农耕社会从来就是秉承官越大理越多的霸俗。小官的“讲道理”，是从大官处批发来的。所以上帝是真理，天王、东王是真理的化身、代言人。天国后期，洪秀全多次谈到“主是朕做，军师也是朕做”，为抬高本家兄弟子侄的地位，他还特地颁布红头文件《朝天朝主图》，旨在让全军全民知道其家族势力的不可动摇。这份类似梁山泊好汉忠义堂上的座次表，将洪氏家族，包括王长兄洪仁发、襁褓中的婴儿、天王的两位娃娃驸马，都排列在元老级干部冯云山、石达开和李秀成等前面。他们靠的是什么？靠的是血浓于水，因与天王血脉相通，自然就接近天王，那么也就较他人更靠近上帝和真理了。这些人虽不懂治政，治政一团糟；也不会带兵打仗，但对吹吹拍拍，借宗教来摆弄“讲道理”的游戏却是十分拿手。洪仁发、洪仁达那肉麻不堪的《王长次兄亲目亲耳共证福音书》竟是大量刻印颁布的必读书籍。
洪秀全和前期的杨秀清名义上都是靠上帝的宗教来统治、支配太平天国的，正是：天大地大教权最大。开始，杨秀清独掌教权。他借上帝命令洪秀全，甚至包括洪秀全打了某个小妻，或某个小妻不听话，他都要管；就连洪秀全那未编上号的妻子朱九妹姐妹俩被他相中，天王也得乖乖的将之送进东王府，如此等等，包括后期天王重圆其天父梦，都是凭借虚渺的“上帝”。一个国家，一个政权，在缺乏文化和科学时，是能跳出一些所谓的绝对权威来领导万千愚民的。可是要靠这些胡说八道的言语来指挥一切，可能做得好么？
太平天国的文化建设很创新，但并非是科学的。
以洪秀全为代表的不第秀才、半知识分子，见于当年仕途失意，故而以一种非正常的心理来对待对文化典籍，对传统文化始终持有扭曲的失衡心态。他们把文化典籍一概贬之为“妖书”。家藏“妖书”、翻阅“妖书”是犯天条的。他们每到一处，那儿的知识分子就倒霉了，搜书毁书，还殃及很多珍贵文物。当年秦始皇焚书时，对于医卜、植树等属于自然科学范畴的书是允许保存和流通的。太平天国真堪称是完全、彻底了。
其实，识字程度不高的太平天国农民，未必热衷于焚书，要焚书的应是洪秀全等知识群，这些人最恨“清流”。他们也学八股取士的科举，还设立了国家级编辑、出版机构，如“删书衙”、“镌刻衙”删改文化典籍、颁刻天王著述和红头文件汇编。多数知识分子的功能，只是充当写布告、看公文或者记帐的“书手”、“先生”，招之须来，挥之即去。以致李秀成也承认太平天国“无读书人”，可见太平天国的文化建设是不成功的。
太平天国也搞经济建设。
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与商品流通经常发生碰撞和冲突，由此产生“抑商”现象。太平天国干脆利落地取消私家商店、手工业作坊。忽如一夜春风，一觉醒来，第二天所有的店铺都嬗变为天王所有的官办行业，并由天朝派出的各级官员按军队编制管理。它也按行业主次、大小定行政级别，如典天袍、典天鱼是职同指挥，典天鸟、典钟表职同监军。
三百六十行，行行都有官，这是一大创举。当时有文人挖苦说：“满朝文武三百六十行全”。
这些行业包揽全军全民衣食住行。当然，最主要的仍是为天王和高级官员服务。有的行业尤为吃香，如帽袍、印章、金匠、泥水匠及木工，因为都与政权组织和奢侈排场有关系。太平天国很讲究官印，有金印银印木印，官越大印也越长越阔。官印通常随身携带，是最可信的身份凭证。太平天国官多兵少，无印之人是很少的。封了官的要刻，升了官的要换印，弄得雕刻衙和金匠衙忙得个不亦乐乎。据说东王有天心血来潮，封了几百位恩赏丞相。太平天国到后期时丞相多如牛毛，一个五百人的营至少就有十个编号丞相，但官印还是要的；而晚期封王几千，按例要颁发银印，因而金匠衙也是够忙碌的。但见存的太平天国文物，却没有金印银印，显然是在失败后被敌人熔化据为己有了。
民以食为天。太平天国很大的问题就是粮食，尤其是天京城里，每天要供应这么多的官员和其家属，还有元勋、功勋以及女营们，天王府几千个大小女人，他们都是非生产非战斗人员。太平天国领袖很重视粮食的供应，从产粮区不断地往天京运输食品。可是说来令人诧异，这些来自广西农村的领袖们，却不甚重视粮食生产，只是以采购和掠取为主。食之者众，生之者寡，以致处处被动；当然这其中也有客观因素，因为无日不战，无日安定。粮食来源的困难，造成了九江、安庆和首都天京的失陷。
太平天国领袖们有丰富的文化思维。
他们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有人说它是空想，其实除了土地分配划一、搞自留副业，也有些是试行了的，如政教合一，乡村行政、生产组织合一。即使是那些绝对平均化的空想，能破天荒第一次形成文字，公布于众，也是一种了不起的思想和行为。
他们非常注意思想教育，如做礼拜，还有每天的早请示、晚汇报，饭前同拜上帝，目的是念念不忘太平天国，要斩妖除魔，忠心报国。为的是要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因而也懂得树榜样、立标兵。在拜上帝会期间，有号召“男学冯云山，女学杨宣娇”。在后来战争期间，又号召学习萧朝贵、冯云山和罗大纲等，只是这时他们都已魂归天国了。
他们也非常注意传统教育，由洪秀全最后定稿，也许是集体写作的《太平天日》等革命史以及天父天兄诏旨，是大量印刷，颁发全军全民，年年读、月月读的，由此也发明、制造了六个固定节日，其中包括天父、天兄圣诞节。当然这些都是宗教节日，但毕竟是一年一度的纪念日，让人人都知道，而大清王朝一个也没有。
太平天国真是破字当头，虽然他们企图完全、彻底地摧毁旧世界，而且也确实是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但在这一过程中却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因此，破字当头，立未必就在其中。
这是因为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其他领导人们缺乏先进的文化和科学的思想。他们能找到古中国的大同思想和西方的“天国”，而不可能也不会产生属于自己的科学的革命的理论。
伟大的太平天国运动，产生了洪秀全等一大批英雄豪杰，但并没有完成人类解放的历史任务，它所造就的，正如马克思批判德国宗教领袖路德所说的：“的确，路德战胜了信神的奴役制，只是因为他用信仰的奴役制代替了它。他破除了对权威的信仰，却恢复了信仰的权威。他把僧侣变成了俗人，但又把俗人变成了僧侣。他把人从外在宗教解放出来，但又把宗教变成了人的内在世界。他把肉体从锁链中解放出来，但又给人的心灵套上了锁链。”（《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时代的列车已经驶进了近代中国的轨道。
英国产业革命，法国罗伯斯庇尔专政，洪秀全及其追随者的脑袋也伸进了近代社会的窗口，可是身子却还停留在中世纪。
于是领袖集团间演出了争抢座位的闹剧。一个不肯给，一个必须要，酝酿多年的天京内讧终于爆发了。
这场内讧，从广义说，应视为洪杨韦石等整个最高层的内讧。时间是1856年8月到1857年6月，即杨秀清逼洪封“万岁”到石达开离京出走安庆。
这出上演了杨逼洪、韦杀杨和韦逼洪、洪杀韦的悲剧，真是同患难易，共富贵难；洪疑石，石出走，正是“合则留，不合则去”的悲剧反映了农民领袖的固有特性。
天京内讧说明，不仅是环境创造人，而且也是人创造环境，即使是取得胜利的农民，见于时空的骤变，财产和权力的分配和再分配，必然导致剑拔弩张，互不相容，他们是不可能也不会正确处理内部矛盾的。
天京内讧谁是谁非，无须评说，但它导致太平天国从此走了下坡路。
首先是首足倒置的神学、精神支柱的动摇，产生了前所未有的信仰危机。
同室操戈，天兄杀天弟。当时天王陛下到处张贴布告，贬与他“同一老妈生”的天父第四子是“东孽”；后来又为其老弟彻底恢复名誉，还设立了“东升节”，但并不承认自己的错误。正是：打倒是正确的；平反也是正确的。洪秀全从来都标榜自己是一贯正确的，但能够亡羊补牢，还是有利于太平天国事业的。
后期的洪秀全，为治理太平天国呕心沥血。虽然他自进入南京后，再也没有出过城围，也很少出过天王府，十一年来就在这小圈子里生活和工作。
他做了很多值得称赞的好事，也做了不少莫名其妙的傻事。
作为最高领袖，洪秀全意志坚定，从来没有消极、悲观，也没有丝毫的动摇，保持了不屈不挠的无畏精神。他是中流砥柱，也为天朝军民作出了榜样，使人们效仿他的样子，努力把革命进行到底。
洪秀全日夜处理朝政，不时制定战略方针。他几次组织、调整领导班子，还应用陈玉成、李秀成等人帮助他治国和打仗。1859年，洪仁玕由香港来京，他立即加以重用，对洪仁玕的《资政新篇》等书也深表赞同。洪仁玕是太平天国也是当时中国最有学问、最有思想、最富有近代化开放改革意识的人。
可是天王府涂满金粉的高墙，终究遮蔽了洪秀全的眼界，而其刚愎自用的性格，又把他推向难以摆脱的误区。
一是用人唯亲。天京的主政者，天王的代言人大多是些无才缺德、糊涂颟顸的家族。由此造成赏罚不明，使得前期很多制度被破坏了，导致人心不齐。《李秀成供词》就提及：“无功偷闲之人，各又封王，外带兵之将，日夜勤劳之人，观之不忿，力少从戎，人心之不服，战守各不争雄。”其实李秀成任军师后，也是用人唯亲、敛财行贿、穷奢恶侈的。自天京到地方，都出现帮派体系，他也陷进其中，不能自拔，直至灭亡。
二是决策失误。洪秀全自以为高明，以致陷入瞎指挥的境地。诸如“专保天京，扯动各处人马”，拆东墙，补西墙，致使大好形势走向劣势。如1862年为解京围，他三令五申命李秀成撤上海围回救，连“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常识也没有了。洪秀全要抓军，要控制大部队行动，可自己却只是在金龙殿里遥控，对于瞬息万变的战事根本无法有正确的认知。可是他却依旧故我，独断专行。
后期太平天国也曾出现过几次好的格局，打过多次漂亮仗，其疆域涵盖了苏南（除上海、宝山和崇明三县）、两浙（除衢州、温州两府和玉环、定海二县）以及江西、安徽若干地区；军队比前期要增加了多倍，仅李秀成部队就号称有一百万人，侍王李世贤在天京失陷后，挺进福建时，据说有四十万，声势颇为浩大。
可此时的太平天国将士，战斗素质已大为降低，群众基础也差，已不再具有当年团营那种自愿参军、勇于战斗、乐于“升天”的英勇气概了。在军队里，有相当比例是被强制从军的社会各阶层民众，可谓泥沙俱下，鱼龙混杂。
这时候，太平天国已渐入颓唐，如强弩之末。洪秀全所封的那些王、天将们，很多走向了反面。如果说前中期权力还在天京，而后晚期则是一个地区（天省）、州县，甚至是僻镇穷乡，也是独立王国，置卡设馆，苛捐杂税，各自为政，天京政府是鞭长莫及。
天京和天王府也是敛财的最佳机构。从建都天京伊始，外征统兵大员和地方封疆官员不时将本地的奇珍异宝送来。1860年，李秀成经略东南，为向天京送珠宝，“由杭州七瓮桥、常郡、苏省迭解银洋归库，又缴库金珠、参茸、燕窝、珊瑚、玉笔各珍。”（《幼主诏旨·谕忠王李秀成诏》）。天京和天王府正如一个聚宝盆。当时盛传天京之富，金银如海，这也是吸引湘军、淮军等争攻的原动力所在。
1864年7月天京失陷，标志着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在中华历史长河里，太平天国仅存在了十四年。论其失败的原因，古今中外的史学家们罗列了多条，如因近代中国农民的阶级局限性，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也有很多具体因素，这连当年李秀成、洪仁歼和赖文光等都分别有总结。
太平天国是个难得的课题，今天和二十一世纪的人们还会继续评述、分析下去。它没有终结，它也不应有终结。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今天人们值得注意的，还是太平天国运动留下了丰赡的文化和史事，这也是它给予后人的文化遗产，我们应该利用这笔精神财富，写出行行诗篇，部部好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