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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是十九世纪世界上规模最大、时间持续最久的一次单纯农民运动。它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序幕拉开时的一次武装大检阅，是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民众，为了拯救国家危难，走上独立自主道路的一次尝试。
十四年的太平天国，沉积了几千年中国农民文化的创造和实践。它们所走过的轨迹，将有益于我们深化认识近代中国社会和文化。
太平天国文化是多彩的。它具有过去，即自秦末陈胜、吴广农民起义以来不曾有的态势和建构。
国号“太平天国”就是一个创造。它是东西文化碰撞的产物。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常见有“太平”二字。“太平”始见于《公羊传》、《白虎通》有“天下太平，乃更制作焉”；“天国”则多见自西方的新约圣经。洪秀全初见的《劝世良言》就是引自圣经的“天国降临”，由是组合为“太平天国”。它最集中地写明了农民的文化思维：向往现实社会的太平，向往安居乐业的天国。
太平天国文化是多维的，我们可以从中发掘并开拓近代中国农民的价值观念和思维定势，深化和促进人们对近代中国的总体认识。
在中国史甚至是世界史，太平天国运动都有它的历史定位。我们还是应该从历史唯物观来认识它对于时代所作的杰出贡献。
就如太平天国的领袖洪秀全，他不愧是中国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驱者。
有人责备洪秀全所寻找的西方真理，只是一部古老的《圣经》。他并没有找到科学的西方真理。
洪秀全只能找到《圣经》。
于十九世纪刚走进世界的中国，所认识的西方文化就是那些和大炮、鸦片同步而来的传教士，以及由他们带来的《圣经》和若干辅导读物。如梁发的《劝世良言》，而不是也不可能是孟德斯鸠、伏尔泰、卢骚和狄德罗的《百科全书》，它们在当时的欧洲也并非普及到人人皆能接受的。洪秀全时代的中国人，只能接触这些来自西方的宗教文化，因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当时即使夹带有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哲学，洪秀全等先进的中国人也未必能领会得了；后来洪仁玕在香港的四年也只能是青睐于西方实业和建设。近代中国农民的固有文化素质、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即使像洪仁玕那样写了《资政新篇》等在近代中国大放光芒之作的具有改革开放思想的先驱者，他的主张在太平天国却行不通，连与西方资本主义打过交道，羡慕西方兵器的李秀成也表示不屑。因为太平天国只是单纯的农民运动，人们与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制约着他们之间的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又制约着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因此尽管太平天国有许多史无前例的大作，但它并非是进步、科学的创作，只是出自近代中国农民的一种简单、本能的文化思维；而它却又是发生在近代中国序幕拉开之时，风雨如磐、国步蜩螗，几种不同的矛盾盘根错节，因而最大程度地凝聚和辐射了农民运动、夺取和建立政权前后的农民群体的价值观和思维法则。从来没有一次农民起义和战争像太平天国那样受到后人诸多的评说和进行文化的再现。这大概也是太平天国故事之所以能吸引后来者的一大原因吧。
二十世纪初太平天国文化就曾被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作为反对、批判清王朝，激励和组织民众争取民主的一种锐利武器。时隔百年，当新世纪又将来临之时，我们再读太平天国故事，是否能从这部壮烈的史诗里，深化对近代中国农民的认识呢？
只有正确地认识太平天国，才能从太平天国中汲取文化。